良渚申遗成功，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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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月6日，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的第43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世界遗产委员会通过审议，将“良渚古城遗址”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我国世界遗产总数增至55处，居世界第一。良渚古城被列入世界遗产，这意味着中国文明起源和国家形成于距今五千年前，得到了国际学术界承认。“国际学术界曾长期认为中华文明只始于距今3500年前后的殷商时期，良渚古城被列入世界遗产，这意味着中国文明起源和国家形成于距今五千年前，终于得到了国际承认。”“国际学术界曾长期认为中华文明只始于距今3500年前后的殷商时期，良渚古城被列入世界遗产，这意味着中国文明起源和国家形成于距今五千年前，终于得到了国际承认。”７月6日10点43分（北京时间7月6日14点43分），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的第43届世界遗产大会上，随着大会主席的落锤，中国提交的“良渚古城遗址”项目经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我国世界遗产总数增至55处。

良渚古城遗址（3300 BC～2000 BC）是中国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的一个区域性早期国家的权力与信仰中心所在，它以规模宏大的古城、功能复杂的水利系统、分等级墓地（含祭坛）等一系列相关遗址，以及具有信仰与制度象征的系列玉器，揭示了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在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曾经存在过一个以稻作农业为经济支撑的、出现明显社会分化和具有统一信仰的区域性国家。公元前三千纪晚期，良渚文化走向衰亡。良渚文化的消失引起很多关于早期中国高度发达的复杂社会崩溃的思考。

*文章节选自《中国考古学》（刘莉 陈星灿 著 三联书店2017-9）。文章版权所有，转载请与微信后台联系。

良渚遗址，瑶山祭台和墓地

早期复杂社会的兴起和衰落

新石器时代晚期（3000 BC ～ 2000 BC）

（节选）

文 | 刘莉 陈星灿

过去常常认为长江流域对于中国文明的发展无足轻重，然而近年来的大量发现说明并非如此。和黄河流域的考古发现相似，长江流域的很多区域中心建有城墙，社会等级明显反映在丧葬制度中，手工业生产高度发达，显贵集团涉足奢侈品或威望物品的交换。良渚、屈家岭晚期，石家河、宝墩等文化在公元前三千纪代表了新石器时代晚期形成的复杂社会。

良渚文化

**良渚文化（3300 BC～2000BC）**分布于浙江北部和江苏南部，以环太湖地区为主。该文化于1936年首次在杭州附近的良渚发现，文化遗存以黑陶为特点，当时被认为是黄河流域龙山文化的传播所致（施昕更 1938；夏鼐 1960）。直到20世纪70年代，良渚文化才被当作一个地方文化类型，可能和龙山文化同时，甚至可能略早（夏鼐 1977）。到目前为止，已经发现200多处良渚遗址，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墓葬，且常常随葬玉器。有关良渚文化的研究有很多，玉器研究尤多（如徐湖平 1996；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1999）。

良渚遗址往往成片分布，每个片区似乎都有一个中心，或是具有大型公共建筑，或是拥有丰富随葬品的墓葬。这些中心有余杭莫角山、武进寺墩和青浦福泉山等（张弛 2003；张之恒 1996）。

出土玉器的主要良渚遗址

1. 良渚 2. 瑶山 3. 卢村 4. 安溪 5. 莫角山、反山 6. 汇观山 7. 文家山 8. 杨墩 9. 福泉山 10. 赵陵山 11. 寺墩12. 磨盘山  13. 丁沙地（据徐湖平 1996：“良渚遗址分布图”修改）

莫角山遗址群︱经过深入调查，揭示出一个复杂的聚落系统。通过调查和发掘，考古工作者在天目山南北冲积平原约34平方公里范围内发现135处遗址。大部分遗址面积很小，仅1万～2万平方米，可能是居址；但几个大型遗址显然具有特殊功能。主要中心是位于莫角山的一个人工堆筑土台，高约 10米，面积约30万平方米。其上发现几个面积达 3万平方米的夯土建筑基址。该地点很可能是遗址群的政治中心。莫角山西北的反山是一个高等级贵族墓地。这也是一个人工营建的土丘，面积约 2700平方米，高出地面约 5米，其上发现的11座墓葬出土了1100件玉器。莫角山、反山和周围一些小遗址，被一个巨大的夯土城墙所环绕（总面积290万平方米）。距城墙很远的地方有瑶山和汇观山两个祭坛，均贴近北山。这些夯土台建筑在自然山丘之上，贵族墓葬就挖在夯土台上。有几个地点可能是玉器或陶器的手工业生产中心。卢村和文家山发现了玉料、半成品和玉器制作工具，长坟和横圩里则发现大量废陶器。遗址群的北边有一条长墙，长5公里，宽20～50米，部分用夯土建筑，部分用砂子和卵石堆筑。该墙与天目山平行，两者之间没有发现遗址。一些考古学家认为该墙的功能是防洪。这些遗址并非处于同一时期，大部分可以确定年代的遗址属于良渚中晚期（3000 BC～2300 BC），城墙属于晚期。莫角山城内很多地方的良渚文化晚期地层上均有淤土层，暗示这些遗址的废弃可能和洪水有关（刘斌 2008；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2005）。

良渚文化莫角山遗址群（据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2005：图10；刘斌 2008：图1重绘）

社会等级很明显地体现在丧葬活动中。大部分小墓没有随葬品，而大型墓葬则往往随葬数百件玉器和陶器。福泉山遗址有四个人骨架没有按照合乎礼仪的方式埋葬，被认为是人牲（黄宣佩 2000）。很多遗址的贵族墓葬出土大量玉器（Huang, T. -m 1992；牟永抗，云希正 1992）。大部分玉器是几何形的，也有一些被雕成拟人、动物形象。典型玉器是内圆外方的琮和璧。典型图案是所谓的神人兽面纹，经常出现在不同玉器上，在玉琮上尤为常见（王明达 1988）。这种图案表现了一种半人半兽的动物形象；上面像人，戴着羽冠，显示出人的胳膊和双手；下面像动物，圆睛利爪。关于玉琮及其图案的含义，许多学者已经提出过各种看法（李新伟 2004），比较流行的解释是把兽面纹看作萨满的形象，琮是贯通天地的法器（Chang 1989）。

良渚出头玉琮

玉料很可能来自于当地的山区和河岸，比如小梅岭（Jing, Z. and Wen 1996；闻广，荆志淳 1993）。玉器加工显然是在某些良渚遗址进行的，因为在这些遗址曾发现玉器加工工具和半成品，包括余杭的卢村、文家山和安溪，德清的杨墩，句容的丁沙地和丹徒的磨盘墩等（蒋卫东 1999；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 2001）。大多数此类遗址位于余杭境内，说明贵族精英墓葬中发现的玉器系良渚本地生产，莫角山遗址群的发展也和玉器生产有关。

某些贵族精英可能与玉器生产有关。在几个贵族墓葬中，发现了大量特殊的半成品玉石器，有璧、琮或钺等（蒋卫东 1999；Liu, L. 2003）。在福泉山的一座贵族墓葬（M60）中还发现了石钻头（黄宣佩 2000）。文家山曾发现 20个玉钺穿孔的孔芯，在该遗址的一座贵族墓葬（M1）中出土了34件玉钺（刘斌 2008）。这些现象显示不仅高等级的人物可能是玉器制作的艺术家，而且加工特殊形式的玉器可能逐渐成为贵族手工业者高度专业化的活动。良渚玉器及其象征意义，对于其他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有重要影响。

刻符玉璧

在良渚玉器和陶器上发现一些象形符号，其中一个反复出现的母题是一只鸟站在祭坛上，祭坛用符号装饰，其中两个符号被看作太阳和月亮（任式楠 1996；Yang, X. 2000）。这一主题与最早出现在河姆渡的太阳-鸟图案遥相呼应（Wu, H. 1985）。很多学者认同这些符号具有象形文字或图形文字的性质，作为一种族徽或族标，在后来的商代甲骨文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但是它们不像是有意书写的部落名字，要确定读音是非常困难的，而读音是文字的基本要素。因此，与大汶口文化大口尊上的符号一样，这些图案不是文字系统的一部分（Boltz 1986；Keightley 2006）。在良渚的几种陶器上发现了刻辞符号（Yang, X.2000: 72-73）。这些符号都可能用于交流，可能被当作原始文字，但是均不能视作文字系统。

良渚玉器上的刻划符号（来自任式楠 1996：327）

显然，良渚是等级社会。有考古学家认为良渚文化是处于国家水平的社会（苏秉琦 1997；张忠培 2000），因此莫角山遗址群可能是一国之首都，而反山和瑶山的贵族墓地则可能是王陵（严文明 1996）。该区域有许多遗址群与莫角山共存，对聚落形态的深入研究，必将有助于确定莫角山是否是控制了整个良渚地区的主要中心。

公元前三千纪晚期，良渚文化走向衰亡。尽管良渚风格的某些陶器和工具一直延续到随后的马桥文化，但礼仪用品（特别是玉器）、贵族墓葬和大型土墩完全消失（黄宣佩，孙维昌 1983；李伯谦 1989；朱国平 1996）。良渚文化的消失引起很多关于这个高度发达的复杂社会崩溃的思考。一些考古学家认为，由于在生产玉器和建造大型墓丘方面过度能量消耗，导致社会内部出现危机，是良渚文化崩溃的主要原因（赵辉 1999）；也有学者认为来自龙山文化的入侵是另外一个主要原因（宋建 2004）；还有一些学者提出自然灾害如洪水和海侵说（Stanley et al. 1999；王富葆等 1996；吴建民 1988；俞伟超 1993）。这些原因都有可能对良渚社会系统的崩溃产生了作用。与天目山平行的防洪墙建筑和莫角山遗址群良渚堆积上发现的淤土层，似乎特别支持洪水假说。

当良渚文化在太湖地区消失时，一些位于良渚核心区域之外的公元前三千纪末的遗址却显示出浓厚的良渚文化特征。比如浙西南遂昌县的好川墓地，出土的大部分玉器和陶器与良渚文化遗址遗物几近相同（陆文宝 1996）。因为好川的文化遗存（不仅是奢侈品，还包括实用器）和良渚文化非常近似，某些学者认为好川墓地显示了良渚崩溃之时其人口曾向南迁徙的情况（王明达 2004）。 

屈家岭和石家河

地处长江中游的江汉地区，东到大别山，南至洞庭湖，西达三峡，北及南阳盆地，分布着**屈家岭（3400 BC ～ 2500 BC）和石家河（2500 BC ～ 2000 BC）**两种文化。两支文化各有将近1000 处遗址在该地区被发现，有证据表明两种文化在许多遗址曾先后存在。远古时期该地区曾被大水淹没，因此遗址通常位于地势较高的地方。这些遗址往往聚集成群，某些中心遗址还有城墙环绕。目前已至少发现9 处这样的城址。

这些城址的建筑方式相似，它们均位于高地和靠近河流或湖泊的平坦冲积平原之间。首先挖出宽阔的壕沟，从壕沟中挖出的泥土则被堆筑为城墙。结果城墙内的地势是倾斜的，居住区通常位于地势较高的地方。很多城址始建于屈家岭文化晚期，在石家河中期之后被废弃，面积从7.8 万～ 120 万平方米不等，最大的城址是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马世之 2003）。

石家河遗址群︱由40 多处遗址组成，分布于东西两河之间约8 平方公里范围内的大小台地上。大溪文化时期这里是一个小村落，屈家岭文化晚期则发展成为大型城址，石家河文化晚期又遭到废弃。遗址群核心区的面积约120 万平方米，由断续的城墙环绕，城内东北角有一个由壕沟（近100 米宽）环绕的小城。整个遗址区西北高，东南低，按照县志的说法，这里过去曾是一个古湖泊（王红星 2003；张弛 2003）。

石家河遗址群（据石家河考古队 1999：图2 修改）

规模巨大的建筑遗存似乎和控制洪水有关。王红星曾指出洪水威胁通常来自于西北方的汉江（王红星2003）。1935 年，汉江决堤导致天门县1570 平方公里的区域被淹没。遗址东西两面的河流，近年来在雨季也是发生洪水的源头。该区域古代地理环境可能与现在相似，因此修建城墙是为了防御来自西北、西南和东方的洪水，而没有城墙的东南方低地则可能具有泄洪功能。

该遗址的几个地点似乎具有不同功能，有些是手工业生产中心。邓家湾和谭家岭发现房址、灰坑、礼仪活动区和100 多座墓葬。此外，有两个坑出土了数千件小型泥塑雕像，有鸟、鱼、鸡、狗、羊、乌龟、猪、象、虎和抱鱼人像等。绝大多数陶塑品都属于废次品，发现时与大量窑渣共存，说明系生产区垃圾。三房湾也曾发现数万件红陶杯（石家河考古队 2003；张弛 2003；张绪球1991）。罗家柏岭发现了数百件纺轮和疑似玉石作坊的建筑遗存，河东岸靠近该遗址的地方还出土了大量石器半成品（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1994）。另外，石家河遗址群南部肖家屋脊居民似乎专门生产陶器。石家河早期某些墓葬出土了100 多件同类型陶器，表明这些墓主人可能是陶工（石家河考古队 1999）。

石家河出土的艺术品

A. 陶塑人像：1. 人捧鱼 2. 鸡 3. 鸟 4、8. 狗 5、9. 绵羊 6、7. 象 10. 猴 11. 不明动物 12. 乌龟（比例不详） B. 肖家屋脊出土的玉人头像（A 据张绪球 1991: 56 修改；B 来自石家河考古队 1999: 316）

石家河时期（约2200 BC ～ 2000 BC），人们使用瓮棺埋葬死者，并以玉器作为随葬品。在肖家屋脊，各墓随葬玉器的数量多寡不一，从一无所有到几十件不等。最富裕的瓮棺葬（W6）随葬56 件玉器。这些玉器似乎使用同一种原材料，大部分是半成品，说明它们是在该遗址加工的（石家河考古队 1999；张弛2003）。

大部分石家河玉器是从几个石家河晚期遗址中发现的。玉器的类型包括人头像、玉琮、鸟、鹰、龙、蝉和凤。其中大部分与良渚文化的出土物相似，显示出来自东方的强烈文化影响（王劲 1996）。石家河遗址群在很多方面与莫角山遗址群相似。它们均有疑似防御洪水的外城和建于中心的小型内城，各种专业化的手工业生产作坊分布于遗址群的不同位置，玉器多为本地加工，并在丧葬活动中用作表示地位的象征。

石家河文化结束于公元前2000 年。此时所有的大型城墙均遭废弃，聚落面积缩小，数量减少。和良渚文化彻底消失不同，石家河文化似乎在人口上经历了相当程度的减少。一些遗址表现出中原龙山文化的特征。有学者认为石家河人口减少，系龙山文化向南扩张及由此引起的不同人群之间的战争所致（张弛 2003）。

无论如何，在新石器时代结束时，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人口分布开始变得稀疏起来。如此大规模的人口减少不像是由单一的自然灾害引起的；可能是包括自然和社会因素在内的多种原因，造成了这些早期复杂社会的崩溃。

宝墩文化（2500 BC ～ 1700 BC）︱它是最近才命名的考古学文化，分布于成都盆地和附近的低山地区。这些遗址大部分是近年发现的。沿岷江分布的几个城址构成该文化的核心区域。城址面积从10 万到60 万平方米不等（陈剑2005；李水城 2010; 马世之 2003）。城墙均建在台地上，呈矩形或不规则形，方向则依随附近河流的走向。这样的聚落布局可能也和控制洪水有关，这是整个历史时期成都平原城市规划一直关心的问题。宝墩和古城村两个城址的发掘，在遗址中心均发现了大型公共建筑基址。根据工具组合判断，该地区的生业经济以农业和狩猎采集为主要方式（江章华等 2001）。很多聚落建造大型城址和公共建筑，显示复杂社会组织的存在；然而，在聚落内部的文化遗存方面，很少发现社会不平等的迹象。正在进行的区域调查和发掘，无疑将为重建该地区的社会组织提供更多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