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发展的暴力：土地征收和中国的城市化（下）_风闻
观察者网用户_241051-2019-07-08 15:17
摘要：对中国暴力征收的文献都假定（1）对立存在于统一集体之间的行动者，（2）暴力的时间、空间和社会范围有限。本文立足于埃斯科巴的观点，即暴力构成发展，提供了另一种可选择的观点：在中国，暴力授权并构成一种广泛的、正在进行的城市化。暴力使发展合法化，因为城市周边的农村地区和城镇具有在制度上不安全、无序，经济上生产力不足和与现代性不相容的种种特点。暴力包含发展，因为它卷入了国家农村财产、治理、人民和社会生活方式被迫的城市化改进。本文的结论部分，通过三个“差异极大的”中国土地征收案例，简要说明暴力概念作为发展的普遍性、分析性及方法论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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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坎
2011年底，反对乌坎市征地的抗议活动成为头条新闻。自1993年以来，村支书参与土地出售，使村民集体所有的面积减少了三分之一以上，最终只剩下600公顷的耕地。征地之后的乌坎新建立了许多工厂、旅馆和发电厂，各种厂房几乎包围了这个地方，但是现金大多用在建立厂房，村民每年只得到几百元的补贴。
村民多次要求归还土地，先后五次向陆丰县政府和广东省政府请愿。在省工委的调查之后，乌坎村的村民选举了一个新的代表委员会，公开村里的账目，并开始协商归还他们的土地。在乌坎的鼓舞下，广东其他村落爆发了反抗征收的暴力行为，包括左滩、新厝寨和莲塘。在整个中国，人们开始热烈议论‘乌坎春天’。
那是一个短暂的春天。选举后，暴力仍在继续。这几块退回的土地成为了村民们想要重新分配土地的矛盾根源。
广州城中村
20世纪90年代初，村集体将其财产转让给股份公司，并将股份分配给所有村集体成。公司收入用于乡村福利计划和股东红利。当广州等城市征用乡村土地时，通过向其持股公司支付补偿金，公司从土地中获利。
尽管广州现在的土地更多是由国家所有，而不是由当地村民拥有，但他们认为，“将所有的土地资产转变为私人股份公司，将使当地村民的专属所有权和经营权权永久化”。
在中国，“城中村”被描述为落后的岛屿：城市交通和排水基础设施不完善、落后、教育匮乏。居住在贫民窟的地主、失业者、外来者和罪犯混在一起。居民们“生活在一个混乱、不卫生、不完全安全的环境中”
Tongxiang桐乡
与广东珠江三角洲相比，浙北长三角地区用于城市化的耕地较少。部分原因是，自2000年以来，桐乡等城市的政府一直在进行农田保护和城市发展配额的交易。政府鼓励分散村落的村民放弃宅基地，购买政府补贴、规划、集中社区或低成本的城市公寓。
通过将旧房改造成耕地，政府增加了耕地保护指标。据桐乡市政府估计，每搬迁一户村民的耕地面积为0.4-0.6亩。每获得一亩耕地，市政府给予相当的奖励。到2023年，桐乡的目标是将50万村民中的一半重新安置到集中社区。
除搬迁外，政府鼓励村民在剩余的合同期限内将土地转让给股份合作公司。合作社将农田合并并转租给专业农户和农业企业。这些举措大大降低了政府随后征收土地的成本。
搬迁改变了村民的生活方式：
“村民们从零散的房屋搬进了排屋和公寓。旧的功能混乱、落后的组合和不安全的建筑被改造成合理、安全、优质的城市住宅，彻底改变了村民的生产生活方式——他们从参与独立的小农农业，转变为工业工人，融入城市生活，完成从农民到城市公民的转变。在政府城市化的美好外表背后，存在着巨大的压力和混乱。如一些人下班回家后，发现他们的房子被毁。
签订搬迁协议后，旧房子被拆除，新房子开始建设。在此期间，许多家庭很难租到负担得起的房子。因为只有富人才有能力在集中的社区购买别墅，所以农村正在变得中产阶级化。别墅业主到城镇工作。相反，那些没有房子的贫困农民必须到田里工作。
结论
本文作者试图证明，将征收暴力解释为博弈、政治经济分化的空间强化或村民政治化的催化剂，其中一个问题是，这些解释忽视了暴力作为发展的过程。在中国土地政治研究中，暴力作为发展的概念所要求的，是人们对跨越时间、空间、社会和组织规模的长期政治经济过程的更多关注。
第二点是，需要更加谨慎地用具有共同目标、合理的战略和统一的组织来定义那些陷入征收暴力的人。随着他们感受到的错误和对自己被欺骗的怀疑不断累积，他们的控诉、要求和策略也发生了变化。因此，暴力作为发展既具有包容性，又具有变革性。暴力作为一种发展，涉及到剥夺/定义/转让私有财产、专制政府的集权化和扩张、对人民公用事业的重新分类，以上都会导致一些人失去他们的谋生手段、社会交往、家庭和自尊。它给人们带来了新的安全和不安全的来源。这种基于政府、村领导和村集体之间存在对抗性、理性利益和竞争策略的分析方法在哪里？它要求学界用更加多样化、更具活力的理论促进土地征用政治理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