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纪中国复兴与社会主义的双重试验_风闻

来源：《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 作者：魏波

原帖：http://www.cssn.cn/mkszy/201904/t20190429_4871734.shtml

　　二十一世纪中国的复兴面临“走什么道路”的总问题,作为初始条件的社会主义是需要考虑的基本事实,那么二者存在怎样的关联,如何理解这一历史进程的本质?

　　一、中国复兴与社会主义的交织

　　问题产生于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之下,研究问题需要以此确立合理的出发点。实现国家的复兴是当代中国变迁的主题,这构成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合理问题。回答此问题需要认识和理解中国复兴的本质并探寻其道路。从中长期历史发展来看,在走过了古老文明的发展以及近代以来的奋斗之后,二十一世纪中国的复兴意味着实现一次历史性的飞跃,借助构建现代的国家与社会实现经济繁荣、政治社会稳定以及文化世界的充盈,在人的自我发展基础上使人们普遍获得更高的生命价值与更强的意义感。对于这一历史性的社会文化变迁,人们有着怎样的认识?

　　中国的复兴走到了新的历史关口,市场经济的发展重塑了社会运行机制,经济社会结构与思想观念发生了深刻变化。不过,经济的创新转型、政治的民主转型、文化的价值观重建等面临瓶颈。在各种具体问题的背后还存在诸多根本性、系统性、结构性的问题,它们集聚成一个问题,即“走什么道路”。“道路”内含了制度与理论,制度塑造了社会生活的基本结构和运行机制,理论是对实践中“道路”的总结升华。同时,“道路”还包含了对“宇宙大化流行之道”的认识与把握,体现了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与趋势的理解与遵循,对“道”的追问和追随正是探寻正义社会的必然要求。因此,推动中国复兴需要以现实主义的态度解决具体问题,防止空谈“主义”,同时也不能陷入具体事务中而回避根本问题,而需要在解决具体问题中探讨“主义”,如此才能在中国复兴的道路上迈出实质性步伐。具体来说,当代中国仍需对“中国道路”有更为全面、更为坚定的认识。一种流行观点认为中国已经走出了一条成功之路,沿着这条通衢大道就可以实现复兴的目标。从历史大势来看这种分析是正确的、有道理的,但同时不能忽略经济发展背后隐含的复杂问题。时代在变化、形势在演进,解决新问题需要有新的理念与办法。被标示为“右”的自由主义思潮等主张推行市场化、私有化等,认为社会主义代表了被实践证明走不通的乌托邦。被标示为“左”的思潮则坚持社会主义的公平正义原则,反对市场化取向的改革,这种思潮又常常与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结合而得到社会底层部分人的认同。可见,“道路”问题依然存在疑惑和争议。

　　认识中国复兴的本质与道路需要考虑的一个基本维度是社会主义。为什么这是必须考虑的视角,社会主义是否构成一种现实的可欲的目标?从历史来看,社会主义的历史遗产是当代中国变迁的基本出发点。由于社会发展存在路径依赖,历史与现实构成历史主体选择的约束性条件,探讨当代中国的道路问题需要认清这些约束性条件,从实际出发寻求变革的现实路径。追求工业化、城市化、民主化等“现代性”仍是当代中国发展的主题,而社会主义与现代性的关联则是绕不开的中心话题。近代以来中国学习西方不断受挫,资本主义的合理性受到怀疑。俄国革命的胜利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中国人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开辟了以社会主义为方向的革命道路,这体现了历史发展的客观逻辑。革命成功之后,中国立足实际进行社会主义制度变革与现代化建设。在这种特定条件下,社会主义构成二十一世纪中国复兴的基本实际和初始条件。不承认这一客观历史事实,从某种虚幻的理想或原则出发必然因为脱离实际而在实践中碰壁,而在尊重历史承认现实的基础上寻求变革是符合科学精神的思想路线。从现实来看,社会主义既是当代中国社会的基本事实,也是塑造未来发展的客观力量。中国的社会主义探索具有革命意义,工业化与现代化、人民主权制度的建立、平等自由的扩大以及教育的普及等都涤荡了传统社会的种种弊病,为古老文明注入了新的生机。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政治的基本理念与合法性基础。中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让十几亿人都能过上较高水准的生活需要坚持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私有制与对劳动的剥夺必然导致两极分化,在人均资源匮乏的中国难免引发剧烈的分配不公及社会冲突。中国历史上周而复始的农民起义引起朝代更迭,其根源正是土地等资源的集中引发的社会分化及阶级冲突。不同于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资本主导、效率至上等原则,社会主义突出了人人平等、集体合作、社会和谐等原则。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通过土地革命等进行了再分配,这不仅结束了由尖锐矛盾引发的剧烈冲突,而且奠定了中国走向复兴的基础,对此需要从长期的历史发展视野予以客观评估。一个基本事实是,社会主义得到占据人口绝大多数的底层民众的支持,这是中国坚持社会主义的客观依据与民意基础。

　　这样,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成为中国复兴中的基本选择和根本方向。那么,如何理解和发展社会主义?人们需要明晰核心概念与理论,认识当代中国所处的历史阶段与基本国情,在把握社会发展规律与世界文明发展潮流中明确方向。

　　二、社会主义的多面性及其历史局限

　　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的复兴与社会主义密切相关,而认识现实是走向未来的基础。那么,当下中国的社会主义是怎样的,它的处境如何?从大的历史背景来看,当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主题是在吸纳与构建“现代性”中实现古老文明的复兴。历史经验证明,中国需要立足传统又超越传统、借鉴西方又超越西方,在五千年古老文明的基础上探索人类文明发展的新道路,而社会主义代表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新方向。二十世纪,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并推动了以“现代化”为目标的社会运动,没有步苏东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后尘而是走出了一条新型道路,这让“历史终结于资本主义”的预言难以成立。

　　中国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并将之写入宪法,在经济上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国家代表人民掌握主要的生产资料;坚持人民民主;奉行社会主义的价值观等等。苏东剧变之后,冷战时期的“两大阵营”也被统一的“全球市场”所取代。在实现经济发展追求政绩合法性的驱动下,中国遵循现实主义的逻辑融入国际市场体系,通过改革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有学者认为,1949年以后中国建立了一个高度平等的社会,而之后市场取向的改革实质上是走向了国家资本主义[1]。美国学者大卫·哈维认为,借世界范围内新自由主义的兴起,中国的改革开放也走上了市场社会主义的道路,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贫富分化。结果,中国确定无疑地迈向新自由主义化和阶级力量的重建,虽然带有“中国特色”,而威权主义、民族主义诉求等都表明中国正以特殊的方式与新保守主义潮流汇合[2]。从事实来看,中国走出了一条实现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治理良好、文化繁荣的发展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务实理念的支配下,中国反思和吸收了以往社会主义事业中的经验教训,在谋求经济发展、国家繁荣与社会稳定的目标中赋予社会主义以新的内涵。

　　中国之所以能够走出这样一条新路,是因为立足实践经验反思资本主义与传统社会主义的理论和经验,在试验与创造中摆脱传统理论观念的束缚。作为现代性的自我反思的思想和运动,社会主义产生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部矛盾,理解资本主义成为认识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前提。马克思认为,社会历史的发展及社会形态的更替是基于生产力发展之上并由各种矛盾推动的客观进程,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在旧的生产关系还没有充分释放生产力之前是不会产生的。作为历史主体的人不能超越这些客观物质条件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只能在客观条件之上推动历史发展。马克思曾分析了当时德国的形势,认为它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3]。这表明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及社会发展的客观态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总结经验教训并认识中国国情走出来的道路,既包含了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也包含了根据变化了的实际所进行的适应性变革。由于存在生产力落后、专制传统深厚等历史因素,中国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利用资本主义的有利因素并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与合作来发展经济,由此探索出了这条道路。因为采取了上述务实方略,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而获得了经济发展,但是由此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资本的冲击。如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资本主义依然保持蓬勃生机并主导着世界的秩序,资本主义兴起和发展所构筑的现代文明和世界体系有其内在的合理性,现代性的自我批判也形成了资本主义自我矫正与修复的机制,资本主义不断调适自身、适应变化的环境并显示出其生命力。同时,资本并没有改变其本质,资本剥夺劳动的关系依然存在,资本塑造并支配了社会和精神文化的基本面。历史的发展内生了否定和超越资本的动力,社会主义便具有历史的合理性与必然性。在当代中国,人们在享受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日益感受到资本的负面效应。资本在追逐利润的驱动下引发了人与自然的全面紧张,导致系统性的生态环境危机。市场经济的交换法则与资本的唯利是图原则成为社会生活的支配性规则,这不仅瓦解了传统社会的团结与秩序,而且扭曲了人们的价值观念,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流行起来。同时,资本主义内含了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在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同时积累了克服自身矛盾的条件。马克思从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批判现实进而提出了超越现实的基础。由此来看,资本主义本身是一种历史的产物而具有自身的局限。

　　总的来说,中国对社会主义的追求和探索有历史意义,而社会历史的复杂性和中国社会的独特性也使这一进程充满矛盾。如何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精神,这不是仅仅空喊口号或者标明立场就可以的,而是需要直面现实问题并给出正面回应。探讨社会主义似已成为空洞乏味的宣教,“社会主义”一词背负了沉重的历史负担和模糊与混乱的认识。如果只是按照实用主义的原则把概念和理论用来诠释政策的合理性,则很容易朝令夕改且难以揭示事物发展的客观逻辑,尤其容易形成名与实、理论与实践的冲突。

　　回应历史发展的诉求并将社会主义道路引向新境界,这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中国通过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获得了发展并巩固了政治合法性,但依然面对众多严峻的挑战,这其中既有社会主义国家遇到过的普遍问题,也有中国社会的特殊问题。社会主义是克服资本主义内在矛盾与危机的历史过程,也是人们超越现实创造更好生活的理想与行动。二十世纪,世界众多国家的社会主义探索走过了曲折道路,留下了丰富的历史遗产。这其中包括对计划与市场、公平与效率的争论,关于民主与集权的反思,对人的权利、自由与发展的认识,等等。社会主义在实践中的试验留下了众多历史谜题,这正是进一步探索的前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非是完成了的历史过程,相反,它还面临众多复杂的问题有待于解决。同时,从中国复兴的背景去认识,这也是实现历史性飞跃、推动中国文明的复兴所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可以说,社会主义依然是有待于深化和探索的命题。改革开放与发展市场经济的经验被证明是成功的,继续走这条道路是中国发展的内在要求;同时,这条路并非是已完全修好的“高速公路”,它只是表明了过去经验的成功,而前行的路还需要继续在摸索中延伸。“道路”是人走出来的,是人们根据所面临的历史条件和问题境遇而不断探索的进程。历史不断发展,“道路”也需要在新的经验基础上不断延伸。从现实条件出发,如果能通过破解重大难题实现社会制度与文化系统的转型,则可以为国家复兴奠定坚实的结构基础;如果不能走出一条新路,或者落入苏东等社会主义国家全面西化的道路,甚至陷入更糟糕的拉美式的权贵资本主义道路,则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最终无法真正走出一条新路。

　　三、探索新文明的社会试验

　　中国复兴与社会主义相互交织构成二十一世纪中国变迁的两个基本维度,推动历史发展需要认识其本质及演变方向。那么,其本质内涵是什么,如何认识二者的双重交织?

　　二十一世纪中国复兴中的社会主义探索本质上是创造新文明的社会试验。中国复兴中的社会主义探索面对的主题是,立足社会历史、文化传统与当代现实,推进经济的创新转型、政治民主转型、社会文化的现代转型,在克服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局限中探索出一条社会主义的新道路。中国的复兴是古老文明的复生和新文明的创造,社会主义则是实现中国复兴的根本方向,它们都不是对传统简单的回归或者对其他文明的复制,而只能在解决新问题中创造性地探索一条新路。通过探索社会主义新道路以实现中国的复兴本质上是创新和试验的过程。二十世纪,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宏大叙事”受到了各种激烈的批评,众多国家的失败似乎予以了验证,但这只是证明了在现实中“某种”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而并未中断人类超越现实资本主义的缺陷而探索新型社会的道路。其实社会主义并不先验地存在某种完美的一成不变的制度模式;相反,它只是在试验或试错中不断探索与创新的过程。二十一世纪,社会主义依然“在途中”。解决效率与公平、自由与平等、权利与义务、社会与个人、人与自然等之间的矛盾,需要克服传统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固有局限而探索新的经济社会运行机制。显然,这是一场宏伟的社会试验。作为一个依然坚持社会主义的大国,中国的复兴是古老文明的涅槃重生,这一剧烈的社会文化转型构成历史性变革,而探索新型社会主义则是最具挑战性和历史意义的试验。作为世界范围内最大规模的社会主义试验,它必然是充满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文明再造。这样,中国复兴与新型社会主义的探索相互交织共同汇成探索新文明的社会试验,其宗旨是开创人类文明发展的新模式,克服和超越资本主义的局限而开创社会主义的新道路。在世界社会主义遭遇重大挫折的背景下,这意味着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有实质性突破,从理论上回答社会主义遇到的问题,从实践上开辟社会主义的新天地,向世人呈现一种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会风尚、精神面貌,将社会主义带入新境界而成为世界文明发展中的一块新高地,由此向世界证明社会主义的合理性与吸引力。显然,这是一场需要高度的创造性并具有历史意义的社会试验。

　　从认识论角度来看,中国复兴中的社会主义探索是在实践中认识社会历史规律的试验过程。理解这一历史过程的本质不能从主观出发先验地构建体系,但可以从历史与现实中勾勒历史变迁的某种轨迹。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发展是生产力与生产方式等客观物质力量相互作用推动的历史进程,这一进程又是通过人的活动实现的。虽然社会发展充满了主观性与偶然性,但是在背后还是由客观的经济社会结构所支配。因此,推动变革需要认识经济社会发展的机制和规律。认识和遵循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探索未知世界中解决问题,需要遵循正确的认识方法论,在试验与探索中逐步发现新知。面对着复杂独特的问题,要在发展新制度、新文化中探索新道路、创造新文明,只能在试验中总结经验发现新知。虽然人类已拥有了海量的知识与经验,这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条件,但同时这些知识又是不完备的,不足以解决遇到的新问题。这时,就需要在试验中不断发现新知、探索新路。波普尔提出了一个认识方法论原则,认为人类的知识不足以支撑乌托邦的社会试验,人可以在“零星的社会工程”的试错中发现新知。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方法论是在实践中增益知识、检验真理、解决问题。一般与个别、普遍性与特殊性是相互渗透的两面。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需要立足中国的社会实际与文化传统进行创造性探索,它以解决中国问题、实现中国复兴为直接目标,尤其需要立足中国国情、总结中国经验进行创造性探索,结合中国本土文化创造“地方性知识”的同时探索社会主义的普遍性知识。探讨中国新道路的出发点也是立足现实生活,认识其客观的结构及演化趋势,由此寻找历史主体合理行动的科学基础。毛泽东在反思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立足中国社会实际探索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邓小平在反思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原初问题予以了追问和探索,在实践中开创了中国的社会主义新境界。这其中的成功经验是立足实际,在实践中探索符合国情的道路。今天,探索社会主义新道路以实现国家复兴同样需要遵循这种认识规律,在正本清源与创新探索中实现新突破。

　　从主体角度来看,中国复兴中的社会主义探索是人在创造新生活中自我教育与自我发展的生命试验。作为基于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认识之上的主体能动的创造活动,它表现出对主体性的发现与肯定这一现代性的精神要旨。作为社会历史的主体,人在历史活动中认识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并实现自己的意志,这本身也是挑战自我、超越自我的过程。借助马克思主义对占人口最大多数的被剥夺者、被压迫者、无权者的历史主体地位的发现与肯定,思想的解放与启蒙得以可能,在此基础上,社会主义旨在通过克服不合理制度的局限而打开人自我发展与创造历史的社会空间。如此,社会主义便成为人类追求解放和自我发展的历史运动,其中的关键则是通过制度变革和创新为人的解放与发展提供可能条件。正如卢卡奇基于对列宁领导的社会主义探索经验提出:“在一定程度上,社会主义意味着凭借人类意识和社会的自我决定来控制人类发展。意识的一个特性就是其可教育性。”卢卡奇继续提出,人类的这种自我教育的中介正是社会主义民主[4]。社会主义体现了人类反抗现实资本主义的压迫而争取自由解放的主体意识,这种主体意识的一个表现则是对社会历史规律的把握与遵循。同时,社会主义更是一种在行动中创造新生活的试验,其理论基础是相信人可以通过教育包括自我教育来改造人及其社会。那么,这种教育何以可能?社会主义民主便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即通过创造相应的社会历史条件,让人们在这种社会体制尤其是社会实践中实现自我教育,进而创造一种新的社会生活与文化理想。“社会主义民主”是对资产阶级民主的局限性的克服,它通过人民真正当家作主而成为历史命运的主宰。通过瓦解传统的基于财产分化、经济剥削与政治压迫的制度机构,社会主义实现了人真正意义上的平等与自由,同时也为人的发展与创造性的实现提供了可能。

　　从国际比较视野来看,中国复兴中的社会主义探索是对近代以来世界范围的现代性的本土化与批判性的超越。二十一世纪中国复兴与社会主义的探索构成近代以来世界文明试验创新的延续。近代以来,“现代性”的兴起为核心的现代文明的产生是一场社会试验,不论是现代科学的出现还是思想启蒙,不论是工业革命还是政治革命,都构成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探索未知创造新世界的社会试验。美国的兴起更是基于对欧洲文明的继承和批判而在新大陆上进行的一场全新的社会试验。以追求自由、平等的新教理念为基础,美国人在这里进行了各种社会试验。注重试验、推崇行动、注重效用的实用主义哲学也成为美国的国家哲学,这一哲学也正是对几个世纪美国人持续不断地进行试验探索的理论总结。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尤其是美国内战后展开的科技革命与社会革命中,美国超越了欧洲各国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世界霸主。在这种试验中,人们探索未知世界、创造新知识、改造旧社会从而不断推动了社会进步。同样,作为现代性的反思与超越的社会主义运动也是人类探索理想社会的试验。从巴黎公社到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探索,这种社会试验都展现出历史发展的趋势和人类追求自我超越的努力。从此视野来看,中国复兴进程中的社会主义探索本身即是融入全球化的一个结果。在回应西方现代性的冲击中,中国文明奋力抗争以谋求自我新生,而社会主义的选择则体现了对西方现代性的反思与超越。中国立足本土文化赋予现代性新的内容与形式,进而将近代以来开启的世界范围的社会试验发展推向一个新阶段。作为有着数千年文明历史和十几亿人口的世界大国,中国的试验不仅是古老文明的新生,而且是对人类新文明的尝试。社会主义代表了对资本主义的超越和对新社会生活的追寻,它与中国文明的融合创新意味着新文明、新制度、新文化的创造。由于中国社会的复杂性与独特性,更由于社会主义本身尚处于摸索过程中,历史上的种种挫折和失败说明这一探索具有极大的挑战性。由此而出现的“中国奇迹”的本质意蕴主要不是经济的发展,而是新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创造、新的思想文化的涌现以及最终表现于人的自由发展的社会进步。

　　从社会试验认识中国复兴进程中的社会主义探索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中国的复兴并非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社会主义也并非一个完美的概念和乌托邦,从本质上来说,它们不是“既成”的存在,相反它们仍是行进中的处于探索中的一种“可能世界”。因此,既不存在一成不变的原则或教条,也不存在不可怀疑的制度与文化,相反,这一切都处于尝试、试验、探索和修正的过程中。这将突破以往教条式的或者先入为主的思想范式,由此而打开了创造历史的空间。作为一个超越现实的社会运动,中国复兴与社会主义的探索意味着打破已有的种种套路与模式,而旨在新的实践基础上探索新的生产生活方式与文化世界。同时,这一视角也揭示出中国复兴与社会主义的相互交织和相互规定,共同形成一种新文明的系统社会试验与创造,由此,可以对中国复兴以及社会主义的本质都形成新的认识。中国复兴本质上既是古老文明的复归与新生,又是新文明的探索与创造;既有对传统性的继承批判,又有对现代性的建构与反思;既体现出中国性,又包含着世界性的品格;既吸纳资本主义的合理因素,又超越资本主义而追求社会主义的方向。中国复兴不是西方霸权模式的复制,也非古老中华帝国的再现。中国的复兴为社会主义提供了试验平台,而中国社会与文化以及当代实践又必将为社会主义注入新的内容,包括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渗透,也包括在新的生活实践中创造等。社会主义为中国复兴提供一种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昭示了中国古老文明自我演化进程中超越与创造的根本选择。这些都汇成一场壮观的社会试验。

　　四、在解决关键问题中开创文明发展的新模式

　　二十一世纪中国复兴与社会主义试验的核心任务是解决当今世界以及社会主义实践面临的根本问题,立足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社会现实并吸纳世界文明成果,最终在探索社会主义的新道路中实现中国文明的复兴,从而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探索新的方向。

　　中国复兴进程中的社会主义需要探索一种新的道路,即不同以往的新理念、新制度、新文化等。“中国模式”“中国道路”“北京共识”等一度成为热门话题。历史上,各种模式层面得以试验并取得了直接的经验和教训,中国社会主义新文明发展模式的探索将在吸收这些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探索新路。事实说明,如何走出一条新型社会主义道路的答案并非是确定的。“新”是事物发展的方向和自我超越的要求,只有不断克服自身的不足与缺陷,才能在新陈代谢中实现自我发展。简单地照搬照抄或者因循守旧都无法顺利实现变革与转型,而必须在实践中探索符合实际和世界文明潮流的新道路。这并不意味着简单地否定过去,而是要继续坚持过去的成功经验,遵循探索中国道路的原则、方法和精神,进而在直面新问题中摸索出新道路。中国道路是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冲破各种条条框框中探索出来的,在实践经验中创新探索是其本质特征,这就不能将社会主义限定为一些抽象的原则、制度、教条而作茧自缚。探索中国新道路意味着直面并解决新问题,既尊重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并肯定中国本土文化与实践经验的价值,又充分理解世界大势并顺应人类文明发展潮流,在改革试验中进行创新性的探索。一种新的社会主义模式是否可行,新模式的本质特征是什么,这些都需要在试验中探索和发现。

　　如何实现保持经济持续发展并迈入发达国家行列,构建能够实现效率与公平、人与自然的统一的经济体系与发展方式?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是一种客观物质力量,社会主义应建立在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之上并能创造出更高水平的生产力。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基础,不同的所有制形式决定了社会生产关系的基本面,进而也塑造了政治上层建筑、社会关系以及价值观。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固有的矛盾,社会主义超越资本主义首先表现为超越传统私有制。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以有效形式实现人民掌握生产资料并实现较高效率的资源配置,进而以劳动为基础确立社会分配的原则从而实现更高层次的公平,在发展生产的同时实现人与自然新的平衡及和谐,这是社会主义根本的经济原则。那么,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是什么,如何既提高效率、发展生产力又能避免两极分化、实现公平正义?社会主义反对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带来的社会分化,而主张通过公有制克服资本主义的缺陷。在现实条件下,财产私有仍有现实的合理性基础。如何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多种形式的所有制,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需要进行新的探索。其中,如何理解市场是一个关键问题,“市场社会主义”对此进行了探索。鉴于现实的历史条件,市场仍然有着较高的资源配置效率和显著的激励机制,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是现实选择,但如何实现更高的效率和更公正的分配仍是难题。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导一切并决定社会财富分配带来的两极分化,社会主义则主张在“劳动”的基础上确立社会分配的原则,以此消除社会不平等的经济根源。历史唯物主义主张生产力发展是社会进步的基础动力,社会主义的本质首先是克服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形成的对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从而通过生产关系的改变来释放生产力。坚持社会主义就要重新评估和肯定“劳动”的地位,以此确立社会生活运行的基本法则。当然,现代社会生产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劳动”具有了新的形式和内涵,对此需要有新的认识和定义。

　　如何发展民主法治以建设现代国家的制度框架与治理体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一切权力归人民所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以实现人民当家作主,这是社会主义的政治原则。近代西方政治革命在重构现代政治合法性的基础上推动了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国家不过是维护资产阶级阶级统治的工具,因此无产阶级革命需要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并由人民掌握权力。权力具有自我腐化的本性。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等克服资产阶级国家的局限,发展出更高水平的社会主义民主,这是社会主义合理性的基础。坚持社会主义就要重新认识“人民”的地位,特别是明确国家权力的来源和本质,肯定人民掌握国家权力这一根本原则,防止权力腐化为少数人谋取私利的工具,这是社会主义具有历史合理性的政治基础。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将克服资产阶级国家的局限,破解附着在权力身上的魔咒。将社会主义与民主结合起来创造更高水平的社会治理,从体制上遏制腐败的蔓延并建立合理的权力约束、监督与制衡机制,这是社会主义遇到的又一难题。从历史来看,社会主义最先在有着漫长专制传统的东方国家建立,传统文化的影响特别深厚。过去在苏联,权力威胁了公民权利与自由,个人崇拜、权力高度集中、漠视法治等使社会主义蒙上了阴影。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注重法治建设、保护人权、推动基层民主并取得了显著成效。受到历史与现实因素的影响,权力受到的约束和监督仍不足,权力与金钱的交易导致腐败。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构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通过社会建设在社会生活中克服资本、市场的渗透与腐蚀,构筑新型社会结构以增进团结,这些都是关系社会主义命运的关键问题。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只能走向西方式的自由民主之路。学者普赖比拉在比较分析苏东与中国的转型时提出,从中央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是一种系统转型。中国选择了经济改革优先的战略,这是否会引导中国走向资本主义?按照马克思的经济决定政治上层建筑的原理,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引发政治和社会的转型[5]。那么,如何回应经济社会发展引发的对政治改革的需求,如何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仍然充满了未知和不确定性。

　　如何培育新型社会结构、文化价值观以塑造现代公民?从原初意义来看,社会主义正是基于对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竞争与分化的批判而提出的主张,其主旨是主张人与人合作之上的“社会”。通过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并改变所有制基础,社会主义意味着在解放的基础上重塑社会结构并确立新型社会关系。但是,社会结构的变迁是一个长期过程,不可避免地受到各种经济条件、文化传统等因素的影响。与此同时,社会主义意味着在新的经济社会结构中培育新型的文化价值观念以及“新公民”。社会主义代表了一种更远大的理想、更合乎人性的生活、更符合社会历史进步潮流的制度安排和价值观念。正是对资本主义下产生的腐朽价值观的警醒,社会主义主张在新的社会生产方式和政治制度的基础上形成更好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人们拥有更高的道德水平和人生境界,最终表现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商品交易和资本逻辑所控制的拜物教又滋生起来,各种陈腐的价值观念再次泛滥甚至主导了社会生活。建设社会主义必然需要克服落后陈腐观念,在新生活基础上培育新型价值观并培育新人。坚持社会主义原则需要培育和实践新型价值观,需要培育社会主义新公民。

　　马克思说:“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6]在历经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之后,探索社会主义是中国复兴的内在要求,中国复兴也为社会主义探索提供了条件与动力。一个判断是,中国复兴中的社会主义探索将走出一条人类文明发展的新道路,这必将具有鲜明的中国性又带有普世性,既体现出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又包含了中国独特的创造。总之,这必将是一个新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创造。

　　五、社会试验的方法论原则及其历史条件

　　进行社会试验需要认识和遵循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坚持正确的方法论原则,这是保证试验成功的必要前提。

　　(一)社会试验的方法论

　　一是从事实和发展的立场认识社会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不是从头脑中想象出来的先验命题,也并非自然而然存在的某种独立于人之外的客观存在。它既体现出人类社会发展特别是现代资本主义主导下的人类文明发展的客观逻辑,也表现为人自觉参与创造历史的能动性。因此,它是在人们实践探索中超越现实的行动中展现出来的。作为一场宏阔的社会试验,在探索社会主义中实现中国复兴是一个创造性的历史活动,实现这一目标需要遵循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和辩证法,在立足实践中升华理论,在坚守原则的基础上改革创新。社会主义试验不从原则出发又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在实践与试错中不断寻找和见证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义是在批判和超越资本主义的过程中产生的,是符合历史进步潮流、体现了社会发展方向的“新生事物”。在深刻认识和体察到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无法克服的自我矛盾的基础上,中国人选择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这是近现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逻辑。“本”是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根据,探索社会主义不能背离根本。其中,社会主义所蕴含的基本立场、原则、价值,如发展生产力、实现更高水平的公平正义、确立人民民主的原则、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等,构成社会主义的本质内涵。当然,这些原则并非是僵死的教条,它们提供了理解社会主义和实践社会主义的一些理性原则,而人要做的是将这些原则与现实的实践结合起来,不断验证假设、认识本质、丰富内涵。因为,社会主义本身并非是某种既定的、已存的、定型的制度与理论,相反,它恰恰是在批判现实资本主义中生发出来、不断被人们所认识和探索、在实践中不断证明和发展自身的过程。

　　二是在实践创新中发展创新社会主义新形态。二十一世纪中国复兴中的社会主义试验是立足实践在试验中探索新道路的过程。从社会试验的角度来认识,当代中国必然需要经历一场深刻的变革。二十一世纪中国复兴中的社会主义试验的核心是通过改革实现创新。社会主义是人类批判现实、超越历史的创造性试验活动,它不是一蹴而就或一成不变的,而是在探索、试错、改革、创新中逐步走向成熟的过程,改革则是社会主义克服自身僵化的观念与体制束缚而保持活力的必要途径。改革是“中国道路”的核心经验。面对社会主义事业面临的核心难题,改革仍然是基本路径。比如,社会主义如何与市场相结合的问题。市场经济制度的创立推动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反过来提出了政治民主的要求,二者的互动推动了现代资产阶级革命的兴起。在现实中存在着“制度教条主义”或制度崇拜。一种是将历史遗留下的制度神圣化,“祖宗之法不可变”;另一种是将西方制度神圣化,将之视为绝对合理的。二者都表现出独断论的僵化思维。马克思认为,在生产力这一活跃因素的推动下,一个社会的经济与政治制度也处于变革之中。制度具有很强的惯性和保守性,一旦形成就会为了维护某种利益、为某种观念所束缚而成为保守力量。因此,制度崇拜将某种制度变为教条,其背后常常是在维护某种既得利益。当下中国处于快速发展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各种复杂矛盾都交织在一起,而制度的变革与创新是其中的核心问题。社会主义是新制度的探索与创新的过程,改革则是变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与政治体制进而构建合理的新制度体系。正是由于推进了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得以被认可并逐步建立起来,由此塑造了社会经济运行的新体制机制,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改革不只是从广度上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推进改革,更重要的是从深度和力度上触及深层次的根本、全面和长远的问题,这就要把握问题的症结与本质。因此,这不再是如以往一样停留于经济体制的单方面改革,也不局限于经济发展这单一产出,而是着眼于社会系统整体,直面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核心难题。

　　三是立足中国文化传统发展社会主义新模式。从文化层面来看,社会主义与中国文化高度契合。中国文化对大同理想的追求与社会主义相通。中国文化推崇平等的观念切合社会主义的价值观。中国推崇社会本位、社会合作,反对极端个人主义的传统与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精神相一致。资本主义基于个体主义之上强调个人权利、自由竞争、个人奋斗等,而社会主义强调集体利益、社会合作、共同奋斗等。从长远来看,后者更与人类社会群体生活的悠久传统相一致,也与人类超越个人私欲而生发出的伦理道德相一致;资本主义基于私有制和市场竞争之上提高了效率,但也带来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对抗与紧张,社会主义则旨在克服这些弊病。如此看来,作为有着厚重文明传统的中国来说,减少甚至克服资本主义的局限以探索社会主义有着长远的文化意义。

　　在实践探索的基础上,人们自然会深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这集中表现于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与发展中。对社会主义的经典理论予以重新认识,克服传统教条主义的观念束缚,在新的实践基础上构建社会主义新理论,这既是实践对认识的客观要求,也是实践发展的必然结果。

　　(二)历史条件与可能方向

　　中国复兴中的社会主义试验既是社会历史的客观演进历程,又是人们自觉追求和创造历史的能动活动,其中也面临客观规律或“历史命运”与人的主体能动性的关系问题。

　　社会历史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人不能任意改变历史的规律,但是通过这种认识可以“减轻分娩的痛苦”。社会主义的思想与行动体现出一种超越现实追求理想的主体能动性,而马克思、恩格斯开创的“科学社会主义”则强调了将这种主体性置于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特别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演变的科学认识之上,因此,人类超越现实的主体能动性也才有了可靠的基础,社会主义由此从乌托邦变成了科学理论。那么,如何撬动这一创造历史的社会试验并在试验中激发社会的集体创造力?这是一个社会变革的系统工程,需要寻求“第一推动力”。从历史与现实来看,国家发挥着决定性作用,是领导推动改革创新的核心主体。中国道路的一条根本经验是“强国家”动员各种资源以实现社会稳定与发展。对于有着十几亿人口的大国和有着漫长中央集权传统的国家来说,强大的国家对于实现复兴是必不可少的。中国的复兴与改革发展又是亿万民众、社会各界、各种主体共同参与创造的结果,激发各个群体、各种组织的想象力与创造力是中国复兴的基础。中国的试验需要社会各界达成共识、上下一致形成合力。过去,中国的独立、解放与发展都是在动员亿万民众的基础上实现的,二十一世纪中国的复兴与社会主义试验同样需要继续坚持这一根本原则,释放集体创造力,激发社会各种力量及每个公民参与试验与创造,由此形成轰轰烈烈的社会试验必将是改变历史的切实行动。

　　从历史大势来看,二十一世纪中国复兴需要积聚和释放巨大的创造力,而社会主义恰恰意味着将人从制度、文化等各种压迫中解放出来,这一社会试验的宗旨与成功标准也恰恰在于能够释放、培育和发展整个社会的集体创造力,从而最终创造出新文明。改革开放释放了人们追求财富的欲望与潜能,生产力得以充分发展,这同时进一步提出了新的历史任务与变革主题,也为此变革试验提供了物质条件。涂尔干在研究大学兴起的历史时发现,十一世纪欧洲涌动一种思想的欢腾,在积累下多余的物质能量之后,人们能够投身创造的行动。“就文明而言,当各个共同体中积聚起一种活力,一心想要找到一个出口,找到某种消耗自己的手段,与此同时却又不存在任何非解决不可的迫切之事,能够理直气壮地吸纳这种活力,恰恰要到这样的时候,会出现一个文明富有创造性的年代。”[7]二十一世纪,中国恰恰具备了进行文明创造的有利条件,经济发展积累下足够的剩余能量,庞大的经济体足以保持较长时间的繁荣,人们不必为衣食而忧而可以游刃有余地去思考和解决一些长期的深层次的大问题。

　　试验有成功也有失败,中国复兴与社会主义的试验同样并非是先有定论的命题,而必然存在各种可能性。由于社会本身的复杂性以及历史主体的局限性,能否走出一条新路还存在不确定性。随着国内外局势的变化,中国面临新的国内外形势包括各种偶然事件的发生都可能成为激发变革创新的因素。从社会结构来看,中国在经济发展中积累下严重的利益分化,形成了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由此导致社会各阶层之间难以形成共识,这构成改革的阻力。从理论上来说,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对中国社会发展与变迁规律的认识还很不够。与发展了几百年的资本主义比较,社会主义是一个新事物,实践的挫折说明人类对这一社会理想的探索还存在认识上的盲区。一个需要高度重视的风险是偏离社会主义的方向而滑向权贵资本主义或官僚资本主义的道路。由此也可推断,中国复兴与社会主义的探索必然要经历较长时间,需要几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任何试图“一夜之间进入共产主义”的乌托邦都必然会栽跟头。历史的启示是,以渐进式改革的社会试验中创造新知探索新路,避免陷入被动转型的境地,适时推进社会结构与国家治理的重大转型,最终走出一条新型道路。

　　坚持社会主义要深刻认识历史发展大势与演进逻辑,以创造历史的智慧探索中国道路。相对来说,人们对中国复兴的信心更大一些,越来越多的人坚信这一历史方向。从各种因素看,社会主义对于中国复兴十分关键。多国都在观望中国能否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低谷中应对挑战并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社会主义新路。历史发展充满了各种可能性和偶然性,认识其背后的必然性与条件则是历史主体发挥能动性的途径。在中国,社会主义不仅是一种经济制度或者思想主张,还是一种社会理想和精神追求。在这面旗帜下,几代中国人前仆后继流血牺牲,在革命与现代化建设中执着探索,在走过了很多弯路之后开辟了新的天地。社会主义汇聚了民众的共同理想,体现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与合理性。它不仅是一种历史传承,也是有效支持中国繁荣与稳定的制度选择;它不仅是一个政治口号与历史传统,更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基于各种有利条件,中国走出一条社会主义新道路的创新空间十分广阔。今天,实现中国复兴需要在这一历史与现实条件下展开并追求这一理想。复兴的中国不应是资本或权贵肆意妄为的世界,也不应是尔虞我诈、唯利是图的社会,而应是超越资本和权贵的新型社会,是实现更高水平的物质繁荣、社会和谐、精神富足并充分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新社会。不论是对中国还是对世界,这种探索都不仅是一种理想,也是体现社会发展方向的创新试验。

　　原文参考文献:

　　[1]Martin Hart-Landsberg,Paul Burkett.China and Socialism:Market Reforms and Class Struggle[J].Monthly Review,2004,56(3):1-116.

　　[2]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史[M].王钦,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174.

　　[3]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9.

　　[4]卢卡奇.民主化的进程[M].寇鸿顺,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132.

　　[5]Jan S.Prybyla.On Systemic Transition:Will China Go Capitalist?[J].Journal of Northeast Asian Studies,1996,15(4):3-34.

　　[6]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