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里亚特共和国：欧洲语言文字与亚洲宗教文化的混合_风闻

文：李昊

恰克图与买卖城

​从乌兰巴托再往北350公里左右，穿过茫茫草原，便可到俄罗斯与蒙古国的边境城市恰克图。恰克图俄语意为“有茶的地方”，位于俄蒙边境的俄罗斯一侧，在其对面距离三百米的蒙古国一侧，曾经有一个边境商贸城市买卖城。在1727年，清朝和俄罗斯签订《恰克图条约》，双方在恰克图和买卖城互市。白天两座城市均打开城门，两国商人互市贸易，傍晚闭关，商人各回各国。

恰克图和买卖城这两座孪生城市，此后共同成为万里茶道上的贸易枢纽。马克思在《俄国对华贸易》一文中提到：“恰克图的中俄贸易增长迅速，使得恰克图由一个普通集市发展成为一个相当大的城市。”根据美国作家艾梅霞(Martha Avery)的《茶叶之路》中的叙述，恰克图类似20世纪的香港，扮演着一个国际自由市场的角色：“恰克图……不受任何宗教约束。它不仅仅是贸易中心，也是信息流通中心。”而买卖城是清朝北方边境的海关，是大库仑的延伸，由政府批准后商民所建，由官方管理。在这里对俄的贸易额，一度占据了清朝对外贸易的半壁江山。中央派往买卖城的监管官职称是护军统领，有军方背景，主管当地经济大权，是极为重要的封疆大吏。

在茶叶之路退出历史舞台后，两座边贸城市迅速走向了衰败。恰克图人口大量流失，现在只是一个两万人的普通小镇，而买卖城则在1921年的大火后，已然彻底荒废，如今只剩断瓦残垣。

由于时间所限，并且到恰克图需要办理俄罗斯的边境证，我就没有到俄蒙边境去走访，而是继续往北，到了恰克图北边两百多公里的乌兰乌德。

贝加尔湖畔的共和国

乌兰乌德是俄罗斯联邦的布里亚特共和国首府，是西伯利亚大铁路和俄蒙铁路的交汇点。乌兰乌德，这个城市的名字听起来就蒙古味十足。布里亚特共和国类似俄罗斯境内的国中之国，这里是布里亚特人——蒙古族的一支的故乡。作为西伯利亚人口最多的原住民族群，布里亚特人是典型的蒙古人种，总人口约50万，主要集中分布在贝加尔湖东岸。

布里亚特是蒙古民族中历史最悠久的一支，其前身是在贝加尔湖（我国古代称其为北海）附近游牧和打猎的古老部落——丁零。在蒙古兴起后，布里亚特人逐渐被蒙古同化，成为蒙古人的一支。在布里亚特共和国之外，也有部分布里亚特人分布在我国内蒙古呼伦贝尔市，和蒙古国的东方省。在内蒙，部分布里亚特人被称为巴尔虎人。呼伦贝尔有几个旗都以巴尔虎命名：陈巴尔虎旗、新巴尔虎左旗等。而这个名字来自于贝加尔湖东岸一处风景优美的山谷：巴尔古津谷。两处地名因为这个民族而巧妙地联系在了一起。

因为远离蒙古帝国的核心区域，布里亚特人一直保持着自己独特的传统文化与民族服饰。他们与其他蒙古人最大的不同，是过着定居游牧或者渔猎生活，所以很少住适合游牧生活的蒙古包，更多是住小木屋。而布里亚特语作为蒙古语的方言，和其他地区的蒙古语沟通起来并不容易。因此，即便是迁居我国的布里亚特人，也较少与其他蒙古人通婚。

布里亚特曾经是中国的一部分。在十七世纪，俄罗斯翻越乌拉尔山，如秋风扫落叶般征服西伯利亚。多数原住民在俄国人枪炮之下毫无抵抗，唯独布里亚特人给俄国征服者们造了点麻烦。不过夹在俄国和清帝国之间的布里亚特人日子并不好过，俄国人、外蒙古的喀尔喀人，以及满清人都给他们带来过战火之灾。最终，清朝对俄国的妥协，使得布里亚特和贝加尔湖一道，成为了俄国的囊中物。

康熙年间，清朝与俄罗斯于1689年签订了《尼布楚条约》，以额尔古纳河为界，将贝加尔湖及其东岸让给了俄罗斯，布里亚特人也正式成为了俄国公民。而后雍正年间，清朝与俄罗斯又签订了《恰克图条约》，确定了中俄中段边界，将贝加尔湖以南又让与俄罗斯。至此，布里亚特彻底成为俄罗斯的领土。

如今的布里亚特共和国，是俄罗斯联邦内部的一个自治共和国，有自己的国旗、国歌、议会、宪法和元首。这个总面积35.13万平方千米——相当于河北和山东面积之和的国家，在俄罗斯境内宣示着这支蒙古人的主权。

在十七世纪，东进的俄罗斯哥萨克，进至乌德河河口，在这里建立了叫做上乌丁斯克的要塞。这里正处在由俄罗斯通往蒙古和中国的茶叶之路上，逐渐发展成东西伯利亚地区重要商贸中心。

俄罗斯人对于茶有着独特的喜好。在十六世纪，俄罗斯在与蒙古大汗的交往过程中接触到了茶，随后的两个世纪里，茶在俄罗斯的贵族阶层中流行开来，被称为“城市奢侈饮品”，喝茶成了上流社会身份的象征。到了19世纪，随着中俄茶叶贸易的不断增长，饮茶成为俄国社会各阶层普遍的生活方式。在当时的俄国文学中，茶是频繁出现的事物。文豪列夫·托尔斯泰就有名言：“茶炊代表着一家之安宁与祥和，更是兴味盎然的催化剂。”他在《战争与和平》中提到过俄国人饮中国普洱茶的状况，并且写道“在俄国人这儿，（饮茶）早已形成一种单独的、不可或缺的需求”。

中国的茶叶经恰克图进入俄罗斯后，乌兰乌德就成了重要中转站点。茶叶给这里城市建设和发展带来了重要的影响。在19世纪中后期，通过与中国的茶叶贸易，乌兰乌德这座城市开始兴盛起来，逐渐实现了从军事要塞向商业城市的转型。当时这里每年都要举办一次上乌丁斯克博览会，其中的核心内容就是茶叶展销。

在我居住的旅馆，前台兼服务员的布里亚特大妈，有着蒙古人的典型面容：圆圆的脸庞，细细的眼睛，却把俄语作为母语。她用俄语回答我们的各种问题（尽管我们也听不懂），熟练地使用刀叉，穿着俄式大衣和皮靴，涂着口红画着浓妆，远看几乎就是一个典型的俄国妇女。每天早上她都给我们准备早餐，早餐除了面包、火腿、鸡蛋、奶酪，雷打不动的都有一杯茶。

这很符合当年俄国历史学家帕尔申在《外贝加尔边区纪行》一书中的描写：“……所有居民，无论贫富、年长、年幼，都嗜饮砖茶。查实不可缺少的饮料。早晨就面包喝茶，当做早餐，不喝茶就不去上工。午饭后必须有茶。每天喝茶可达五次之多。爱好喝茶的人能喝十至十五杯。无论你什么时候走到哪家去，必定用茶款待你。”

我看了一下茶的包装，不是来自中国，而是来自斯里兰卡。这让我想起十九世纪后半叶，英国在南亚殖民地推广茶叶种植，在当时也冲击了中国茶叶对俄国的销售。而在饭店点菜时，语言不通的我们，也能听到服务员关于是不是要点茶的推荐。因为俄语的“茶”发音和中文类似，这多半也是茶叶之路的遗产。

茶叶贸易给这座城市留下了大量遗产。在十九世纪，大量的俄国和中国茶商云集在这座城市，茶庄和茶店最为集中的地方被称为茶叶街，这就是乌兰乌德如今最繁华的商业街阿尔巴特大街（也叫列宁大街）。这条街上的商场，当年都是经销茶叶的地方。

在商业街里有一个很有特色的建筑，红色墙体、白色廊柱，廊柱上刻着希腊神像。这栋楼是二十世纪初乌兰乌德著名茶商卡布莱曼的茶庄，被称为“红房子”，现在是一家商店。在茶叶街南边，还有黄墙白柱，有着许多拱门的建筑，曾经是茶叶批发市场，后来被改为中心百货。城市里最著名的圣欧吉特利大教堂，也是在茶叶街建造的同时，由茶商们集资建造的。乌兰乌德至今仍一年办两次茶业博览会，参展商中不乏中国商人的身影。

乌兰乌德见证了茶叶之路的辉煌，也见证了茶叶之路的衰败。在阿尔巴特大街北段，有一个醒目的类似凯旋门一样的“欢迎之门”，拱门上刻着“1891年6月20至21日”这个时间——当时还是皇太子的尼古拉二世访问了乌兰乌德这座城市。尼古拉当时走的就是海上茶叶之路，这条道路的兴起导致随之而来的路上茶叶之路的衰败。

在1891年4月20日，尼古拉二世首先造访了中国的汉口。从十九世纪中期开始，俄国茶商进驻汉口，随后在航运的贸易战中打败了英国茶商和中国茶商，并借助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操纵了汉口的茶叶外运贸易。据《武汉近代（辛亥革命前）经济史料》记载：“砖茶一项，几为俄国惟一市场。”“汉口之茶砖制造所，其数凡六，皆协同俄国官民所设立者，其旺盛足以雄视全汉口。”从那时起，汉口开始被称为“东方茶港”。尼古拉二世在汉口接见了俄国茶商，并随后会见了湖广总督张之洞。在会见中，尼古拉二世用“三个伟大”来赞扬茶叶之路：“万里茶路是伟大的中俄茶叶之路；在汉口的俄国茶商是伟大的商人；汉口是伟大的东方茶港。”在他得意的赞美背后，是无数晋商被排挤出局的血泪。在1860年，从汉口运往俄国的茶叶几乎全部为晋商把持，到了1873年，晋商只占据半壁江山，到了1894年，晋商已经不足一成。

在造访汉口之后，尼古拉二世访问了日本，随后在海参崴登陆返回俄国，并沿着已经开工的西伯利亚大铁路，一路向西前往莫斯科，途中就访问了乌兰乌德。“欢迎之门”是尼尔拉二世访问乌兰乌德的纪念，也见证了海上茶叶之路的兴起。自从汉口成为“东方茶港”之后，俄商在汉口垄断了红茶、砖茶的生产和运输。俄国砖茶厂采用机器制茶，价格更为低廉。同时俄商直接在汉口将茶叶装船，通过河海，经苏伊士运河进入欧洲，最终到达俄国在黑海的敖德萨港。或者运输到海参崴，然后走西伯利亚大铁路到欧洲。海运在时间和运费上均显著优于张库大道的陆路运输，一下子将晋商的茶叶贸易份额抢去了三分之二。清代刘坤一在《议覆华商运茶赴俄华船运货出洋片》中就表达了对未来的担忧: “山西商人运茶至西口者，仍走陆路……以较俄商所运之茶成本贵而得利微。深恐日后，俄商运举更多，而山西商人必致歇业。”

在海上茶叶之路的冲击下，路上茶叶之路逐渐衰败，用驼队贩运茶叶的生意渐淡下来。到了光绪年间，沿张库大道进入俄国的商人开始逐渐减少。在二十世纪初，中东铁路（东清铁路）和西伯利亚铁路相继开通后，曾经的茶叶贸易重镇恰克图的地位彻底被乌兰乌德取代。这座城市全程目睹了茶叶之路的兴衰历程。

俄罗斯的亚洲脸

乌兰乌德是欧洲遇上亚洲的前沿，充满了神秘、混搭与魔幻色彩。与大多数俄罗斯的城市不同，乌兰乌德是这个国家的一张“亚洲脸”。在这座城市，布里亚特人和俄罗斯人基本一半一半。走在街上，随处可见欧洲人和亚洲人和谐共处，谈笑风生。让人时不时冒出“我究竟是在哪”的感觉。市区的道路两旁尽是苏联时期的建筑，让人充分感受到俄罗斯的味道。但许多建筑都在阳台、屋顶或建筑立面带有蒙古民族的一些装饰性元素，让人感觉这里又“很亚洲”。

乌兰乌德长期是一个神秘的工业城市，并不对外国游客开放。如今这里却依然看不到多少国际游客的身影。商业街看上去有些清冷，老城区大量破旧的建筑，将你拉到旧时光里。在市区，随处可见苏式的方盒子居民建筑。这种四四方方、颜色单调又缺乏修饰的建筑看上去粗陋，但成本极低，在赫鲁晓夫执政期间被大量修建，因此被称为“赫鲁晓夫楼”。几栋楼可以围合成一片公共活动空间，许多单位大院、家属院都按照这样建成。在我国老工业基地，特别是东北地区，也有大量的这种建筑存在。

而在市区的南部，有一片老城区。这里保存着为数不少的俄式小木屋，一两百年前，俄罗斯人大量移民西伯利亚时，就开始建造这样的小木屋。当年旅居的茶商们，也多住在这样的木屋之中。如今这片木屋已无人居住，被当作历史遗产保存了下来。

在一百多年前，这座城市的亚洲面孔中，有不少都是留着辫子中国商人，尤以晋商居多。我们在乌兰乌德的向导高德——一个在中国留学过的布里亚特人告诉我，在一百多年前，有很多山西籍商人在布里亚特经商，常年独身在外的商人，很多都娶了布里亚特人，在当地繁衍下来。布里亚特选秀节目中有一个很受欢迎的女歌手的爷爷，就是当年的晋商，从她的姓也能看出她的中国血统。高德对于这些和中国文化有关的掌故都颇有了解，并且一路上还向我请教中国的情况，甚至还问我一些网络上的冷笑话段子。这些年随着中俄贸易的升温，他的翻译业务看上去也越来越红火。“中国商人还会像当年一样多的，”他说，“他们已经开始回来了。”

北地寻佛

最能代表布里亚特人文化传统的，还是喇嘛教。自从16世纪蒙古的阿拉坦汗将藏传佛教的黄教（喇嘛教）从藏地带入蒙古之后，蒙古人开始全民信仰喇嘛教。布里亚特人本信仰萨满教，十八世纪，喇嘛教沿着茶叶之路传入布里亚特。成为了布里亚特人的信仰。

喇嘛教在茶叶贸易商中也起到了重要的影响。旅蒙、旅俄商人和布里亚特人打交道时，都明确表示遵守喇嘛教的教规，通过对宗教的崇拜，与当地人建立亲近感。宗教往往成为人际交往特别是商业活动的润滑剂。对佛教的理解，是中国商人相对俄商的独有优势。商人们会精明地利用投资修建寺庙来促成生意。在茶叶之路上，商人们和寺院保持了良好的关系，有时甚至让僧人出面帮助解决商务纠纷。

乌兰乌德市区最高处Rinpoche Bagsha寺是城市的宗教中心。在这里，眼前看到的红衣喇嘛、耳畔传来的佛教音乐，无不让人有回到拉萨的穿越感。大殿外的转经筒都有真人大小的十二生肖守护，也反映了茶叶之路带来的汉文化在历史上对其的影响。

苏联解体后，长期被压制的宗教活动迅速得以恢复，人们纷纷重新信仰喇嘛教。现在当地人对宗教信仰极为重视，参观时就看到有人生了孩子来还愿。甚至一些白人，也开始信仰这种宗教。而在寺庙里面，甚至还有俄罗斯族的白人喇嘛。这种跨越地域和种族的文化交融，与当年茶叶之路颇有类似之处。

在城区之外三十公里的伊沃金斯克寺，规模更大，是全俄佛教教育的中心。寺庙是一个大院围成的建筑群体。各个建筑的色彩鲜艳，饱和度高。在阳光的照耀下，让人迷失在异域感中。不少蒙古国的佛教信徒都来这里参拜。茶叶之路给他们带来了宗教，他们的民族文化，也依托寺庙而生生不息。俄国人改变了布里亚特人的语言，但宗教文化，让他们与蒙古兄弟们牢牢拴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