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海林：中国崛起与次要战略方向挑战的应对 ——以洞朗事件后的中印关系为例_风闻

叶海林：中国崛起与次要战略方向挑战的应对

——以洞朗事件后的中印关系为例 内容提要：近年来特别是洞朗事件后印度对华认知变化和策略调整有助于我们讨论国际体系转变过程中崛起国如何应对次要战略方向上主要竞争对手的挑战。南亚地区属于中国崛起的次要战略方向，印度是中国在这一方向的主要挑战。大国在崛起进程中不但会在主要战略方向上受到国际体系主导国家的压制，也会在次要战略方向上遭遇其他崛起国以及地区强国的挑战。崛起国在应对次要战略方向挑战时需要避免陷入两线作战，但过度担忧这种风险将导致两种思维误区：一是战略决心不足，过度夸大风险，导致在次要战略方向上心态消极、行为被动；二是战略期待过高，过度估计可能收益，采取不必要的妥协策略，导致对手获得不应有的博弈优势，反复以讹诈手段侵蚀崛起国的威信和利益。崛起国要避免这两种思维误区，首先需要正确判断次要方向对主要方向牵制作用的程度；其次需要正确判断次要方向上主要挑战者的真实意图和双方矛盾的性质；最后需要正确判断崛起国在次要方向上与主要挑战之间的力量投入变动趋势，对挑战者构成有效制衡，打消挑战者利用有利国际形势弥补实力差距、寻求超越其实力与能力范围之外的收益的企图。

　　 关 键 词：中印关系  崛起国  次要战略方向  地区强国  “一带一路”

一 引言

　　 2017年5月，中国施工人员开始在中国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亚东县靠近中国、印度、不丹三国交界的洞朗地区进行边境公路建设，并通过中印边境会晤机制向印度通报。6月18日，印度300多名边防人员携带两台工程机械、数十支枪械越境进入中国领土，阻挠中国施工人员作业，酿成了洞朗事件。直到2017年8月28日金砖国家厦门峰会召开前，双方对峙人员才脱离接触。洞朗事件是30年来中印两国最严重的边界对峙，也是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上台以来中印关系走势的分水岭。

　　 经过中印两国的外交努力，洞朗事件最终得到了妥善处理，双方前线态势恢复原状。但是洞朗事件后，印度对中国的心态和策略出现了明显变化，这迫使中国重新思考中印双边关系的性质、状态以及发展趋势。洞朗事件对中印关系的影响也成为中国南亚学界关注的重点和热点问题。然而就理论和政策价值而言，对这一事件后续影响的分析研究不应该局限在中印双边关系和南亚地区研究的范畴内，而应当置于大国崛起的宏观研究范式中。洞朗事件后的中印互动及双边关系走势向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和战略研究界提出了一个此前一直被忽视的问题，即在国际体系进行深刻调整、国际秩序面临重大变化的当今，中国作为崛起国应当如何应对来自次要战略方向的挑战。对于崛起国而言，次要方向尽管并不主导战略全局，却绝非可以忽视，否则也将影响崛起进程。本文将尝试回答这一核心问题，并以洞朗事件后的印度对华挑战作为案例。

　　 文章的第二部分在提出问题的基础上简要回顾了历史经验与教训，以说明次要战略方向及其应对策略对于一国崛起的影响不容小觑，并提出笔者对这一问题的分析思路。第三部分分析了国际体系转型对中国周边态势的影响，强调了中美矛盾日趋激烈的背景下周边战略对中国崛起的关键意义。这说明了后续战略分析的前提和环境约束，同时也是在次要战略方向做出策略选择的基础。第四部分明确了西南方向是中国崛起的次要战略方向。第五部分在判定印度是中国在次要战略方向的主要和唯一挑战者的基础上，讨论了印度在洞朗事件后的对华心态与策略的调整以及驱动印度对华策略调整的国际体系因素。第六部分分析了崛起国在应对次要方向挑战时可能陷入的思维误区以及应对策略。

二 问题的提出

　　 中国崛起是近年来国际关系研究的热点问题，因此就大国崛起的理论和案例研究而言，国内外学界成果甚丰。国际关系语境下的大国崛起研究大多集中于崛起国和霸主国在主要战略方向上的互动。①美国既是当今国际体系中的最主要行为体，也是影响中国崛起的最关键外部因素，因此被视为主要战略方向。对美国战略意图和行为的分析以及中美两个全球性大国的互动，在大国关系研究中处于主导位置。由于崛起国与霸主国的互动被视为构成国际体系变动的核心因素和动力来源，这导致“次一级”地区大国的战略行为在宏观全球体系和大国关系的研究中容易遭到忽视。近年来中国在周边地区不断遭遇的挑战表明，周边国家在中国的对外关系和国际战略中同样占据至关重要的位置，像印度这样具有很大外交自主性的地区大国对中国崛起的影响更是不可低估。然而，目前对周边和地区大国对华战略及其与中国战略互动的研究远远落后于对国际体系变动下中美战略互动的研究。与此同时，地区研究的视角、方法也无法为宏观战略研究提供坚实的基础。南亚研究的主流范式总体上缺乏宏观战略视角，主要在双边关系内讨论竞争与合作，或者在双边关系框架下侧重某一维度的展开，很难从中国崛起的整体战略架构下认识和把握各双边关系及其战略关联。

　　 任何大国的崛起都是全方位的，涉及各个对外方向，因而要求崛起国的对外战略必须全面统筹布局。早在2000多年前，中国人就已经认识到了战略的实质是如何分配力量。汉朝著名经学家桓谭将战略类比成围棋：“世有围棋之戏，或言是兵法之类也。及为之上者，远棋疏张，置以会围，因而成多，得道之胜；中者，则务相绝遮要，以争便求利，故胜负狐疑，须计数而定；下者，则守边隅，趋坐罫，以自生于小地，然亦必不如。”②按照桓谭的理论，优先的战略要着眼全局，“远棋疏张，置以会围”；中等水平的战略着眼于兵形险要之处，以“争便求利”，胜负如何取决于战术对抗；水平低劣的战略则只知道“守边隅”，只能“自生于小地”。由此可见，国家在空间范围内对配置自身力量、确定正确的战略方向对于国家前途和民族运势具有近乎决定性的影响。正确的战略布局和策略应用在德国军事理论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Karl von Clausewitz)看来意味着“集中兵力”，在英国战略学家利德尔·哈特(Basil Liddle Hart)看来则要求“迫使敌人分散其实力”。③历代战略学家都非常重视如何在主要方向上集中主要力量，将之作为战略研究的主要内容，但是同时也十分关注次要方向的战略制定与运用。法国军事统帅和战略家斐迪南·福煦(Ferdinand Foch)认为，战略是“把所有资源倾注于某一时机、某一地点的艺术”，不能“让其中某个部分只起某些死板的不变的作用”。④将军事上的指导原则应用在国家的对外战略上，意味着国家在高度关注主要战略方向上的策略及其实施的同时，也要关注次要战略方向上的态势和对策，争取形成主要方向与次要方向的良性互动。以次要战略方向的成果服务于主要战略方向上的目标，避免因为策略失误导致在次要战略方向上陷入不必要的困境，影响主要战略方向的形势。

　　 就历史经验看，崛起国因为在次要战略方向上应对策略有误导致崛起遇挫甚至中断的案例并不罕见，由于在次要战略方向上采取富有远见的策略从而显著促进崛起的案例也屡见不鲜。

　　 德国的遭遇警示了国家在次要方向上策略选择不当的后果。1890年起，德国的外交决策者笃信“由于英国同大陆两翼国家之间的‘不可克服的’矛盾，德国在对外政策上可以自由行动，待机行事”。⑤这在很大程度上干扰了德国的主要对外战略。尽管德国的对外战略始终将西线的法国作为自己的主要对手，正如德国总参谋长阿尔弗雷德·冯·施里芬(Alfred von Schlieffen)所言：“整个德国必须扑在一个敌人身上，扑在最强大、最有力、最危险的那个敌人身上，而这个敌人只能是法国。”⑥但是在实践中德国却四面出击，不但混淆了主要战略方向和次要战略方向，而且即使在意识到错误后也没有在次要战略方向上采取有效的弥补手段。德国以抑制法国为主要战略目标，以西线为主要作战方向，为此就必须在西线集中最大规模的兵力。因此德国在战略上应该努力在东线争取沙皇的同情和支持，尽量避免在东线留置过多兵力、影响西线的攻击力。

　　 但1893年秋天，德国总理列奥·冯·卡普里维(Leo von Caprivi)置此前德国为争取俄国倾注的大量努力于不顾，在国内企业界的压力下对沙皇俄国发动了力度空前的关税战。这一举动引发了非常严重的政治和外交后果，促使沙皇俄国下决心寻求和法国结盟。在德俄关税战爆发之后仅仅数月，法俄两国便于1893年12月27日签订了军事同盟条约。历史学家卡尔·博恩(Karl Born)认为是“德国政策推动了俄法条约的订立”。⑦当战争不可避免且德国无法寄望沙皇俄国保持中立时，德国政府还在东普鲁士容克地主集团的压力下于东线留驻了相当规模的兵力，并在战争爆发后增加到了15万人。虽然德军在坦能堡会战中击败了俄军，但东线的军事行动原本是可以通过外交手段加以避免的，其对德国主要战略方向的干扰是在次要方向取得的战术胜利所无法弥补的。会战不但“并未改变整个战争的结局”，⑧而且正如利德尔·哈特所评价的那样：“由于俄军入侵到东普鲁士，迫使德国人从西线抽走了两个军，这至少是帮助法军在马恩河畔获得了复苏的机会。”⑨德军没有在战争初期迅速击败法国的后果则是之后漫长的阵地战以及最终的失败。

　　 次要战略方向上的行动对主要战略方向产生积极效果的案例同样不少，中国战国时期秦国对巴蜀的经略可以被看作其中的代表。战国时期，秦国在崛起过程中首先遭遇的是邻近的强魏。在秦国争霸战争的前期，主要作战对手是中原的魏国。公元前340年(周显王二十九年)，秦国在魏国遭遇马陵之败后大举攻魏。此后的110年中，秦国先后攻灭赵、韩、魏、楚、燕和齐六国完成统一。崤山函谷关通道在秦国崛起之前是秦国的主要威胁来源方向，在争霸过程中则是秦国建立霸业的主要出击方向，秦的崛起和争霸也开启了中国历史上完成统一的“关中模式”。⑩然而考察历史却会发现，在秦国崛起的早期阶段，其扩展并没有始终沿着崤函通道这一主要战略方向不断投入力量与主要对手展开直接对抗。公元前338年至公元前328年(即周显王二十九年到四十一年)，秦军连续四次对魏取得胜利，原来的头号强国魏国遭受重大损失。山东诸国均感受到来自秦国的巨大威胁，采取“合纵”战略，试图沿崤函通道遏制秦国对中原的征伐，多次组织联军试图叩函谷关入秦。在这一时期，秦国在正确选择战略主次方向及应对策略的基础上成功破解了“合纵”战略，缓解了自身的崛起困境。面对山东诸国以连横遏制强秦的态势，秦国暂缓向中原进攻，按照司马错的建议向蜀地扩展，开辟了崛起道路的第二个战略方向。

　　 司马错在比较是继续沿主要战略方向攻击韩国还是开拓新的作战方向夺取巴蜀这两条策略的优劣时指出：“今攻韩劫天子，劫天子，恶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义之名。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张仪则认为：“今夫蜀，西辟之国也，而戎狄之长也，敝兵劳众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为利。臣闻：‘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王不争焉，顾争于戎狄，去王业远矣。”(11)反对司马错意见的张仪和司马错在秦国崛起的战略方向上的分歧实质是直接路线战略和间接路线战略的论争。秦国最终选择向巴蜀地区进行扩展，暂时避开主要战略方向上的中原诸强。公元前316年(周慎靓王五年)，秦惠文王以司马错、张仪等为将，率兵攻取巴蜀两地。(12)在具体的策略上，秦军以威慑和安抚为主、征伐为辅。在阵斩蜀王俘获巴王后，秦国以蜀王子弟为蜀侯，巴王为新设巴郡之君长。这种策略与秦军在中原征伐中嗜杀伐重威吓的作风形成了对照，表明秦在开辟次要战略方向时的主要意图在于收取民心。秦国伐蜀的成果正如司马错所预言的那样，“拔一国而天下不以为暴，利尽四海而天下不以为贪”。清初顾祖禹对此的评价是“秦欲兼诸侯，则先并蜀，并蜀而秦益强，富厚轻诸侯”。(13)从后来秦国攻灭六国的历史进程来看，秦先伐巴蜀、恩威并施、立德为主的策略对秦国取得天下做出了至关重要的贡献，堪称次要方向经略支撑主要战略方向目标的典范。

　　 从上述正向及负向历史案例可以看出，次要战略方向的确定与策略应用可能会对大国的崛起产生关键性影响。如果德国能够保持其次要方向政策的连贯性，通过拉拢和威慑策略稳住沙皇俄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避免德俄关系恶化，或者避免为保护东普鲁士而减少主要战略方向的兵力投入，在全局高度做到“远棋疏张，置以会围”；如果战国时期秦国在没有打破合纵之前按照张仪的策略继续沿主要战略方向对韩、魏保持攻势，直接挑战中原诸强，集中全部力量“务相绝遮要，以争便求利”，那么历史便可能会沿着不同的道路前进。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两个历史案例旨在揭示大国在崛起进程中应明确辨析并充分重视战略的次要方向、做出正确策略选择的重要性，而非将这两个历史案例中的具体策略选择作为经验样本提出。由于所处的国际体系和战略环境不尽相同，大国在针对次要战略方向做出策略选择时既要考虑整体形势的变化，也要根据次要方向的实际情况针对性地做出灵活策略选择。

　　 本文就大国崛起进程中如何应对次要战略方向提出的假说和核心思路如下：次要战略方向与主要战略方向的关联和作用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主要和次要战略方向的划分，二是对次要战略方向上的大国定性并选择策略。随着国际体系的变动，当主导国家逐渐战略收缩、对崛起国进行选择性遏制的时候，崛起国在次要战略方向的策略选择对崛起国在周边的威信与战略利益的影响将呈上升态势。崛起国在面对次要方向的主要挑战者时，选择的策略需要服务于崛起国的周边威信塑造和战略利益实现。本文试图以中国崛起和印度对华策略调整为案例检验上述假说。印度所在的南亚区域是中国崛起的次要战略方向，印度是中国在这一方向的主要挑战者。下文在这一战略框架下讨论中印关系，以此揭示崛起国在应对来自次要方向的挑战时可能出现的思维误区和可能产生的行为风险，探讨有效的应对策略。

三 国际体系转变对中国周边态势的影响

　　 对国际体系的变化趋势和主要战略方向大国行为的判断是崛起国确定次要战略方向及对策的前提和基础。在稳定的国际体系和变动的国际体系下，中国面临的周边压力的性质与程度也有所不同。与之相应，次要战略方向的意义和需要采取的策略也不尽相同。因此有必要先讨论当前国际体系变化对中国周边态势的影响，以助于后文对次要战略方向的定性和策略选择分析。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就在《世界政治中的变革与战争》中阐述了国家间实力的重新分配对国际体系的影响：“体系中的不平衡变得越来越尖锐，这是因为衰落的大国试图保持其地位，而新兴国家试图把这一体系纳入促进自己利益的轨道，作为这一持续不平衡的结果，国际体系被紧张、不稳定和危机所困扰。”(14)这一论述作为抽象而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原则，直到今天仍然可以用来描述导致国际体系变动的大国关系因素。

　　 国际体系的变化首先是这一体系中主要行为体相互关系的变化。这种变化的结果决定了国际秩序能否保持稳定以及国际规范能否继续有效。张建新指出，在后西方的国际体系中，虽然权力让渡会导致国际体系产生某种程度的紧张，但总体上不会失序。世界正在走向一个没有霸权、力量相对均衡的国际秩序。(15)秦亚青则认为，冷战后全球性问题不断涌现，至今得不到有效解决，正是全球治理失灵的反映。世界正处于一个新的历史关口，如果全球性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走回弱肉强食的霍布斯丛林并非完全不可能。(16)

　　 不论是认为国际体系不会总体失序，还是担忧霍布斯丛林有可能再现，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比较普遍的共识是，作为体系主导国的美国对待国际体系以及崛起国的心态正在发生重要变化。这种心态转变呈现出渐进、不平衡以及多面的复杂特点，导致国际失序的危险加大，国际规范的维持成本越来越高。当前世界正处于旧秩序坍塌、新秩序亟待建立的非常时期。(17)中国崛起被视为当今国际体系调整的重要动力，其既是体系变迁的重要结果，更是推动国际体系进一步变迁的关键变量。(18)美国为国际体系提供公共产品的意愿越来越低，与此同时对中国崛起的态度也越来越强硬，对被中国取代的担忧越来越强烈。霸权国以维护霸权为基本目标，对崛起大国的“敏感度最高、容忍度最低和制约能力最强”。(19)出现这种现象主要是因为国际体系主要行为体的实力差距发生了变化，导致主导国家对维持全球秩序的信心越来越低，而对崛起国颠覆国际秩序的担忧越来越高，其对外战略和对外行为越来越以自我为中心。

　　 虽然学术界对于作为主导国的美国是否已经衰落到难以担当体系主导、维持国际秩序、提供公共产品仍然存在争论，但一般观点认为美国的衰落只是相对于其自身鼎盛时期而言，其仍然是国际体系中最强大的国家，享有唯一的霸主地位。一方面，尽管有学者通过评估认为美国远未进入霸权衰退期，新兴大国也远未崛起到足以取代美国的程度，(20)但仍然不可低估体系主导国家在信心和实力下降、相对其他国家仍具有较大优势时的行为方式变化，特别是遏制崛起国的决心和力度变化；另一方面，尽管一些学者在讨论霸权依赖与领导国家权势衰落时指出，由于新兴大国的崛起，领导国家的权势地位会相对衰落，国际权力将从集中走向分散，(21)但是这一过程不会是线性的。美国不会甘愿接受自身主导地位的弱化，更不会坐视崛起国“侵蚀”美国霸权。美国没有能力或者意愿继续提供公共产品和美国没有能力或信心遏制崛起国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实际上，体系主导国家越是在提供公共产品、维护体系稳定和秩序上力不从心，在遏制竞争者、防止主导地位被取代以及体系被颠覆上就越会不遗余力。

　　 因此，对于崛起国来说，在讨论国际体系是否出现了不可逆的本质变化之前，首先需要判断的问题是体系主导国家是否已经下定决心、不再允许自己主导的体系继续为崛起国提供成长空间。一些学者呼吁，美国作为守成大国应该对中国采取“容纳政策”，即守成大国以适当减损自身权力、利益或者调整规则的方式，在现有国际秩序框架中主动给予新兴大国更多的空间，承认后者应当拥有与其实力增长相匹配的权力地位，从而避免新老大国发生重大冲突、避免世界秩序发生重大动荡。(22)这种主张与其说是站在维护体系稳定的角度向守成大国发出呼吁，还不如说反映了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对美国将中国定义为战略“威胁”、推动对华全面遏制的担忧。2017年12月，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签字颁布了新版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将中国定性为美国的战略对手，称“中国和俄罗斯对美国的权力、影响力和利益构成了挑战，企图侵蚀美国的安全和繁荣”。(23)虽然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界和政策界依然有人主张不能根据这份报告断言特朗普的对华战略已经转向全面遏制，但无论如何，继续呼吁中美建立“共生型国际体系”或“中美共治”已经不合时宜。

　　 中国的美国研究存在两种不同视角。一种是从中国希望中美关系处于何种状态入手，另一种则强调中国应该基于中美关系实际处于何种状态来制定战略。早在特朗普推出新版国家安全战略之前，后一视角的学者就已经对中美关系的下行趋势提出了警告。时殷弘认为，指出中美大国关系的一种不祥或甚为危险的可能前景是有必要的，因为中美之间的大国“结构性对立”正在变得更为广泛、深刻和显著。出于“底线思维”，中国应当有应对这一可能性转变为现实的心理和战略准备。(24)崔立如认为，中美关系对未来亚太地区秩序的形成意义重大，双方战略竞争凸显。在全球力量结构层面，权力向更多力量中心扩散，开始了新一轮的权力平衡。美国力求在去中心化(美国霸权)的多极秩序中继续保持主导地位，为此加强了对新崛起的力量中心的制衡。(25)

　　 当主导国家对于维护国际体系怀有较高热情的时候，崛起国的周边地区往往是主导国家控制下的国际体系的边缘地带。这是因为如果一个潜在的崛起国正处于主导国家控制的国际体系的核心地带，那么除非其得到了主导国家的鼓励和支持，否则绝无可能崛起。英国之所以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不惜以自身霸主地位的毁灭为代价阻止德国崛起，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德国所在的欧洲是英国霸权的核心地带，德国崛起和英国霸权本身构成了不可调和的矛盾。而美国的崛起虽然颠覆了英国的大洋霸权，却使得英国可以集中力量压制德国在欧洲和北海建立霸权的企图。中国能够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实现快速发展，很大程度上也是得益于在中国周边地区不断得以拓展。其之所以可能恰恰是因为中国所在的太平洋和印度洋地区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间并不是美国战略中的核心地带。忙于在欧洲继续围堵俄罗斯和在中东进行地缘政治结构甚至文明重塑的美国“容忍”了中国在周边地区的力量和利益扩展。当然，问题的另一面也在于，正是因为美国没有将中国的崛起看成是对现行国际体系和美国霸权的致命威胁，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特别是印度洋东部和太平洋西部地区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吸引美国的战略注意力。而一旦美国下定决心遏制中国的崛起势头、防止中国动摇美国的霸主地位，那么靠近中国远离美国、对中国更加关键、中国的战略投入也更大的中国周边地区自然就成了美国和中国角力的主战场。这也符合中美两国的现有力量对比。

　　 从国际体系主导国和崛起国博弈的角度分析，当崛起国的崛起进程在主导国看来已经构成威胁时，崛起国的周边区域将成为主导大国施加压力的首要场所，崛起国的周边压力将明显增大。从崛起国的崛起战略出发，也可以得出同样结论。刘丰认为，中国崛起面临的挑战在于当今时代对崛起的规模、强度和持续性提出了更高要求。中国在利益分配格局中的地位与其实力并不匹配，具体表现为在全球经济治理架构中的权责不均，在地区安全议题的处理和解决中缺乏主导权。(26)其中，崛起国最希望获得主导权的地区安全议题主要是崛起国自身的周边安全。毕竟，中国没有能力跳到美国的“内线”即加勒比和拉美地区对美国进行牵制，也不会有强烈的兴趣去关心美国周边的安全问题。

　　 综上所述，基于中美相对实力变化导致的国际体系变动将首先影响中国周边的态势，而中国的周边地区也将首当其冲地成为美国遏制中国和中国突破崛起困境的焦点地区。正如阎学通所指出的，今后几年国际格局将呈现两极化趋势，但中国的综合国力仍然要弱于美国，中国对外战略的性质要定位于崛起战略而非世界主导战略，战略目标和策略要匹配世界第二大国而非世界第一大国的实力地位。这要求中国坚持以国家利益为导向，制定最有利于实现和维护国家利益的外交政策；根据自身在国际体系中的实力地位特别是具体议题上的能力来界定具体的国家利益；中国外交也应坚持周边优先。(27)中国崛起的第一步只能是成为所在地区的秩序主导者和规则制定者。这要求中国以周边为优先战略方向，努力排除美国对中国周边地区的干扰，在中国周边地区建立中国主导的区域政治和经济秩序。(28)

　　 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指出：“中国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扩大同各国的利益交汇点，推进大国协调和合作，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按照亲诚惠容理念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周边外交方针深化同周边国家关系，秉持正确义利观和真实亲诚理念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29)根据这一论述，不难看出大国、周边和发展中国家仍然是中国外交的三大对象，这三个对象如何排序特别是大国外交和周边外交如何协调始终是中国外交的关键问题。在国际体系发生重大变化、主导国家加大对崛起国的遏制力度时，作为崛起国的中国应该将周边地区作为推进对外战略的优先区域。一方面，崛起国已经取得的成果主要集中在周边；另一方面，主导国家不断加大的压力也主要体现在崛起国周边。这就使得崛起国的周边地带成为崛起国和主导国战略竞争的核心地带。国际体系越多中心化，主导国家对维持国际秩序稳定的兴趣就越低，维护霸权的决心就越大，崛起国和主导国的竞争就会越激烈，崛起国周边地区的战略重要性就会越突出。如何在周边建立大国威信和维护自身利益将成为崛起国崛起进程能否持续的关键。

四 西南方向在中国周边战略中的地位

　　 在讨论中国崛起的周边战略时，对中国战略方向选择的分析非常必要。因为尽管一般认为中国是一个东亚国家，然而作为一个国土西至帕米尔高原、西南至喜马拉雅山的亚洲大国，地缘政治概念上的东亚并不足以涵盖中国及其周边区域。某种意义上，中国不只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地理和地缘意义上的大陆。战略方向本来是一个军事概念，指“遂行作战任务并对战争全局有决定意义的行动方向，通常指具有一定战略纵深和幅度的空间范围”。“按照战略行动类型，可分为战略进攻方向和战略防御方向；按照重要性，可分为主要战略方向和次要战略方向。”(30)在这里我们借鉴军事理论中狭义的战略方向概念，将其引入宏观战略分析。

　　 作为崛起国的中国不可能同时在所有战略方向上采取齐头并进的政策，确定主要战略方向并集中优势资源在这一方向上取得突破不但是一般的军事战略常识，也符合作为崛起国的中国和作为国际体系主导国的美国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按具有整体性的次区域标准划分，中国周边依次是从东北亚到东南亚的西太平洋方向、南亚次大陆的西南方向和中亚俄罗斯的北方方向。

　　 关于中国崛起的主要战略方向，任为东认为：“中国对外经济和政治关系是全球性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向中亚的西进和向印度洋的南下不无道理。但是，战略方向问题不是一般的发展对外关系、扩展国际影响的问题，而是事关生死存亡和前途命运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东亚、东海、西太平洋才是最主要的战略方向，东进才是最紧要的战略选择。”(31)应该说，这一观点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东北亚黄海方向、东海日本方向、台湾海峡方向、南海方向共同构成了中国周边战略的主要方向——西太平洋方向。这一判断有如下三个理由：第一，瑷珲—腾冲线以东以南区域与上述四个区域连接，而中国自然地理的第三级台阶自古以来就是中国政治和经济的核心区域，乃国运之所系，其重要性非西北西南可比。自中国19世纪后半叶被迫参与全球国际体系以来，这里就是决定中国兴衰荣辱的外部力量的来向。改革开放以后，海上通道又成了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与接入国际市场的主要桥梁，与海外伙伴的经济往来则成为中国累积财富的主要方式。第二，上述四个区域具有明显的联动效应，其态势相互影响，区域行为体相互作用，具有强相关性。这四个区域中的行为体综合国力均在中国之下，均对中国崛起怀有某种程度的不安，其平衡、对冲中国海上维权行动的方式具有明显的相互学习特征。第三，最为重要的是，这四个方向上影响中国安全与利益的最关键因素均非区域成员，而是西太平洋地区安全秩序的维护者美国。不论是在朝鲜半岛、南海，还是中日和台海关系，美国都是中国安全焦虑的根本来源。中国应对来自上述四个方向的安全挑战，实际上就是应对美国及其联盟体系的挑战。如果中国无法抵御住美国及其联盟体系从海上方向施加的压力，中国的崛起努力便会付之东流。倘若中国不但抵御住了美国的压力，并且在海上方向针对美国的联盟体系取得了突破，则可以判定中国的崛起取得了至关重要的阶段性胜利。因此，由四个存在联动关系的海上方向构成的西太平洋战略方向是中国崛起的主要战略方向。

　　 相形之下，中国的北方战略方向由于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存在以及俄罗斯对中亚的强大影响力，中国在这一地区并不面临重大的传统安全威胁。推行以中俄战略合作为核心内容的地缘战略，再辅之以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的安全战略和致力于对接欧亚经济联盟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足以保证中国在这一战略方向的安全和利益。在中国的三大战略方向中，北方方向在目前和未来一段时期内都将是最为稳定的，并不需要中国在这一方向投入过多战略资源。

　　 印度所在的南亚和印度洋地区是中国的西南战略方向，这一方向是中国崛起的次要方向。其理由如下：

　　 第一，南亚和印度洋地区不是中国国家安全的主要风险来源，这一地区远离中国的核心区域，历史上从来没有对中国的国家统一和民族强盛产生过决定性影响。中国与南亚地区间隔着天然的地理屏障喜马拉雅山，山北是中国自然地理的第三级青藏高原，雪山高原使得中国获得了相对于南亚邻国更广阔的战略纵深。但基于同样理由，中国对南亚地区施加影响力的难度也相应增大。因此，中国在这一方向上的战略一直是防御性的，战略目标是以有限投入确保领土安全。实际上，除非中国下定决心要彻底解决和印度的领土纠纷、采取进攻性策略，否则在这一方向上就会始终采取着眼于节约成本的防御原则。

　　 第二，南亚和印度洋方向既不制约“一带一路”的实现，也无法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提供关键外部支持。虽然“一带一路”倡议的旗舰项目中巴经济走廊就位于南亚地区，作为中国周边经济合作规划重要组成部分的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也着眼于南亚次大陆孟加拉湾的互联互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南亚次大陆和印度洋就由此扼住了中国海外经济利益扩展的咽喉。“一带一路”并不仅仅是从中国到欧洲的连续通道，还包括很多分布在这两个广大地域上的点(港口)、面(产业园区)和线段(通道)，每个具体项目并不互为成功条件。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部分取决于中国经济要素的海外布局能否成功，但是并不取决于中国的“一带一路”是否能够绵延到欧洲、非洲和大洋洲并保持其畅通。衡量“一带一路”成功与否的标准应该是“一带一路”框架内各个项目的实施状况，而不是“一带一路”的整体联通性。赵干城强调了南亚对“一带一路”的重要性，但即便如此他也认为：“欧亚大陆方向并不与南亚对接。即使是海上，‘到印度洋延伸至欧洲’的路线其实也无须依托南亚。因此，南亚作为独立的变量，在该战略的实际推行中，将发挥辅助或助推的作用。”(32)至于南亚地区的经济成长潜力及其海外市场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价值则是一个经常被过度强调的因素。印度的经济增长是否具有长期性仍存在争议，无论如何都不能用一个财政年度、几个季度甚至月度的经济数据来证明印度经济增长必然具有长期性或者未来一定能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

　　 第三，印度洋海上通道对于中国并不具有决定性的制约能力。不少学者因为印度洋航道在全球海上通道(SLOCs)中的突出地位以及该地区的丰富能源而将这一地区定性为未来甚至当前国际战略格局的关键地域，即“印度洋是世界海权体系的核心”。(33)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Kaplan)也断言印度洋对于全球海上通道具有决定性意义。但是，对这些说法都可以提出质疑。卡普兰之所以认为“中国面临地缘政治挑战，21世纪的中国是不完整的，而且充满潜在危险”，(34)很大程度就是因为中国穿越印度洋的海上通道非常脆弱。全球海上通道作为至关重要的国际公共产品，对以工业品输出为经济增长主要方式的中国来说的确非常重要，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战略竞争对手可以由此获得针对中国的巨大优势。印度和中国在陆地上存在漫长的争端边界，两国的接壤制约了印度凭借其更接近印度洋海上通道而对中国进行封锁的能力，这是印度战略界不可能意识不到的现实。而美国如果想要封闭中国的海上通道，中国南海显然更加适合。不但如此，还要看到这种战略封锁只有在世界大战或者重大局部战争爆发的情况下才会出现。一旦爆发全面战争，中国的“一带一路”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再推行下去，那么讨论印度洋海上通道的封闭对“一带一路”的遏制作用就失去了意义。

　　 基于上述理由，可以认为南亚—印度洋地区至少在现阶段和未来一段时间内对中国的崛起不具有决定性意义，中国周边战略中的西南方向是中国的次要战略方向。

五 洞朗事件后印度对华认知和策略的调整及其原因

　　 明确以南亚—印度洋地区为指向的西南方向为中国的次要战略方向，是分析印度以及本地区其他国家在中国崛起过程中会产生何种影响、发挥何种作用的前提。中国的南亚政策需要服从中国整体对外战略，要在大战略背景下统筹考虑，以确立具有政策约束性的指导原则。南亚国家的对华策略应该被置于中国崛起次要方向上的机遇与挑战的定位上来分析和研判。接下来，笔者将在上述前提下分析洞朗事件后印度的对华认知和策略调整，并将之作为崛起国在次要方向遭遇挑战的案例。

　　 从地缘政治和经济结构看，印度是南亚地区唯一一个可以被称为强国并有希望成为世界大国的国家。印度一家独大是任何外部力量都无法改变而只能接受的南亚地缘政治的基本结构。印度以其庞大的人口、巨大的市场潜力、远超过南亚其他国家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当仁不让地居于南亚地缘结构的核心，是这一地区的最主要行为体。不仅中国将处理与印度的关系作为南亚地缘战略的核心问题，所有其他世界大国也同样如此。印度在任何区域外国家的南亚战略布局中都居于中心位置。

　　 那么印度到底是西南这一次要战略方向的主要合作者，还是主要挑战者？对这一问题的研判是中国确定次要方向的战略投入与对印策略的基础。对于这一问题的判断，国内很多研究是建立在期待印度与中国形成合作关系而非立足现实的基础上。(35)与此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印度和印度裔学者大多对中印合作的前景持悲观和消极态度。他们的研究秉持鲜明的现实主义传统，基于中印的竞争性关系提出了诸多制衡中国的政策主张。(36)

　　 洞朗事件是近年来中印关系走向的分水岭。印度对华认知在洞朗事件后明显转向负面，态度更加强硬，手段也更加激进。双边关系上，印度政府决定耗费巨资在中印边境争议地区增派兵力、大力推动基础设施建设，摆出和中国在边境进行军备和基建竞赛的态势，(37)还加强了对中国的抵边飞行侦查。2017年12月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西部战区联合参谋部作战局副局长张水利证实，一架属于印度军方的无人飞行器侵入中方领空并坠毁。(38)在地区事务上，印度明确了排斥中国的目标。印度陆军参谋长拉瓦特(Bipin Rawat)声称不允许印度邻国“漂向中国(drift away to China)”，(39)公开干预斯里兰卡、马尔代夫内政。在国际层面，印度欢迎美国推出的“印太”概念，大力推动“向东行动政策”，向中国传递了明确的对抗性信息。最为严重的挑衅是在2018年2月15日中国农历除夕，莫迪访问了所谓的“阿鲁纳恰尔邦”。这是莫迪担任总理以来第二次前往伪“阿邦”，他还公开宣称将有更多的印度中央政府官员和政治家定期前往。(40)虽然在洞朗对峙中，印度官方多次强调愿意和中国保持合作，但是洞朗事件后印度采取的一系列举动明确表明印度的对华政策已经从2015年的寄希望一揽子解决问题经2016年和2017年的“问题外交”，过渡到企图通过运用军事和外交能力在与中国的对抗中迫使中国做出让步，并削弱中国在南亚的地区影响力。这种对华策略意味着印度已经在心理上将中国定性为战略竞争对手。

　　 洞朗事件后，中方多次呼吁：“中印是重要邻国，当前双方都正处在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的关键阶段，两国理应加强战略沟通，消除战略疑虑，开展战略合作。我们敦促印方按照两国领导人的重要共识精神，多做有利于维护边境地区和平稳定的事，不要做任何可能使局势进一步复杂化的事，要以建设性的方式处理两国间事务，推动中印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41)但随后的事态表明，中国的期待并没有获得印度的回应。

　　 与之相应，洞朗事件后的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特别是南亚学界在中印关系上的态度也由整体谨慎乐观转向整体谨慎悲观。实际上，早在莫迪上台之初，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和政策界就已注意到印度对华政策的两面性。然而主流观点仍希望能够说服印度接过中国递来的橄榄枝。(42)随着莫迪对华“问题外交”策略的逐渐形成，(43)中国学界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争取印度非常困难。(44)面对莫迪政府越来越强硬的对华态度，中国南亚学界对中印关系的性质、状态和前景进行了反思。(45)特朗普推出“印太战略”后，南亚学界将印度纳入中国全球战略进行整体考量的研究开始增多。这些文章从南亚研究的角度出发，高度关注地区行为体的战略调整对中国国际环境和对外战略的影响。(46)张家栋提出，洞朗事件后中印关系面临三大严峻挑战：一是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更加明确，从以前的消极观望发展到直接反对并提反制倡议；二是提示了中印关系的复杂性和敏感性；三是中印两国在印度洋地区的竞争态势日益明显。(47)不管中国多么希望争取印度，现实是印度已经用实际行动告诉中国，莫迪时代的印度将奉行对华强硬政策，将以排斥中国在南亚的地区影响力、平衡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对冲中国在东南亚的影响力作为对华政策的主要目标。

　　 印度之所以在洞朗事件后对华态度更加强硬、挑战姿态更加明显、将中国定性为战略竞争对手并连续挑衅，除了双边关系中存在诸多难以解决的结构性问题以及彼此的战略定位存在冲突以外，(48)至少还与三个因素有关。

　　 第一，印度对中印两国迅速解决边界问题的期待没能实现，在印度看来这意味着获得与中国对等地位的心愿没有被满足，因此对中印关系的整体状态感到不满。很大程度上，洞朗事件就是印度在发泄这种不满情绪以及试探中国对印政策的底线。早在洞朗事件爆发前，印度就已经积累了相当程度的对华负面情绪。印度前外交秘书萨仁山(Shyam Saran)指出：“在中国看来，中印关系的战略和全球价值正在下降，双边事务重新变得突出。在最近的中印互动中，中国的学者建议印度承认双边力量对比已经发生改变并且接受两国‘不平等的’力量对比关系。中国从增强自身在中印关系中地位的角度出发，不再认为解决边界问题属于当务之急。”(49)洞朗事件后，印度并没有改变对中印关系走势不满的心态。曾为《远东经济评论》(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记者的伯蒂勒·林特纳(Bertil Lintner)就声称：“保持边界争端能够更多地满足中方的重要利益，因此中国不像其他国家那样希望找到问题的永久解决方案。但是由于中印间巨大的贸易额，两国不太可能发生1962年式的战争。只要让边界争端处于中方的掌控之中，就可以借此对不丹施加影响力，或者对印拒绝加入‘一带一路’表达不满。中国是在以自己的方式处理外交关系，但是这种方式并不遵循一般模式或者国际承认的规范和准则。”(50)

　　 第二，在洞朗事件发生后，由于中国的克制，印度并没有为自己的情绪发泄和试探举动付出代价，这进一步激励了印度的对华示强心态。需要注意的是，中印两国对洞朗事件结果的理解并未遵循同样的损益判断标准。中国认为洞朗事件通过自身努力成功避免了武装冲突，而印度则认为对中国施工作业的干预取得了成功。双方对博弈结果的不同理解建立在双方政策期待的差异的基础上，在这种心理差异的作用下，印度并不会像中国期待的那样努力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印度随后采取的举动表明，印度是将其在洞朗事件中使用的手法当作了可以复制至少是可以借鉴的经验。

　　 第三，受到美国推出“印太”概念的激励，印度强化了与美国合作制衡中国的信念。特朗普在2017年12月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大谈“印太”概念的战略意义，渲染“印太地区正在上演自由和压迫这两种理念之间的地缘政治博弈”，表示“欢迎印度作为世界大国以及强大的战略和防务合作伙伴的崛起，将致力于推动美日印澳四边合作”。(51)“印太”概念被美国重新包装并公开阐述后，印度明显强化了与美国的协调。萨仁山认为中美关系的变化对于印度来说是一个机会，他说：“如果两个主要的经济大国爆发贸易战，并且导致安全领域的紧张态势，中国在压力之下可能会对印度采取更加积极的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印度应该做好准备，将这些机会作为杠杆推动地缘政治的变化。”(52)印度前总理国家安全顾问希夫尚卡尔·梅农(Shivshankar Menon)表示：“印度追求国家利益所依托的环境正在日益复杂化，亚太地区的复杂形势给了印度一个机会去选择伙伴以及协作者，我们可以在追求利益的时候与它们共事。”(53)在很大程度上，印度是将机会用来和中国竞争甚至对抗。在瑞辛纳对话(Raisina Dialogue)中，印度海军参谋长苏尼勒·兰巴(Sunil Lanba)公开质疑中国海军在印度洋的活动，他声称：“虽然我们被告知中国海军不会(在印度洋)寻求永久驻扎，但中国正在开发的港口和基础设施根本没有经济合理性。”(54)

　　 需要注意到，在促使印度加速以中国为战略竞争对手的三个因素当中，美国“印太”概念的推出和落实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作为影响中印关系的第三方因素，美国版“印太”概念的提出获得了印度的热烈反应。这证明了随着主导国对崛起国戒备心理的加深，崛起国周边地区在主导国针对崛起国的战略布局中的地位也会随之提升。相应地，崛起国在次要战略方向的策略选择对崛起国国际威信与战略利益的影响亦将呈上升态势。其重要性和关键性上升到一定程度后，崛起国应对次要战略方向的策略得失就可能产生影响全局的后果。

六 崛起国面临次要战略方向挑战时的困境与破解

　　 现阶段，印度已经成为中国在西南战略方向的主要挑战者而非合作者。实际上，考虑到印度在南亚次大陆的明显优势地位，印度也是中国在这一次要战略方向上的唯一挑战者。中国能否妥善应对来自印度的挑战，是中国西南方向战略成败得失的主要衡量标准。那么中国作为崛起国应该如何应对次要战略方向的挑战呢？在这一过程中，最可能的战略风险是什么？又应该如何管控？

　　 崛起国在次要战略方向上的首要目标是维持整体态势稳定，避免付出过大成本和精力，防止资源配置失焦，以免影响应对主要战略方向的压力及追求主要战略方向的目标。崛起国在应对次要方向的挑战时，既要考虑到问题本身对自身利益的影响，也要从整体战略的角度思考具体策略的宏观后果。

　　 以维持整体态势稳定为目标的辅助性战略，首先需要避免的错误是完全改变稳定的整体态势。这具体表现为缺乏战略忍耐力，为次要方向上挑战者在一时一事上互动所刺激、贸然改变对整体战略态势的判断，结果或者失去战略重心两线出击，或者变次要为主要、求一时之功。这种冒进不只是犯下了在次要方向上的战略错误，也是在对外战略的基本判断上犯下了错误。

　　 国际关系史和军事史反复证明，在大国崛起的过程中试图同时在两个以上的战略方向上寻求突破的国家都遭遇了惨重失败，导致国家崛起进程的中断。拿破仑战争时期的法国、1890年后的德国、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都是因为没有始终遵循在主要战略方向上集中主要力量的原则，在一个战略对手的威胁还没有被消除的情况下就贸然转变国家战略方向，试图取得决定性成果，结果遭到了惨重失败。如前文所述，德国从1890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东线策略混淆了主要和次要作战方向的差别。在对俄方向上手段与目标明显不匹配，最终导致了非常严重的后果。实际上，自《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来，唯一同时在两条战线上作战并且取得了战争最终胜利的大国只有二战中的美国。而当时的美国已经不能被视为崛起中的大国了。尽管在21世纪基于核威慑以及经济相互依存，大国之间爆发全面战争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然而在崛起国与主导国和其他区域强国竞逐博弈的过程中，“集中优势兵力”的军事战略原则依然适用。就连当前国际体系的主导国美国目前也没有能力在两个战略方向上同时拥有制胜的绝对优势。近10年的国际关系实践证明，美国未能在国际体系出现重大转变、地区力量中心纷纷兴起的情况下，同时确保中东、欧洲和亚太霸权的稳定。考虑到主导国和崛起国客观存在的力量差距，包括中国在内的崛起国更不可能同时在两个战略方向上取得突破。

　　 尽管必须高度强调主次不分、两线作战的风险，然而这也绝不是崛起国在次要战略方向上可能犯下的唯一错误。虽然上述错误在国关史上中反复出现最为引人注目，但是另外一些容易被忽视的风险同样应该引起警惕，这就是因为主观上过于担心陷入两线作战的不利局面而导致策略失当。考虑到中国的外交传统和当前的对外战略，这一风险或许更加值得关注。

　　 崛起国由于试图避免两线作战而措置失当有两种可能：第一是战略决心不足导致战略畏缩，过度夸大战略风险，导致在次要战略方向上消极被动、采取回避行动，最终造成利益损失，或者用很高的成本换来明显不相称的收益。造成崛起国在次要战略方向上决心不足的原因可能是汉斯·摩根索(Hans J.Morgenthau)所列举的国家在博弈时常犯的一种错误，(55)即崛起国过高估计了次要战略对手的力量和决心，认为对手有可能不顾一切地对自己发起冲击。特别是在得到体系主导国的怂恿和支持的情况下，对手的决心和力量都将进一步强化。因此有必要不断安抚对手，维持次要方向的稳定。

　　 在次要战略方向上战略决心不足几乎是崛起国的一种“天然”倾向，因为国家通常会因为缺乏实力而缺少决心。但是，这种倾向并不是绝对无法克服的。如果能够认清次要方向上主要战略对手的真实意图和力量上限，崛起国有可能通过针对性的力量调整实现双边力量平衡。毕竟，相对于次要方向的对手崛起国的实力明显占优，在不给主要战略方向造成过大压力的情况下还是能够建立起与次要对手之间的平衡。实际上，加大在次要方向的力量投入对于崛起国来说相对容易。真正的困难在于如何克服对对抗后果不可控制的担忧。

　　 崛起国在整体实力占优、更具资源潜力的情况下，为什么还容易战略决心不足？关键原因通常在于崛起国担心主导国利用崛起国和次要方向挑战者的矛盾从中获益：要么是趁机在崛起国的主要战略方向上施加更大压力，要么是将次要方向的挑战者纳入自身的联盟体系，形成对崛起国的战略包围。这种风险在理论上确实存在，在实践中也为美国和印度在洞朗事件前后的互动所证实。国际体系的主导国和崛起国在次要方向上主要对手之间实现战略协调甚至缔结战略同盟的前景会极大地抑制崛起国在次要方向上与挑战者对抗的决心，在主导国从主要战略方向上向崛起国施加了强大压力的时候就更是如此。

　　 崛起国另一种可能的对策失当是预期过高导致的战略冒进。为获得预想中的利益，崛起国对挑战者和竞争对手会采取不必要的拉拢策略，导致次要方向的对手获得不应有的博弈优势。导致这类对策失当的原因往往和摩根索所说的另外两种错误有关。崛起国有可能过度估计次要战略方向上主要国家的价值，试图争取后者与自身战略对接，以满足自身主导的地缘政治战略和地缘经济规划。出于这一目标，崛起国可能会认为自身的整体力量优势足以对次要方向的竞争对手产生足够的战略压力，迫使对手不敢突破崛起国划定的“红线”，只能选择与崛起国合作。崛起国往往对自身提供区域公共产品特别是在经济利益的能力过度自信。然而，这种自信并不是建立在对次要挑战者政策的实际效果基础上，具有很强的主观期待色彩，极容易被对手利用、敲诈，甚至是反复敲诈。

　　 对于这种风险，早在2015年时殷弘就发出过警告。他指出“无论是‘战略军事’还是‘战略经济’，都有一个重大的内在平衡问题，亦即‘战略冲劲’与‘战略审慎’的平衡”，“中国将在可预见的未来同时从事多项或多线‘战斗’，从战略常理来说这是一种令人忧虑的局面”。(56)除了学界已经反复讨论过的印度对华战略疑虑这一不利于中国争取印度的因素之外，中国作为崛起国对自身的软实力估计过高、对自身规范的吸引力过于乐观、过于强调自身与次要方向上具有决定意义的行为体之间的共同利益，的确给中国在西南方向上的战略扩展带来了冒进风险。乐于见到中印合作的中国学者往往强调中印两国的共同利益，强调中印战略对接的价值和两国在国际事务中的相似立场，认为这些因素可以构成争取印度参加中国主导的区域合作规划、完成战略对接的基础。然而，印度在上述三个方面都与中国存在悬殊或者微妙的认知和立场差异。洪菊花、骆华松关于如何平衡中国地缘政治和经济的观点为中国过度热情的对印政策提供了思维方式上的注脚：“地缘经济与地缘政治就如同一个光谱的两端，都是理想模式，中国应根据自身利益和地缘环境，确定介于两端间的地缘战略……与地缘政治相比，地缘经济更符合中国现实利益和中国现状，是当下和未来一段时期内中国地缘战略主要方向。”(57)这一论述尽管在宏观视角下和长期维度上具有合理性，然而也含有重地缘经济、轻地缘政治的倾向。这种倾向在中印围绕地缘政治主导权矛盾越来越深、边界争端越来越激烈的当下，容易导致中国在推进区域经济合作倡议时主观期待过强，对手由此获得了利用中国的强烈期待反复讹诈的机会。一段时间以来，印度不断口头释放中印合作的良好意愿，同时又不断采取挑衅动作，表现出强烈的讹诈战术色彩。印度之所以采取这种看似矛盾的策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印度笃定即使在洞朗事件后中国也仍然愿意争取印度支持中国的区域合作倡议。

　　 崛起国上述两种思维误区的外在表现都是企图通过向挑战者提供利益以实现维持次要方向战略稳定的目的。但前者是对冲突的后果过于悲观，属于缺乏自信的表现；后者则是对自身的影响力过于乐观、战略期待过高，属于自信膨胀的表现。不论是过度安抚还是过度争取，共同的风险在于安抚或者争取都可能无法达到目的，甚至成为挑战者进一步索求和讹诈的刺激因素。崛起国被次要对手反复讹诈不仅会造成实际的周边利益损失，而且会导致在周边的信用和威慑降低，从而影响崛起进程。除此之外，中国还要看到如果挑战者在国际体系主导国的挑唆下自信过于膨胀，有可能导致其更加偏爱冒险策略，从而迫使崛起国在底线被不断冲击时不得不采取强力手段，使得本来力图避免的两线作战的局面反而更加容易出现。

　　 崛起国如何才能规避在次要战略方向上因为战略决心不足或者战略期待过高而产生的政策风险呢？崛起国应认识到在与次要方向主要挑战者的博弈中，决定战略成败的关键并不是选择威压或者怀柔，而是选择不同手段的时机是否得当。手段是否得当的关键判断依据则是对双方可用力量对比的精确计算。

　　 首先，崛起国需要正确判断次要战略方向与主要战略方向相互作用的关联程度。做出这一判断需要思考三个问题：一是次要方向的挑战者可能给崛起国造成的最大伤害是否足以导致崛起国的崛起进程遭遇严重挫折；二是在次要方向上崛起国可能获得的最大收益是否足以为崛起国在主要战略方向上关键任务的实现提供重要支持；三是主要方向和次要方向的联动可能性。虽然国际体系的主导国愿意看到崛起国次要方向的挑战者向崛起国发难，但主导国是否有决心切实配合和支持，作壁上观的可能性是否存在？上述问题的答案将决定崛起国是否有必要采取果断手段回击直至粉碎对手的挑战。

　　 其次，崛起国需要正确判断次要战略方向上主要挑战者对自身发起挑战的真实意图和双方矛盾的性质。做出这一判断需要思考两个问题：其一，挑战者是希望用挑衅行动直接迫使崛起国在遭遇挑衅的具体问题上做出让步，还是在实施交换策略，寄希望于挑衅时提出的要求被拒绝后向崛起国索取其他方面的补偿。其二，挑战者在多大程度上愿意冒双边关系严重受损的风险，有没有做好崛起国调整对外战略布局甚至改变战略方向的主次顺序、以主要力量向挑战者施压的准备。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将决定崛起国是否有必要对挑战者进行安抚以及如果无法安抚，是尽量冷处理挑战者的挑衅行为、保持战略忍耐，还是以短促激烈的手段迫使挑战者付出沉重代价。

　　 最后，崛起国还需要正确判断在次要战略方向上与主要挑战者之间力量投入对比的变化。在判断中，除了需要对双方的力量对比趋势有清醒认知以外，还必须注意到国家的不同战略方向尽管重要性不同，但均需投入并耗费一定的战略资源。因此在计算力量对比时不能将博弈双方的全部力量作为计量参数直接使用，而只能以双方在各自整体战略框架中所能投入的最大力量为参数。

　　 崛起国应在上述判断基础上，重视实力分配、能力运用和决心贯彻三个因素的相互支撑。以实力为依托、敢于并善于运用实力优势，综合运用威慑与合作两种策略有效制衡挑战者，打消挑战者利用有利国际形势弥补实力差距、寻求超越其实力与能力范围的收益的企图，确保次要战略方向上的稳定态势。

　　 感谢《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匿名审稿人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文中疏漏由笔者负责。

　　 ①国际学界的相关研究主要围绕权力转移理论展开，参见A.F.K.Organski,World Politics,New York:Alfred A.Knopf,1958; A.F.K.Organski,World Politics,New York:Alfred A.Knopf,1968; Ronald L.Tammen,et al.,Power Transitions:Strategies for the 21st Century,New York:Chatham House Publishers,2000; Douglas Lemke and William Reed,“Regime Types and Status Quo Evaluations:Power Transition Theory and the Democratic Peace,”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Vol.22,No.1,1996,pp.143-164; Douglas Lemke and Suzanne Werne,“Power Parity,Commitment to Change,and War,”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40,No.2,1996,pp.235-236。中国学者的研究参见阎学通、孙学峰等：《中国崛起及其战略》，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周方银：《韬光养晦与两面下注——中国崛起过程中的中美战略互动》，载《当代亚太》，2011年第5期，第6—26页；周方银：《松散等级体系下的合法性崛起——春秋时期“尊王”争霸策略分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6期，第4—23页；高程：《市场扩展与崛起国对外战略》，载《国际政治科学》，2011年第3期，第1—43页；杨原：《大国无战争时代霸权国与崛起国权力竞争的主要机制》，载《当代亚太》，2011年第6期，第5—32页；杨原：《崛起国如何与霸权国争夺小国？——基于古代东亚历史的案例研究》，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12期，第26—52页；杨原：《大国权力竞争方式的两种演化路径——基于春秋体系和二战后体系的比较研究》，载《当代亚太》，2014年第5期，第4—50页；姜鹏：《海陆复合型大国崛起的“腓力陷阱”与战略透支》，载《当代亚太》，2018年第1期，第4—29页。

　　 ②《新论·言体》。

　　 ③安德烈·博福尔著，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战略入门》，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0页。

　　 ④福煦著，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作战原则》，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9页。

　　 ⑤卡尔·艾利希·博恩等著，张载扬等译：《德意志史》(第三卷上)，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425页。

　　 ⑥参见芭芭拉·塔奇曼著，上海外国语学院英语系翻译组译：《八月炮火》，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第29页。

　　 ⑦卡尔·艾利希·博恩等：《德意志史》(第三卷上)，第431页。

　　 ⑧戴耀先：《德意志军事思想研究》，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81页。

　　 ⑨利德尔·哈特著，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