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懂契诃夫的人离开了_风闻

6 月 27 日，著名翻译家、戏剧评论家童道明先生辞世，享年 82 岁。童道明堪称是中国最了解契诃夫的人，他感叹于这个俄国作家胜于他者的善良与悲悯，共鸣于一代知识分子真正的良心。我们终究还是迎来了这个时代，看着大师们慢慢消融进历史夜空——今天我们回顾了《单读12：创造力之死》中云也退对童道明的访谈，希望能够将大师的温情和敏锐留下，让我们依旧可以追求美，追求福祉实现的那一天。“实际上，活在审美里面的人，幸福没有耗尽的一天。”

童道明（ 1937 - 2019 ），江苏张家港人，1960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文学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著名翻译家、戏剧评论家。

樱桃园即使毁了也是美的

——童道明专访

撰文：云也退

童道明嗓子特别沙哑，他一笑起来，就像一台需要加油的缝纫机——但他特别爱笑，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关于任何话题。

俄苏戏剧大师梅耶荷德在一篇谈话里，这样描写契诃夫：“契诃夫有个习惯：在有人和他谈话的时候，他会在完全不可笑的地方突然笑起来。一开始这使得说话的对方不知所措，后来才知道，在听人说话的时候，契诃夫同时已经在脑子里把他听到的东西加以变形、改造、加工、补充，从中汲取幽默的素材，于是他笑了。”

第一个把梅耶荷德系统地介绍给大陆读者的，就是童道明，他连续翻译了《梅耶荷德谈话录》《梅耶荷德论集》《梅耶荷德传》；至于契诃夫，不但早已无法从他身上“剥离”，而且还在不停生长。他在新书《可爱的契诃夫：契诃夫书信赏读》里，写到重读契诃夫书信的体验：“在这三个月里，我天天徜徉在契诃夫的情感世界里，我自己觉得，我更了解契诃夫了，也更爱契诃夫了。”

所以他笑起来更加没个完了。

童道明一直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做他口中的“活学问”，走出书斋，为契诃夫写文章、说话、参加活动，只要一遇人说喜欢契诃夫，他就喜不自胜一整天。逢五逢十的纪念，童道明特振奋，热盼着圈内圈外能有所动作。他也赶上了一个好时候，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戏剧界，都在重新发现契诃夫。他自己写了三个关于契诃夫的剧本，也有民间剧团很热心地拿去演。

▲童道明创作话剧《我是海鸥》。

“要善于发现美”——童道明常常这么说，因此现在流行的“暗黑系”、“重口味”，他完全不能接受。但他没抱怨过，因为抱怨不能带来任何生活所需。在我们的谈话中，不论什么主题，一本小说还是一件事，童道明都能拈出其中触动人心的细节，当我把话接下去，他就露出一副“你看，我就知道你也懂”的得意之色。

他说他乐意跟我说话，因为他说什么我都懂。其实我真没读过多少契诃夫，也讲不出梅耶荷德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区别，讲不出爱森斯坦电影的妙处。不过，他是一个满血状态下的理想主义者，他可以同一个预期中的我对话。

樱桃园即使毁了也是美的。童心向道，道自彰明。

苏联作家缺乏契诃夫的善良

单读：您为什么这么执着，一直在讲契诃夫？就连写剧本都离不开他。

童道明：当然首先是偏爱，同时契诃夫的声誉半个世纪以来一直在走高，原先他的名望不能与屠格涅夫相比，现在情况变了。欧美国家突然对契诃夫的戏剧大感兴趣，在俄罗斯，以前只是莫斯科的一些剧院在演他的剧本，现在因为欧美人的关系，俄罗斯人也更重视契诃夫戏剧了。在亚洲，契诃夫戏剧主要影响日本，在中国则比较晚，后来北京搞了一个契诃夫戏剧节，圈内圈外才重视起来。

单读：确实，熟悉他的戏剧的人，远少于熟悉他的小说的人。

童道明：但只要用心读了，就会喜欢他。你看，我刚才翻我 2012 年写的笔记：“列宁这么形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对他的影响：‘它把我整个地、深深地翻耕了一遍’”，我评论：“这话很精彩，很传神，也可以用来形容契诃夫对我的影响，他把我整个改造了。”再看这个：“俄国导演埃布罗夫也是契诃夫的崇拜者，他是这么描述喜欢契诃夫的理由的：‘我喜欢契诃夫，不是因为他拥有这个或那个，而是因为他不论写什么，背后总有一个人，这个人让我感到很亲切很贴心。’”你知道吗？类似的看法不只是俄罗斯人有，也不只是我有。记不得是哪一年了，我到清华去做讲座，结束以后有个女生突然走上来，跟我说了一句：“童老师，我是从外地赶来听的，我就想对你说：我喜欢契诃夫。”说完这句话她就走了。这就是契诃夫的力量，人们对他的感情是那样一种喜欢，不需要讨论什么。

单读：您个人对契诃夫的看法有过什么变化？

童道明：其实我的看法也是一点点被深化的。一个很大的启发来自爱伦堡的《重读契诃夫》，这本书是爱伦堡在 1960 年——也就是契诃夫百年诞辰时写出来的。爱伦堡的观点是，辞书上说的“ 19 世纪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杰出的”、“伟大的”、“著名的”之类的话完全不能说明问题。他说：如果没有契诃夫的善良，他写不出后来我们能读到的这些作品。

昨天我到宝坻，文化部搞了一个文化走基层的活动，请了我去，还请了剧作家费明。他跟我说：童老师，我看了契诃夫戏剧全集新书发布会了，我记住了这句话：善良，对作家来说也是一种生产力。我讲座时，也很想讲这句话，你肯定也读过《金蔷薇》，帕乌斯托夫斯基写的，他说，苏联作家缺乏契诃夫的善良。我们也一样，以前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善良算什么？所以我认为曹禺给我们最大的贡献，不是深刻揭露了中国社会，而是他在《雷雨》序言里的一句话，说“我怀着悲悯的心态”来搞创作，这就把其他剧作家比下去了。20 世纪中国的剧作家，还能演的就是他和老舍等少数几人，他们有真正的人文精神。

▲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 （ Anton Pavlovich Chekhov ），（ 1860 年 1 月 17 日 － 1904 年 7 月 15 日），俄国世界级短篇小说三大巨匠之一，杰出的剧作家，是俄国19世纪末期最后一位批判现实主义艺术大师，与法国作家莫泊桑和美国作家欧·亨利并称为“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家”。

单读：契诃夫的戏剧里面居然没有反面人物，这真的很特别。

童道明：是啊，全是正面人物，这样的戏写起来很难，也不容易讨人喜欢。德国有个导演排演《三姊妹》，他说，我为什么喜欢契诃夫戏剧？因为我愿意跟三姊妹在一起。

单读：他都不说专业上的东西，不提戏里的冲突，他喜欢这个戏的温情？

童道明：也有冲突，但契诃夫去世半个世纪之后，戏剧冲突有了新类型，不是人与人冲突，是人与环境的冲突，这样一来，契诃夫就成了一个很亲切的先导性人物。

我发现我常常能拿契诃夫说事，说得最痛快的一件事，是在电影学院，那年三峡工程上马，我讲《樱桃园》。我说最大的樱桃园就是长江三峡，旅行社打出广告“三峡告别游”，其实就是在告别“樱桃园”，尽管它陈旧，但它美好。现代人的困境，就是不得不告别。我看得出来，电影学院的学生把我的解读听进去了。

单读：这篇文章在您出的书里收了吗？

童道明：收了。后来我不断有机会讲这些。比如我说到梁思成，北京城倒塌时，城里只有梁思成为它哭泣，但当时我们不知道，我们觉得拓宽马路是最要紧的。我就拿契诃夫来说，让他接入中国的地气。前年南京挖地铁，要砍法国梧桐，南京的市民就不干，你看这就是进步，中国人的进步。

隔膜是 20 世纪文学最大的主题

单读：契诃夫太早慧了，他才活了 44 岁，留下的信却这么多。

童道明：他十八九岁就写出了《普拉东诺夫》，太厉害。但是，除了小说戏剧，他的其他文章都是书信、札记，评论几乎没有。这是因为他不喜欢俄国式的空谈。契诃夫只写过一篇正经的评论，纪念一位去世的探险家，叫热拉夫斯基，契诃夫很爱他。后来文章给了一本杂志发表。热拉夫斯基是个实践者，俄罗斯人整天议论个没完没了，都不如他做实事。

单读：我读以色列文学比较多，以色列最有名的作家阿摩司·奥兹和夫人 2007 年来上海，我们访问他们，他夫人就说起他们有多爱契诃夫，还讲了一篇他们最喜欢的，说一个做棺材的老头给他死了的老伴打了一口棺材，等等。

童道明：这是《罗特希尔德的小提琴》，一篇精彩的小说，但一般人看不明白。它讲的是人生的苦涩，活着的时候老夫妻没话讲，妻子死了以后丈夫给他做一口棺材，这多么反讽。然后，他才想到，要去几十年前谈恋爱的河边看一下。你看这就是故事的精华所在，这小说的内涵多丰富！但中国一般的读者轻易就放过去了，觉得故事很平淡。

单读：以色列的作家这么崇拜契诃夫，让我很吃惊，以前我都比较忽略他。

童道明：以色列人有个震撼中国话剧界的戏——《安魂曲》，把三个契诃夫小说组合到了一起，就看他们选的小说，你就知道他们有多么懂契诃夫。

▲以色列卡梅尔剧团话剧《安魂曲》。

单读：中国人为什么懂得少？

童道明：我经常跟人说，我们应该重视顾彬的观点。顾彬讲话很狠，说现代的中国作家还没有鲁迅那么现代。这话得罪了很多中国作家，但这话多有眼光。我们当代的作家可怜到什么地步：把魔幻现实主义看得这么重，却不知道鲁迅的厉害。鲁迅厉害在哪里？写隔膜，《故乡》《祝福》《药》，写的都是人与人的隔膜。隔膜是 20 世纪文学最大的主题。有个美国作家说，写隔膜没人能超过契诃夫，中国也没人超过鲁迅。我完全理解顾彬的意思。但我们想不到这些，中国就出了一个鲁迅，我们还经常贬低他。

其实我也是读了契诃夫之后才懂鲁迅的。为什么说契诃夫是 19 世纪的人，他的思想属于 20 世纪，因为他早那么多年就把人与人的隔膜揭示出来了。你看那篇《苦恼》：小孩子死了，我讲给你听，啊啊你别跟我讲，那么我讲给一个青年马车夫，我们是同龄人……完了他也不听，那咋办？我讲给马听——这就是隔膜。

单读：简简单单但是触动人心。

童道明：现在交流工具多了，怎样？隔膜照旧。经典是可以随着时代一道前进的。对于《小公务员之死》，以前的解读是“官高一级压死人”之类，这不也是隔膜吗？我 2004 年写过一个文章，将契诃夫的《苦恼》和鲁迅的《祝福》做对比。《药》讲革命者的悲哀，群氓无法理解革命者；还有《故乡》，回到故乡，看到幼时的闰土现在的样子，中间隔了多少东西，这是鲁迅的真情流露，他对人世的观察多么了不起，但我们已经慢慢疏远他了。

单读：现代人的肤浅在于只看重简单的东西，不要读鲁迅，他太阴暗，为什么要让他来破坏我们的生活感受和心情呢？

童道明：我们不愿意让鲁迅的作品来引起我们的怜悯和恐惧。

单读：我读契诃夫不多，不过特别喜欢《带小狗的女人》。

童道明：对啊，《带小狗的女人》，了不起的小说，最了不起的地方在小说的结尾：男主先去见情妇，然后送女儿去上学，一个人要过两种生活。这是 20 世纪的眼光和情怀啊。他写爱情，不写肌肤之亲，而是写爱情发生以后，人内心产生的变化。男主在镜子里看到自己有白发了——这是小说的“点”。这个人本来是就是去浪漫一下，没有想去爱，结果他爱了，他想到自己给别人带来了什么，别人又给了自己什么。这种醒悟和思考是我们所缺的。我说，契诃夫几乎就是个心理学家。

走出象牙塔

单读：您有过必须靠精神食粮过下去的艰苦日子吗？

童道明：我没有十分苦过。至于精神食粮，我觉得读书人一生就读一两个作家，读到产生很强的亲近感，就已经很好了。你知道怎样才算精神食粮吗？就是当我开始想，“契诃夫在这种情况下，他会怎么想，怎么说，怎么做”的时候，这就是了。当时特别兴奋，特别幸福。头脑里有了这种反应，什么苦都不在乎了。然后我开始把自己得到的感动、感悟传递出去，给别的读者，让他们跟我一起来懂他、喜欢他，这是我搞研究的一个很大的乐趣，不是关门造车，而是跟同胞分享，跟读者分享。再然后，更高的境界：我可以发挥了。我第一个剧本《我是海鸥》是从契诃夫的《海鸥》里发挥出来的。我喜欢这种延伸，我觉得自己进入了一个新的研究状态，我想给契诃夫编台词。

单读：有什么得意的台词？

童道明：比如《我是海鸥》里有一句契诃夫的台词：“除了匿名信，我什么都写。”契诃夫确实什么都写，而且他还鼓励别人写。我觉得戏剧很了不起，契诃夫当年不停地督促高尔基写剧本，高尔基就写了《小市民》，现在，高尔基的故乡没什么人再读他的小说了，但《小市民》是莫斯科艺术剧院的保留节目，前两年还来北京演。高尔基故乡的人通过看《小市民》来走近高尔基。如果高尔基当时没听劝告，去写剧本，对社会是多大的损失。今天的欧美国家，普通人认识契诃夫，不是因为小说，而是因为戏剧，他们那里做戏剧的机会很多。

▲契诃夫与高尔基

单读：除了契诃夫，您还写别的题材的戏吗？

童道明：我写知识分子题材。我写过一场冯至和季羡林的戏，北京的蓬蒿剧院演了。我是怀着一种为契诃夫写戏的心情，来写 19 至 20 世纪之交诞生的中国知识精英，写他们的良心。其中专门有一场写冯至立遗嘱，冯至的遗嘱很感人，其中说“我希望与我有关的后代，努力工作，不欺世盗名，不伤天害理。”多么震撼，完全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本色，他当时已经看到了学术界和社会上的不正之风。

这个剧本盲人演员演过，他们背台词、朗读，后来他们跟我说，领导对结尾不满意。我的结尾安排了一个画外音：“你在那个世界还好吗？见到马克思了吗？见到杜甫了吗？见到歌德了吗？”然后舞台上出现本剧全体演职人员朗诵冯至的一首诗《那时》。当时是 1947 年，他为了纪念四个被国民党枪杀的大学生写了这首诗，为他们招魂，呼唤光明正义。领导嫌绝望，说：“难道我们现在没有光明正义吗？”

单读：感觉在您这里，戏剧都是离不开诗的。

童道明：冯至逝世五周年时，邵燕祥说，他有一次在美国，在一个华裔青年聚会上听到有人朗读冯至的《那时》。我听他这么讲，就打定主意，在自己写的戏演出之前，得有一个人来朗读这首诗。首演时濮存昕朗读了，北大演出时是敬一丹朗读，后来中学生、大学生都朗读过。冯至用《那时》来回忆五四：那个时候曾经期望的，现在在哪里？他后来还是怀着希望的，经常眺望远方，你看美国的华裔青年都能传诵。创作就得有那样一种情感注入在里面。要是只搞研究，多没意思。

单读：您写这些戏，也是想让昔日的情怀复活吧？

童道明：就是希望更多的人能懂那些知识分子。我没在国内上过大学，高中毕业之后就去了苏联。我没有国学的底子，我的语文水准肯定不如中文系的人，全靠从我学到的大作家那里得到的养料来做事情。我记得头一次在报纸上介绍我的是《中华读书报》，作者说，童先生做的是“活学问”，我觉得这话满理解我的。

单读：回到契诃夫，您在他的书信里看到哪些特别称得上“知识分子良心”的内容？

童道明：四千多封书信我都读了，他了不起，我觉得最值得读的是他对高尔基的态度，和对德雷福斯事件的态度。他投入全身心去研究德雷福斯事件，他说，左拉这次大放光彩，证明原来人可以这样做，这是知识分子立场的经典表现：一群真挚的法国知识分子对当局的对抗，结果其影响超越了法国，成为 1898 年欧洲范围内的一件大事。

契诃夫的一个老朋友手下有份报纸，一直攻击左拉，契诃夫就和他决裂，后来虽然和解，但友谊不复当初。他写信给高尔基说科学院已经选他为院士，沙皇闻讯后震怒，科学院不得不收回成命，契诃夫立刻给院长写信，说愿意放弃自己的职位声援高尔基。你看在这种地方，都见他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节。

▲契诃夫与列夫·托尔斯泰

单读：一百年前的俄罗斯，90 %的人都没文化，但现在却是阅读大国。

童道明：这真得归功于 19 世纪。欧洲都承认，19 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太强大，那种让人灼痛的人道主义，震撼了西方阅读界。起初他们管契诃夫叫“俄罗斯的莫泊桑”，后来就发现莫泊桑不能跟契诃夫比。

契诃夫跟托尔斯泰不同，他太追求自由，没有信仰；他和车尔尼雪夫斯基也不一样，他不激进。我们无法预料，如果他能经历十月革命的话会变成怎样。可以参考的是卡拉林卡，他和契诃夫关系很好，曾一起抗议高尔基被科学院除名。卡拉林卡在十月革命后对无情的对内镇压表示不满。

还有卢那察尔斯基，也是很棒的知识分子。卡拉林卡因为人道主义而无法接受专政，卢那察尔斯基虽然是体制内人，却很理解，在卡拉林卡去世后还撰文悼念人道主义。高尔基也无法接受那种没有必要的残酷，他跟列宁说，您走吧，别在这里待着了。列宁反过来劝他，你走吧，你被知识分子包围了，你出国去吧，高尔基就到意大利去了。

契诃夫温情而敏锐，他最喜欢两个晚辈，一个高尔基，一个布宁，这两个人都曾住在契诃夫家里。回忆契诃夫的文章，数高尔基写得最好。2004 年契诃夫逝世一百周年，我们利用那个时机宣传了契诃夫。十年以后又逢到 110 周年，今年又是他诞辰的 155 周年纪念。这些契机都得利用上。走出象牙塔，很重要的。

可爱的想象

**单读：**您编译的《梅耶荷德谈话录》我很爱看，梅耶荷德说，看社会新闻时，很想看凶手被绳之以法，但我们在读《罪与罚》时，却想着让主角别杀人，这是新闻和文学的区别。

**童道明：**梅耶荷德在导演里是个特别有学问的人，他对梅兰芳的赞美就很见功力，后来还把一个戏献给梅兰芳。梅耶荷德的两个学生爱森斯坦和奥赫罗勃科夫，也成了梅兰芳的崇拜者。奥赫罗勃科夫后来写过一个《论假定性》，里面讲他和爱森斯坦是怎么看梅兰芳的。

对中国戏感兴趣、有研究的俄罗斯人有很多。有个俄罗斯木偶戏专家，1950 年访问中国，回去后写了一本《人民中国的戏剧》，他讲《三岔口》给他的启发。他说在世界戏剧的武库里，我们不知道有这样一种武器，能在舞台上表现黑暗。这个黑暗是狭义的黑暗：把蜡烛“噗”吹灭，用虚拟的格斗动作来表现互相看不见对方。你看人家以这样的角度，而不是以一般的鉴赏演员的武艺多么精湛的角度来看《三岔口》，太特别了。

同样的，还可以比较中西的绘画。欧洲的油画，画鱼一定画死鱼，因为他们没法画活鱼，但齐白石却可以画活鱼，他画一些水草，鱼就活了。这是王朝闻说的。王看了我写的关于梅耶荷德的论文，开心得不得了，所以后来他给我编的谈话录写了序言，他用的标题是“可爱的想象”。

**单读：**读梅耶荷德我也很开心，他赞美个性，他的观察总是很细，他说艺术家必须一直跟自己过不去，不要固化成什么主义。

**童道明：**苏联在三十年代发起运动，反对形式主义，遭殃的是肖斯塔科维奇，而形式主义的总头子是梅耶荷德，他的剧院被关闭，他被逮捕，以间谍罪处决。五十年代他被平反，他们把他女儿找去，把她父亲的遗言告诉她：我已经活了六十六岁，我希望有一天有人会知道，我在生命的最后一刻，都是个忠诚的共产党员。梅耶荷德诞辰九十周年时，爱伦堡在他的纪念会上发言，他说：“我多么幸福，我可以活到今天，可以再次来纪念他。”北京人艺的林兆华在一次纪念焦菊隐的会上，上台发言，什么也没讲，拿了一本书，读了一段话：“剧场开放，走近观众，有人批评梅耶荷德，有人赞美梅耶荷德，艺术的青春就在于此。”中国话剧一百年那会儿，《新京报》记者问他：“你最佩服哪几个戏剧家？”他回答：“莎士比亚、契诃夫、梅耶荷德。”

**单读：**这本书的印数好像很少？

**童道明：**但我估计梅耶荷德能让很多人产生共鸣，结果真的很多人知道了这个有文化、有追求的导演。

▲梅耶荷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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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读：**我印象深的是他很方正。他评论契诃夫，说契诃夫跟人说着话，不知不觉就会笑起来，因为他一直在以小说家的敏感，把眼前的人和听到的话修改、变形、找出幽默的地方。这种观察太锐利了，又很温情。大作家永远有自己的一个世界，他一直在里面玩味。

**童道明：**是的。我们的导演最缺的还是文化，所以做出东西来没有高度。好的导演总在创造。爱伦堡还讲过，梅耶荷德的《钦差大臣》，帮助我更好地理解了果戈理。

**单读：**梅耶荷德接触的人、谈论的人都是大师，他说托尔斯泰从来不会迎合什么人，真说得精彩。我就想到现在的人都有年龄焦虑，总怕跟不上年轻人的兴趣。

**童道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跟梅耶荷德是最有才华的苏联导演，虽然两人分道扬镳，但斯坦尼还是欣赏梅耶荷德。爱森斯坦也启发了我很多，他懂日文，所以他知道方块字是怎样一回事。他是蒙太奇大师，他说是汉字帮助我认识了蒙太奇的本质。怎么讲呢？他举例子：一个口一个犬，是吠；一个口一个鸟，是鸣。他说，口+犬不是狗嘴，而是狗的叫声，口+鸟不是鸟喙，而是鸟的叫声。这就是蒙太奇。你看，一对比，我们的词典里显得很枯燥乏味了。蒙太奇早就不只是一个工具了，所有导演都要用它。其实它无所不在，你看围棋棋谱，里面充满了蒙太奇：这步棋下“重”了，那步棋是“腾挪”。你写文章，就要考虑段与段的连接不能太死，要有张力。

**单读：**爱森斯坦还有些什么别的洞见吗？

**童道明：**爱森斯坦是梅耶荷德戏剧班的学生，但很快，梅夫人就发现，爱森斯坦不该再在这里学习了，应该自立。于是爱森斯坦从戏剧转到电影。他看了梅兰芳的戏后写了六篇文章，我读到一篇。他说，中国戏曲是现代世界上唯一一个歌舞结合的戏剧，原始状态的戏剧都是这样的，但后来分离，在欧洲，歌剧、芭蕾分出来，但梅兰芳保持了戏剧歌舞结合的古风，达到了一个新阶段——能讲这个话的人，肯定是大学问家。

普希金是俄罗斯的一切

**单读：**我忽然想起梅耶荷德说的：我讨厌情侣来看我的戏。

**童道明：**他希望观众都是一个一个来的。他是第一个说出“没有伟大的观众就没有伟大的戏剧”的人。新戏剧怎么出来的？是观众成为作家、导演、演员之后的第四个角色加入到戏剧中来之后。这叫思想家，他的审美能力多么高啊！王朝闻一看就知道梅耶荷德了不起，“可爱的想象”嘛，懂审美的人不一定全能。纳博科夫就说过：“我的思维像天才，我写作的水平中不溜，我说话像孩子。”我看了就觉得，我也是这样的人。我讲话不连贯，哈哈，连纳博科夫都有这样的情况。

**单读：**除了契诃夫，您还特别欣赏哪个俄罗斯作家？

**童道明：**普希金。俄罗斯人都把普希金看得特别重。你注意到《日瓦戈医生》里，日瓦戈有一段札记：我爱普希金和契诃夫，他们代表了俄罗斯式的童真。有个评论说，普希金是俄罗斯的一切，你一定要相信，俄罗斯人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判断，为什么认为那种纯真——俄罗斯式的童真非常珍贵。想想克里米亚为什么这么容易就加入了俄罗斯，二十多年过去，全民公决，96% 以上的人要回归俄罗斯，什么原因？文化的力量。不管属于什么政治党派，有怎样的宗教信仰，没有一个俄罗斯人不爱普希金、契诃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的。中国就缺少这样的文化凝聚中心。你看俄国冬奥会开幕式，全是文化人，甚至把纳博科夫也搞进去了。这种民族在意识形态上可以冲突分裂得厉害，但对 19 世纪文学，他们不会有任何争议。

▲《日瓦戈医生》电影海报

**单读：**中国人似乎不能理解这种对文化与文学的集体仰望态度。

**童道明：**我们有一些搞俄罗斯文学的人，对《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不屑一顾。我说，每一个阶级都对世界提供了他们的楷模和英雄，保尔·柯察金就是工人阶级贡献的英雄，地主阶级也能提供他们的楷模。千万不要因为某个时代过去了，就轻慢这样一个主人公。契诃夫考验我们什么？考验我们的心是不是太硬。你批评一个什么东西，批评错了，害处比表扬错了要大得多。我常说，你搞戏剧评论，一定要有对戏剧的爱，深深的爱。你注意到没？我从没写过批评一个人的文章，但不是说表扬不用担风险，你会注意到，我常常表扬广受批评的剧本和文章：《绝对信号》、《街上流行红裙子》，当初我都表扬它们，而且是在别人批评之后。

**单读：**缺少了爱，所以才一门心思打出头鸟，干倒同行。

**童道明：**所以中国话剧的悲剧就是一直出不了真正的悲剧。我们最大的缺失是悲剧意识，是悲悯心。没有一个戏剧大国是没有当代悲剧的，中国一直没有，中国舞台上看到的悲剧都是 1949 年之前的。可是悲剧净化人心呀！第一个戏剧理论——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就是这么说的。莎士比亚写悲剧也写喜剧，他的悲剧的价值比喜剧大得多。契诃夫只写喜剧，但喜剧里有大悲悯。有时候大家一看见“悲剧”两个字，就觉得，好消极呀！实际上，活在审美里面的人，幸福没有耗尽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