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问题归边境——美墨边境关系小史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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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曾一再主张要在整个美墨边境上修建一堵墙，并让墨西哥方面为此掏钱。

2019年6月7日，美国那位以“发推”著称的总统特朗普在其“推特”上表示，美国已经与墨西哥就边境安全和非法移民问题达成了协议，墨西哥承诺将采取“前所未有的措施”来遏制非法移民，美国对墨西哥加征关税的计划也“无限期暂停”。

乍看上去，原本因特朗普的“极端言论”而急剧降温的美墨关系现已恢复正常，不过，综观美墨两国的关系史，基本都是围绕着“边境”和“移民”展开的：自1848年两国正式确定将格兰德河作为界河以来，美墨之间的关系总是起起落落，既有时不时会冒头的“极端国家主义”，也有占主流且和平务实的“实用主义”。而这一切，总是离不开“边境”二字。

上图：一名男子正沿着美国和墨西哥之间的边界围栏行走。

美墨边境，这条从大西洋一直延伸到太平洋，蜿蜒三千多公里长的国界线，一路穿越无数河流、山丘、沙漠和庞大的城市居民区。单从长度上来看，它是地球上长度排名第九位的边界线（仅相当于美国和加拿大边界线长度的一半）。但从人流量上来看，它是地球上最“繁忙”的边界线——每天的过境人次达百万以上！在这条边界线的北面，是一个富裕、先进、已实现后工业化的第一世界国家；而在这条边界线的南面，是一个较为贫穷、人均收入较低的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一百多年来，来自南方的移民不断穿过边界向北方流动，而来自北方的投资则陆续流向南方便宜的市场。这种严重不平衡的流动关系也是当今美墨经济关系的一个缩影。

除了作为地理、经济上的分界线，美墨边境也是一条具有重要民族文化意义的分界线：在这条线的北边，是传统上将自己视为欧洲白人后裔，主要信奉新教的美国；而在这条线的南边，生活着作为西班牙殖民者和拉美土著民族（阿兹特克人、玛雅人等）融合后代的墨西哥人，而且他们绝大多数信奉天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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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美墨边境

今天美国和墨西哥的边界线是在1846年至1848年的美墨战争结束后划定的。这场战争的始作俑者是美国总统詹姆斯·诺克斯·波尔克，他渴望通过这场战争将德克萨斯地区纳入美国的版图，并加强美国对西南部辽阔领土的控制。美国第18任总统尤里西斯·格兰特对这场战争的评价可谓是一针见血：“（美墨战争）是一个强国对一个弱国所做的最不公平的事情之一。”经此一战，墨西哥失去了一半以上的国土，并在日后的岁月里始终对其强悍的北方邻居心存芥蒂。

上图：表现1846年至1848年美墨战争期间布纳维斯塔战役的绘画作品。

结束了两年的厮杀后，随着两国关系的缓和，边界地区也开始朝好的方向发展：大批新移民纷至沓来，一座座崭新的村庄、城市、工厂出现在了地平线上，铁路交通、农业开垦和跨境贸易也在蓬勃发展，这一切甚至影响了今天两国的经济格局。从德克萨斯州到加利福尼亚州的美国西南部长期是美国最重要的经济带之一，而墨西哥毗邻美国的北部地区则一直是其国民经济的“起搏器”。

上图：詹姆斯·诺克斯·波尔克，美国第11任总统，1845年3月4日至1849年3月4日在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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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与稳定

随着时间的推移，跨边界的经济和文化融合塑造了一种独特的边境经济和社会形态：生活在两国边界地区的人们有了共同的利益和文化认同。这导致的一大后果就是，两国都希望维持边界地区的稳定，避免人为制造分裂。自1848年以来，美墨边界地区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密切的经济合作，伴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1994年签署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建立了一个包括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在内的巨大的自由贸易区）而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这也是为何特朗普修建隔离墙的提议遭受了巨大反对的原因之一。

除了经济，进入20世纪以来，美国和墨西哥在国内政治方面也有类似的经历：20世纪初，两国都力捧“进步主义”；20世纪30年代，两国都推行了“新政”；20世纪90年代，两国又都开始奉行“新自由主义”。这种政治上的相似经历也让两国的边境关系更加融洽，甚至在发生危机和争端的时候（20世纪初至二十年代的墨西哥革命期间，以及20世纪70至80年代初美国发生经济危机期间），边界两侧的共同利益也都成功地缓解了紧张局势，并弥合了两国尖锐的矛盾。客观地说，美墨关系能在起伏中维持相对和平与稳定是相当不容易的，因为在发生危机时以往掩盖的矛盾大多会爆发（例如，同样是在20世纪70至80年代初发生经济危机期间，爱尔兰和英国的关系就一度变得剑拔弩张）。在这方面，两国边界地区的经济联系功不可没。由此也可看出，一旦特朗普建墙成功而颠覆了这种历史模式，那么未来再爆发危机时美墨两国的关系恐怕真的就没人知道会走向何方了。

上图：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和墨西哥总统阿维拉·卡马乔在一起，时间是1943年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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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起落落

1848年的战争结束后，美墨两国国内都发生了动荡（部分原因是战争本身造成的）：在美国，大片新领土的吞并使奴隶制问题更加严重，从而进一步助长了爆发内战的可能；在墨西哥，战败和丢掉了国土的创伤使政治两极分化，并导致一代激进的改革派自由主义者掌权，后者在19世纪60年代还挫败了法国的入侵。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两位标志性的领导人出现了：亚伯拉罕·林肯和贝尼托·华雷斯。他们二人虽然从未见过面，但都抱有大致相同的改良式共和主义价值观。此外，他们二人也都因反对欧洲（特别是法国）对美洲事务的干预而团结了起来。正是基于这种共同的地缘政治利益和对欧洲列强的反对，格兰德河两岸的这两个国家没有继续互相为敌，而是在客观上结成了同盟，这也促进了两国的跨境联系。

上图：墨西哥总统贝尼托·华雷斯。

同样，到19世纪中后期，随着资本主义的高速发展，美墨两国都开始向更加商业化的路线上转变：美国成就了所谓的“镀金时代”（从南北战争结束到20世纪初）；墨西哥统治者波菲里奥·迪亚斯以无情的实用主义执政，也实现了秩序稳定和经济增长。来自美国和欧洲的投资首次开始大量流入墨西哥，涌向铁路、公共工程和出口部门（采矿、石油、热带种植园等）。在这一时期，美国和墨西哥的经济初现一体化的端倪，边境往来也愈发频繁。一个侧面的例子就是：基于在墨西哥获得的巨大经济利益，代表资本势力的美国外交官和投资者对迪亚斯的种种铁腕政策视若不见，却交口称赞迪亚斯那“明智的政治家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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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革命

1910年，就在偏左翼的改革派在美国搞“进步运动”搞得风生水起的时候，墨西哥革命爆发了。这场革命的矛头直接指向总统迪亚斯。虽然一些阴谋论认为，是某些美国政客煽动或挑起了这场革命，以便把他们越来越看不顺眼的迪亚斯赶下台，但客观来说，这场墨西哥革命确实严重影响了美国人的商业活动和边境利益。

此时美国上下对这场革命的反应不一：享受了短暂繁荣的既得利益集团（如大型石油公司）谴责革命者，并赞成采取强硬的对策。他们要求美国进行彻底的干预，并对迪亚斯总统及其政府表示了明确的支持；自由派人士（如伍德罗·威尔逊总统）试图往“温和的民主方向上”引导革命；而左翼的激进分子（如极端改革派）则已经开始筹划向边境以南的“战友”提供援助。在此后的十年间（1910年至1920年），墨西哥发生了严重的动荡和内战，严重威胁着美国的投资和边境安全。威尔逊总统虽然拒绝进行彻底的武装干预，但他还是两次派军队进入墨西哥：1914年，美军占领了墨西哥海港韦拉克鲁斯港口，并称这是为了“温和地推进革命”；两年后，为了对付潘乔·比利亚起义军的“跨境袭击”，美国再次出兵，将一支所谓的“惩罚性远征军”派往墨西哥北部，旗号是消灭那些“冒犯美国”的丛林大盗和沙漠匪徒。

上图：墨西哥革命期间的潘乔·比利亚起义军。

然而，派遣“惩罚性远征军”无异于缘木求鱼。在经过一年多徒劳无功的“剿匪”后，潘乔·比利亚的武装力量悉数撤回墨西哥境内。更重要的是，此时正在欧洲进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才是美国人最关注的。美国出兵对墨西哥革命的进程影响不大，但却助长了墨西哥人对美国侵略的恐惧。更糟糕的是，这开启了美国对拉美国家发生革命时进行武装干涉的坏苗头：如20世纪20年代的尼加拉瓜，60年代的古巴，80年代的格林纳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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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和

到20世纪20年代，墨西哥已经建立了相对稳定的革命政权，新政权致力于土地和劳动力改革政策，在经济上奉行民族主义，而且产生了强大的反宗教主义势力，这一切都让北面的美国大为惊惧。同样，此时在右翼共和党统治下的美国也是在胡萝卜和大棒之间摇摆不定。最终，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胡萝卜派”，或者说“鸽派”占了上风，墨西哥政治高层也调整了其对教会和外国投资者的政策，从而使局势趋于缓和。

上图：20世纪20年代的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

随着“大萧条”的爆发，缓和政策得到了两国的进一步青睐。当时，两国的政治都变得左倾：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大力推行其新政；墨西哥总统拉萨罗·卡德纳斯，这位号称是“革命的最后一位伟大的激进改革者”也不遑多让。相似的国内政治理念加上法西斯势力崛起的全球环境，加速了美墨两国关系的缓和。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打之后，美国和墨西哥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双边合作——无论是军事、经济还是其他方面。冷战进一步巩固了美墨之间这种紧密、甚至可以说是“惬意”的关系。正是在二战和冷战期间，得益于美国国会正式批准通过的《战时墨西哥短期合同工计划》（1942—1964年间推行），墨西哥人开始大规模移民美国，并彻底改变了北美地区的政治经济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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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主义胜过极端主义

虽然美墨关系在20世纪初经受了革命的严峻挑战，但始终未脱轨（相比之下，1959年的古巴革命就引发了美古关系的尖锐对抗和持久破裂）。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边界两侧，实用主义最终战胜了极端主义：墨西哥革命领导人虽然是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却能理智地做到不那么极端地反美；而美国人在边境地区的实质性经济利益也让他们暂时把种种政治理念抛到一边，而选择务实地做生意。

由此产生的缓和经历了战后半个多世纪的和平岁月。移民、边境供水、投资规则等一系列双边问题最终都被证明是可以通过谈判来解决的。20世纪70年代，当墨西哥在国内外短暂地采取更激进的政策时，美墨双方又发生了较严重的争执，并导致墨西哥经济在80年代陷入萧条，政治不稳定也加剧了。不过，进入90年代后，美墨边界经济合作再度兴盛起来，而且是基于共同的政治理念（“新自由主义”）。1994年生效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进一步巩固和深化了这一合作关系，之前的种种龃龉也烟消云散了。即使是进入21世纪后新出现了不少问题，如墨西哥向美国走私毒品的活动逐渐猖獗，以及由此产生的边界地区的暴力活动，但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对美墨边界地区经济高度一体化的一个侧面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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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之“墙”

2016年11月，特朗普赢得大选。在其竞选总统期间，特朗普曾一再主张要在整个美墨边境上修建一堵墙，并让墨西哥方面为此掏钱。在特朗普看来，这样一堵“隔离墙”能严密地封锁边界，把那些他所谓的“杀人犯、贩毒者和恐怖分子”挡在外面。

上图：2016年，访问墨西哥的唐纳德·特朗普与墨西哥总统恩里克·佩尼亚·涅托在墨西哥城的洛斯皮诺斯总统官邸握手。

很难说这是不是一种哗众取宠的选举策略，特朗普也曾在许多问题上采取这种策略以吸引选民的注意。但客观来看，“修墙”根本无力有效地封锁边界，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还会继续下去，而非法墨西哥移民造成的“危机”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过去，过去十年间，移民人数已大幅下降，其中墨西哥移民人数减少了一百多万（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里只是指合法移民）。相反，更多的是来自中美洲、渴望来美国寻求庇护的人，他们纷纷逃离家园，冒着风险（多数人被拒绝入境）穿越墨西哥到达美国边境，这也给墨西哥造成了严重的国内问题。

综观美墨两国关系围绕边境问题的种种起伏，可以说大体上还是互利互惠的；即使在革命剧变期间，冲突也没有失控，更没有爆发全面战争。在美国，强大的既得利益团体（边境商人、边境移民游说团体、边境移民社区）是维持美墨两国不撕破脸皮的重要调解力量，也正是在这些人的活动下，特朗普关于重新签订《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提议在很大程度上没有通过（但对协定进行了适度的调整）。然而，特朗普对墨西哥的抨击确实在边界以南产生了可预期的强烈反弹：在2018年的总统选举中，掌权的墨西哥革命制度党下台，左翼民族主义者安德烈斯·洛佩斯·奥夫拉多尔赢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至于美墨关系未来会走向何方，还是让我们拭目以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