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乡村白族“剩男”：无婚可结，何来留守妇女_风闻

文：杨海燕

2018年寒假，我在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实习。我的家乡在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属深度贫困地区。回家过春节之际，院长叮嘱我可以关注家乡的留守妇女、留守儿童等社会问题。

可回乡观察后发现，留守现象在当地并不严重。问及村民，村民回答：“那么多光棍娶不到媳妇，哪里来的留守妇女和儿童？”我这才明白，比留守妇女和留守儿童问题更为严峻的是大量未婚男青年的婚配问题。

怒江边的白族村庄

我的家乡在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泸水市下属的一个自然村。虽然出生在傈僳族自治州，但我并不是傈僳族，而是白族。在怒江州，白族的人口仅次于傈僳族，排在第二，汉族为第三大民族。白族和汉族属于外来移民，主要居住在怒江的东南边，而傈僳族和怒族、独龙族等当地的原住民，居住在怒江的西北边。

怒江州位于云南省西北部，是中缅相邻的边境地带，因怒江从北向南贯穿全境而得名，属横断山脉地区，山高谷深，至今无铁路、亦无机场。从昆明到怒江，全程500多公里，只能乘汽车。

为了节省时间，我回家一般选择乘坐夜间的卧铺大巴。晚上7点上车，怀着即将到家的喜悦心情入眠。为了防止司机疲劳驾驶，引发交通事故，规定凌晨两点之后所有的客车均在服务区停车休息，五点之后才能启程。傍晚7点从昆明一直往西南方向开，加上在服务区休息的三个小时，大概八九个小时之后经过怒江边防检查站。

检查站的军人会一一检查旅客的证件，询问入境的原因。时不时会有人因为证件不合格或其它原因被扣在此，无法通行。对怒江人而言，到了检查站意味着家就要到了。

次日凌晨7点多，终于到达州府六库。可是，我的回家之旅并未结束。因为回家晚，家人都已经回老家，表哥早早等在客运站接我回老家过年。从州府到各个村，没有公交车。如果自家没车，只能包车或者乘坐货车。刚从云贵高原下来的我，匆匆吃过早餐，又要乘车上山。从山脚的河谷沿着盘山公路一直往上，到家需要一个小时左右的车程，全程30公里。有同学和我回老家玩，半路表哥和他打趣：“以前听说过山路十八弯，这次到怒江，走的山路可能八十弯都不止了。”

沿山脚而上，隔四五公里就会有村落出现。怒江东岸地区是白汉两族散杂居的地方，所谓的“大杂居、小聚居”在这里完美体现，汉族自然村和白族自然村交叉坐落在半山腰上。白汉之间往来密切，互相通婚。语言是区分白族和汉族的最为明显的标志，但是白族都会讲汉语，汉族也能听懂白语，有部分汉族甚至会讲白语。所以，对于一个外来人而言，难以区分哪些村寨是白族村，哪些是汉族村。我家乡所属的行政村下辖的各个自然村大都分布在盘山公路两边。整个行政村2000多人，白族人口大约占70%。

山脚的村落离城比较近，经济条件比山上的村落要好一些，家家户户建有两三层的平房。越往山上走，村子的经济条件越差，建平房的人家相对较少。一路爬山，从海拔800米的河谷到海拔2000米的山顶，车子拐个大弯，绕过一个山头，就到我的老家。

前两年回来，水泥公路只修到村委会所在的自然村，今年回来却修到家家户户的门口。还未进村，就能看到村里又有不少人家建了平房。这几年，越来越多的人外出打工，村民的收入提高了，生活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对于村民而言，房屋是财富和身份的象征，挣了钱首先就要建房修屋。在这个自然村，三分之二的人家都建了新的平房。虽然位于深度贫困地区，但整个自然村只有3户贫困户。

建了房，修了屋，可是娶不到媳妇，这成为很多家庭难以解决的困难。据我不完全统计，整个自然村42户人家，共176人，除了几个从其它村落嫁来的傈僳族、汉族妇女之外，全是白族。其中，超过30岁的未婚男性有17人，占总人口数量的十分之一。年龄最大者是56岁的杨某，他和嫁到外省多年后又回村改嫁的妹妹一家共同生活。据村民介绍，该户的家庭氛围并不和睦，吵架时常发生，甚时还会打架。

村里还有兄弟两人，一人45岁，一人41岁，父母双亡，姐妹外嫁。他们的房屋已倒塌多年，现只剩一块宅基地。兄弟两人常年在外打工，偶尔回村只能寄宿在亲戚家中。而且他们没有在外购房的经济能力，成为无家可归之人。

一个村庄，男青年无法找到配偶，而绝大多数女性外嫁，必然导致其人口结构失衡和人口减少等问题。甚至可以猜测，多年以后，这个村子将会成为下一个“光棍村”。突然有点担心，到时养老隐患、社会治安紊乱等问题可能会随之出现。

阿平的相亲

我过年时在老家见到阿平，他也是白族，看他整个人精神萎靡，便问他如何过年。他说，“别人过年是一家团聚，自己过年只有打麻将和喝酒，已经两天通宵未睡，这年过得实在舒服。”

阿平家经济条件并不算差，一个哥哥在城里当老师，他和另一个哥哥一家一起生活。这几年，他们家建了两栋平房，一栋两层，一栋一层。一层的平房准备等阿平结婚之后分给他住。房子建好了，可是没有妻子，这成为阿平一家最着急头痛的事情。

村里人都知道，阿平之前和村里的一个寡妇是情侣。刚开始，两边的家人既不赞同也不反对。因为那个寡妇之前的丈夫和阿平家是亲戚，双方对此有所顾忌，便无意向结婚。他们共同在外打工，一起生活。后来阿平哥哥劝他，若真打算跟她生活一辈子，那还是要趁早结婚。毕竟阿平这几年一直帮助这位寡妇支付两个女孩的学费和生活费，而两个孩子并不知情。眼看对方的两个女儿即将成年，阿平的哥哥担心两个女孩长大嫁人之后，不负责阿平的养老问题。众人劝说之下，阿平决定结婚。可原本的结婚计划因阿平发现第三者插足而泡汤。

随后阿平在城里的嫂子一直帮他搜寻合适的结婚对象。三年前，阿平的嫂子给他相中了一个离婚妇女。她没有孩子，但是刚建了平房，身背五万的债务。阿平若和她结婚，需帮她还清债务。归还债务对阿平来说压力并不算太大，他现在每年外出打工能有两三万的收入。可是进一步了解对方的情况之后，阿平的嫂子决定不撮合这门婚事。原因是这位妇女比较漂亮，而且家住在街边，阿平很有可能“管”不了她。阿平老实，这是人尽皆知的事情。

和街上的离婚妇女断了联系之后，又有人给阿平相中了缅甸的一个寡妇。阿平经常到中缅边界的口岸打工，对缅甸并不陌生。那个妇女的丈夫死于战乱，留下妻子和四个孩子，最小的才四个月。阿平还是抓住机会，去年到缅甸约见了那名妇女，并和她生活了一段时间。我今年回去，本以为阿平要结婚了。可当问到他时，他说没成。原因之一是对方条件实在太差——没房，只住在“窝棚”里。其实人家不是没房，而是缅甸常年湿热，那里的房屋大都是木头搭建的，而缅甸木头搭建的房子在阿平看来只能算“窝棚”。另外一个原因是他一人要养五人，日后的生活压力太大。

就这样，阿平多次寻找伴侣、组建家庭的努力都以失败告终。而在当地，还有无数个“阿平”在为组建自己的家庭而努力。

小二去年带了女朋友回家过年，那个女人是邻村刚离婚的妇女，没有孩子。小二刚三十出头，即使找了一名离婚女性，他的父母也并不失望。相反，他们的激动之情却溢于言表，还提前和亲戚打好招呼：“今年若举办婚礼，女方家有可能提出较高的彩礼要求，还请亲戚们帮忙。”可是，过了几个月，小二的女朋友却嫁给了另一个镇上条件更为优越的男生。

还有一位叫阿新的小伙子和一名缅甸妇女谈了一段时间的恋爱，后来人家不愿意嫁给他。他却一直待在缅甸守着她，今年过年也没有回家。

在传统社会，由于文化差异，白族极少与汉族之外的民族通婚。可是，随着娶妻越来越难，越来越多的白族小伙到经济条件更差的傈僳族地区娶妻。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八九个傈僳族妇女嫁到这个自然村。后来，随着傈僳族地区经济的发展，和男女性别比的进一步失衡，女性在择偶方面的优势进一步扩大，傈僳族女性也不愿嫁到我的老家。

那些在中缅边境打工的白族男性，会选择娶缅甸的女子为妻。以前娶缅甸的妻子会被人笑话，现在只有那些家庭经济条件不错，比较能干的白族男性才能娶到缅甸的姑娘作为妻子。

本地女性外流严重

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村里的男性找不到配偶，是男女性别比例失调？还是彩礼太高？我从另一个人的故事中找到原因。

当地白族的男尊女卑思想并不严重，对于白族人来说，生男生女都一样，所以村里的性别比例并未严重失衡。若按村里的性别比匹配，不会有那么多大龄男青年没有配偶。难道是高彩礼的原因？

可是，白族的彩礼并不高。当地白族一直以不招不嫁的“要儿子”婚为主，这种婚姻形态强调既不嫁女也不招婿，夫妻婚后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居住地，留在妻家也好，返回夫家也可。由于实行这样的婚姻制度，女方家一般要求男方补贴举办婚宴的“买菜钱”即可，与婚宴的开支相当。2017年有户人家要了3万元的彩礼，属最多，在当地平均为2万元。讨要过高的彩礼，被白族人视为“卖女儿”。对于当地普通家庭而言，2万元在可承受范围之内。

近几年，有些远嫁外地的女性，看到老家发展不错，又返回娘家居住生活。阿玉就是其中之一，过年时和她聊当初为何会选择嫁到外省。她说自己当时只有十七八岁，不懂事。外地的男人和她说，外省的鸡蛋是从树上长的，只要捡就可以，日子过得特别舒服。1997年，阿玉的老公给了她父母300元，便娶走了阿玉。当时，在安徽娶妻的彩礼至少要5000元。据说，很多家庭甚至贷款娶妻。从九十年代到21世纪初，包括阿玉在内，我老家的自然村共有16个女性以这样的方式嫁到外省。这样的现象，在其它自然村也很普遍。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怒江地区还未产生外出打工的风气。由于白族的低彩礼，那些在家乡无经济能力支付高额彩礼的外省男性，于是到怒江地区娶妻。当时，每年都有人带着八九个外地男性来村里娶妻，多时达十几二十个。白族的姑娘看上外省的发展机会，便远嫁外省，主要是安徽、浙江、山东、江苏等东部发达地区。

后来东部地区乡镇企业快速发展。农民除了农业收入之外，还有很多机会获取非农收入，可以“在家门口打工”。可西部地区的农村仍然以农业为主，经济条件差，只能维持温饱，于是大量女性选择嫁到外省。本地女性外嫁，可本地男性无经济能力去娶外地的女性为妻。因此，白族地区原本均衡的通婚圈被打破，本地女性外流，却极少有外地女性进入，男性只能被剩下。随着打工潮的兴盛，更多的本地女孩外出打工，选择留在外省或者嫁到更有发展前景的地方，加大了女性的外流趋势。

所以，对怒江地区而言，造成大龄未婚男青年的问题主要不是性别失衡和高额彩礼的原因，而是东西部地区发展不均衡的结果。

“我最需要一个媳妇”

“我最需要一个媳妇。”这是我姐单位（邮政储蓄银行）的一位阿姨第一次到自己结对帮扶的贫困户家里时，那家小伙子发出的心声。阿姨到那户人家里时，一位小伙子在院子里和朋友们喝酒。阿姨便问他：“你现在最需要什么？”小伙子回答：“我最需要一个媳妇。”阿姨在很多场合讲过她参与扶贫的事情，时间一久，大家都不记得其它的内容，可小伙子的这句话却始终在脑海里挥之不去。

家是乡村社会中个体的最终归属，是其成员的动力源泉。家赋予个体行为价值与意义，孵化出他们对未来的希望。在田野访谈中，很多人都提到，年龄越大越觉得像年轻时只过吃喝玩乐的生活好没意义，成家的心思愈加急切。从他们身上我体会到，无家时生活中的很多事情都会变得“黯淡无光”，不知自己所做的一切为何。很多时候靠喝酒、打牌虚度时日，或者互相取暖。这样又让女性觉得他们不务正业，嫁给他们没好日子过，不愿嫁给他们。这些大龄未婚男青年的生活就陷入娶不到妻子——沉迷于喝酒、打牌——娶不到妻子的恶性循环当中。所以，小伙子们最急切的需求是娶妻生子、组建家庭，只有有了家，贫困问题的解决才更有意义。

白族个体生命的完整性是建立在一系列社会身份转换中的，这种身份转换具有人类学意义上的年龄组意涵。十五六岁之前是孩子，十五六岁到三十岁之间是青年人。一旦结婚，就加入“二老官”和“二老奶”（白族对于已婚但还未到老人年龄的男性、女性的称呼）的行列。等过了五十岁，便成为老人。

到了该转换身份的年纪，若自己尚未完成与身份转换相关的事情，即使生理年龄已经到达进入下一个年龄组的行列，但其社会身份只能一直停留在青年人当中。这是一种非正常的状态，会影响个体成为一个完整的人。因此对于白族来说，结婚和生育在养儿防老和宗族延续的意义之外，还关乎个体成为社会人、完整人的重要意涵。

以前在广西做调查时，我在村委会见到了五保户的安置房。虽然国家规定的五保对象包括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法定赡养扶养义务人或虽有法定赡养扶养义务人但无赡养扶养能力的老年人、残疾人和未成年人，而在农村大家将五保户等同于未婚无子嗣的老年人。该村所属的村委会位于各自然村的中间地带，那里曾经是村级中学，现在变成了村委会的办公地点。

村委会位于半山腰的公路旁，附近是竹林，最近的自然村也相距两三公里。五保户的房间在一楼，从窗户往里看，每个房间一张床、一台电视，陈设非常简单，个别房间还有一些日常用品和劳动工具。

看到那样的场景，我脑海中突然想到列维·斯特劳斯说，原始社会是“吃人”的社会，现代社会是“吐人”的社会。原始人通过“吃人”的方式来处置那些不符合社会规范的成员，比如战俘。而现代人却将这些人“吐出”社会之外，比如将他们关进监狱。

不知道阿平、阿新还有那个小伙子若一直没有伴侣，他们老了之后愿不愿意住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