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定谔的垃圾_风闻

什么叫做薛定鄂的垃圾？

定义一个外卖盒属于什么垃圾是不可控的，如果里面有虾壳、鱼骨鸡骨等等就是湿垃圾，如果有猪骨头则是干垃圾。在揭开盒盖观测里头之前，外卖并不能得知里面有什么成分，所以这个外卖盒就处于湿垃圾和干垃圾的叠加状态，这就叫薛定谔的垃圾。

垃圾分类的技术从欧美到东南亚都有，但是最大的区别和限制其实在成本，除了制定规则的成本和垃圾分类的好处以外，规则运行本身也有隐性成本。 

从交公粮看什么是隐性的成本 

早年每逢夏秋两季，走到各个村里去，村里的大喇叭只有一件事，就是催大伙们交公粮。

 咱们对交公粮这个词果然是陌生了，对它的理解只剩下它的引申义，在2006年以前，交公粮其实是交农业税，粮指的就是粮食——稻子和小麦。

给国家交公粮在那会是每个农民的义务，由于是集中收粮，村民们得将麻袋装好，然后在指定时间用五花八门的交通工具将粮食送去粮站。

 粮站也配套有质检员，拿着空心管往粮食里一捅，抽出来一看一摸一尝，便知这批货是否合格，要是水分太重、杂粮太多那就过不了关，得大老远再拉回去重晒。

 人民日报曾谈过征税：“从征税角度来说，税收是一种拔鹅毛的艺术，鹅毛肯定要拔，高水平的表现是：既把鹅毛拔下来，又不让鹅叫唤，或者少叫唤。”

 而心理学有一个定义叫做厌恶损失，人类都厌恶损失，相同程度的金钱，损失它带来的难过比获得它带来的喜悦更刻苦铭心、更让人念念不忘。

 很显然让农民交公粮称不上是税收的艺术，因为农民从地里割来的稻子好好的堆在粮仓，却不得不拿出几大麻袋送去粮站送审，五十年间农民兄弟足足缴纳了7000多亿公斤的粮食，这直白的、年复一年的征收方式难免会让村民觉得自己遭受了损失。

 所以交公粮，在某些宗族势力比较强的村落里执法者不可避免会遭遇村民的对抗，即便是平常，村支书就算喊破喇叭，催收工作也总是难以完全落实。

 从1950年到2005年这55年间，由于经济结构变了，农业税从占财政收入的39%一路跌到1%，大概规模只有400亿人民币，但是对政府和6亿农民来说，征收、执法、质检、运输付出的隐性成本却依然很高。

 时过境迁，这件事显得这既不经济，也没必要。

 所以2006年开始，这项从春秋时期收到新中国的税种就完全取消了，反而政府还开始给农民兄弟补贴，也就是工业反哺农业。

 我们看一件事情值不值得，并不能单纯的看制定规则是否麻烦或者关注规则带来的账面上的收益，其实还得看规则下运行的成本。 

我们以这个视角来看一看垃圾分类

            

 这座高达65米的垃圾山，成了印度新德里的一处新地标。

 视频一点开，顶上大片黑色的乌鸦盘旋在这座新地标上，底下的垃圾冒着热气，时不时还闷出火花，并且还在不断地发生垃圾滑坡和坍塌。

 这座垃圾山直接就堆在地上，而所有垃圾经过雨水、发酵、再和各种复杂的垃圾液体混合后，会产生一种叫做渗滤液的东西，印度人民没有做任何可以承接这种黑色液体的设施，所以它们不断地直接渗入底下的运河里。

 我把底下的留言机翻了一下，大家都对印度人的这座屎山是崩溃的。

      

印度和中国一样，以前都是垃圾进口的大国，不过我国去年停止进口垃圾以后，今年印度也停了，官方宣称的原因是自己的塑料垃圾都有近一半没有回收利用起来，而在这种情况下，印度还每年从欧美进口数万吨塑料垃圾……所以中印停止进口垃圾后，东南亚将成为垃圾进口的主力。

 进口垃圾这门生意可以重新利用资源制造商品，但是夹杂经过多次循环后的垃圾却已经不具备成为原料的价值。

一边嘲笑印度这座垃圾山一边为自己国家的干净文明沾沾自喜的人也许不知，可能新德里的这座山里就埋了海量从他们国家运来的垃圾。

 垃圾分类有没有必要？

 中国每年产生四亿吨以上的垃圾，垃圾的处理方式主要是焚烧和掩埋，而2015年中国城市垃圾处理的缺口就有1100万吨，要是聚在一起的话，建一个新德里屎山不难，而且随着消费能力越来越高，屎山的建造速度可以越来越快。

 中国有七成的城市被垃圾围城，虽然城市里面很干净，但是城市周边已经形成垃圾包围城市的局面。

 如果垃圾分类成功实施的话，可焚烧的垃圾处理后再填埋体积和质量只有原先的5%，塑料颗粒可以再作为原料，厨余垃圾可以生物法机械化堆肥，岂不美哉？

 我们上头说了，看一件事情值不值得，不在于制定规则有多复杂，也不在于规则是否带来了账面上的好处，而是在于它运行的成本。

 我们来简单琢磨下垃圾分类运行成本。

 如果垃圾分类，那就必须整条链条全程分类，这里增加了设备的成本，不过好在是短期投入，麻烦的是增加了很多看不见的成本，比如运输，原本垃圾一趟装完现在要分车分批运多趟、分类的过程可能会产生更多的垃圾（比如塑料袋、纸料）。

 如果不分类要面临罚款，那就需要有人监督和检查，抽查垃圾、控制垃圾桶、需要有监控设备同时纳入信用体系，这里有庞大的日复一日的人力成本。

 如果学习日本，日本的传统是女性结婚后大多成为家庭主妇，她可以处理家庭的垃圾分类问题 ，而我们需要每人每天需要花5-10分钟、在指定时间段里来处理垃圾分类。而家庭主妇的地位在国内一直不高，主妇的价值在社会评判体系下也难被承认，想做到和日本一样缺失这个先决条件。

 众所周知现代是一个细致的分工型社会，每个人的单位劳动时间的价值不等，如果垃圾分类上升到个人素质层面让大家全来遵守，能不能比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更节约成本？

 这些简单的猜测并不好找到答案，因为每个国家地区根据国情处理垃圾的主力手段都不相同，而且我们是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再小的步骤也会被放很大。

 如果以上都不是问题，还有一个难以绕过的成本，就是如何教育十四亿用户，学习这套分类的规则。

教育和监督用户的成本高昂

 作为游戏从业者，我明显感觉到教育用户的成本有多高昂，不要说教育14亿用户了，在做小范围测试的时候现场只有14个白纸玩家，教育他们学习游戏的规则你可能都会崩溃。

 我们看游戏产品的充值功能，你会发现你要想购买一件道具，从选中到付钱可能就两步，到充值也就三或四步。

 为什么这么短？因为按一下就购买成功的成功率是100%，每增加一步，就增加了玩家放弃购买的可能性，步骤越多玩家中断付费的概率就越高。

 充值系统的成本不在于制定规则开发功能是否麻烦，主要看规则下运行的成本，成本越高，转化玩家付费就越难。

 以这个视角看垃圾分类，你会发现这套分类的规则无比复杂，垃圾分类的段子铺天盖地，在我看来它已经成了薛定谔的垃圾：在打开奶茶盖往里观测以前，它既是干垃圾又是湿垃圾，处于叠加状态。

 巨大的教育成本下，对应的就是巨大的监督管理成本，这不是一句纳入信用评价体系就完事的了，如果什么事纳入信用评价体系就可以解决问题，那世界早已变成美好的人间。

 阿里有一个故事很有意思。

 在阿里加班可以在公司吃晚饭，公司给员工出15块钱补贴，一年250个工作日下来吃掉一千四百万人民币。

 公司怎么知道员工是不是吃完晚饭就直接回家了，白嫖一顿晚餐？规则很简单，员工提交加班申请，理由里说明为什么要加班，主管批准后撕给你一张券，你就拿着券的补贴去吃饭。每天有五六千人参与这个规则，跑了好几年。

 后来阿里和员工讲清楚了，加班晚餐是给加班员工吃的，如果你不加班最好不吃。但是阿里也没有明确的人来监管，直接就把这套报批制度取消了。

 取消后，一年的加班餐费从1400万涨到了1500万，多了一百万，阿里觉得值不值？很值，因为每天四五千人报批审核持续一年，这个成本远远大于100万。规则的运行的成本高于这件事的价值本身了。

 再拿食堂举个例子，一家公司有食堂，要不要给员工吃饭补贴？

 如果你的员工价格很高，那最好直接补贴，因为吸引他在食堂吃饭可以节约他出去吃饭路上来回的时间，哪怕他节约出了半小时回来睡觉，下午干活时产出的质量也要更好，十几块钱换得了员工的隐性价值。

这两个例子表达的都是同一个意思，我们通常愿望很美好，规则也很细致，但执行的时候你会发现，隐形成本才决定了这些规则是否会发生变形。

 那垃圾分类的隐性成本高不高？太高了，你要知道乱扔垃圾、不闯红灯在很多二三线城市都没有教育好，现在要直接教垃圾分类，恐怕会头痛很久，如果政府真的能花大力气教育八亿城市居民学会垃圾分类，一旦度过了这段阵痛期，垃圾分类才真的算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了。

毕竟没有人愿意拉开窗帘，看见的是新德里的屎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