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必须为新的大国竞争做好准备_风闻

本文首发于微信公众号“海国图智研究院”

本期编译：陈映潼 海国图智研究院研究助理

本期校对：吴豫 海国图智研究院研究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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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America Must Prepare for the Coming Chinese Empire

来源：The National Interest

作者信息

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D. Kaplan)，是欧亚集团(Eurasia Group)全球宏观业务董事总经理。他最近的一本书是《马可波罗的世界的回归:21世纪的战争、战略和美国利益》。

编译摘选

内容摘要：美国政策制定者或战略家最不应该假设的是，美国人在某种程度上优于中国人。

在为美国勾勒出一项宏大的战略之前，我们必须先了解美国所身处的世界。这听起来可能很简单，但华盛顿的一个祸根即是在实际了解得很少的情况下假定我们了解了全局。除非我们能了解几个大陆的基础现状并能够根据其他国家的历史经验（而非美国自身的历史经验）将它们归纳成一种模式，否则伟大的思想和计划都是毫无价值的。因此，我希望从世界的角度而不是从华盛顿的角度去理解大战略，同时，不是作为一名政治科学家或者学者，而是作为一名拥有30多年经验的记者去研究。

在报道了冷战时期的第三世界国家及其持续至今的余波后，我的结论是，尽管后殖民主义研究课程在大学校园里盛行，但就实际运作而言，我们仍然生活在一个帝国主义的世界。**即使早期和现代的欧洲殖民地已经不复存在，帝国却在以某种形式永恒地存在着。**因此，问题则变成了:当前帝国时代对美国大战略的整体影响是什么? 一旦这些影响的轮廓被勾勒出来，美国的大战略应该如何应对? 我将尽力回答这两个问题。

帝国，或与之相当的强国，需要给人一种它将永远存在的印象:这种帝国当局将永远存在的想法若根植于当地居民的心中，就会迫使他们默认这个帝国的统治和影响力。冷战期间，无论我走到非洲、中东或亚洲的哪里，人们都认为美国和苏联的影响是永久性的。无论它看起来多么傲慢和专横，这都是毋庸置疑的。不管事实如何，这种感觉都存在。在苏联解体后，美国的影响力在一段时间内仍然被视为是永久性的。毫无疑问:美国自二战结束一直到21世纪的前二十年以来，除了名义上之外，实际上就是一个帝国。

但现在情况已经不同了。欧洲和亚洲已成为盟友并有充分的理由质疑美国的稳定性。从大学文科课程来看，新一代的美国领导人不再为他们国家的过去和传统感到自豪。自由贸易等其他自由海上帝国赖以生存的基础正在被抛弃。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国务院，这个美国权力的重要工具，一直在走下坡路，甚至在被逐渐掏空。**权力不仅是经济和军事上的，也是道德上的。**我不是说人道主义，因为人道主义的标签对美国来说是必要的。在这个问题上，我指的是更猛烈的东西:我们诺言的忠诚度在盟友心中开始变得不可预测。

与此同时，随着某种帝国的衰落，另一种帝国将取而代之。

中国不是我们面临的挑战:相反，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是一个新的中国。它从以汉族为核心的可耕地摇篮向西延伸，横跨穆斯林中国和中亚，直达伊朗;

从南海，穿过印度洋，到苏伊士运河，再到东地中海和亚得里亚海。它是一个以公路、铁路、能源管道和集装箱港口为基础的大国。其陆路路线与中世纪唐元时期的路线相呼应，海上路线则与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的明朝相呼应。由于中国正在建设历史上最大的陆基海军，这个新帝国的核心将是印度洋，一个连接着中东的油气田和东亚的中产阶级城市的全球能源州际中心。

我们必须相信这个新的印度洋大国的存在。十年前，我花了几年时间参观这些正在建设中的中国港口，而当时西方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一点。我去了位于俾路支省荒凉沙漠中的瓜达尔港。在那里，我看到一座最先进的港口综合设施耸立在一个传统村落之上。(中国目前正在考虑在附近的贾瓦尼建立一个海军基地，这样他们就可以俯瞰霍尔木兹海峡。)在斯里兰卡的汉班托塔，我亲眼目睹了数百名中国劳工沿着海岸向内陆移动，以及震撼如军队的自卸车是如何把泥土运走的。中国已经从建设这些港口，到让别人管理它们，最后再转变到自己管理它们。这一切的过程都让人回想起英国和荷兰东印度公司早期在同一水域的作为。

据报道，其中一些项目已被搁置或陷入债务泥潭。这是传统的资本主义观点。**但从商业和帝国主义的角度来看，这些项目绝对是有意义的。**在某种程度上，资金从未真正离开过中国:一家中国国有银行贷款给外国的一个港口项目，然后该项目雇用中国工人，这些工人再雇佣一家中国物流公司，以此类推。

**地理仍然是最重要的因素。**由于印度洋通过马六甲海峡(Malacca)、巽他海峡(Sunda)和龙目岛海峡(Lombok

straits)与南中国海相连，中国对南中国海的控制至关重要。中国不是一个流氓国家，鉴于其地缘政治的迫切需要，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海军活动完全合情合理。南海不仅进一步为中国打开了印度洋的大门，而且进一步软化了台湾，使中国海军有更多的机会进入更广阔的太平洋。

这是一个为中国人量身定做的世界。**中国人不会就一个国家应该拥有什么样的政府发表道德说教，而是为其经济发展提供助力。**也就是说，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与集装箱运输有关:这是一项中国人已经掌握的经济活动。中国的外交政策不像美国政策那样带有传教性质，也因此使其摆脱了沉重的负担。

更重要的是，当谈到中国时，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独特而强大的文化有机体。若没有对文化和地理的讨论，我们就无法真正理解外交事务。事实上，文化只不过是居住在同一地域数百年或数千年的一大群人的经验总和。

任何在中国旅行或者密切观察过中国的人都能意识到：**商界比政策界更能直观地把握一些事情。**中国在价值观和目标上比美国更有凝聚力。在中国的传统精神价值体系中，国家活动的所有领域——商业、网络、军事、政治、技术、教育——都能流利地达到相同的目的。在这个体系中，儒家思想仍然尊重中国个人的等级制度和权威，而美国文化则越来越倾向于废除权威，致力于个人。中国人受的是民族自豪感的教育;这与我们自己的学校和大学的倾向越来越相反。

当然，中国国内存在各种各样的政治和社会紧张局势。我们今天在巴西和拉美其他国家看到的中产阶级动荡，很有可能是我们将在本世纪20年代在中国看到的，

破坏“一带一路”和整个中国帝国体系的动荡的前奏。中国过度杠杆化的经济很可能会走向硬着陆，而不是软着陆，随之而来的即是国内的动荡。我对中国政治和经济模式的可持续性表示怀疑。但美国政策制定者或策略师最不应该假设的就是我们在某种程度上优于中国，又或者更糟: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拥有他们没有的命运。

我们已经进入了长期斗争。我们只能希望这个斗争在某些关键时刻不会转化为暴力冲突。而且，中国经济动荡会使这场冲突变得更加危险。这将是一场融合而非分裂的斗争(或战争)。

尽管我们政府内外的精英都将禁止使用这个词，但从功能性和历史的角度来看，这将是一场“帝国”的斗争。中国人将在这类竞争中占据优势，因为他们在国家建设方面有着比我们更伟大的传统。

此外，中国人已经证明了其快速适应的能力，而这是达尔文进化论的关键:他们对“一带一路”模式的持续变革就是一个例子。

中国人的领导能力也比我们强。

不可否认，我们冷战后的总统在外交事务的战略思考方面明显不如冷战时期的总统。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对外交政策并不是十分认真，尤其是在他担任总统之初;乔治•布什(George W. Bush)在很大程度上是失败的;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似乎经常为美国的实力道歉;坦率地说，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从一开始就不适合担任要职。将他们与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尼克松、里根和老布什相比，高下立见。同样，把我们冷战后的总统和中国领导人进行比较也是如此。他纪律严明，有战略头脑，不耻于投射权力；训练有素，且在各省生活过。更进一步说，不仅是美国的领导出现了危机，整个西方的领导都出现了危机。真正令人敬畏、充满活力的领导人，无论他们的道德价值观如何，都更有可能在美国和欧洲之外找到。看看日本的首相安倍晋三,印度的纳兰德拉·莫迪,俄罗斯的弗拉基米尔•普京和以色列的内塔尼亚胡。他们都掌握了权力的艺术;他们总是愿意冒险，他们执政也不仅是出于个人野心，而是因为他们确实想把某些事情做好。

因此，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竞争将与西方对抗东方复兴的政治文化危机同时发生。

我们已经真正进入了一场中美两极的斗争。但这是一场带有星号的两极斗争:这个星号就是俄罗斯。它总是能给美国造成相应的损害。然而，当我们的媒体把俄罗斯人描绘成典型的坏人时，中国人事实上更不透明，更商业化。因此，我们与北京的竞争的严重性仍然没有得到我们媒体足够的重视。

的确，美国在冷战结束和全球化开始时所感受到的坚不可摧的感觉已经消失了。最初，冷战后的全球化意味着世界的西方化，随之而来的是西方管理方式的采用和美国所谓的单极时代。现在这个时刻已经过去了。随着整个发展中世界中产阶级的扩大——不同程度的威权主义与民主竞争——全球化正变得更加多元化，而东方在人口趋势的帮助下也占据了平等的地位。我的明确经验是，非洲和中东人民首先关心的是基本秩序，物质以及经济保护，然后才是政治自由。正如已故自由主义哲学家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所写:“生活在没有足够食物、温暖、住所和最低程度安全的环境中的人，几乎不能指望自己关心契约自由或新闻自由。”

**很明显，我们的需求是有层次的，改善人民生活作为第一要务，**要求我们面对问题时具有灵活性，否则我们将更难与中国人竞争。世界范围内中产阶级的扩大本身将导致对民主的更大呼声: 因为随着人们物质生活的改善，他们无论如何都将日益要求更多的政治自由。我们不需要强迫这个过程。

我在这篇文章中关注中国是因为中国构成了一个比俄罗斯强大得多的经济体、一个更加制度化的政治体系，以及一个比俄罗斯更强大的21世纪文化天才。因此，中国应该成为衡量我们的外交、安全和防务机构自身的尺度:通过与中国竞争，我们将使我们自己的机制更强大。

与中国的竞争可以教会我们分辨优先的事项，而这是大战略的支柱。

**当务之急应该是有效地撤出中东。**美国及其陆军被中东这片泥潭分散注意或者困住每多一天，都有助于中国在印度-太平洋地区和欧洲的计划 – 中国正致力于在意大利利亚斯特的亚得里亚海岸边及德国杜伊斯堡的河边建立强大的商业航运立足点，更不用说推广其5G数字网络了。我并不是说我们应该明天就从中东撤军。我的意思是，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尽快地在所有可行的地方减少我们的军事行动。

印度不是美国的正式盟友，也不应该成为美国的盟友。印度太骄傲了，地理位置又太靠近中国，这不符合它的利益。但印度，出于其人口、经济和军事实力的不断增长，以及其在印度洋的主导地位，对中国来说就像一个天然的平衡器。**因此，我们应该在不提及与印度正式联盟的同时尽我们所能促进印度实力的增长。**一个日益强大的，与中国和睦相处却未进入中国的轨道，同时又与美国非正式结盟的印度将是一个表明中国受到了遏制的迹象。

台湾一直是一个“模范盟友”。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和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虽开启了对华关系，但并没有危及台湾。总有一天我们会醒来，意识到亚洲的一部分已经被“芬兰化”了，且世界已经改变了。顺便说一句，中国对台湾的控制也将实际上证实中国对南海的控制是有效的，再加上中国在印度东部和西部的港口建设活动，将有助于中国海军畅通无阻地进入两个大洋。

大战略就是要认识到什么是重要的，而什么是不重要的。我认为，考虑到我们的目标，印度和台湾最终比叙利亚和阿富汗等地更重要。

虽然印度和台湾深受美国海上力量的影响，但中东广袤无垠的沙漠却远非如此。这不是一个意外，且表明了一些至关重要的事情。在一个我们试图置身于需要大量军队且带有削弱性的土地冲突之外的世纪里，依靠我们的海军是我们最好的选择，因为它可以在不把我们拖入和土地冲突一样血腥的战争的情况下部署力量。随着陷入代价高昂的军事冲突的机率减少，我们将有更好的机会在国内治愈和振兴我们的民主。这就是大战略的本质。

大战略不是关于我们应该在国外做什么。而是我们应该在国外采取什么符合我们国内的经济和社会条件的战略。

再重复一遍，美国21世纪的大战略，说到底，是关乎通过遏制暴力来更好地在国内集中精力，同时与中国竞争。

由于我们没能照照镜子看到自己的缺点和局限，导致我们把太多精力集中在了我们的军队上，入侵或干预了一个又一个的穆斯林国家，结果却一无所获。在1990年代我们对前南斯拉夫的干预成功阻止了战争，但随后创建民族州时却没有为未来奠定一个好的基础。而即使它这么做，出于南斯拉夫的次要地位，它也不会上升到大战略的层面。所以我们要从零开始。

从零开始就意味着要意识到，无论我们精英阶层的梦想有多么的鼓舞人心，若这些梦想没有建基于世界各地的实际情况以及美国人民跨越党派界限，广泛且长期的公众支持，那这些梦想必将胎死腹中。无论是在怀俄明州还是在阿富汗，我们都必须尊重当地的实际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