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个有趣的说法：美国文明是复制中国，美国民主建国其实是以儒建国_风闻

这篇文章来自“大同思想网”，全文给出的核心观点如下：

具体论述理由如下：

中国哲学……对于西洋政治哲学实有重大之影响。美国建国之始，贤哲倡导革命，奠定宪政，其信仰与思想，直接挹取于欧洲，间接导源于中国。此种文化因缘，美国人士现多茫然无知。……中国文化实为启发西洋民主政治之源泉，亦为创造西洋民主政治之动力。——亨利·华莱士（Henry A. Wallace, 1888—1965年，美国前副总统）

（甲）政治思想与体制

戴维·韦尔教授说：

托马斯·杰斐逊把儒家思想融入自己的政治思想之中。……他认为，人的地位取决于个人价值（品德、功绩），而不是世袭特权。

在其于1813年写给约翰·亚当斯的一封信中，杰斐逊把贵族分为两种：

1.德才兼备的“自然贵族”〔即孟子所说的“天爵”〕；

2.基于财富或出生、但没有德行或天赋的“人造贵族”〔即孟子所说的“人爵”〕。

……杰斐逊的“自然贵族”是其教育理念，以确保国家的政治利益。

上述杰斐逊的儒家式的政治思想，即摈弃“人造贵族”（世袭特权）和任用“自然贵族”（培养德行）；前者在美国革命和建国立宪时就已实现，后者直到他去世后大半个世纪才初见成效，那就是：

在1883年，美国国会批准有关引进中国文官制度及考试制度的提案。之前虽是杰斐逊首倡，但长期争吵：反对的人攻击赞成者都是“中国佬”，而不是美国人；这件事的转机是在1881年，一名抱怨“求职不公”的美国人刺杀了美国总统加菲尔德，国会遂加紧讨论、加快程序，最终决定步英国之后尘，而实行之。期间有一句打动人心的话，即“在世界上，我们这个最年轻的国家，采取最古老国家的久经考验的先进制度”。

（乙）公共教育的规划

戴维·韦尔又说：

杰斐逊消化儒家思想……的第二个方面是教育。

杰斐逊建立教育体系的规划与中国教育有三个共同点：1.国家注重教育；2.通过考试选拔优秀学生；3.不论穷富或贵贱，只要有才能的人就会被国家任用……。

在概念上，杰斐逊是响应了法国人魁奈的昭示；后者把公共教育称为“政府的基础”，并反复援引中国历史。……魁奈把中国奉为楷模，因为儒士把教育当作仁政的基础；他说：“中国是建立在科学与自然法基础上的国家。”

杰斐逊也可以很容易获得伏尔泰所写的介绍中国的书，他还拥有一部由赴华耶稣会士李明（Louis-Daniel le Comte, 1655─1728年）所写的回忆录，其中讲述了儒家教育体系……。

在1779年，杰斐逊的教育理论变成了弗吉尼亚众议院的一项立法，被称为“广泛地传播知识的法案”。

现代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说：“最清晰、也是最古老的的社会教育（公共教育）概念，即中国理想中的儒士或君子治理；该理论早在公元前就已形成，其被编纂成法典不迟于公元6世纪，一直保持下来……。而作为中国儒家之后的最全面的教育战略，杰斐逊的弗吉尼亚的教育设计则是普世的、无阶级的产生民主精英的机制。”

（丙）文学之根在何方

美国波士顿学院教授罗伯特·克恩写道：

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人一直着迷于汉语。……他们（作家或诗人）从汉语中汲取灵感或汉语概念（神秘化和理想化的奥义），来充作神话般的自然语言；因此，他们在汉语中看到了一种纯净的英语诗歌的实践模式，这是现代主义的总目标。

当然，有人会争辩说，上述倾向乃源于艾兹拉·庞德的《华夏集》，或者，源于十年前的费诺洛萨的《作为诗的媒介的汉字》。然而，驱使庞德和费诺洛萨在汉语方面冲动的，则是有着更深的根……；如此西方文学的汉语之根，不仅体现在美国文学史上（尤其是爱默生的作品），而且还可以在知识与语言交流的传统上，追溯至文艺复兴。

戴维·韦尔也说：“爱默生、梭罗和其他超验主义者均认为，‘东方’不是异域，而是美国人的（文学）形象。……类似的观念则是20世纪初的审美发现，即庞德、艾略特和其他一些诗人，在汉语中发现了一种西方传统所缺少的纯艺术。”

美国诗人W.S.默温确认：“到如今，不考虑中国诗歌的影响，美国诗是不可想象的，这种影响已成为美国诗自己的传统的一部分。”亦即，“汉字表意”已经形成了美国新诗的基础。

（三）帮助塑造美国文化——开国元勋与中华文明

【本文的这一部分是阅读摘录，原作者是圣约翰大学教授、纽约皇后图书馆劳瑞顿分馆馆长王小良】。

美国人知道中国历史之丰富，因为它有助于塑造世界，塑造美国；我们了解中国人民的天赋，因为他们已经帮助创造了我们这个伟大的国家。——奥巴马总统（在2009年7月27日在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的发言）。

（甲）中国文化在北美的传播

为了建设美国文明，富兰克林从中华文明中汲取积极因素，这对于美国文明的形成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中国文化光被四表、而照亮北美殖民地及美国，这是中华文明辐射海外的一个重要的例子。另一方面，北美的开国元勋们尤其努力撷取中国文化，这也为北美及美国受惠于华夏，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说明。

中国因素对北美的文化、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促进是十分明显的。例如被视为中华文明象征的孔子，也成了北美殖民地的精神依托。一些殖民地精英，包括富兰克林、杰斐逊、潘恩、约翰·巴特拉姆和美国地理学先驱杰迪代亚·摩士，都表达了他们对孔子及其道德哲学的敬重。

早在1727年，年轻的富兰克林就按照孔子的教诲，培养自己的道德情操。为了弘扬孔子思想，富兰克林于1737年在盛传北美的宾夕法尼亚州公报上，发表其阅读《孔子的道德》的感想。进而，在1749年，富兰克林明确表示，他将孔子奉为其座右铭。

托马斯·杰斐逊被比作为孔子……。在1771年，杰斐逊建议他的姐夫罗伯特·斯基普维（Robert Skipwith）阅读有关中国的书，并且说它是北美最好的主题之一。

托马斯·潘恩还告诉美国人，中华民族是“一个举止温和、道德高尚的民族”。

杰迪代亚·摩士称赞《大学》和《中庸》是“运用最伟大的雄辩、雅致且精确的语言，表达的最优秀的智慧和美德之戒律”。

北美殖民地的科学家巴特拉姆（John Bartram），撰写了《中国哲学家孔子的生平与品格》。

（乙）开国元勋从欧洲获取资讯

欧洲出版的有关中国的书籍是中国文化传播到北美的主要途径。北美人可以从这些书籍中学到中国的农业、科技、哲学、艺术和其他各种知识。北美殖民地的精英们——包括开国元勋——都曾在欧洲待一段时间，主要是为了从那里中汲取中华文明的养料；而他们在本土则积极保持与欧洲方面的联系，其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了解和研究中国。

富兰克林于1757—1775年住在伦敦，于1776—1785年在巴黎任大使，这两座城市在当时都是西方的中国文化中心。杰斐逊于1785—1789年间在欧洲；他俩都在那里接触和研究“中国热、中国风”。富兰克林和杰斐逊都在孜孜不倦地学习中国文化，从中采撷那些他们认为有助于北美发展的成分，旨在使这片土地变得繁荣和强大。

可以说，在中华文明的模式在北美实践的过程中，富兰克林和杰斐逊是起着主要作用的，他们使用中国的积极因素来解决北美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诸问题。把已涵容中国文化的“欧洲传统”带到了大洋此岸，这是北美殖民地开拓自体文明所迈出的第一步。

富兰克林认为，中国是北美的榜样。〔作家伊罗生说：“杰斐逊和富兰克林深受法国重农学派的影响，其领袖魁奈宣称，‘我们只不过是‘系统的介绍中国学说而已，它应该成为所有（西方）国家的典范’。”〕。

为什么开国元勋们要花这么多的精力“向中国学习”？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对于他们致力于把北美建成一个强大国家来说，唯有当时最发达的中国能够提供他们所需要的文化与物质文化。〔笔者补充两点：第一，整个现代早期的欧洲都是由中国文化及物质文化塑造出来的。第二，直到鸦片战争，明清中国不仅最富裕，而且也是贸易中心；任何其他国家的发展都首先必须跻于如此国际经贸体现之中。〕。

（丙）中国是北美经济自主的依靠

中国因素对北美殖民地经济与政治最直接的影响之一是，中国茶引发了美国革命。……就在波士顿爱国者把由英国运来的茶叶倒入海里之后的一年半，莱克星顿的枪声响了……。

北美人迫切需要自主贸易（尤其是要废除在北美与中国的贸易上，英国东印度公司所拥有的垄断权）。

对于新兴的美国来说，没有经济自主的政治独立很可能是一场徒劳的胜利。

作为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的罗伯特 莫里斯（Robert Morris, 1734-1806），努力寻找不受英国控制的贸易伙伴，而中国则是他的首选。

1784年2月22日，“中国皇后号”货船离开纽约，而于次年5月11日满载而归。这次航行的成功，使“中国皇后号”被美国人视为其经济的救星；它极大地刺激了美国商人，从而成为这个新生国度的走向繁荣的先兆。到1795年，即在中国皇后号处女航之后的十年，在对华贸易的总量上，美国仅次于英国（超过其他的欧洲国家）。中国皇后号是美国航海史上最辉煌的一章。

开国元勋们还积极促成这件事，即把他们认为是有价值的中国农作物和野生物种都移植到北美。富兰克林获得了大黄种子，杰斐逊曾帮助把旱稻在美国南部种植；1765年，塞缪尔·鲍恩（Samuel Bowen）将大豆引进到佐治亚州，这是一名水手从中国带回的。再者，富兰克林在1770年，也从伦敦获得了大豆种子，把寄到了费城。

富兰克林还对中国的工业技术特别感兴趣，诸如造船、造纸、蜡烛、磨坊和其他产品的工艺。

美国官方于2005年出版一部纪念富兰克林的著作《在美国形成时期，本杰明·富兰克林从中华文明汲取有用成分》。

中国的相关技术裨益伊利运河的修建，它有助于纽约成为美国城市之首。

杰斐逊借鉴中国建筑的元素，努力创造出一种新的建筑风格。

本杰明·富兰克林和本杰明·拉什都在北美推广蚕桑。拉什向其同胞誓言：“再过几年，我们就可以自己生产我们想要的丝绸了！”

为了帮助北方移民的冬季取暖，富兰克林借鉴了中国北方的温室技术；他基于中式设计而发明了一种加热炉。他又参照中国的造船技术，设计了往返于美国与法国之间的越洋客船。

在一位新英格兰的作家看来，新建的美国应该“超越欧洲”，中国的农业和政府皆为其楷模。

富兰克林还说：“我们能幸运地引进中国的产业、工艺和畜牧业以及种植业吗？果真如此，美国的人口就会像中国那样多。”〔按：孔子论“庶而富于，富而教之”（“庶（人多）→富（厚生）→教（教育）”）。所以，杰斐逊又引进了中国的教育模式〕。

（四）“二手中国风”与次生的“子文明”

作为一种国际性艺术风格，既高雅又时髦，“中国风”也被共识为是进步的和世界主义的。——克里斯托弗·M·S·约翰斯（范德堡大学教授）。

“中国风”给（西方）个人主义提供了这样一种意象，即这既是外国的、又是很文明的东西，因而赋予西方现代性世界主义。——斯洛博达（麻萨诸塞—波士顿大学教授）。

（甲）“中国风”转化成“欧风美雨”

英国艺术史家休•昂纳（Hugh Honour, 1927—2016年）在其所著《中国风：神州的美景》一书中说：“18世纪的欧洲可以被赏识为，一个它所播种的文化的迷人和扭曲的画面。”这说的是欧洲的“中国风”，它包括茶艺、园艺、工艺和文艺等。如此种子也在北美开花结果，不仅如此，它还节外生枝，又产生了其经济自主与政治独立的成果——诞生了一个新国家。

让我们来介绍：美国杨百翰大学研究文档《二手“中国风”与儒家革命》，作者：基尔斯滕·戴维斯（Kiersten Claire Davis: Secondhand Chinoiserie and the Confucian Revolutionary）。它指的是发生在18世纪的这件事（一体两面）：

何谓“儒家革命”？即：中国文化——主要是儒学——掀起了欧洲启蒙运动，波及英国北美殖民地，从而引领革命与建国。

何谓“二手中国风”？即：中国物质文化在欧洲掀起“中国风”，由于英国禁止其殖民地与中国直接贸易或接触，北美只能分享和仿制从欧洲——主要是英国——转口的中国或中式产品。

然而，北美的“中国风”则滋生出经济自主与反抗英国的意识，从而与启蒙与革命相交织。这就是基尔斯滕·戴维斯这篇论文的主要观点。

鉴于如此包含启蒙思想的“广义的中国风”（中国文化及物质文化），已经塑造了现代英国；所以，它加倍地、革命性地塑造了英属北美或美国，这才是“二手中国风”的实质。

关于“中国风”是如何塑造了现代英国的，笔者已写了多篇文章；限于本文主题，这里仅援引三位西方教授的话：

金妮亚·詹金斯（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说：“‘中国风’并非只是其本土文化中的异国情调，而是英国跻身世界秩序的潜在多样性的标识。”

斯洛博达（马萨诸塞—波士顿大学）说：“在视觉上，不列颠作为帝国式的新民族所需要的思想，是中国塑造的。……换句话说，‘中国风’作为一种视觉语言，与那形成大不列颠的文化力量，乃密切相关。‘中国风’给（西方）个人主义提供了这样一种意象，即这既是外国的、又是很文明的东西，因而赋予西方现代性世界主义（modern cosmopolitanism）。”

安妮·韦查德（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说：“中国文明所提供给人类的，不仅是宽阔的诗意的历史框架，而且是最充分表达的、可以理解的‘文明的声音’。”她还说，中国对于欧美文明来说有两层意思，即：

1.中国是一个“怀旧境界”，代表着欧洲人认为本应具有、却已失去的东西，即真正传统，包括“原初语言”——纯正的、诗意的语言文字及其深奥内涵。

2.中国是一个“理想境界”，代表着欧洲正在获得的从未有过的东西，那就是非宗教的人生与物质文化，还有“汉字密码”中的品味生活、艺术审美、女性资质和天下情怀；换句话说，中国代表着英国及西方所具有的现代性。

下面是笔者阅读基尔斯滕·戴维斯《二手“中国风”与儒家革命》的摘录（翻译）：

（乙）北美“中国风”的革命性

在18世纪欧洲和北美，中国产品很受欢迎；“中国风”成为消费时尚和审美标准。

北美的殖民群体主要是英国人，他们透过其“欧洲传统”，在时尚上和物器上也发展了他们自己的“中国风”之品味。

然而，虽然大多数欧洲国家可以直接参与对华贸易，但英国则禁止其北美殖民群体与东方联系。他们只好从英国舶来品中享有“中国风”，并且还设计自己版本的“中国风”款式。

与此同时，殖民群体也创造了中国式的精神形态；而这方面的资讯来源则主要是欧洲人的著作，例如伏尔泰，他把中国想象成由哲学家（儒士）治理的天堂。一些北美殖民者，如本杰明·富兰克林和托马斯·杰斐逊，都把他们对中国的理解，转化为自己的启蒙世界观。甚至对他们来说，其家庭的“中国风”所反映的，不仅是他们追求欧洲时尚，而且也与启蒙思想有关。

在18世纪下半期，北美殖民地与其宗主国的冲突愈益升级，前者渴望自治的权利；而作为其争取自由的部分内容，他们则要求打破英国的贸易垄断，他们尝试仿制“中国风”产品。

殖民群体对于政治与经济独立的企图心，使他们与英国的冲突愈演愈烈。

通过从英国与法国获得的有关中国文化及物质文化的资讯，化作北美的启蒙思想与革命情绪，两者融为一体。18世纪末北美的“中国风”产品和图案，都能体现如此经济自主愿望与政治启蒙思潮。

北美殖民群体所获得的中国产品与设计，主要是从英国进口的，少许来自法国；由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垄断，他们无法接触神秘的神州大地（land of Cathay）。

在那时的欧美，虽然“中国风”普遍流行；但对一些人来说，它还意味着教育与启蒙。在商人和地主均变成新贵族的北美，中国思想的潜流与其开国元勋的理想相吻合。法国哲学家伏尔泰对北美的启蒙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将中国视为理想国。休•昂纳说：“在伏尔泰的手中，孔子变成了十八世纪的理性主义者……。”殖民群体的出版物赞扬中国政治和孔子伟大。

北美殖民群体也像英国人一样，喜欢饮茶；但是，他们抗议英国的政治压迫与经济剥削，以致在1773年发生了波士顿茶党运动。然而，殖民群体却更加努力地紧跟上英国的“中国风”时尚，他们也自己制造一些“中国风”产品。有意思的是，效忠英王者和要求独立者双方都在其家中分享“中国风”；但对后者来说，中式商品则萌发反叛与民主的念头。

……“中国风”唤起北美爱国者们对理想化的儒家民主概念的联想。……所以，本文将探索18世纪北美的革命情绪，与启蒙思想传统之间的相关性，其中充满了越洋话语交流和跨文化潮流。

之所以存在“中国风”，是因为东方商品在物质文明还很低下西方的普及。可惜，北美殖民地与中国之间没有直接的跨太平洋之交流。在独立后，美国就刻不容缓地于1784年首次派船到中国。而之前，所有的从东方到北美的货物则都是从英国和法国转口；的确，中国人还专门针对北美的需求制造产品，但都被英国东印度公司所统购统销。

然而，进口至北美殖民地的“中国式”产品，很多是由英国公司仿造的。北美人却基于这些英国复制的中式商品，做进一步“山寨”——发明“二手中国风”产品；……后者反映了跨洋交流的缩影，从而成为数百年美国物质文化的原型。

换句话说，当北美殖民群体被英国东印度公司禁止参与对华贸易时，他们就对复杂的“中国风”及其产品工艺与审美鉴赏，进行深入探讨；这样，他们就创造了自己的“中国风”产业，也可以说是继英国版本之后的“次级复制”，但这毕竟为以后美国的艺术与设计思想奠定了基础。

进一步探讨“中国风”与启蒙热情及独立运动的相关性：

18世纪北美的流行刊物表明，其启蒙运动中的爱国者（革命者）都对作为“哲学家的天堂”的中国很着迷。在经济上，他们鼓动民众学着仿制“中国风”产品，从而逐渐取代从英国进口。工匠们都紧跟“中国风”，并尽量按照“中国品味”来创造时尚。

北美独立战争不仅仅是一场政治或军事的冲突，它还包括殖民群体的经济自主的诉求；他们为了自己生产丝绸、瓷器、家具、纺织和其他“中国风”物品，经常与英国禁令与税制作斗争。

在那个人心思变、冲突升级的年代，“中国风”照亮了北美殖民地的前程。“中国风”工艺与设计成为北美物质基础的主要支柱，其产品影响着一般人的日常生活。另一方面，北美殖民时代的“中国风”艺术也体现了其群体的世界观。

北美人对中国商品及其工艺有着浓厚兴趣。瓷器上的诗画、墙纸上的花卉和家具上的文学景观等等，这些视觉艺术的物理表象却越来越凝聚着他们的启蒙思想；亦即，经济自主的爱国呼声在“中国风”商品中得到了体现。北美爱国精英（启蒙思想家）都赞扬中国文化，他们敦促当地人仿制“中国风”产品，旨在减少对英国商品的依赖和摆脱英国的强制贸易。

18世纪的北美殖民地为了满足本地需求而仿制“中国风”产品，这是其争取独立斗争的真实写照。本文认为，在北美殖民地流行的“中国风”，包括自己生产诸多的中式物器，远超出享用的层级，而是他们表达经济自主与政治独立的一种手段。再结合当时北美读物中的启蒙理想与中国哲学融为一体这一点，不难发现，“中国品味”及“中国风”设计反映了它的时代主流。

（丙）中国哲学理想与北美启蒙与革命

在17世纪，赴华耶稣会士提供了第一批有关中国学术的著作，并开始把儒家经典翻译成拉丁文和法文；从而使欧洲及其北美移民的精英们，有机会阅读它们。……有关孔子及其著述的介绍是在1687年被翻译成拉丁文的，由此，西方人与这位公元前5世纪的中国圣人进行“性灵沟通”。在北美殖民地，最早注意到欧洲版儒家经典的是本杰明·富兰克林，他通过其友人詹姆斯·洛根（James Logan）购买到了拉丁文译著；……他们学习孔子的话，打开了哲学的视野。

賴希韋因（Adolph Reichwein）说：“孔子是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守护神。”首先是通过他，欧美精英与中国“神交古今”。他们没有把孔子视为宗教偶像。托马斯·潘恩把孔子看成是“正直的象征”。

最近的学术研究已证明：美国革命的思想与北美爱国者所读到的欧洲人对于孔子的诠释，两者是密切相关的。我本人所做的探索，部分基于启蒙北美的汉学与伏尔泰所介绍的中国古代哲学之间的联系，这是被奥尔德里奇和其他一些学者所开拓的。文献考据尤能把北美革命家对中国的仰慕与当时北美的流行作品相印证。

关于中国文化与18世纪北美启蒙运动的相关性，伊利诺伊大学教授欧文·奥尔德里奇（A. Owen Aldridge）介绍的最全面；他所讨论的那些热衷于汉学的著名人物，有富兰克林、杰斐逊、潘恩和辛辛那图斯学派的成员，以及其他所有的美国哲学学会的成员。

无论是对欧洲、还是对北美来说，18世纪都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它的特点是，人们是乐观的相信理性和理解宇宙的能力。〔按：相比之下，基督教则剥夺了人们对于“人与自然”的理性思考〕。这种非宗教的、合乎自然规律的理性思考，源自儒家，它被称之为“自然神”（deism）；这是美国的开国元勋们所津津乐道的，亦即，在启蒙运动人物或革命者诸如富兰克林、杰斐逊、潘恩、亚当斯和麦迪逊等人的著作中，充满了有关“自然神”的思想。〔例如美国《独立宣言》中的这句话“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让与的权利”。——笔者〕。

美国启蒙运动的精英们受教于孔子或儒家，主要是通过法国的伏尔泰实现的。自然神与启蒙思想互为表里，都是源自儒家；这一特征对于研究北美的“中国风”，具有重要意义。

伏尔泰是18世纪促进西方理解中国历史的最有影响者之一，他对于西方之中国观念的构建，极大地裨益北美人。伏尔泰说，中国人已经完善了“道德科学”，这是所有科学之首；它不仅在精神上是完美的，在科学是也是如此。〔按：“道德科学”或“道德哲学”的功能是维系非宗教的世俗社会，唯有后者有可能发展或创造，因而堪称“文明”〕。……奥尔德里奇指出：伏尔泰经常利用中国古代历史，揭露和批判那虚构的“圣经编年”，由此促进了自然神的传播。

伏尔泰认为，中华文明的优越性之一是它具有同化征服者的能力，最终把它们都置于制度与法律秩序之下，因而文明总是能够凌驾于“野蛮”之上。伏尔泰很理解和赞赏中国传统政治。在他看来，中国传统政治尽管有皇帝，但似乎更接近民主；尤其是在被他所影响的北美启蒙思想家们看来，中国政府制度更接近于他们所希望建立的民主。伏尔泰说，中国皇帝只能颁布已被朝政通过的法律，而朝廷官员则都是经过几次严格的考试之后，才被任命的；因此，皇帝不可能行使“专权”。

在伏尔泰的影响下，北美精英都主张制约政府首脑权力。这在起草宪法时尤为明显，其中的总统权力，就像伏尔泰所说的中国治世的皇帝一样，受制于某些机构（如国会）。虽然美国模式与伏尔泰所描述的中国制度不尽相同，但两者也有相似之处。

此外，伏尔泰在一篇关于农业的文章中，介绍了中国皇帝的春耕仪式；这特别符合北美的民主理想，尤其是美国头几任总统都是农民出身。在税收政策上，中国朝廷与英国国王形成鲜明对比，因为英王收取的钱财分文不留给其当地臣民。

杰斐逊的藏书还包括杜赫德著《中华帝国全志》，其中对孔子有着详实的描述。杜赫德说，中华文明的悠久绵长这一点就足以证明其伟大。

在1771年，杰斐逊把两部翻译的中国小说——《好逑传》和《赵氏孤儿》——推荐为北美畅销书……。

杰斐逊相信在北美社会要求独立的呼声中，包含自主进口和生产“中国风”产品这一诉求。北美殖民群体相信，鉴于在气候和地理幅员上，北美近似于中国；独立后的北美有可能变得像前者一样的兴旺发达。

富兰克林仰慕中华文化与政治及其持久性；他说，中国具有最古老的文明和艺术。富兰克林在其著述中频繁谈论中国。

富兰克林甚至按照孔子哲学来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他每天都列出各种道德原则，进行自我反省。

（丁）“二手中国风”与经济独立运动

喝茶已成为北美人的饮食习惯的一部分，而且喝茶有许多配套设施，诸如瓷器、家具和客厅装饰；他们渴望打破英国的贸易垄断，直接从中国进口商品，乃至在北美生产“中国风”产品和种植茶叶。

到18世纪中叶，北美精英们越来越意识到，经济自主权是他们从英国争取自由的重要内容。这一情势促使北美人自己发展产业，尤其是仿制“中国风”的时尚物器，这也反映了北美的革命精神。

中国成为北美殖民群体的典范与憧憬。

一些北美革命者认为，美国将是下一个中国；包括本杰明·富兰克林、乔治·华盛顿、托马斯·杰斐逊和约翰·亚当斯等人皆陈述：“如果我们相信旅行者的有关中国的报告，（我们）这片土地在土壤、气候和自然物产等方面，均与中国相似。”他们还说明，费城与北京的气候相似，从而推断北美有潜力培育与中国相同的农作物；有能力生产瓷器、丝绸和茶叶等。

如果北美能够从英国独立出来，与此同时，把欧洲的“中国风”时尚发扬光大；那么，新兴的美国一定可以学会自己生产包括瓷器和丝绸在内的所有的中式产品。致力于独立运动的富兰克林鼓励在北美兴建一个瓷器厂；他还从欧洲寄回一些中国器物的样品，希望能够促进中国风商品的“国产化”。

北美独立战争随着1783年订立《巴黎条约》而结束，但其争取经济自主的运动仍在进行中。尽管英国已经承认美国是一个独立国家，但终结经济贸易之主奴关系还有待时日。所以，新兴的美国迫不及待地寻求与中国建立贸易关系。尽管在19世纪上半期，美国的“中国风”越发强劲；但其主要源流依旧是从欧洲转口。这种不合理的状况必须被改变。

这个新国家不失时机地派船到中国。美国人对第一艘中美贸易船“中国皇后号”寄予厚望；1784年的乔治·华盛顿生日（2月22日）的这一天，从纽约启程。对于美国的爱国者来说，这是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美国革命时期活跃的爱国诗人菲利普·弗朗诺（Philip Freneau），写了一首诗为“中国皇后号”送行，其片断为：

……她（“中国皇后”）张开翅膀迎接太阳，去探索那个黄金地带。……带着火眼和闪电的力量在深蓝色的苍穹里保持着航向。……她将绕着暴风雨的海角航行再往东，赶上那股腥臭袭人的大风。……她现在热衷于探索，很快就会接近中国的海岸。……从那里船员们将香茶带回再不需要英国国王的许可；还有瓷器，镶着金的神器，及精细模具的产品。因此，商业把我们带到世界……愿繁荣的风使你一帆风顺，“直到，带着东方宝石的货船，你又回到了你的家乡。

〔按：据记载，1784年2月22日，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从纽约起航，经好望角，于8月28日抵广州。船上载有30吨来自新英格兰的人参、西北海岸的毛皮等迎合广州市场的货物，换回约3000担茶叶、962担陶瓷、490匹丝绸等。12月27日驶离广州，次年5月12日返抵纽约。此行投入12万美元，纯获利3万多美元。事后提交国会的报告中说，中国人对船员很宽厚（very indulgent）。1786年，“中国皇后号”经理山茂召（Samuel Shaw，1754-94）被任命为美国驻广州的首位领事。新英格兰地区借此迅速富裕起来，波士顿附近出现了一座叫“广州”（Canton）的小镇〕。

长期以来，学术界总是把北美的盛行“中国风”、以及制造和享用中式产品这件事，看成是模仿英国的时尚；这当然是一个合理的解释，但过于简单化了。实际上，殖民时代北美的“中国风”滋生了革命精神，那就是经济自主与政治独立；后者是源于儒家的启蒙思想所导致的革命，前者是要使“中国风”工艺本土化、产业化。

（五）深度思考，解答疑难：西方之来龙去脉

在知识史上，17世纪“发现中国”这件事对于开启现代欧洲的意义，不亚于16世纪“发现美洲”。——约翰·马伦本（John Marenbon, 英国哲学家）。

（甲）为什么说欧美文明是中国派生的

近代以前，唯有中国是“人的社会”，存在着人为与人智、发明与发展，而其余世界——尤其是西方——在受到中华文明的影响之前，则均为“神的社会”，禁锢人的潜能，所以是原始停滞。

另一方面，“人为与人智、发明与发展”无非是开发人的潜能，但它是双刃剑——“福兮祸之所伏”，很可能是人的自我否定、自我毁灭。在联通世界的现代阶段，处于地缘佳境（海洋地缘）的国家可以向外纾解矛盾，因而绽放潜能、长足发展；但这只是暂时现象，而在之前则不具有如此条件。往昔，占绝对优势的自然把人类分散、分隔在无数个狭小的生态单位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开发人的潜能则意味着双刃剑刺向内部，而导致族群自杀。

历史上，因为中国拥有调解天人关系的“道的智慧”，故而她能在“动态平衡、整体和谐”的前提下，有节制的开发人的潜能——变易化生，利用厚生；所以，中国可以发祥文明、发展社会、发皇礼乐。

从某种意义上说，文明是“人的潜能之双刃剑”的放大版；因而，它在平衡与失衡的周期中愈益展开。终于，通过陆海丝路、科技传播、蒙古征服和郑和远航等，文明打通了“全球天下”，并发生“从量变到质变”；那就是中华文明（人的社会、世俗文明）的全球化，其“发展机制”转移到更适宜、更通达的地理环境中而爆发“井喷”。悲惨的是，中国联通世界也使西欧成为从文明的极边，变成了全球通途（连接东、西半球的捷径）；并且把亚欧大陆两端的海隅（西洋、东洋）的地缘战略优势提升起来（一如宋朝的发展及其影响，却把荒漠草原的地缘战略优势给提升起来，导致了蒙古征服）！

中国“再造西方”。中华文明的辐射及其技术与文化的传播对于欧洲的冲击，大致以1650年为界：之前的两百年是“破”（负能量：半为本土内讧、宗教战争，半为海外殖民、灭绝土著），之后的两百年是“立”（建设性：儒学启蒙而实现转型：神的社会→人的社会，并且全面“复制中国”）。

（乙）何故“母体文明”会“落后挨打”

发展与发明之与否或高低，在基础上取决于其所利用（甚至耗丧）的生态环境之大小。历史上，中国乃立足本土，有节制地、和谐性地利用内外环境；其方法和它所带来的发展效果，为其他民族皆不能望其项背。但这较之现代西方则是“小巫见大巫”，因为现代西方是利用“全球性生态”作为其平衡条件与牺牲代价的。

现代文明及其各个方面皆为传统的中华文明“从量变到质变”之“井喷现象”，所以古今不能同日而语。那么，近现代这个为何“落后挨打”呢？

历史上，发展与文明之与否决定于“人的社会、道的智慧”之有无；近现代，发展与科技水平之高低决定于“地缘政治”之优劣。

在21世纪之前的数百年里，西方具有地缘优势（海洋地缘）：它不仅是连接东、西半球的捷径，而且使其国族在战略上进则战无不胜、退则立于不败。西方不失时机、不择手段地凭借其地缘优势，汇聚古今世界之成果，并使全球财源、资源滚滚注入己方；所以，西方能够站在历史巨人的肩上登峰造极。

相比之下，大陆及大陆海疆在地缘政治上则是战略逆境，这意味着内外之祸因乱源的向心聚爆。首先，“双刃剑”或诸矛盾不能纾解，内耗压倒进步；再是致命外患接连不断，危在旦夕。

如何“救亡图存”？限于本文主题，我只略提“战国策”——欧美兴起造成了“世界战国”。救亡须做到两点：一是乘列强内讧，以夷制夷，灵活结盟，暂获后盾。一是中国文化“战略退却”：暂弃儒家“天下观”及传统治道，退却到“战国七雄”，也就是选择列强及苏俄那种“强组织、总动员、应战型”的国政。这两点在朝鲜战争中奏效——使海洋霸权不再能进入大陆。

进入21世纪，随着大陆在联通、便捷和机动上超越海洋，全球性地缘政治的战略优势已从西方转移到了“陆海有机”的中国，这就注定了西方及其霸权的衰落。

（丙）美国社会制度与民主政治先进吗？

破除西方中心论的说教，透过现象看本质。西方及美国的国家制度都是从中国学的，但只学到皮毛而已，较之中国传统政治则是等而下之；它充其量能被列入战国七雄之档次，其实质乃韩非子所云“输毒于外”（向外疏解矛盾以保持其内部稳定）。汤因比批评“西方民主……是部落意识、穷兵黩武”。罗素指出：相对于中国传统政治，“现代西方的政府行为十分之九都是有害的”。

中国传统政治具有自我稳定的功能，它对外是利而不害（行王道，反霸道）。欧美政治则相反：它以祸害外部世界为其保持稳定的必要条件，即通过在外制造“非理性”来达成其自身“理性”。这是生物层次的“理性”——任何食肉动物在其猎物充足的条件下都能达成内部有序与稳定。如果生存竞争百分之百在其内部，西方则无“政治”可言；其社会要么宗教禁锢，要么趋于消亡。如果其50%以上的生存竞争转到外部世界，它的内部好比一致对外的团队，非常容易管理，这就是欧美政治的诀窍。后一种情况在客观上是由暂时的“天时地利”（海洋地缘）和基于其上的霸权所造成的。

称道美国民主的黑格尔也看到了它的反面，即：当其内部环境（西部边疆）达到饱和的时候，美国人就会开始火拼。不过，为了逃过此劫，美国走上了帝国主义与世界霸权的道路。然而它能保证其先天绝症永不并发吗？欧美在本质上是“霍布斯邦”（相争相害、自生自灭），只是满足特定条件，此种绝症暂变“阴性”。

在其《独立宣言》中就把印第安人定性为“敌人”，而后，相对于以前欧洲人之灭绝土著，美国则变本加厉。长期以来，美国阴谋家们一直在策划在全球范围内重演“边疆模式”——消灭垃圾人口，把生态超限的地球空间腾让给“上帝的选民”。

在高度全球化的今天，再像以前那样对外制造非理性；其所遭遇的反弹或后果对肇事者来说，是直接的和不堪承受的。但若不这样做，它的内部就会变得“非理性”（霍布斯邦、分崩离析）。此乃当前美国所面临的问题。

大家以为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