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塔耶的“反攻”：把资本家扔进大海！_风闻

和马克思一样，巴塔耶面对不安的局势，将赌注押在了无产阶级身上，这是一群被资本主义的生产社会所奴役和排斥的人。在他们身上，巴塔耶看到了革命最激情、最暴力、最无理性、最为耗费的一面，这是生命本身的狂暴力量，这是革命行动的终极源泉，只有他们才能够阻止法西斯的独裁与资本主义的奴役。　　下面节选出来的文本源于巴塔耶在上世纪30年代组织的一桩集体写作事件——“反攻”(Contre-Attaque)。布勒东们在此暂时和巴塔耶妥协了，他们试图以此将超现实主义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以便《超现实主义宣言》里提出的自动书写式的文学运动能够成为补充马克思主义的精神革命。但是，正如巴塔耶全集第一卷中一条关于“反攻”的注释里所提到的那样，这个团体一开始就存在着冲突：一面是巴塔耶，一面是布勒东，这注定了这个持续时间没有超过一年的团体的分裂命运。这段时间里，巴塔耶面对着法西斯主义的威胁、战争的邻近、个人的精神危机，他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但同时，他也依然带着从涂尔干-莫斯那里(主要是莫斯的学生梅特罗的介绍以及莫斯的讲座)学来的法国社会学-人类学传统。

　　同一时期，正是在这一视角下，巴塔耶写下了《法西斯主义的心理学结构》一文，精彩地以一种宗教社会学、异质学的思路，对当时情况做出了直到现在仍然具有启发意义的分析。随后，在安布罗西诺这位物理学家的引领下(后来的关于普遍经济学的构想正是在他的帮助下形成的，巴塔耶的宇宙论除了布鲁诺、萨德、尼采以外，此人功不可没)，巴塔耶又十分诡异地引入了原子-分子-团块这一系列术语，用以分析社会这个复合构成物(包括微观世界、动物社会、人类社会乃至宇宙)。此外，也是在这个时候，巴塔耶第一次对尼采的学说做出了正名，他以赫拉克利特和尼采的名义指出宇宙乃是一场永恒的战争，尼采的思想因而是超越左右之争的。

　　西蒙娜·薇依一向对巴塔耶的神秘主义式的革命激情保持着距离，但巴塔耶本人实际上乃是在一个更为实践的维度上对革命做出了说明：和马克思一样，巴塔耶面对不安的局势，将赌注押在了无产阶级身上，这是一群被资本主义的生产社会所奴役和排斥的人。在他们身上，巴塔耶看到了革命最激情、最暴力、最无理性、最为耗费的一面，这是生命本身的狂暴力量，这是革命行动的终极源泉，只有他们才能够阻止法西斯的独裁与资本主义的奴役。人性属于游戏，而劳动乃是奴役。

　　译者的话

　　反攻

　　革命知识分子的斗争联合

　　解决方法

　　1、对一切为了民族或祖国的利益而诓骗了革命的倾向抱有激烈敌意，无论其形式如何，我们向一切想尽办法、且毫无保留地决心打击资本主义当局及其警察机构的人说出了这些。

　　2、我们决心成功，而非争论，我们像某个无能于进入现实的考量，并忘记了毫无出路的政治空话的被驱逐者那样思考。

　　3、我们宣布，当下的政体应当被人们用一种新的策略所攻击。革命运动的传统策略只能用于瓦解专制政体。被用于同民主政体斗争的革命策略两次将工人运动带向了灾难。我们的根本的、急迫的任务就是构建由直接经验而来的学说。在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环境里，无法从经验中吸取教训的无能应当被看作犯罪。

　　4、我们意识到，斗争的当下条件将向这些决心控制权力的人要求一种强制的暴力，它不会将权力让给任何别人，但是，无论我们对社会当局的不同形式如何厌恶，我们都不会在这不可避免的必然性面前退缩，也不会在一切我们所参与的行动之结果所强加给我们的东西面前退缩。

　　5、我们现在要说的是，人民阵线的计划——它的领导人在资产阶级的机构框架中似乎将会获得权力——将会崩溃。人民政府的构建，公共援救的建立，都需要一种被武装的人民的不可协商的独裁。

　　6、并不是无形式的起义夺取了权力。如今决定了社会命运的东西乃是对诸方力量的广阔结合的有机创造，它是富有纪律的、狂热的，它有朝一日能够践行一种冷酷无情的权威。这样的诸方力量的结合应当把不接受既没有脑子、也不长眼睛地跑进资本主义社会之深渊(废墟和战争)的人组织起来;它应该向一切没有感受到事实、被仆人和奴隶牵着走的人【拉罗克、拉瓦尔、温德尔的那些人】说话(他们需要服从人类存在的直接暴力而活着，他们由于集体性而可耻地拒绝让物质的丰富溜走，还有道德的激昂，没有这些东西，生命就不会获得真正的自由)。

　　一切资本主义的奴隶去死！

　　联合在几个关键点上的立场

　　7、联合包括了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任何被它当作任务来阐述的学说的关键点都不会同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现实相矛盾，即：

　　——资本主义朝向毁灭性矛盾的演变；

　　——生产方式的社会化是当下历史过程的终点；

　　——阶级斗争是历史因素，是关键的道德价值的源头【我们还要补充说，随着自称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出于策略性的考量而暂时采取这样的态度（即将自己定位于资产阶级政治的引领者的位置），我们就激进地同这些政党的方向决裂了】。

　　8、从20年前起就开始的社会的历史发展的特征在于全新的社会的上层建筑的构成。直到最近，社会运动还在瓦解旧有专制系统的意义上独一无二地产生出来。关于权威形式的科学对于这种瓦解的需求而言并非必须的。我们发现自己面对着的是在政治博弈中一下子就占据了主要位置的新形式。我们于是就突出了新的社会结构之建构的关键词。我们肯定，对于社会上层建筑的研究应当在今天成为一切革命行动的基础。

　　9、生产方式是生产者集体的财产这个事实毫无争议地构成了社会权利的基础。正是这种法律原则应当被承认为一切非异化社会的构成性原则。

　　10、我们保证，社会化不会从将资产阶级的生活水平降低到工人的生活水平开始。这里不仅仅涉及到一条关键原则，还涉及到一种由经济环境所决定的方式。非此不可的方式实际上应当是为了挽救危机，而非是为了通过削减消费而增加它来被算计。重工业的主要分支应当被社会化，但生产方式的整体只有在过渡阶段过后才能被转交给集体。

　　11、我们没有被任何的苦修者针对资产阶级的美好生活的敌意所刺激。我们所意愿的，就是把这美好生活分享给一切生产了它的人。首先，革命式的介入应当结束经济的无力：它带来了力量、全面的权力，没有这些，人们就会陷入无序的生产、战争和痛苦。

　　12、我们的事业是工人与农民的事业。我们承认，工人与农民不仅仅构成了一切物质财富的基础，还构成了一切社会力量的基础，上述事实乃是一条原则。至于我们知识分子，我们看到了卑劣的社会组织切断了农业人员和工厂工人的人性之发展的可能性。我们毫不犹豫地肯定了这些轻飘飘地承担着这一罪行之责任的人的死亡之痛苦的必要性。相反，我们不同意煽动群众的倾向，它们只会让无产阶级相信他们的生活是唯一好的，是真正人性的，相信他们所被剥夺的一切都是恶的。我们置身于工人中，我们向他们最高尚、最具有野心的渴望说话——这些渴望在现有的社会框架中无法被满足：我们向他们那不对任何人低头的人类直觉说话，向他们的道德自由、他们的暴力说话。是时候让我们引导一切人变成主人了，是时候从身体上摧毁资本主义的奴隶们了。

　　13、我们注意到，在其他国家里，民族主义的反应会利用由工人世界创造的政治武器：该是我们来利用这些由法西斯主义创造的武器了，它曾利用人们的根本渴望来获得感人的颂扬和狂热。但我们承认，应当被用来服务于人们的普遍利益的颂扬应当更为重要、更为爆炸性，它的伟大完全不同于奴役于社会保守派和政党的唯我主义的利益的民族主义者的伟大。

　　14、革命毫无保留，应当是完全富有侵略性的，它只能是完全富有侵略性的。19世纪、20世纪的历史表明，革命会由于被压迫的民族主义那侵略性的要求而偏离;但是，将革命关在一个统治的、殖民主义的国家的民族框架里的想法只能证明知识分子的缺陷，与这些参与这一进程的人在政治上的胆怯。正是出于其深刻的人性意义，出于其普遍的意义，革命才提升了人类，而不是出于一种对人们的唯我论、对人们的有局限性的保守主义的胆小让步。这是一切验证了我们反对奴隶的意志的东西，是不分肤色地统治、并让大地上一切人感兴趣的东西。

　　安德烈·布瓦法、安德烈·布勒东、克劳德·柯恩、雅克·夏维、让·德尔马、保尔·艾吕雅、莫里斯·埃纳、皮埃尔·克罗索夫斯基、本雅明·佩雷。

　　把参与文件和通信交给《反攻》，I，莱昂-吉约广场，巴黎，15区。

　　附《反攻》笔记几则：

　　家庭生活（让·博尼耶和乔治·巴塔耶）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社会的道德的基础乃是由家长强加给孩子们的道德。我们将作为起点的自发的道德(它在孩子们探险与游戏的过程中被建立起来)同强迫的道德对立起来。只有这种喧闹的、高兴的道德——它同劳动中的伙伴道德一致——才能作为从当下生产体系的痛苦中解放出来的社会关系的原则。

　　作为马克思主义学说与《精神现象学》之突出关键的黑格尔式主奴辩证法

　　在黑格尔那里，由于是哲学知识的起点，所以人类精神并不是独立于它产生于其中的那个环境的实体。两种实存模式，主人和奴隶，本质上是相互对立的，而当黑格尔描绘人类生命时，这就是根本的对立，正是它所承载的不同形式被黑格尔所表现出来了。但是，一般来说，并不仅仅是黑格尔哲学，尤其还有作为马克思学说之源头的主奴辩证法。黑格尔表现出，是奴隶，而非主人，才最终成为人。【这就是这辩证法的关键信息。当下的主奴关系倾向于辨证性地自我颠覆。】他曾在劳动中看到了奴隶解放的原则。黑格尔关于人类生成的概念整体（毫不夸张地说是惊人的）——马克思曾对此说，它们完全是真实的，即使人们拒绝其原则——依然以最多产的方式同道德与社会革命的创造性毁灭联系在一起。

　　祖国或地球（皮埃尔·康和乔治·巴塔耶）

　　许许多多的人都热爱他们的祖国，并为她牺牲和死亡。一个纳粹热爱第三帝国直到疯狂。我们也会相爱直至狂热，但是，我们所爱的——尽管我们从出身上来说是法国人——，在任何层面上都不会是法国共同体，而是人类共同体；这绝不会是法国，而是地球。

　　我们要求普遍意识，它同这些一无所有之人的团结与道德自由有关，就像民族意识同富人的团结与强迫有关一样。

　　具体实现的可能性在这意义上应当成为深入陈述的对象，就像它们来自于有序的知识和科学的数据信息一样。

　　权威、人群与领导（乔治·巴塔耶和安德烈·布勒东）

　　毫无例外，至此为止，整个革命都伴随着一种权力的个人化。这个事实为革命者们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也许甚至是主要问题。我们认为，这样一个问题应当以最为开放的方式被澄清，而不心存盲目乐观主义，也不打退堂鼓。一切最现代的集体心理学资源都应该被用来研究一种幸运的解决方式，并避免乌托邦式的简便。面对权威和限制时的退缩是否会变得比个人化的孤立原则、社会联系的基础、人类共同体的基础更多?

　　傅里叶（皮埃尔·克罗索夫斯基）

　　过时制度的道德训诫建基于经济苦难之上，它像扔掉最可怕的危险那样扔掉了激情的自由游戏。傅里叶曾设想了一种相反由这激情的自由游戏带来的富足经济。在这富足能为人类所及，并且在它只是由于人们的道德苦难才逃避他们的时刻，难道不能终结残废与阉人(他们如今强加了这一苦难)，以便敞开一条朝向从社会限制中解放出来的人(一切被归于他的欢愉的候选人)的道路吗?一条一个世纪以前由傅里叶所暗示的道路。

　　尼采（乔治·安布罗西诺和乔治·吉莱）

　　似乎只有少数人才能宣称自己是痛苦地背叛了他的人类的尼采。最震撼人心的人类的声音之一似乎只是徒劳地被人听见了。激烈的敌基督者，蔑视爱国蠢话的人，为了把一切爱国要求、一切高傲变为自己的，那他还会是腓利士人和群畜的受害者吗?还会是普遍平庸的受害者吗?

　　我们不相信腓利士人的未来。尼采那高傲且响亮的声音对于我们来说依然是即将到来的道德革命的宣告者，是那拥有大地之意义的人的声音……在明日诞生的世界将会是由尼采所宣告的世界，一个瓦解一切奴隶道德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