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曲三十而立，台湾依然年轻_风闻

#第30届金曲奖#，一场盛典。

今年的 #金曲奖# 把特别贡献奖颁给了黑名单工作室，很多人没有听过他们的名字，但当年他们的出现称得上是台湾流行音乐史上一个重要转折点。就像今年金曲奖主席陈珊妮说的，黑名单工作室30年来一直是华语流行音乐的先锋，影响至今。

舞台上黑名单工作室几位前辈没有说任何获奖感言，而是拿出了一堆纸板，把当年参与过黑名单的人的名字展示了一遍。其中既有胡德夫、陈明章这些台湾民谣大师，也有后来一手发掘培养了苏打绿的林暐哲。

最后他们还拉起了一条横幅，上面写着“我在亚洲，反对美帝”，和当年他们拉起的“这是咱的番薯仔歌”条幅一样，直白且充满讽刺。

30年过去了，金曲奖依然在努力呈现着台湾社会的面貌。金曲奖的故事，就是台湾的故事。

作者：王小笨

文章首发于公众号：北方公园NorthPark

1978年5月，蒋经国就任台湾地区领导人。

通常来说新官上任三把火，但蒋经国一烧就是十把，他搞起了所谓的“十大建设”。因为经费问题，台湾内部对此的反对声音很大，但蒋经国以“今天不做，明天就会后悔”坚持了下来，最后靠着沙特给的贷款才勉强建成。

事实证明“十大建设”是明智的，凭借这些基础设施，台湾经济发展进入了快车道，后来还跻身亚洲四小龙。

但经济建设的起飞不能掩盖台湾外交的弱势。1979年1月1日起，美国宣布和台湾当局断交，这对台湾来说是一次重大打击。不过态度还是要摆出来，在记者会上当时的“新闻局长”宋楚瑜展现出了强硬的立场，形象气质俱佳的他很快成为媒体的宠儿。

新闻局长不光搞新闻，也负责管文化。宋楚瑜曾经动手改过那首著名的《龙的传人》的歌词，把“四面楚歌是洋人的剑”改成了“四面楚歌是姑息的剑”。

1980年，一位台湾当红女歌手羡慕于格莱美奖这些奖项给歌手带来的巨大鼓舞，动笔给宋楚瑜写了一封长达8页的信，希望官方能够设立一个专门的音乐类奖项。

宋楚瑜倒是没有领导架子，他回信响应了那位女歌手，但他觉得直接办一个音乐奖并没有那么容易，他建议先在鼓励图书出版业的金鼎奖中增加一个唱片个人奖作为表彰。

直到10年后这个音乐奖项才算真正办起来，被称为台湾金曲奖。那位当年写信提议的女歌手，在第二届颁奖礼上拿到了最佳女演唱人奖，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歌后。那个女歌手叫蔡琴。现场给她颁奖的是台语歌后江蕙，两代歌后现场同台，画面很有象征意味。

蔡琴这一批歌手，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他们以校园歌手定位，追求唱台湾年轻人自己的歌，政府曾组织座谈会希望他们承担社会责任，他们却回应说，

“我觉得只要你做出来的歌是跟你真正心里面所想的一样，我们才没有说愧对我们反映社会上真实形态的初衷。”

总结起来一句话，流行音乐是社会的一面镜子。

金曲奖诞生的前一年，台湾掀起过一场“新闽南语歌”运动。这场运动里的旗手就是黑名单工作室，他们用五年时间做了张专辑《抓狂歌》。

《抓狂歌》封面上就写着，“这不是黑白唱，这是咱的番薯仔歌。”番薯仔就是对台南那些种地农民的后代的蔑称，专辑里有一首歌叫《民主阿草》，那是第一次有人在台湾音乐中唱“我要抗议，我要抗议”。

黑名单工作室向所有台湾年轻人提了一个问题，“你问过自己吗？…当台湾现阶段处于极度动荡中，你想过自己在这个时代所扮演的角色吗？”

从1970年代开始台湾社会就没有消停过，联合国合法席位被取消、和美国“断交”、蒋介石去世、美丽岛事件，几乎每一年都有能影响台湾未来走向的大事。

1987年7月，在台湾实行长达37年，号称全世界最长的戒严令被正式解除。台湾年轻人终于有机会投身到社会运动之中，随之而来的山胞问题和反杜邦运动成了年轻人社会运动的启蒙。

和学生运动一道，一场民歌运动也席卷台湾。在那之前，台湾的文艺生活长期处在高压之下，因为书名有毛主席诗词，金庸的《射雕英雄传》在台湾就被禁了，甚至马克·吐温因为和马克思的名字有几分相似，他的书就遭了殃。

当时台湾的民歌运动虽然受到美国民谣复兴和敲打派音乐的影响，但展现出了浓厚的台湾在地特色，采用更加柔和的方式，诉说着乡土、离愁、流浪和远方。

那时候的金曲奖也和台湾音乐本土化高度相关，早期在金曲奖上获奖的殷正洋、江蕙等，很多都是民歌运动中的佼佼者。

1992年林强凭借闽南语歌《向前走》，拿到了第三届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奖。过往闽南语歌给人的感觉偏向于乡土，但这首歌第一次让年轻人意识到，闽南语歌也可以前卫和流行，《向前走》也真实反映了城市化进程中，初到大城市闯荡的小镇年轻人的心声。

《向前走》的 MV 是在台北新火车站拍的，廖信忠在《我们台湾这些年》这本书里写过，当年他的大学同学坐火车北上读书，随身听里放的就是这首歌，台北新火车站就是他们对新世界的第一印象。

那首歌像极了那个时代的台湾，“向前走，什么都不怕。”

走着走着，金曲奖也走到了一个矛盾的十字路口。

流行音乐的不断革新促成了台湾唱片工业的发展，西方五大唱片公司全部以授权合作的方式进入了台湾。发达的唱片工业使得很多歌手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据说2002年，孙燕姿和周杰伦的四张专辑就占据了当年台湾专辑销量的40%。

但由行业中的专业人士组成评审团的金曲奖，一直努力维持着评奖上的某种小众性和独立性，歌王歌后奖项上连续诞生多个黑马，唱片取得巨大商业成功反而可能成为受到冷落的理由。

金曲奖有一段著名的公案，说的是在2002年，周杰伦带着外婆信心满满地参加金曲奖，结果他的《八度空间》因为“没有惊喜没有改变”全场颗粒无收，第二年他就写了一首《外婆》来回应这件事，“我告诉外婆，我没输。不需要改变。”

此后周杰伦的三张知名专辑《叶惠美》、《七里香》、《十一月的肖邦》更是在金曲奖上只拿到一个奖，以至于他和金曲奖的矛盾成为了比奖项更受瞩目的话题。

有一种阴谋论的说法，说当年担任华纳唱片大中华区总裁的陈泽杉，搭建起了拥有蔡依林、张惠妹、孙燕姿、萧亚轩的“天后宫”，他曾联合其他唱片公司威胁金曲奖，如果不颁奖给自己旗下的一人，其他人就集体不参加金曲奖。

虽然这种说法从未得到证实，但唱片工业和资本对金曲奖拥有巨大的影响力甚至决定权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后来在接受内地媒体《南都娱乐》采访时，陈泽杉也承认自己曾经用买榜的方式帮助蔡依林得到年度专辑销量冠军。

但是即便没有金曲奖的肯定，市场和歌迷依然会用脚投票，周杰伦的那三张专辑在台湾市场的合计销量超过了100万张。

那是唱片业的黄金年代。在城市人口快速增长的基础上，台湾企划、制作、宣传三位一体的商业音乐体系逐渐成熟并达到顶峰。滚石唱片在1999年的营收超过25亿新台币，是30年中的最高水平。流行音乐市场份额的快速增长，甚至让西方五大唱片公司都眼红起来，他们改变以往的授权合作而选择亲自进入经营。

火热的岂止唱片业。从1961年到1990年，台湾的年平均经济增长率达到9.2%，即便遭遇了亚洲金融危机，台湾依然能顶着亚洲四小龙的光环，稳固 PC 代工厂和半导体产业基地的地位。据iHS iSuppoli 的统计，2002年台湾五大 PC 代工厂的毛利率达到惊人的9.4%，这些代工厂解决了大量台湾年轻人的就业。

也就是从那个时期开始，台湾的高等教育普及率就稳居世界前列，受教育加就业都不是问题。2000年台湾民众实际到手的平均薪资为42331新台币，但由于台湾长期处于低通胀率，台湾年轻人比其它华语地区更早过上了那种理想中小确幸的生活，就像台湾那本知名生活方式杂志的名字-《小日子》。

不过很快互联网时代来了。唱片业率先遭遇到了盗版下载的沉重打击，原有的经营模式开始瓦解，随后台湾的经济也开始陷入低迷，经济增长率长期在1%-2%之间徘徊，代工行业不断萎缩，从2000年到2012年台湾居民实际到手的薪资不降反增。

流行音乐的发展也就此陷入停滞，有人曾对李宗盛说现在的流行音乐很糟糕，李宗盛回了一句，“你不觉得流行音乐最真实地在反映这个时代吗？”

改变在慢慢发生，但爆发是突然的。

2016年被很多人看作是“世代交替”的一年。草东没有派对用鲁蛇青年的呐喊与迷茫，在金曲奖上打败了把倔强和成名在望写进了 DNA 的前辈五月天。

去年茄子蛋在金曲奖上拿到了最佳新人奖和最佳闽南语专辑，他们是受到草东的影响，才想到发行专辑《卡通人物》，那首被大街小巷传唱的《浪子回头》，在抖音上的推荐语是“大概听懂这首歌也就明白何为人间疾苦了吧。”

那当然了，茄子蛋的团员有的开过早餐店，有的做过外卖员，还曾经四个人一天吃一条土司，他们当然知道人间疾苦。

一位知名的台湾企业家早就说过，台湾年轻人只想开咖啡店，不想好好努力往上爬，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生活方式更像是年轻人把过往三十年社会提出的新价值作用到实际生活的经营的结果，也因此让他们成为了内地和香港的年轻人羡慕和热爱的对象。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2018年的一项调查显示虽然台湾年轻人创业意愿浓厚，但经济大环境不佳让他们处处受限，而且根据台湾1111人力银行公布的统计显示，超过一半的年轻人依然青睐特色小吃或者冰品饮料这样的创业项目，也就是我们印象中台式小清新生活：开个奶茶店、咖啡厅或者开个花店。

但这种小确幸已经不再是那个被人人羡慕的状态了，毕竟内地年轻人已经经历了一轮全民双创的系列，期权、上市、财富自由才是新故事，这种状态在经济萧条、前景迷茫的台湾大环境下就显得更加格格不入了。

甚至当他们想像前辈一样反抗些什么的时候，却发现“我想要说的前人们都说过了，我想要做的有钱人都做过了”，阶层上升的通道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已经彻底关闭了，年轻人不知道自己该相信什么。

台湾最优秀、最有创造力的那些年轻人终日热衷于无休止的政治运动之中，处于全球产业链底层、已经有超过二十年历史的代工厂依然是支柱产业，他们能怎么办，他们只能“聲嘶力竭的假裝吶喊” 。

整个台湾的年轻人缺少内生性的动力，他们必须向外走。早在2003年台湾人力资源协会所就公布过一份民意调查，F世代年轻人里有30%的愿意到大陆工作，现在搞乐队的台湾年轻人已经敏锐地抓住了这个趋势，我们在《三千台团上大陆》里详细分析过。

但当这些台湾年轻人被问到对大陆工作印象最深的一点时，他们只会说是“步调很快，周日也工作”，和15年前他们的前辈不愿意留在大陆的理由如出一辙，“台湾生活品质较好”。

有一些东西终究割舍不下，所以更多的年轻人喜欢像老王乐队那样唱，“给我一瓶酒，再给我一支烟，说走就走，我有的是时间”。老王乐队的几个乐手证明有的是时间的方式，是选择一起延期毕业，毕竟《我还年轻，我还年轻》，他们还能再逃一阵子。

哈珀·李在《杀死一只知更鸟》里写过这样一句话，“你永远无法真正了解一个人，直到你站在他的角度思考，直到你变成他肚子里的蛔虫。”

这些乐团不用变成别人肚子里的蛔虫，他们就是蛔虫占据肚子的本人。

乐队的呐喊是丧一代、鲁蛇青年的解脱之道，但更新的潮流已经显现。

在今年的金曲奖上，更多的新鲜血液出现了，比如出生在1993年的 Leo 王和谢震廷，以及1997年出生的 ØZI。

Leo 王还有另一层身份，他是摇滚乐队巨大的轰鸣的主唱，巨大的轰鸣还拿到过金音奖最佳现场演出奖。

在台大社会系上学时，他也曾经跑遍学运场，但最终他还是决心投入创作。 Leo 王和说唱歌手春艳有一个组合叫夜猫组，2016年他们发过一首歌《我有病》，讲述的就是当下边缘台湾年轻人的生活状态，“别和我打交道，我们活在不同世界，我骄傲的一切对你来说像是病变。”

到了去年底发行的个人专辑《無病呻吟有情抒情》，Leo 王的创作就更极致了，在接受台媒Blow 吹音乐采访时，Leo 王曾描述过自己的创作状态，“我现在都在房间写歌，我不能离开我的椅子跟那张桌子，常常会从晚上十点到四点，然后一只手拿麦克风，一只手拿笔。”

换句话说，和之前乐队那种需要团员集体配合的创作模式不同，和过去唱片工业里庞大的企划、制作、宣传团队更是两个极端，现在只需要一个人，一支麦克风，一个笔记本，所有的创作就能完成，音乐生产的权利得到前所未有地下放。

台媒报道者在写 ØZI 时也用了类似的表达，“台灣新一代的創作者也開始實踐嶄新的音樂產銷方式：自己的唱片自己錄、自己發、自己賣。”

之前我们采访张培仁，他本人是台湾流行音乐发展历程的重要见证人，他把这种现象总结为“工业力下沉”，工业力下沉到每个青年人身上，各自创作出美好的音乐，找到自己的受众群，在互联网发酵。

他对年轻人很有信心，“我们的年轻人，是可以跟全球年轻人一较长短的”，年轻人比长辈的野心更大，ØZI 直接说了，“我要改变华语流行音乐，我要把华语音乐国际化，这是我的使命。”他们甚至不想和其他歌手斗，他们的的目标是和整个华语流行音乐的制作逻辑斗。

工业力下沉是互联网带来的。这种工业力下沉也是一体两面的，一面是各自能创作出美好的音乐，而另一面就是从业者和作品数量指数级的增长，每天被上传到 SoundCloud、街声上的新音乐，也许比从前一整年产生的音乐还要多。

但这也意味着音乐作品将以更快的速度迭代，某种程度上专业音乐制作者创作的作品甚至不一定会比得过网红，所谓“丟速食30秒的東西比3分鐘的歌流傳要廣。”。

Leo 王把这种现象类比于我们使用手机电脑，一切更新换代的速度都很快，这也意味着如果作品不能耐得住时间，很快就会被淘汰。所以年轻的创作者根本没有时间享受短暂成功的喜悦，他们必须持续跑起来，才能确保自己能够留在这场潮流之中。

在给自己起艺名的时候，ØZI 甚至就已经预想到了未来的一切。这个名字来自于雪莱的十四行诗《万王之王》，那首诗讲的是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二世Ozymandias，ØZI 知道有一天围绕他的荣耀和名声都会消失，但他希望自己的作品会被人记住，就像法老和狮身人面像一样。

而那些诗句就像在讲述着是这些年台湾流行音乐所经历过的一切，曾经无限辉煌、占据着华语流行文化圈的顶层，也曾经跌入谷底，经历瓦解重组，而现在年轻人已经找到或者正在寻找着未来的方向，

“我，盖世功业，令尔辈绝望。但如今荡然无存，一片莽莽。巨大废墟之外，无垠荒野茫茫。沙漠平坦，路途伸向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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