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美前部长说美“体制”想到——中美“体制”与应对治理难题的战略差异_风闻

一、美前部长一文很有“意思”、发人思考

据《观察者网》报道，英国《卫报》6月23日刊登美国前劳工部长罗伯特·赖克的文章《别怪中国，是美国自己的经济体制出毛病了》（注1）。读后深感，这是一篇很有“意思”、颇发人思考的文章。

该文指出，美国的经济体制注重股东回报的最大化。美国经济体制的核心是500家总部设在美国的大公司，这些公司会为了他们的股价做任何事情——包括压低工资、打击工会、将业务外包给最便宜的地方，把利润转到税率最低的地方，却让CEO们拿天文数字的薪水。

美国的经济体制，是依靠税收、补贴和监管来诱使企业为美国公众的利益而行动。但事实证明，这些都无法压倒这些公司对于“股东回报最大化”的追求。

该文举例说，美国最大的雇主沃尔玛上周宣布，将裁员570人。去年，沃尔玛就已经关闭了数十家山姆会员店，导致数千名美国人失业。一边裁员的同时，沃尔玛却已投入超过200亿美元来回购自己的股票，此举提高了沃尔玛高管的薪酬，并让富有的投资者变得富有，但对经济毫无益处。

而相比之下，中国的经济体制则专注于中国的最大化，也正在实现这个目标：四十年前，中国还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今天，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工业和一些世界上最强大的科技公司。中国经济的核心是国有企业，他们在起起落落的经济中起到了平衡的作用，在私企不愿意多花钱投资的地方，国企会去做。同时，国企也是经济增长的引擎，进行中国繁荣所需的资本密集型投资，包括前沿科技。中国的中央规划者和国有企业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改善中国人民的福祉，成为世界上最大、最强大的经济体。

如果把中美比较一下，“在过去的四十年里，数亿中国人摆脱了贫困”。“但是，普通美国人的收入在过去四十年里没有显著增长”。

不仅是公司的体制，该文应用普林斯顿大学马丁·吉伦斯等学者研究的结论发现，“美国民众的喜好似乎对公共政策只有接近于零、统计上无关紧要的影响。”相反，“美国立法者对富有的个人（通常是企业高管和华尔街大亨）和大公司的要求做出回应，这些大公司拥有最强大的游说能力和最雄厚的财力来资助竞选活动。由于他们在美国政治中的主导地位，以及他们对股价而非美国人福祉的承诺，指望他们创造良好的美国就业机会或提高美国竞争力是愚蠢的”。

文章最后写道：“我们应该减少美国大公司对美国政策的支配，而不是试图让中国改变。半数美国人40年没涨工资，这不是中国的原因。简单的事实是，在一个由大公司主宰、种种制度是为提高其股价而非增进民众福祉的体制里，美国不可能兴旺发达。”

作为美国前劳工部长这样的深知美国体制运作的高层人士，发出这样的言论，让人读来颇感很有“意思”、发人思考。

二、揭示中美“体制”不同，深含启示

此文指出了中美所存在的“体制”不同。

这就是：美国的经济体制注重股东回报的最大化；美国大公司拥有最强大的游说能力和最雄厚的财力来资助竞选活动，在美国政治中占主导地位；而这些大公司还是对股价而非美国人福祉给予承诺的，这使得指望他们创造良好的美国就业机会或提高美国竞争力，成为愚人说梦。

而这位美国的部长级前高官就中国则指出：中国的经济体制则专注于中国的最大化，有利于“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改善中国人民的福祉”；在私企不愿意多花钱投资的地方，国企会去做。

这实际上是点出了一个社会管理的实质：美国的“体制”，是私有制为主，是以个体企业的“获利”为首，必然出现“美国大公司对美国政策的支配”，而难于顾及公众、社会的福祉，也难于解今天“社会两极分化、差别巨大”的社会问题；

而中国的“公有体制”为主，倒使“天下为公”有了重要的基础性物质条件。——当然，即便是在中国的公有“体制”中，也需要看到和认知，国有企业的管理者、经营者本人还是“个体”的，还会存在有自发性的、人的个体的趋利，还需要有效防范、抑制这种公有体制中的“个体的趋利”，而使国有、公有“体制”能切实发挥有利公众、社会的作用。

三、面对当今世界各国、各方、各自发展的情况、问题，看中美现实的战略动作，中美“相映成‘对’”——中美“体制”相“对”，中美的治理战略也“相对”，孰优孰劣？

从这里出发，我们或许还应看到当今世界各国、各方、各自发展的一些重要状况、关键性问题。

人们看到，在中法全球治理论坛闭幕式上，习近平主席强调，当前，逆全球化思潮正在发酵，保护主义的负面效应日益显现，收入分配不平等、发展空间不平衡已成为全球经济治理面临的最突出问题。这反映了习近平主席这样一个判断：发展不平衡是当今世界最大的不平衡。 其实，这就是今天遍布全球的“社会两极分化、差别巨大”的社会问题。

可以说，面对这个问题，中美在解此难题的“体制”上，是“相对”的：美国的体制是“私有制”；中国的体制是“公有制为主”。而这两种体制，究竟哪一种更有利于解“收入分配不平等、发展空间不平衡”这个“全球经济治理面临的最突出问题”？

从美国部长级官员对中美体制的表述中，人们可以看到，他是认为，中国的经济体制，有利于“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改善中国人民的福祉”；例如“在私企不愿意多花钱投资的地方，国企会去做”。而美国在“由大公司主宰、种种制度是为提高其股价而非增进民众福祉的体制里，不可能兴旺发达”。这一揭示和判断，值得人们深思。

我们还可以看到，正如习主席所指，“收入分配不平等、发展空间不平衡已成为全球经济治理面临的最突出问题”，而中美解难题和应对的战略，也是“相对”的——

美国在把问题产生的根源指向外部，以“美国优先”的态度，美国执政方在把经济衰退、人民收入减少的责任归于外国“占了美国便宜”，在向含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开打贸易战”乃至科技战。

而中国，人们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在强调：“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前赴后继、英勇奋斗的根本动力。”

也就是，在美国说要“美国优先”的时候，中国在说“人民优先”。

中国在经济上是在自我“深化改革”，政治上是在提出“自我革命”——中国共产党在自我检点：“少数党员干部忘却了党的宗旨，忘记了自己的担当使命，拿公权当私权，拿百姓利益换一己私利”。中共在说：要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永葆青春活力，永远得到人民拥护和支持，“牢记初心使命，推进自我革命”是解题的答案精髓。（注2）

在这中美“体制”相“对”，中美的治理战略也“相对”的态势中，可见中美“体制”与应对治理难题的战略差异。而孰优孰劣？谁胜谁负？那答案，应会“自在人心”，也会自在“人心”的努力中吧。

陶文庆（文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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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美前劳工部长：美国自己经济体制出毛病，别怪中国-观察者网  https://m.guancha.cn/internation/2019_06_24_506820.shtml 

注2：牢记初心使命 推进自我革命_中国共产党  http://www.sohu.com/a/323084890_181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