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告诉我们：毛主席“6.26”指示的来龙去脉_风闻

*毛主席、周总理和广大人民群众是心心相连的。这次总理接见后，我们回到单位立刻传达和讨论。*周总理告诉我们：毛主席“6.26”指示的来龙去脉

邢玉琢　　

　　对于今天的大多数国人来说，6月26日是个平常稀松的日子。或者说，充其量是个国际禁毒日吧。但对于上了点年纪的中国医务工作者来说，6月26日却给他们留下了极深的记忆，或许，还记载着他们青春的闪光、生命的辉煌及一辈子的骄傲。50多年前，他们曾为贯彻执行毛主席的“6.26”指示感到骄傲，他们把6月26日看成医务工作者的盛大节日!

　　那么，什么是毛主席的“6.26”指示呢?就是1965年6月26日毛主席接见当时的卫生部长时，对卫生部工作做出了批评，发出的指示，为了牢记毛主席的教导，人们就把1965年6月26日毛主席对卫生工作的指示简称为“6.26”指示。

　　“6.26”指示的全文如下：

　　毛泽东对卫生工作的指示

　　（一九六五年六月二十六日）

　　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工作，而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医学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书，华陀读的是几年制？明朝李时珍读的是几年制？医学教育用不着收什么高中生、初中生，高小毕业生学三年就够了。主要在实践中学习提高，这样的医生放到农村去，就算本事不大，总比骗人的医生与巫医的要好，而且农村也养得起。书读得越多越蠢。现在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适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五亿多农民。

　　脱离群众，工作把大量人力、物力放在研究高、深、难的疾病上，所谓尖端，对于一些常见病，多发病，普遍存在的病，怎样预防，怎样改进治疗，不管或放的力量很少。尖端的问题不是不要，只是应该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应该放在群众最需要的问题上去。还有一件怪事，医生检查一定要戴口罩，不管什么病都戴。是怕自己有病传染给别人？我看主要是怕别人传染给自己。要分别对待嘛！什么都戴，这首先造成医生与病人的隔阂。

　　城市里的医院应该留下一些毕业后一年、二年的本事不大的医生，其余的都到农村去。四清到××年扫尾，基本结束了，可是四清结束，农村的医疗、卫生工作没结束啊！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嘛！

　　“6.26”指示发出以后，经历坎坷。由于立足点和认识的不同，也许还有保密的原因吧，不知它在部长大人的抽屉里锁了多久，才开始纸包不住火，慢慢地透露出一点风声来，说是毛主席最近关于卫生部工作有重要指示。什么重要指示呢?说不清。据说正在部领导班子内部传达学习，等部领导班子传达学习之后，再向司局长一级的领导传达;司局长们学习之后，才会向部机关处长及以下的党员干部传达学习。然后，才会向部机关全体人员及直属单位传达。这个过程走完真不知要猴年马月!我是1964年复旦大学毕业后就分配在卫生部健康报社工作的。健康报社就在卫生部大院办公，报社员工和卫生部机关上从部长下到工勤人员，天天抬头不见低头见，在一个食堂吃饭，大家也闭口不谈毛主席的“6.26”指示。健康报是卫生部党委的喉舌，是机关报，要宣传毛主席对卫生工作的指示啊，也没有人原原本本向报社的编辑、记者们传达毛主席的“6.26”指示的原文和全文，报社领导只是告诉你，今后要多报道些农村医疗卫生工作的进步和成绩，要多反映些农村医疗卫生的情况，增加这方面的比重。

　　到1966年春上，卫生部成立六个调查组，赴全国六个大区进行卫生工作调查，我当时是卫生部东北调查组的工作人员，仍不知道“6.26”指示全文，只知道毛主席提出，“要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嘛。”

　　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起来后，毛主席的“6.26”指示全文才大白于天下。对照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和卫生部的工作，卫生部系统百分之九十五的人都认为毛主席的“6.26”指示“入木三分，太及时了，非常英明!”

　　这时有个疑团涌上心头，不得其解：1965年的时候，我国形势一片大好，到处歌舞升平，毛主席为什么突然向卫生部开火，把卫生部批成城市老爷卫生部呢?这个谜团还是敬爱的周总理帮助卫生部系统广大群众解开的。

　　1967年6月1日晚，周总理在国务院会议厅接见卫生部系统两派群众代表，每派十个人参加，我是卫生部系统红旗派的代表之一。那天参加接见的人很多，除了两派群众组织的代表共20人外，被接见的还有北京医院军管会主任赵欣、卫生部临时党委书记孙正、卫生部临时党委委员张智、秦燃、于汇川;卫生部靠边站的部长钱信忠、副部长黄树则、崔义田、张凯、贺彪及干部司司长沈谷南、医疗处长郑学文、还有曾任彭真、陆定一保健大夫的几个人，加上和总理一起接见我们的李富春副总理及总理办公室的十多名同志，一共有四五十人之多。那天总理接见谈的时间很长，谈的问题很多，也谈的很充分。

　　在谈到毛主席对卫生部的工作不认同的时候，周总理告诉我们：“打倒城市老爷卫生部，这是毛主席提出来的，提的很早喽！”

　　周总理说：“最初是提的北京医院搞特殊化，取消特殊化，门诊治疗要开放，病床要增加。”

　　总理说：“我批了，还添了两点，当时杨尚昆就是不听，这事崔义田可以作证。钱信忠当时还不是部长，北京医院过去是中央办公厅搞的，我要改名，他也不改。”

　　总理问：“崔义田还记得吗？杨尚昆是不让改。保健委员会有杨尚昆、罗瑞卿、安子文、彭真，谁负主要责任，是彭真吧？”

　　黄树则说：“安子文，以后是彭真。”

　　总理说：“哦，安子文。你们卫生部有谁参加？”

　　黄树则答：“傅连璋和贺诚。”

　　总  理说：“我们根本不能过问的啦！一直到1964年主席又批评了一次，当时刘少奇正在搞四清，主席就批评了保健局、北京医院。当时我正住院，住在三楼。我想为什么不能住在二楼，要住三楼？还是有点特殊化。住在二楼开刀也方便。”

　　总理说：“主席的批评未实现，那时就决定要解散保健局，但还是阳奉阴违，换汤不换药。北京医院总算是开放门诊了，病床没有增加。”

　　总理说：“1964年主席批评了保健工作，我抓了一下。政府系统嘛，也可以抓一下。那次徐运北参加了。崔、黄也参加了，后来也搞不彻底。”

　　总理说：“1965年主席批评了卫生部是城市老爷卫生部。城市嘛，医务人员多，农村医务人员少，应该下去。那时我住在钓鱼台，刚从国外回来，那次有钱、崔、史、贺，我谈了两次，有一次谈得很详细，叫他们写了个报告，我还给主席看了，现在查明，有好多是假的，是欺骗我们的。

　　你们（对那几个在座的部长、副部长）谁还记得？第一次，黄树则还记得吗？（黄吱唔不答）。

　　总  理说：我记得1961年主席也批评过一次。

　　总  理说：第一次我还得想想，因为不是我经手的。我还讲了一句话，

　　城市老爷卫生部时间长了，像文化部一样，积累时间长了，问题就严重了。主席开始只是批评北京医院，以后对保健工作做了批评，最后才批评卫生部是城市老爷卫生部。如果认真搞，还是可以改的。为什么不能改革呢！直到文化大革命，群众起来了，揭发了。”

　　经周总理这么一讲，一切都明白了。毛主席先批北京医院搞特殊化，不听;接着批保健工作搞特殊化，不改;最后把老人家逼急了，才向卫生部火力齐开，给它戴上了“城市老爷卫生部”的桂冠。毛主席指出：“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的人工作，而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在破旧的同时，毛主席强调：“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嘛！”

　　这是“6.26”指示的精髓，这就是毛主席“6.26”指示诞生的来龙去脉！

　　毛主席、周总理和广大人民群众是心心相连的。这次总理接见后，我们回到单位立刻传达和讨论。曾经在北京医院和中央保健委员会工作、后来调到健康报社工作的老同志刘东平问：

　　“你们知道吗?北京医院很长一段时间取消了妇科和儿科，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毛主席知道了有些高干不仅自己搞特殊化，还让他们的亲属、子女到北京医院蹭高干保健，毛主席很生气，建议北京医院暂不设妇科和儿科，让高干家属和子女到老百姓看病的医院去就医。”

　　刘东平又问：“你们知道吗?北京医院为什么会有‘二门诊’吗?就是因为北京医院只为高干看病，不允许老百姓就医。毛主席很反感，要求他们改正，要向群众开放，要允许群众就医，要增加病床，扩大门诊量。迫于无奈，该院才搞了个‘二门诊’，但仍不向群众公开、公示，在犄角旮旯的地方贴了个纸条，叫‘二门诊’，也没有几间房子，也没派几个医生值班，群众因不知道，也没有去看病的，这实际上是北京医院对付毛主席批评的一种手法!”

　　刘东平再问：“你们知道吗?周总理为了贯彻毛主席指示，曾建议把北京医院更名为‘东单医院’，因为老百姓知道北京医院是高干医院，非高干莫入;若更名为‘东单医院’，官气小了许多;再公布对全社会开放，就会更加亲民。但周总理的教诲，老爷卫生部根本不给落实。”

　　1967年9月2日，周总理在卫生部临时党委书记孙正同志的陪同下，接见“6.26”医疗队五人小组、军代表、两地医疗队代表等人员时，听到代表汇报说，金塔县红星公社有个贫农俞生泉，他到医院去治病，医院要他先缴90元，但差30元，就住不进去。周总理听了很气愤！总理说：“县医院也成了老爷医院了，老爷不光是卫生部有，下面也有老爷卫生局、老爷医院。”

　　周总理的这段话，更佐证了“6.26”指示的正确性。直到今天，毛主席的“6.26”指示还在放着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