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彪 | 当代资本积累、国际金融的若干理论和实践分析_风闻

欲破解当代经济困境包括破解金融困境，无论在世界还是在中国，都不能就事论事，不能以经济论经济，更不能就金融论金融，其关键在政治，其破解的门径，要向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请教，向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请教，也要向毛泽东思想请教，这些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理论来源。　　摘 要

　　欲破解当代经济困境包括破解金融困境，无论在世界还是在中国，都不能就事论事，不能以经济论经济，更不能就金融论金融，其关键在政治，其破解的门径，要向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请教，向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请教，也要向毛泽东思想请教，这些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理论来源。

一、从GNP到GDP的演变看地缘政治

　　当代国际贸易和金融作为西方国家的地缘政治工具，其中统计指标具有特殊重要的作用，最典型的例子之一是国际流行的综合性指标GNP到GDP的演变。1991年苏联解体导致美元霸权最终形成，由此国际贸易的传统地缘政治意义相对于国际金融有所下降，贸易不再是全球竞争的最有效手段。富有国际金融实务经验和地缘政治洞察力的廖子光先生指出：

　　【“如今，跨国公司以外国子公司的销售取代出口展开竞争，在全球市场上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功。这造成了国内生产总值与国民生产总值之间的差额。为了掩盖这个倾斜的‘竞技场’和不公平的货币制度，国内生产总值作为经济增长的一种统计方法悄悄地取代了国民生产总值。”(59)((美)廖子光著，林小芳、查君红等译：《金融战争中国如何突破美元霸权》，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第45页)】

　　这就是1995年联合国贸发组织做的事情，而发展中国家对这个小小的统计指标变化的重大经济和政治含义几乎毫无察觉，中国正是在20世纪90年代掀起疯狂地追逐GDP的浪潮的。就像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掩盖了剥削一样，国民生产总值“转化”为国内生产总值也掩盖了国际剥削，而且引导发展中国家盲目追求GDP，会扭曲其经济结构，并酿成一系列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具有很大的地缘政治杀伤力。

　　国民生产总值(GNP)是指一个国家(地区)在一定时期内(通常为一年)生产的以货币表现的全部最终产品和劳务的总和。国内生产总值(GDP)是指一个国家在本国领土内和一定时期内(通常为一年)所生产的最终产品和劳务的总和。两者的关系是：

　　GNP==GDP+本国得自国外的要素收入—外国得自本国的要素收入

　　GNP和GDP是按不变价格计算的，这里的要素收入指从国外投资经营中获得的收入。对于发达国家来说，由于20世纪80-90年代全球化发展迅猛，跨国公司的利润激增亦即要素收入数字庞大，在发展中国家GNP的统计上相当显眼;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如果改用国内生产总值，则跨国公司的利润则至少暂时躺在账面上或银行里，在统计上是属于跨国公司所在的国家(不是所属的国家)。尽管日后这些利润会转移出去，但仅此一点在统计上和政治上都有重要的意义。此外，对发展中国家，一般来说本国得自国外的要素收入要远远小于外国得自本国的要素收入，这样一来，GDP就会明显大于GNP，由此有利于引导发展中国家追求GDP增长。而GDP增长加快，GNP相对降低，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心理满足和跨国公司的扩张;而前者不过是得虚名而受实害，因为

　　【“日益降低的国民生产总值(GNP)正显著地破坏具有大规模贸易部门的经济体，包括许多被迫依赖出口的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以外国直接投资融资的出口作为唯一的发展方式。”(60)(同上，第46页)】

　　廖子光披露说，所以美国有关官员一看到最初的有关研究报告的反应是：

　　【“哎呀，棒极了!”】

　　于是有1995年联合国机构下令，将使用多年的国际通用的综合统计指标国民生产总值GNP改为国内生产总值GDP，这种“账目转移使得许多处于挣扎中的被剥削经济体根据统计数据衡量转而成为新兴都市(国家)，同时也使当地领导者拥护全球经济”(61)(同上)，以积极参与推动经济全球化。“国内生产总值计算的是‘毛额’，因为它不考虑有形资本的贬值和环境恶化，更不用说人力资源的滥用和贬值了”，总之，

　　【“在当地精英——被新自由主义媒体称颂为国家英雄的新型买办阶级成员——的帮助下，位于核心区的富国正在搜刮边缘区的资源，卑鄙地从当地奴隶式低工资中盈利，而富国却称之为从统计数据上看出的边缘区收益。”(62)(同上)】

　　正因为如此，长期以来尽管中国改革开放成就很大，各级地方政府盲目追求的GDP以两位数的高速增长，但是由于成本高、代价大，新增社会财富并没有那么多，加以利润流失国外较多，被资本和权力侵润较多，种种原因，使得社会不仅没有变得更富有，且社会收入差距还是不断拉大，而辛辛苦苦赚下的外汇多是难以使用的美元纸币或债券;与此同时，国内资源消耗量巨大，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社会生态日益冷漠，社会道德沉沦、崩解和不安全感等不良社会心理不断扩散。据计算，

　　【“中国每挣得1美元外贸顺差，外国对华直接投资就有4美元的回报，而流入中国中央银行的美元还大都用来购买美国的国债，为美国的债务经济融资，而不可能在中国国内消费。”(63)(同上，第113页)】

　　这种发展方式对西方特别有利，而对中国特别有害，所以西方媒体特别喜欢炒作中国GDP增长如何快，何时赶上美国等。例如美国媒体最爱说，中国是世界经济的发动机，“G 2”、“Cmerica(中美国)”、“中美联盟”等等，还说出“中美联姻”这种肉麻的话来，其实是指中国的这种片面追求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方式成为美国和世界经济的“发动机”，是中国经济发展同时成为美国经济的一种融资和输血机制，难怪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得意地称“中国是山姆大叔的银行”，而美国其实更希望中国经济成为它的“ATM(自动提款机)”。所以，回过头看，发达国家的经济学者、官员普遍有政治经济学或地缘政治学头脑，而某些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经济学者、官员长期以来受到某些庸俗理论和自由主义理论的“去政治化”训练，这方面的差别很大。其中的原因很多，学术界长期以来流行盲目崇拜美国，不认真读书，坐不住板凳，喜欢跟风;或者读得太偏太窄(不读马列、不研究经济史，专攻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如货币主义，等等)以及不善于读书特别是不善于独立思考，实际上相当于将思维外包给美国，似乎是一个重要原因。

二、国际金融及其衍生品成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这一轮经济全球化扩张的突出特点，是金融爆炸条件下金融衍生品及其市场的爆炸性扩张。著名美国金融家巴菲特说，金融衍生品成为(国际政治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也就是成为美国有效的地缘政治工具，道出了一个事实。最近美国有权威报告揭露，2008年美国金融海啸原本是可以避免的。为什么没能避免?无疑是当局有意放水，既重创美国经济自身，包括美国中下层人民，也重创世界经济，祸及世界各国，就是明证。如何认识金融及其衍生品成为当代国际政治中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包括中国在内，至今鲜见有人回答。

　　这种金融衍生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既可用于国内，如美国纳斯达克交易所前董事会主席马多夫(Bernard L Madoff)搞出来的当代“庞茨骗局”(俗称老鼠会);也可以用于国际，如次贷危机“全球化”。例如，美国银行可以向一个年薪只有14000美元的工人发放零首付且头两年不需要支付任何费用的“次级贷款”，去购买价值75万美元的房子;然后将这笔“次贷”与其它包括类似情况在内的一百多个债权打包成有毒债券，再经过穆迪或标准普尔等公司包装评级为AAA，最后推销给世界各国的银行和养老基金。(64)(何新：《反主流经济学——主流经济学批判》下册，时事出版社2010年版，第244页)这种做法无异于推销“定时炸弹”。再如，1997年美国索罗斯对冲基金发动对泰铢的攻击引发亚洲金融危机，将东南亚多国几十年里积累的财富席卷而去，之后，回手又来打扫战场，在“清理”亚洲的不良银行中赚了大钱。这是做生意，还是金融战亦即地缘政治战争?2010年索罗斯对冲基金再次回香港安营扎寨，最近华尔街也在加紧“做空”中国，明显是看到近年来中国日益放大的金融风险和社会风险，似乎感觉到桃子快要熟了。

　　多年来中国成为国内外金融投机资本冒险家的乐园，其中以股市和期市等金融衍生品市场为最。国外有评论说：

　　【“随着亚洲地区快速增长的经济体对期货和期权的需求不断增长，该地区已经超过北美地区，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衍生品市场。”(65)(彭博新闻社网站2010年10月15日)】

　　衍生品指从股票、债券、贷款、货币、和大宗商品交易衍生而来的金融产品，与天气、利率、市场乃至政策、政治变化等具体事件密切相关，历来是金融大鳄出没和兴风作浪的场所，“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说法，很是形象深刻。金融大鳄，可以全面布局，多空并作，风险对冲;可怜无数被冠以投资者美称的普通股民、期民，以一点菲薄的资金，整天盯着所谓K线，听着专家解盘，追涨杀跌，奋不顾身，前赴后继，所得几何?金融投机资本，大小鳄鱼，内引外联，利用优势，兴风作浪，洗劫财富，屡试不爽。实际上多年来，金融大小鳄的投机资本特别是外国投机资本早已在中国市场上赚得钵满贯满，乐得前仰后合。这也正是近年来中国股市低迷不振的一个根本原因所在。

　　债券也是一种金融衍生工具，国债以国家信誉担保，一般是债券中最受欢迎的一种。但是美国国债又有不同。诺贝尔奖得主克鲁格曼称美国售给中国的是“有毒债券”，世界各国特别是欧盟对购买美国国债视为畏途，而美国国债的主要市场和最大的两个买家中国和日本都在东亚，正是美国地缘政治的战略重点，这一点岂是巧合?说中国“将所有鸡蛋放入同一个篮子”其所以“是一个可怕的错误”，就在于一旦有闪失，必然会产生“大规模杀伤力”。

　　美国将金融用于地缘政治，谁都算计，包括欧洲战略伙伴在内。以黄金储备为例，在战后美国黄金储备不断外流的背景下，1961年在美国的强大压力下成立十国集团(美英法德意荷比瑞(典)日)，将各自的黄金储备集中到一个黄金总库——伦敦的英格兰银行统一管理。这显然不是一个纯经济行为。1967年6月，戴高乐总统宣布法国退出黄金总库，就是不愿意将法国的黄金储备继续用作政治质押品。法国是十国集团中最大的黄金持有国，法国的退出，引发各国的跟进效应和英镑、美元危机，金价陡升，美国甚至被迫动用空军从诺克斯堡的美国联邦储备系统向伦敦调运黄金，仍然供不应求，终于到1968年3月15日，美国要求伦敦黄金市场闭市两周。当年4月，被称为“纸黄金”的特别提款权诞生，用以推迟清算，延缓危机。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可见发展中国家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其实不如另起炉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黄金储备无论如何不能移至美国，搞什么黄金总库。(66)(黄金总库：全世界据说有60个国家中央银行将本国的黄金储备放在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的黄金总库中，该库位于纽约，存有8300多吨黄金。其中属于美国政府的黄金储备只占5%，美国的大部分黄金储备放在位于诺克斯堡军营的金库中。至于那些国家的黄金储备放在这里，属于绝密。(参见敖军：《揭秘美联储的“地下金库”》，《解放日报》2006年3月1日))2011年5月西方围绕“卡恩事件”又爆出猛料，说美国黄金总库中的3000吨黄金不翼而飞，据说卡恩掌握了相关证据，所以俄罗斯普京公开说他遭人陷害。西方的政治内幕就是这么惊人。

　　美国还将期货手法用于全球贸易金融，玩全球套利游戏，如工资套利、利率套利(投资者借入低息货币，贷出高息货币，以赚取利差)，既是市场交易，也是地缘政治;美国甚至直接在地缘政治上玩“套利”游戏，更是全球的大买卖。例如在全球地缘政治上，美国往往两边下注，20世纪80年代对中国“做多”，对苏联和日本“做空”;近年来在东亚又对日本和印度“做多”(支持、扶持，包括核技术等)，又对中国“做空”(千方百计围堵打压，又捧又打，无所不用其极);近年来又联合欧洲，网罗东亚一些国家共同对中国“做空”，等等。又如在中国内部，西方长期对执政党和民族主义力量“做空”，对分裂、卖国势力“做多”。当然，在地缘政治上西方国家的做法历来如此，只不过与期货手法有些类似，这里将两者放在一起类比，虽不无揶揄，也不算离谱。

　　国际上不断有人指出美国是全球最大的地缘操纵者，不仅是地缘经济操纵，而且是地缘政治操纵和地缘文化操纵。其中金融操纵近年来为害甚巨，事实证明，亚洲金融危机与地缘政治战争无异。首先，事实证明，1997年索罗斯对冲基金对泰铢和港币的袭击是美国地缘政治战略的一部分。其次，1997年随着泰铢自由落体式的贬值，股市崩盘。这时候一部分以硬通货作为收入的公司股票却因祸得福，得以浮动盈利，按说投资者理应平仓出局。但是这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突然出现，声称“危机是暂时的，援助即刻就到，也就几个月，问题就会解决。”于是这部分投资者听了他们的话继续持仓，结果导致投资者遭受持续追加保证金的巨大风险。

　　【“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口头承诺的援助从未兑现过。兑现的是其强加的‘附加条件’计划，将处于困境的亚洲经济体推到了崩溃的边缘，该计划的目的只是为了保护外国债权人。‘暂时的’金融危机被制造成持续多年的经济危机。”(67)((美)廖子光著，林小芳、查君红等译：《金融战争中国如何突破美元霸权》，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第31页)】

　　再次，出于地缘政治考虑，当时美国财长告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泰国危机只是亚洲的小问题，需要以亚洲办法解决，但不能让日本出头。于是中国出头，捐献了20亿美元，其中据廖子光先生说，

　　【“香港捐出了10亿美元，基于对鲁宾的泰国问题将被控制在泰国境内这一说辞的盲目信任(毕竟冷战时期泰国是美国的忠实盟友)，中国(大陆)也捐献了10亿美元。”(68)(同上，第31-32页)】

　　紧接着，1997年12月韩国爆发金融危机，韩国央行吐血抛售美元以维持汇率，以至于差几天外汇储备就将告罄。鲁宾坚持认为这是亚洲另一个暂时性问题，直到他得知，巴西因握有大量韩国债券，如果韩元完了，巴西经济也会崩溃，则美国银行将遭受重创。直到这时，鲁宾认为“该出手”时才出手，下令出手解救韩元，允许美国美国银行将韩国的短期债务转化为无息的长期债券。(69)(同上，第32页)

　　正如廖子光所说：

　　【“由于美元是世界贸易和金融的首要储备货币，美国通过其利率政策，实际上是全球汇率操纵的蛇头，美联储主席是汇率操纵的首席男巫。”(70)(同上，第162页)】

　　对冲基金则是他的助手。美国也是全球地缘政治操纵的首席男巫。有操纵就有反操纵，就需要强有力的国家干预。世界上没有一个成熟的国家政府任凭市场波动而不加干预，包括干预金融市场的利率汇率等重要参数。相形之下，发展中国家由于处于弱势或劣势，又往往被西方误导，形同被操纵，加以经验不多，水平不高，干预起来不能得心应手，也是事实。

　　结论：金融问题的关键在政治

　　在冷战的大背景下，战后美国的外交政策得到国际政治理论强大的学术支撑，其中突出地表现为两大学术方向，一是传统的地缘政治学，从基辛格到布热津斯基都是这一理论在美国政界、外交界的代表人物;二是以汉斯·摩根索的《国家间政治》一书为代表的现实主义理论。这本书1948年出版，至今已经出了第七版，不仅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理论基础，也是美国有关学科领域“教员、研究生和成千上万的本科生的精神食粮。”(71)((美)汉斯·摩根索著，徐昕、郝望、李保平译：《国家间政治》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至于自由主义理论，那是用来骗骗发展中国家，是一种地缘政治的意识形态或宣传工具，西方政治家从来不会认真的。还是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说得透彻：自由主义不过是强国突破弱国关防的一个工具。根据摩根索的理论，战后美国在军事帝国主义、经济帝国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三个方向上全面创新了帝国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其中经济帝国主义领域的创新，突出地表现为两个方向：一是在冷战背景下将经济帝国主义与文化帝国主义结合起来，并加以“全球化”的学术包装，集中表现为向发展中国家大力输出经济学和形形色色的社会科学理论包括各种“发展理论”，目的是将发展中国家纳入战后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整合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事实上也达到了这个目的;二是20世纪70-80年代以来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全球化扩张，用摩根索的话说，文化洗脑运动是“最微妙也最成功的”帝国主义扩张。由于苏东剧变，美国和欧盟的地缘政治经济扩张，其收获大大超出预期，但是也因此促成了世纪之交以来的世界政治觉醒和新的全球地缘政治的急遽变化。

　　无数事实证明，当代全球问题，包括国际金融问题，关键在政治。

　　首先，正如毛泽东所揭示的“一切问题的关键在政治”，金融问题也必须纳入世界政治和美国的全球战略考察，才能得出正确的答案。美国在19世纪确立称霸全球的地缘战略目标以后，百多年来登上帝国主义霸主地位，历经几十任总统，这个目标不仅从未动摇，而且野心愈来愈大，手段也愈来愈阴险狡猾、花样翻新和极具杀伤力。如前所述，20世纪70年代以后，面对全球危机，美国已经将“减少”世界人口作为既定国策和全球地缘政治目标，为此采取的所有外交政策都服务于这个战略目标。美国的跨国公司也服务于这个国家战略。回过头看，这个美国国家战略包括一个极其庞大和错综复杂的政策体系，其政策方向几乎无所不包。就科技、经济、医药卫生政策而言，显然近年来暴露出来的诸如利用转基因食品和生物医药(如某些疫苗等)等途径来实现美国的地缘政治目的之类的问题，还只是冰山之一角。利用经济理论、金融理论、金融政策和金融工具包括衍生品工具制造地缘政治灾难，削弱别国，根据近年来揭露出来的大量金融内幕，也属于这一类。例如一个时期以来，美国在极力向发展中国家推行西方经济理论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的同时，更将美国金融理论和实践特别是将华尔街神化，看到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有机可乘，在理论上将金融和资本市场的作用极力夸大，极力诱导和推动金融精英追随华尔街，使得许多国家的发展和改革，特别是资本市场的建设和金融体制的发展改革，陷入极其错综复杂的困难局面。在美国极力推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过程中，落入西方贸易金融陷阱的国家，比比皆是。正因为如此，俄罗斯学者才认为“休克疗法”的实质是种族灭绝，这也是一种地缘政治结论。将国际上的诸如此类的有关问题联系起来思考，不难看出其来源都指向美国的全球战略。长期以来美国利用世界霸主的地缘政治优势，将联合国有关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作为其推行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地缘政治工具，而美国作为世界金融帝国和当代金融创新包括“有毒债券”的发源地，将金融及其衍生品作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完全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其次，美国早已经成为“影子政府”控制的国家，20世纪上半叶流行的福特主义和实行罗斯福新政，出于维护垄断资本统治的需要，可以向人民做出有限的让步，完全是迫于阶级斗争形势的政治压力;而新自由主义的反攻，也是东西方政治失衡的必然结果;这次搞出金融海啸以后，美国政府仍然顽固坚持新自由主义，甚至不惜牺牲美国国运，以为政治赌注，根本原因还在于其对苏联解体以来全球地缘政治形势的误判，以为实现美国永久霸权的历史机遇到来。特别是小布什总统执政的八年，更加大赌注。以金融为例，2004年全球场外交易(OTC,over the counter)利率衍生品(金融市场标准化合约的最大类别)其名义价值约为185万亿美元，占全球金融市场标准化合约总额250万亿美元的74%，其包含的市场风险超过5万亿美元，接近同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为美国未清偿的国库券价值的41倍。(72)((美)廖子光著，林小芳、查君红等译：《金融战争中国如何突破美元霸权》，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第44页)这次美国玩得太大，将中产阶级和下层老百姓的利益都赌进去，也就是将美国国运也赌了进去，彻底栽了。2008年金融海啸重创了美国中产阶级和下层老百姓，更激化了长期以来积累的各种社会经济矛盾，美国自身已经成为一个火药桶。美国是否能作为一个统一的合众国继续存在下去，存在多久，面临许多未知数。一个时期以来，美国极右翼中流行一种“沉船”思潮，似乎美国垄断资本集团即将赢得世界，为此即使美国垮掉也在所不惜，因为他们自以为有资本、有导弹，可以做“国际人”，即国际垄断资本集团似乎只要掌握足够的财富和军队，就可以建立世界政府，重新进行全球地缘政治整合。美国极右翼中的这种思潮，被亨廷顿这个美国顶尖右翼思想家痛斥，为了防止美国“沉船”，他临终前还写了《我们是谁》一书。亨廷顿指出，长期以来美国等发达国家为了自身利益，在广大半外围和外围的发展中国家的上层特别是金融领域，扶植了一大批号称“达沃斯人”的金融新贵，就是这种有共同的价值观和“沉船”思想的“国际人”。据估计，这些人在全球发展中国家总计不超过五百万人，占世界人口比例不到0.1%，占发展中国家人口比例更是微乎其微。亨廷顿对此说，达沃斯文化“远不是普遍的文化，而且那些在达沃斯文化方面有共性的领导人不一定在他们自己的社会确保权力控制。”(73)((美)亨廷顿著，周琪、刘菲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200页)这句话意味深长，颇耐玩味。事实上在许多发展中国家这些达沃斯人有不同的名字，例如在拉美国家叫“芝加哥小子”，在印尼叫“伯克利匪帮”，在俄罗斯叫“盖达尔-丘拜斯匪帮”，等等，这些人确实都没有“在他们自己的社会确保权力控制”。

　　再次，国际金融就是国际政治，对此美国人从不讳言。20世纪70年代“尼克松冲击”引起国际反弹，当时美国财长约翰·康纳利有一句名言：“美元是我们的，但问题是你们的”，美国财长懂政治，一句话道破美元与黄金脱钩以后的经济和政治实质：美国可以无限制地印刷钞票，然后输出个世界各国，而别人不能，美国吃的就是这口。意大利银行董事长贵多·卡里说：

　　【“黄金与金融体系脱钩，而且未能用官方认可的工具取代，证实了这是一种为强化美国银行的主导地位而设计的恶意图谋。”(74)(转引自(美)威廉·恩道尔著，赵刚、旷野等译：《石油战争》，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版，第163页)】

　　廖子光先生指出：

　　【“《广场协议》的真正作用在于把维持以美元标价的美国贸易逆差的成本，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经济镇痛的代价从美国转嫁到日本。抬高欧元的战略意图是使之落入与日元一样的地位，成为美元霸权的从属货币。”(75)((美)廖子光著，林小芳、查君红等译：《金融战争中国如何突破美元霸权》，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第68页)】

　　近年来美国疯狂地逼迫人民币大幅升值，目的也在使人民币成为美元的从属货币，这是美国一贯大打汇率战的地缘政治意义所在。美国的厉害在于，一切以地缘政治战略目的为转移，从不动摇，既大搞“政治挂帅”，又精于算经济账，算大帐，也算小账，归根结蒂算大帐。而发展中国家的软肋之一则在于思想上政治上被解除武装，容易犯迷糊，某些经济学家和学者由于新自由主义流行等复杂的原因，往往盲目轻信美国，既掉以轻心，又不了解国际金融与地缘政治的关系，成为政治上的庸人，这是酿成许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转型国家”地缘政治灾难的一个重要原因。近年来美国不择手段地逼迫人民币升值，给中国金融体系和政治、外交带来巨大压力，这一切是为了迫使中国彻底开放金融市场，以便最终控制中国货币和掐住咽喉。毛泽东早在1938年在《论持久战》中说，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在当代全球地缘政治—-经济-文化博弈中，政治可以是流血的，也可以是不流血的流血，拉美经济被称为“被切开的血管”，不是流血吗?前苏联演变为俄罗斯，以及东欧剧变的前社会主义国家，无以数计的财富和资源被西方洗劫，不是被“切开血管”，不是流血吗?说“休克疗法”是“种族灭绝”，就更是大规模流血。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家几十年积累的财富被席卷而去，不是流血吗?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所以，欲破解当代经济困境包括破解金融困境，无论在世界还是在中国，都不能就事论事，不能以经济论经济，更不能就金融论金融，其关键在政治，其破解的门径，要向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请教，向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请教，也要向毛泽东思想请教，这些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理论来源。

　　本文摘自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的《世界变局与中国前沿》第四章“当代资本积累、国际金融的若干理论和实践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