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的结构问题_风闻
鬼谷道场-2019-06-29 08:36

经济结构的示意图
这是一个经济结构的示意图,描述了世界经济发展的结构性原理。形式很简单,内容很丰富。
1,任何社会和经济都运行在一定的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中,而且任何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都是在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的支撑下运行的,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运行是否顺畅与结构有着至关重要的关系。我们经常看到发展中国家引入西方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但是运行结果非常糟糕,颇给人以“桔越淮则为枳”之感,这就是因为两者的社会和经济结构是不一样的,没有社会和经济结构的支撑的政治与经济体制是不可能顺利运行,更不要说超越发展了。但是学术界很少研究结构问题。
2,世界经济的发展逻辑与人们常规观念不一样,它不是线形的,而是由若干结构形成的,在我看来是台阶式的结构。从近代世界开始的经济发展就是一个跨越台阶的运动;每一道台阶都是一道关口,会把一些经济体挡在台阶之下,当然也会有经济体在跨越台阶的时刻实现弯道超车,完成对先发经济体的超越。
3,这个模型图中,蓝色的斜线是发展曲线,它表现出经济发展的平滑连续性,但是这是经济发展的表象,在发展曲线背后是结构支撑,没有发展的结构就没有经济的发展,这个发展曲线就不是向上的斜线,而是水平线。
4,经济结构是由组织结构和技术结构组成了,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相互支持的关系。人们对于经济中的技术结构了解的多,因为物质和科技是有型的东西;但是对组织结构的了解很少,这是人们忽略的东西,但是这个东西非常重要,决定一个经济体的兴衰成败,也决定一个社会的兴衰成败。
5,近代世界历史发展创造出3次工业革命,这三次工业革命造成了经济的基本技术结构;其中每一次工业革命又包含几个波次的小的台阶,或者是几波技术革命。比如工业革命的标志是蒸汽机,但是纺织业才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核心产业,纺织机械是蒸汽机之后的又一波技术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标志是电力的发明,随着电力的发明,后续又有汽车,家用电器,无线电,飞机等等发明,这些发明都形成一波产业技术革命,带动经济增长。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标志是2945年爆炸的原子弹;在核技术发明的同时,火箭技术,喷气航空技术,半导体技术,集成电路技术,IT技术,互联网,无线通信,人工智能,这些技术革命掀起一波波的经济浪潮,构成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一系列的台阶。在这些工业革命和技术革命形成的台阶面前,一个个发达的经济体逐渐掉队了,现在是美国和中国两个大国在争夺工业革命和技术革命最前沿的技术。而决定最终的胜利者的决定因素是组织结构的先进性而不是现在对于技术的控制程度。
6,工业革命的结构性决定了一个经济体必须跨过这个台阶才有发展空间,而如果没有跨过这个台阶所有的努力都是白费的,这不是一个线性的结构;线性结构的特征是只要努力,只要有投资就会在新技术领域有所收获,但是现实世界是只要没有跨过新技术结构的台阶,前面的所有努力都没有经济效果和军事效果。
7,历史上最难跨过的台阶是工业革命这个台阶,西方用了几百年才创造出这个经济结构并且跨越过去;而世界上至今能够跨越这个台阶的不过20几个国家。中国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到1949年,用了100余年,经过无数的战争,革命和苦斗,牺牲数千万人的性命才跨过这个台阶,这是一个文明的跨越,从自然经济的农业文明到大机器工业文明的跨越,如果不能实现这个跨越,中国就没有前途,几千万人的牺牲和苦斗都不具有历史的价值。这里给出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安格斯麦迪森教授给出的中国和英国经济历史统计对比。

中国与英国人均GDP的比较(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
英国在工业革命之前的1700年就已经进入人均GDP增长的近代化发展轨道,而中国直到1950年才进入近代化的发展轨道。英国能够实现工业革命关键性的因素是他的社会组织结构率先完成了近代化革命,实现了经济上的分工和市场组织建设;政治上的议会政治与自然法系建设;新教崛起与宗教改革,实现了政教分离等等近代化必须的组织结构建设其实在工业革命之前就已经发生了,这些组织结构保证了工业革命能够在英国发生而且持续地进行。
8,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转型,完成工业化最困难的有两点,一是从原有的农业社会结构向工业化社会结构转型带来的政治冲突,依附于农业社会的政治利益集团与工业社会的政治利益集团的冲突。第二个是财政压力。不论是市场经济的市场体系和政府机构还是计划经济的政治机构都是昂贵的公共品,这样的市场体系和政府比农业社会的组织结构要复杂的多,也昂贵的多,这就产生了社会组织成本交易成本与经济效率的时间差,在经济效率超越社会组织成本之前有相当一段时期会有严重的效率与成本的赤字,这个赤字往往会压垮政府的财政。

社会组织成本与效率发展的模型
这是社会组织成本与经济效率的一个关系示意图,在经济发展效率超过社会组织成本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里,国家的财政会出现因为组织成本造成的财政赤字,这个赤字的发生是结构转型的普遍现象,处理不好就会压垮政府财政。所以必须注意要控制政府的成本,减少财政开支,建设廉洁高效的政府。第二要发挥政府之外的社会组织的功能,分解政府职能减少政府的规模,降低政府成本。第三要加速经济发展,尽快度过赤字时期。这样才能稳定跨越工业革命的台阶,形成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的转型。
中国的转型主要靠共产党的领导的组织结构,这一点在前面《我发现了现代化的密码》中给与了说明。但是这是中国成功的特殊性,其他国家一般并不具备这个条件,因此转型比中国要困难许多。
9,因为近代化和现代化的市场和政府体系是一个昂贵的公共品,像银行,资本,技术,公共管理技术,基础设施的交通,通信,电力水利都是公共品,没有这些公共品是没有办法运行一个工业和现代社会的。通过借助外部的市场体系和援助可以有效地降低转型的成本和困难。中国在1950年代加入苏联的经济体系有效地降低了转型的困难,加快了工业化的速度。朝鲜也是加入苏联的经济体系在1980年代之前经济发展很顺利。南韩和台湾则是加入美国的经济体系比较顺利地实现了经济的转型和现代化。
10,经济学中后发国家的两种模式理论是不准确的,一种是“出口导向型”经济,一种是“进口替代型”经济。我认为应该是一种是“嵌入”式发展模式,一种是“自主”式发展模式。“自主”式发展有成功地典范,二战前崛起的帝国主义国家基本上都是“自主”式发展,美国就是通过“孤立主义”和高关税保护实现了自主式发展的典范。这种模式在历史上都是通过战争掠夺和殖民掠夺弥补组织结构成本与经济发展效率之间的财政赤字的。中国在与苏联关系破裂之后也走上了“自主”发展模式,这其中的困难和苦痛中国人最清楚。但是中国最终走通了了历史的隧道,走上了现代化道路,完成了经济发展结构转型。
那些所谓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体实际上是冷战时期的特殊政策的产物,日本、韩国和台湾都是所谓的“前线国家”,是美国封锁社会主义阵营的第一线阵地,所以美国给予这些经济体以特殊的待遇,允许它们在保护自己市场的同时无限制地进入美国市场。而且美国给与这些经济体大量地援助和技术转移,这种宽厚的条件今后恐怕再也不会出现了。这些经济体利用这种特殊的有利条件完成工业化转型,实现了出口导向。这实际上是“嵌入”到美国的政治和经济体系中的发展模式,而不是什么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因为这种模式可以运行的根本原因是美国的战略和政策的选择,而不是这些经济体的经济政策的选择,这些经济体得以“嵌入”美国经济的代价是经济与政治上被美国完全控制。
“嵌入”式发展模式确实可以大幅度降低转型和工业化的难度,这种困难往往是大部分国家难以跨越的。但是代价也是巨大的,除了接受政治控制之外,这种发展模式还必须接受“嵌入”体给与的市场地位和产业链的位置,成为发达国家产业链上的一个环节,而且不允许形成对发达国家产业的竞争。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日本在1980年代经济发展的顶峰时期对美国的产业形成威胁,美国立即施加政治压力迫使日本接受“城下之盟”,让日本经济陷入停滞的20年,日本原先具有竞争优势的半导体产业在美国的打压下丧失了发展势头,逐步落后。
后来推出的TPP 和CPTPP说到底还是为了用所谓的市场规则限制后发国家对先进国家的技术追赶,用所谓的规则堵塞后来者的发展道路。而”嵌入“式发展道路就陷入这种制度性”陷阱“之中,或者为了降低转型的成本和困难接受丧失主权和未来发展空间的条件,或者拒绝发达国家的苛刻条件而面临巨大的转型成本和社会代价。
11,中国推动”一带一路“是给这些发展中国家一个新的”嵌入“式发展的选择,除了”嵌入“发达国家的经济体系之外还有”嵌入“中国经济体系的选择,而且中国决不要求干涉对方主权的特殊权力和堵塞发展中国家发展道路的特权。中国主张公平竞争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这些主张是对发展中国家非常友好的环境。
12,经济结构带来结构性矛盾。一个经济结构包括技术结构和组织结构,新的技术革命总是造成经济的阶越,这种阶越会带来结构性矛盾。在自然经济结构中,人均GDP大约就几百美元,通常人均GDP会停滞在1000美元以下,这就是“贫困陷阱”。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产业结构中,人均GDP通常不会超过10000美元,这就是“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是真实存在的,拉美和东南亚的曾经的“四小虎”国家都调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结构中,人均GDP大约是40000美元。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人均GDP上限还没有确定,大概是80000美元到100000美元。结构是经济发展的天花板,一个经济体和企业在它发展到结构的天花板就必然陷入停滞,在结构中工作的人同样会遇到职业生涯的天花板,这就是结构矛盾。一个经济体中往往存在着不同技术结构中的企业,这些企业的利润和工资性收入会因为结构而产生明显的差距,这是结构性矛盾。结构性矛盾会产生相对剥夺和绝对剥夺问题,会造成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因为收入差距会因为结构差距而固化,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无法解决的问题,而个人努力是无法解决这个问题的,这就会产生一种无力感,对社会的不满因相对剥夺而产生。
绝对剥夺问题是因为公共服务像教育,医疗和政府的成本总是随着社会发展而增长,在结构模型中,蓝色的发展曲线也是公共服务的价格曲线。随着公共服务价格的攀升,那些停留在下层经济结构中的人会因为公共服务价格的提高而生活水平和安全水平下降,这就产生了绝对剥夺问题。这种情况在发展中和发达国家社会中是普遍现象。
中国因为存在着4个发展结构共存情况,从自然经济的贫困乡村到最先进的航空航天,半导体,互联网,移动通信这些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产业共存在中国这个社会中,所以中国的社会表现出世界上最复杂的社会结构,从贫困人口到年薪百万千万的白领,到亿万富翁。从贫困的西部乡村到繁华程度媲美纽约东京的一线城市,构成中国社会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是结构性矛盾的结果。
因为中国社会的复杂性,所以社会主义对于中国是一种必须的政治和社会制度,否则中国社会会因为结构性矛盾走向冲突和分裂。
13,因为结构性矛盾,发展中国家在发展中会出现底层失序。在一个经济体从农业文明进入工业文明之后,经济会出现高速增长,城市繁荣的现象。但是这种繁荣背后是资源从农村流向城市,农村破败和不良后果。人往高处走是普遍规律,人口必然流向经济繁荣的地区。这样就会出现农村精英流向城市,流向工业,然后农村因为人才流失和资源流失走向破败。然后因为乡村精英的流失,乡村治理会出现失序和恶化的情况,规范的治理因为公共服务成本的增加和乡村精英流失而遭到破坏,然后就是极端主义在乡村获得发展空间,这就是社会危机的隐患已经出现了。一旦城市经济出现危机,极端主义就会爆发,中东阿拉伯国家的危机就是这么来的。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也出现了乡村治理失序的问题。
14,市场的有效性与政府的作用。因为经济的结构是台阶式的,不是线形的,所以市场在结构的边界区域失灵了。市场不会自己创造新的空间,不管是新的技术结构还是新的组织结构,市场一般地会强化路径依赖,这就需要有为政府创造新的技术结构和组织结构促进经济的继续发展。这是经济学理论的盲区。经济的大部分运行时间是在结构提供的空间内,所以市场是有效的,市场经济的理论也就是有效的。但是当经济运行到结构的边界遇到结构天花板的时候,市场经济的逻辑就发生破坏性作用,资本为了寻求利润,一方面创造泡沫,另一方面为了继续获得利润破坏“蛋糕分配机制”从而造成社会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
举例说明,日本陷入经济停滞的30年,除了美国的打压这个外因之外,日本的组织结构落后是内因。日本的封闭的经济组织结构来源于生产线的组织结构,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标准组织结构。但是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这种封闭式的组织结构在效率和灵活性上没有办法与开放的组织结构竞争。日本因为组织结构落后,所以在技术竞争中逐步丧失竞争力。但是日本没有任何动作改变这种组织结构,这是政府的无所作为。市场不会产生改变结构的动力,市场是淘汰落后的结构,但是没有新的结构出现的情况下,日本在新技术结构的竞争中逐步落伍了。
西方国家的选举民主制度不利于组织结构创新,有利于保护既有的组织结构,因为现有的结构中有着最多的选民。
政府需要拥有建设性破坏的权力和能力,为新的组织结构和技术结构提供发展空间。
15,新的技术结构的出现会提出改变社会的组织结构任务。比如电子商务就根本性地改变了商业物流的形态。互联网与大数据结合就改变了媒体的生态,媒体被称为第四权力,媒体生态的改变带来政治权力形态的改变,特别是在西方选举政治生态下,舆论的动员能力,互联网远远超过了传统媒体,这给社会组织和政治竞争带来了新的问题。AI技术的发展将取代大多数的经验性脑力劳动,这种情况会淘汰许多现在属于优质的工作岗位,像金融,会计,律师,医师等等主要是经验性的工作,这种情况造成社会中坚的中产阶级快速滑落,而中产阶级历来是社会的中坚力量。当中产阶级衰落的时候,社会就走向动乱和社会分化,这已经发生在西方的所有国家了。
16,经济的结构给与产业政策存在的根据。因为经济的结构是台阶式的,如果经济结构是线形的后发者将永远没有机会超越先发者,所以在每一个新技术结构产生的时候都面临着技术路线的选择,都会有一些企业和经济体因为发展路径选择错误而掉队,也会有新的企业和经济体因为选择了正确的道路而实现“弯道超车”。而且领先企业和经济体往往处于优势意识,在技术路线上采取保守态度。比如在1990年以前日本企业在半导体技术上处于绝对领先地位,不论是半导体制程还是在半导体设备如光刻机技术上都是世界领先。后来原先的光刻技术路线出现了技术瓶颈,这时候新的浸没式技术路线出现,DUV、EUV光刻机。这个时候,日本企业因为技术上的优势意识而采取保守态度,荷兰的ASML和台积电和三星采取了积极进取的技术路线,共同投资研发DUV光刻机,实现弯道超车。
实现弯道超车要有一个前提是你要呆在跑道上,等待战略时机的出现,这就是国家产业政策存在的价值。因为这个战略时机的出现是不确定的,在市场条件下企业是不可能亏损着等待这个时刻的出现,只有国家战略和国家意志支持才会让企业一直呆在跑道上等待战略超越的时刻的到来。
17,经济的结构表现在技术的复杂程度,每一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新技术结构相比前一代技术结构会有数量级的复杂性,同样,新工业革命对于资本的要求同样是数量级的差距。最后新工业革命对于市场规模和产业工人规模同样是数量级的差距。第一次工业革命产业需要百万人口就可以发动,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人口规模就是千万级别,一般地需要5000万人口才能支持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产业链。第三次工业革命从启动开始对人口规模的要求不断增加,开始大约上亿人口可以启动。但是随着不断出现的新技术结构,第三次工业革命对市场和劳动力供给的规模不断增长,到1980年代大约是3亿到5亿人口的规模;现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产业必须以世界为市场,全球布局产业链,而且是开放的组织结构才能在这个产业拥有世界的竞争力。像航空,航天,半导体,互联网,移动通信,这些产业都是全球性产业,市场布局是全球化,产业链布局也是全球化。世界上只有一个国家的规模可以支持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全产业链和市场需求,那就是中国。中国有14亿人口的大市场,有世界最为完整的产业链和技术体系。即便如此如果要自己发展一套完整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产业链的代价也是巨大的。
市场经济中,决定一个企业成败的决定性因素是市场,决定贸易战结果的同样是市场,技术是次要性因素。举例来说,在移动通信领域,在2G时代,欧洲的GSM体制是主流,美国的CDMA技术是一个边缘的技术体制。在3G时代,中国与美国合作,使得美国的技术WCDMA成为主流技术。到了4G时代,中国再次与欧洲合作推动TD-LTE成为4G的主流技术体制,美国企业从移动通信基础建设中出局。这其中中国市场是决定性因素,中国市场选择了那种技术,那种技术就成为主流技术。中国拥有近14亿人口的单一市场,这在贸易战中是决定性的因素。技术因素不是决定性因素,技术可以通过学习提高,可以通过迭代改进。技术因素在没有跨上技术台阶的时候,在贸易战对手拥有垄断优势的时候是决定性的因素,但是当一个经济体已经跨上台阶之后,技术因素就是可以替代的,非决定性因素。对于贸易战,中国应该有这个信心,美国技术是可以取而代之的,美国也可以取而代之。
18,因为这个台阶型的经济结构和第三次工业革命对于市场规模和产业链的要求,美国想跟中国切割产业链是“不可承受之重”。因为世界工业化人口就26亿左右,中国就占近14亿,俄罗斯1.5亿,美国才3亿人口,它可以从经济上控制的工业化人口就5亿,集中在北美,加拿大和墨西哥,澳大利亚在经济上与中国的联系也超过美国,就连日本美国也做不到经济控制,日本经济对中国市场和供应链的依赖也是非常大的。韩国虽然是美国的盟国,政治上受美国控制,但是在经济上,韩国对中国的依赖程度远超美国。
第二个问题就是中国作为供应链的地位几乎是不可动摇的,美国没有可能在国内建立一个可以替代中国的工业体系,他没有那么多的工业人口,资本也没有动力重建这个产业链,这种产业链重建的成本根本不是美国所能承受的。比如显示面板产业美国就没有,中国的京东方为了建立这个产业花费了近30年时间,3000多亿人民币才达到具有竞争力的程度。中国完整的产业链和低廉的制造成本是得利于中国巨大的市场规模和劳动力规模,使得中国生产任何东西都能形成规模,能有完善的基础设施和低廉的交易成本。美国的资本根本没有能力重建这个产业链,不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世界上。因为不仅仅是建设一个工厂的事,这是建设一个现代工业结构。
所以美国想在全世界动员切断中国对外的经济联系是徒劳的。
美国内部的极端派试图切割中美产业链和供应链,但是他们也知道美国自己无法支撑一个完整地第三次工业革命,他们试图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一个美国统治的产业链,不断地对美国的所谓盟国和“共同价值观”国家施加压力与中国脱钩。但是美国是没有能力和意愿帮助这些国家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欧洲作为一个拥有5亿多人口的工业化地区,在全球产业链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欧洲的行动直接决定美国战略和美国霸权的存亡,没有欧洲的市场和产能支持,美国必然在失去中国市场之后丧失高技术产业的竞争力。为了保证美国高技术产业的竞争力,作为美国极端派的战略,美国将试图搞垮欧洲经济和欧盟,迫使他们加入美国的产业链。美国试图搞垮欧盟,支持“脱欧运动”应该就是这个战略的实施。这样美国与欧洲,特别是与德国的矛盾就发展为结构性矛盾。美国要控制欧洲,要控制欧洲经济成为美国产业链的一部分就必须打垮德国这个欧洲经济的支柱和欧洲产业链的核心。
19,经济增长取决两个因素,一个是新技术结构带来的经济增长空间,第二个是人口从低端产业结构中向高端产业结构转移。中国从这两个因素看都有巨大的发展空间,所以那种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潜力或者空间匮乏的观点是没有根据的。
请注意,人口从低端产业结构中向高端产业结构转移不一定是地理转移,中国的乡镇企业就是就地完成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转移。人口向城市转移的优点是可以利用已有的公共品降低转移成本。但是副作用也很大,人口转移能不能落地生根?人口转移后带来的管理成本和社保负担往往是地方政府不愿意承担的责任。就地转移虽然有建设公共品的成本,但是因为伴随着资源资本化,本地居民不仅仅可以获得劳动收入,还可以获得资本性利益,这又是有利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