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常识：货币宽松与量化宽松不是同一个概念_风闻

        看了我这篇的标题，可能有人会以为我在说废话——我自己也认为这就是废话。不过，就有经济学家是这么混淆了概念乱说话。逼得我要说说废话。

        早在2015年，谢作诗就在他的《中国版QE开始了？》的文章中，把中国央行推出的商业银行信贷资产抵押再贷款试点，说成是“印钞票‘’。当时我就撰文批判过。

        今天又在新浪微博上看到，金融家智库转载陶冬的文章《经济学家：新一轮货币宽松即将展开！》中说：

        【三年前，笔者曾经写过一篇《QE万岁》为标题的文章，预言被央行称为非常时期的非常措施的量化宽松政策会常态化，成为各国货币当局不断祭出的政策法宝。如今这个预言已经实现了，美国联储与欧洲央行先后以并不含糊的言语，向市场宣告新一轮货币宽松即将展开。

        澳大利亚、加拿大和印度央行，已经迫不及待的率先下调了政策利率；日本和英国央行暂时没有向其他央行行动，不过语境也开始有所倾斜；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依然“中性”，不过早在年初社会总融资规模已经创出历史新高了。

        QE原本是权宜之计，旨在稳定市场、提振信心，为接下来的结构改革唱前戏。不料前戏唱完，主角却迟迟未现，面对鼓噪的观众，前戏配角勉为其难地再唱一次。十年的改革窗口期白白地浪费了！如此环境下，资产为王，现金缩水，央行失节，风险积聚。

        过去的央行有其自身的纪律，逆周期操作要等到接近周期底部才开始。如今央行已失贞操，对于过度印钞票不再感到羞耻。】

        如果陶冬这里只说货币宽松，我懒得批评他。因为经济走势趋坏的环境下，适当的货币宽松政策是必然的现象。存在的问题是宽松到什么程度为好。

        可是他这里很明显是将货币宽松与量化宽松混淆了。把降低利率、社会总融资规模扩张，都当作了央行印钞票的量化宽松现象来说。不加以澄清，会导致人们思维混乱。因此我在新浪微博发帖批判说：

        【经济形势趋坏，货币适当宽松是必要的。究竟应该宽松到什么程度，大家也可以各抒己见。但是，货币宽松与量化宽松不是一个概念。连这两个概念也混淆的人，就不要冒充专家了。中国至少在近十年内没有量化宽松。可预见的时期内也不需要量化宽松。

       央行向市场购买资产以发行货币叫印钞。中国央行用世界最高的存准率强制冻结了大量市场创造出来的货币，将这部分货币适当放出来一些，是一般性的货币宽松，不是QE性质的印钞。如果将本来就是市场的货币返还给市场也叫印钞，那么债务人向债权人还钱也叫印钞。关央行毛事。 】        

         据有关分析数据显示，2017年8月份央行负债总额34.71万亿。而根据当时16.5%的存款准备金率计算，其中应该有超过20万亿以上的商业银行存款被冻结。

       也就是说，中国央行的负债中，大约三分之二是由强制性存款准备金构成的。中国央行的这部分负债属于主动负债。        

         而美联储的负债端，存款准备金也占了一半以上的比重。不同的是，美联储负债端的存款准备金中，绝大部分是超额存款准备金，是美联储被动接受商业银行的存款构成的。

        2007年初，美国存款类机构超额准备金仅17亿美元，而截至2017年10月，这一数值约为2.1万亿美元，增幅达1234倍！

         按照美国的常年货币乘数为8倍以上计算，这增加的2万多亿美元超额准备金，如果被用于市场经济活动中周转，就会给美国市场增加17万亿美元货币流通量，与美国一年的GDP总量几乎相当了。

        也就是说，美联储的这部分负债属于被动负债。它本来是要通过量化宽松将货币注入市场，结果这部分货币却回到了美联储来睡觉。       

         日本央行公布的数据显示，执行大规模量化宽松政策后，截至2016年6月20日的日本货币供应量已达400.47万亿日元，历史上首次突破400万亿日元。              其中，金融机构在央行的活期存款余额为300.7万亿日元，剩余的99.77万亿日元以纸币或货币形式在社会上流通。

        也就是说，日本央行向市场供应的400多万亿货币中的大多数——300多万亿——没有进入流通环节，进入经济活动中的只有不到100万亿。

        中国央行在经济过热时期为了收紧货币，用世界最高的存款准备金率，将市场创造出来的数十万亿货币冻结了。尽管存款准备金率多次下调，至今依然有着巨大数量的货币被冻结着。

        而美国与日本的货币管理当局，却在连续多年的量化宽松政策实施，不断向市场投放基础货币的同时，被动地接受了越来越巨额的金融机构存款。

        中国目前实施货币宽松的方式，是通过降息降准，促进已有的货币加快流通速度；

        美日两国的量化宽松，是货币当局通过支出货币向市场购买资产，以增加市场的货币量。

        两种方式实施的结果是：

        中国市场的货币量增加比较明显，也就是陶冬说的【早在年初社会总融资规模已经创出历史新高了】；

        美日两国在前些年货币政策的实施结果却是，印出来的钞票到市场上打一个转，又回到货币管理当局来睡大觉。

        为什么会这样？        

        西方国家之所以实行QE，是因为他们的财政已经没有刺激经济的能力，并且为了刺激经济，银行利率也已经降低到了极低水平。

        也就是说，用传统的手段扩大市场有效需求已经不能见效。只好由央行购买市场的资产，向市场投放货币，企图通过稀释货币的实际价值，降低人们的储蓄欲望，提高其消费欲望，从而扩大市场有效需求，实现经济的增长。

        还必须明白的一点是，流通中的货币，是经济活动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当市场预期乐观，人们在经济活动中趋向于购买资产的时候，流通中的货币就会增加，这时候即使央行收紧货币政策，也往往不能防止市场货币增加过快；

        当市场预期悲观，人们在经济活动中趋向于收紧现金的时候，流通中的货币就会减少，这时候即使央行加大印钞力度，也未必能让市场货币流通规模扩大。

        搞经济金融理论的人，应该读过费雪的著作，当然也就应该知道费雪公式：MV=PQ   这个公式 说的是流通中的货币量与货币流通速度的乘积，等于流通中的商品量与商品价格的乘积。

        也就是说，只要货币流通速度加快，就等于追逐商品的货币增加，当商品量不变的时候也会造成通胀现象；

        反过来，即使货币量增加了，如果货币流通速度降低了，同样可能导致商品价格的降低。

        而货币流通速度的快，或者慢，决定于人们的经济活动，而不是市场上货币量的多少。

        扩大财政支出，就是把国家还没有被投入市场的货币，用于购买市场商品，直接加快了货币的流通速度；

        降低银行利率也就是降低货币价格，有助于促进人们放出货币购买商品，也就是为了加快货币流通速度。

        当西方国家没有办法用扩大财政支出与降低银行利率的手段促进货币加快流通速度的时候，QE就成为了他们唯一的工具了。

        当然，这个工具是否能够见效，还得看人们对市场的预期如何。

        上面列举美国日本金融机构将大量货币以超额存款准备金的形式，存放到货币管理当局，就证明是没有起到促使人们的市场预期趋向乐观的作用。

         明白了QE的定义与它的产生背景，就不会把它当做扩大货币供应量的唯一手段，也就不会以为中国今天已经或者一定会实行QE。

        今天的中国，并没有准备对经济活动进行强刺激。

        就算必须对经济进行强刺激了，刺激的手段还多得很。不需要运用QE这样的手段。因为：

        中国政府的财政实力还雄厚；

        银行利率也还有下降空间；

        尤其是还有，中国的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世界最高。

        这个高存准率，大幅度降低了中国货币的市场流通速度。只要把存准率降低，就可以加快中国货币的流通速度，从而满足市场对于货币量的需求。

        总结一下：降息导致的货币流通速度加快、通过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将被冻结的市场货币归还给市场，都是货币宽松政策行为，不是QE的印钞行为。QE只是货币宽松中的极端措施。

        所以，中国目前没有实行QE，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也不需要实行QE。别以为西方国家发生了的坏现象，就一定会在中国发生。

        而混淆货币宽松与量化宽松概念的人，恰恰是以为，凡是西方国家的坏现象，中国一定有。

        不喜欢中国的人，总是不愿意看到在西方国家的好现象在中国出现，却总希望西方国家的负面现象一定在中国发生。

        明明中国经济发展的很好，一定要找出与西方国家经济现象的不一致，来证明中国经济不好；而中国没有发生的西方国家的一些负面现象，也一定要牵强附会地在中国找出来。

        比如前几年，中国经济增速在8%左右，通胀率在3%-5%之间，其实没有到过5%，国内的一些经济学者就在说，中国经济陷入“滞涨”了。

        这些人都是经济学界的著名人物，大多有名校教授、博导头衔。按道理说，应该明白“滞涨”指的是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现象。

        并且，这个词是西方发达国家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恶性通胀与经济严重停滞背景下，才被发明出来的。他们也应该明白，8%左右的经济增速与“经济停滞”没办法联系起来；而·4%上下的通胀率也算不上“恶性通胀”。

        可是西方发达国家有过的坏现象，你中国怎么能够没有呢？于是，就把中国的经济增速下滑与通胀较高并存现象，当做了“滞涨”来批判。

        我当时就问一位“德高望重”的学者：

        如果把中国8%左右的经济增速，说成是“滞涨”的“滞”，那么，西方发达国家，以及今后的中国，还会有“经济增长”这个词可以被使用的环境吗？

        因为，当经济达到一定水平以后，经济增速必然会降低到一个正常水平，而超过8%的经济增速，只能是特定时期的现象。

        这位“德高望重”的学者回答的是：西方发达国家当然不会再有超高速度的经济增长，5%的经济增长都是相对很高的了。

        这个回答是很正确，不过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当然，他不愿意承认他的错误，于是，他转而以失业增加与通胀上升现象并存，作为“滞涨”的定义。实际上，就是把经济增速放缓——尽管依然很高——与通胀上升并存，当做了“滞涨”的定义。

        为什么要这样下定义？因为不这样下定义，西方国家曾经有过的“滞涨”这种坏现象，就没办法被说成中国也有。而中国怎么能够没有西方国家曾经有过的坏现象呢？

        这些年，发达国家普遍实行了QE政策。当然这也是一种坏现象。

        这样的坏现象在西方发达国家发生了，怎么能够不在中国发生呢？

        于是一些学者们又开始说，中国已经在，或者必然要，实行QE了。

        可是中国央行并没有像西方国家一样实行QE，怎么办呢？

        那就把所有的货币宽松行为都算作QE好了。甚至于干脆将与央行行为无关的市场创造货币的现象也当做QE。这样一来，中国就QE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