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探寻夏朝与最早中国_风闻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陈淳

原帖：http://arch.cssn.cn/kgx/ycsf/201906/t20190611_4914925.shtml

2009年，许宏在《最早的中国》一书中提出以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最早中国”。2014年，他在《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一书中，进一步讲述了二里头这个“最早中国”的由来。何驽并不认为“中国”最初的诞生就是一个文化概念，提出陶寺遗址才是最初的中国。李新伟将“最初中国”定义为中国各主要史前文化区在共同发展的基础上通过密切交流而形成的文化共同体，公元前4千纪后半叶初步形成了“最初的中国”。孙庆伟直接认定夏是信史，与夏纪年相当的考古学遗存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河南龙山文化晚期遗存，一类是二里头文化。这两个文化各有多个类型，它们共同组成了广义夏文化。

　　人们把自然科学称为硬科学，社会科学称为软科学，这是因为后者不如前者精确和客观，并很难得出确切的结论。科学活动主要是评估某观察对象不确定性的范围，因此大体是一种或然性研究，它绝不会侈言“真理”。考古研究的物质性从其本质而言是一种科学研究，而且它要比其他社会科学更难，置信度更低。因此，考古分析大多枯燥乏味，单凭直觉和常识所下的结论常为人所不屑。如果考古学在力所不逮的情况下刻意提高自己的期望值，便会出现过度发挥或解读过头的弊端，最终会损害这门学科的声誉。

　　由于科学是一种或然性研究，所以必须有置信度的考量，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然而，最近在文明探源的考古研究中，出现了有悖科学常理的论断，特别体现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孙庆伟教授提出的夏朝信史论和最早中国的文化初觉上。

　　在当下考古研究和文献证据的契合尚未取得显著进展的情况下，孙教授轻率地把传说当作史实，明确赋予夏以“信史”的地位。首先，他把法律中“疑罪从无”的判定原则作为立论依据，认为如果古籍中的记载无法证明其伪，就应该视其为真。实际上，史记中无法证伪的传说很多，难道都应该信以为真？而“疑罪从无”的判断，应该从夏朝记载因有疑而从无来对待更合乎逻辑。科学中的“疑”和“信”，应该是对推论置信度和或然性的相对性考量，而非做出肯定和否定的绝对两分。

　　孙教授认为，从考古学文化的序列而言，夏已经被找到，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分辨它。当下学界普遍将二里头文化看作是夏文化，并将二里头遗址尊为夏墟。然而，科学界的共识并不代表真理。与殷墟的确立有甲骨文佐证不同，二里头并无出土文字自证。于是，他认为证明夏的存在不是没有证据，而是缺乏分辨它的办法。他做了大量的文献梳理，并对考古材料特别是陶器进行分析，希望能找到两者的契合点和夏朝信史的铁证。

　　但是，要用传统的二重证据法来确立夏朝的信史，显然是无望的。第一，用器物特别是陶器类型学构建的考古学文化并不能等同于族属、朝代和国家，孙教授自己也承认这一点。第二，文献和考古材料是历史的产物而非历史本身，它们都需要进行梳理和分析才能利用。晚出的文献材料一定要追溯某种说法的来龙去脉及层累的形成过程，如果不是共出的文字和考古材料，很难彼此对应。第三，文献学和考古学在研究对象、方法和提炼的信息上差异很大。史学和文献研究擅长处理具体的时间、地点、人物和事件，而考古学擅长环境、技术、生计和社会结构等方面的长时段分析，对文献学擅长的问题极不敏感甚至无能为力。因此，这两门学科应该是信息的互补，而非彼此的印证。另外，夏的记载出现很晚，甲骨文并没有夏的记载。如欲确立夏为信史，要先用文献批判进行辨伪。由于二重证据法并不证伪，因此它无法为古史重建带来真正的进步。我们不应将疑古看作是一种破坏，相反，只有基于理性主义的文献批判，才是古史重建的正确方法。

　　孙教授除认为考古学已经解决了夏朝的信史地位外，还对何为最早中国加以发挥，认为其要素有三：一是“国”，二是“中”，三是“最早”。对于“国”，他说学术界普遍认为二里头为夏朝晚期都邑，是“有夏之居”中国的关键证据。对于“中”，他认为西周初年何尊上的“宅兹中国”就是中国最早的表述。他还认为，中国是超越族属的政治正统，是周人对夏王朝的认同与继承。中国与夏密不可分，无“夏”则无所谓“中国”。至于“最早”，孙教授认为，五帝时代已经出现了以中原为核心的“中国自觉”，这种国家或民族认同可以从山西陶寺和河南灵宝西坡遗址等地的考古发现得以证实。

　　孙教授完全是用他本人和当代的价值观和世界观来看待上古史。需要指出的是，上古先民的知识，无论在结构还是详细内容上，都与我们相去甚远。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说，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的逻辑，我们祖先的思想和逻辑与我们完全不同，他们对世界的看法往往是错误和模糊的，甚至对一百里外发生的事情也一无所知。上古先民与我们最大的区别，是对万物死活不分，把自然和社会混为一谈，并用处置人际或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与神灵和大自然打交道。直到公元前500年左右“轴心时代”的来临，人类才将超自然、自然和社会区分开来。

　　以今论古，孙教授所谓“中土”和“中国”的说法是值得商榷的。从民族志可知，古代先民乃至现代土著都以自己的故土为宇宙中心，都有自己的创世神话。比如澳洲土著对故土景观的每处山石、河流都充满了敬畏，将它们看作神话史诗的具体印迹，并代表他本人前世的光荣存在。非吾族类，其心必异。平等主义的自治社群绝不可能向异族的领袖效忠，绝不会将异域看作是自己臣服和膜拜的中心。因此，三代不可能有多民族向心的中土观念，商王将族群分为土和方，在京畿之外不会祭祀祖先就是一例，商朝周边的方国也不会视殷商为中土。“中土”和“中国”的说法，只能是在秦汉统一之后因集权或社会凝聚而出现的一种民族认同。历史学家吕思勉曾指出，“中国”是比较晚近出现的叫法，因为我国历代王朝从不自称为“中国”。今天所谓的“国家”，古无此语。古代国家的称谓叫“社稷”，社是土地神，稷是谷神。与社稷相近的一个叫法是“邦”，原指用石头垒起的界碑。后来，汉高祖刘邦登基，为避讳用“国”代“邦”，这才有了国的概念。还有，古文中的字和称呼未必与今天所指或含义相同，如吕思勉提到，《诗经》里提到的国和田同义，是指贵族的地产或采邑。所以，我们不能用以今推古的做法来追溯最早中国，将我们今天民族国家的概念套用到上古。

　　夏代信史和最早中国的争议凸显了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论断。马克思曾经说过，“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孙教授提出的夏代信史论，显然是根据自己从过去直接继承下来的传统所构建的。这种传统条件有太多的民族主义情结，有证经补史的学术熏陶，还有强烈的古为今用理念。

　　今天的古史重建早已超越了二重证据法的范畴。比如，年鉴学派强调从政治史转向社会史和整体史，要求打破传统史学的三个偶像：一是政治偶像，把研究重点放在政治事件上；二是个人偶像，孤立地关注个别历史人物；三是年表偶像，把完善朝代年表看作是最重要的工作。而这三个偶像恰恰是持夏代信史论者的核心议题。如今，考古学依靠多学科交叉提炼的信息，已经基本上能够独立重建史前期和原史时期社会的历史过程。比如，测年技术使得考古学能够更加仔细地观察文化变迁；环境考古能够详细了解人地关系、生计和经济；聚落考古能够从家户、村落到区域的不同尺度，了解社会的变迁与国家的形成过程；人工制品的研究能够了解生产方式、劳力投入与分工、专业化程度、实用品与奢侈品的制造、使用与分配；葬俗研究可以了解等级和分层，管窥古人的世界观和灵魂观；显赫物品的象征性研究能够了解地位、联盟、竞争和贵族的权力结构；体质人类学能够了解人群的食谱、病理、劳动强度和营养状况；分子人类学能够提供基因的流动、人群的血缘关系；等等。

　　考古学方法提炼的这些信息如果加上文献证据，就能够为这种历史重建提供更加清晰的图像。以玛雅考古为例，象形文字的破译为考古学提供了更加具体的历史图像：了解了物质文化相同的玛雅文明并非一个统一的帝国，而是许多相互竞争的城邦国家；了解了许多城邦国家和国王的名字、头衔以及王朝序列；了解了玛雅的天文学、历法和宇宙观；了解了各城市国家之间发生的战争事件和一些国家兴替；了解了一些国家的王位继承事件与时间。即使有了文字的佐证，玛雅文明的历史还是主要靠考古学来重建。

　　今天的考古发现表明，在二里头文化繁盛的时间里，中国存在过许多文明程度与其相当甚至发达程度更高的社会。考古学家不应把证明文献记载作为自己最有成就感的工作，而应发挥自己的强项去探索史前文明长时段的兴衰。只有在不受文献史学外在干扰的情况下，考古学才能为上古史重建和文明探源提供一种真正的新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