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在中国的起源_风闻

来源：微信公众号“董并生”

——“百日维新”英日美兼并中国阴谋

林鹏、诸玄识、董并生

**[****提要]**李提摩太何许人也？他在中国活动的身分是英国浸礼会传教士，担任“广学会”总干事，主张“广西国之学于中国”，将“西学”系统地引进中国；他以中国的帝王将相及士大夫精英为小学生，他主办的《万国公报》为主要教材，是近代中国西学派精英的“总教头”。

不仅如此，李提摩太还是“戊戌变法”百日维新的总策划师；戊戌变法的内容原来是以大英帝国在印度的殖民实践为基础，其目标是仿造印度模式兼并中国，名义上是将中国与英、日、美进行“合邦”，让外国人来统治中国，请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在日本辞职，到中国来但任首相，请英国传教士、共济会成员李提摩太担任最高顾问……

李提摩太在中国

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近代西学派中国精英的“总教头”

另一位给近代中国带来重大影响的是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现代中国的许多理论家、学者大多受到梁启超思想的深刻影响，梁启超号称开近代中国风气之先的思想家。然而，对梁启超产生重大影响的正是这位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

“李提摩太为英国人，从同治九年（1879）到光绪十二年（1886）的16年中，李提摩太在中国活动的身分是英国浸礼会传教士；从光绪十二年到民国五年（1916），李提摩太的身分则为冒险家与政客，他利用‘广学会’向清朝政府与士大夫鼓吹改革。光绪十六年（1890），李提摩太受北洋大臣李鸿章之聘，担任天津《时报》的主笔，是其正式涉入中国政治的开端。此年（光绪十七年，1891），又受上海‘同文书会’之聘，担任督办。同文书会原为长老会教士韦廉臣（AlexanderWilliamson,1829-1890）所创办的图书出版机构，李提摩太接任督办之后，将之改名为‘广学会’，主张‘广西国之学于中国’。争取中国士大夫有势力者，开启中国皇帝与政治人物的思想，是李提摩太的格言与指导原则。李提摩太并且以广学会所发行的《万国公报》，作为鼓吹变法维新的政治性刊物。”[1]

李提摩太“好为人师”——以中国所有精英为自己的学生

李提摩太“在1891年正式加入同文书会并担任督办（后改称总干事），一直做到1916年卸任，长达25年之久。传教士们一致认为‘这个事业选中了这个人，这个人选中了这个事业。’

李提摩太到任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调查中国上层社会究竟有多少人可以作为同文书会的读者对象，他对中央和地方的高级文武官员、府学以上的礼部官员、举人以上的在职和在野的士大夫以及全国的秀才和应试的书生都作了统计，一共得出4万4千名。[2]李提摩太声称：

我们提议，要把这批人作为我们的学生，我们将把有关对中国最重要的知识系统地教育他们，直到教他们懂得有必要为他们的苦难的国家采用更好的方法时为止。

李提摩太主持广学会期间，出版了不少书刊，对中国有一定的影响。梁启超曾对当时出版的一些西学书刊作过如下的介绍：

欲知各国近今情况，则制造局所译《西国近事汇编》最可读；

癸未、甲申间，西人教会始创《万国公报》；

通论中国时局之书，最先者林乐知之《东方时局略论》、《中西关系略论》。近李提摩太之《时事新论》、《西铎》、《新政策》；

西史之属，其专史有《大英国志》、《俄史辑译》、《米利坚志》、《联邦志略》等；

通史有《万国史记》、《万国通鉴》等；

《泰西新史揽要》述百年以来欧美各国变法自强之迹，西史中最佳之书也。[3]

从以上梁启超的推荐中，可以想见当时广学会的出版物影响之大。广学会发行量最大的是《万国公报》，有代表性的两种书籍是《泰西新史揽要》和《中东战纪本末》”[4]

李提摩太将中国精英阶层整体当成“小学生”

“李提摩太还对中国领袖人物的具体数字进行了计算：

县和县以上的主要文官  2289人

营级和营级以上的主要武官  1987人

府视学及其以上的教育官吏  1760人

大学堂教习  200人

派驻各个省城的高级候补官员  2000人

文人中以5%计算 30000人

经过挑选的官吏与文人家里的妇女和儿童，以10%计算 4000人

合计  44036人[5]

把‘经过挑选的官吏与文人家里的妇女和儿童’计算在内，其目的仍然是着眼于‘帝国的领袖人物’，希望通过其家眷在家里影响这些领袖人物。

李提摩太认为，这4万多人平均到中国每个县只有30人，但是，影响了这一小部分人，等于影响了全体中国人。因为，‘少量的发酵剂，可以发酵一大堆东西’，对这些统治阶层的人物进行教育，‘实际上就是教育了3亿5千万中国人。’‘如果要影响中国整个国家，我们就必须从这些人开始。……这些人当了大臣的时候，要负责和外国订立条约，打交道。’[6]

李提摩太还说：‘我们打算把这些人看作我们的小学生，对他们就有关中国最重要的东西进行系统的教育，直到他们懂得为了他们受难的国家有采取较好办法的必要时为止。’[7]

……李提摩太说：‘期刊给我们西方国家带来了革命，我们要将这场革命进行下去。’[8]

在它出版的众多书刊中，对中国社会影响最大的是《万国公报》，它几乎成为当时中国家喻户晓，对中国的维新变法运动具有相当推动力的报刊。”[9]

广学会是怎样的机构？

“广学会是基督教（新教）在中国设立的出版机构，1887年（光绪十三年）11月1日在上海成立，初名‘同文书会’，到1894年改称‘广学会’，创办人是英国长老会传教士韦廉臣。该会于1888年成立董事会，推举海关总署税务司赫德为会长，英国驻沪总领事福克为副会长韦廉臣为督办。董事会成员除各差会主要传教士外，还有英美法德等国驻华使节和有势力的外商怡和洋行、千信洋行、汇丰银行、花旗银行老板以及工部局总董等。”[10]

从该机构成立的情况来看，其背景非同小可。实际上，可以说是基督教新教渗透并征服中国的“大脑”。

李提摩太在回忆录中写道：“我进入广学会的时候，会里只有我一个人全职从事文字工作。《万国公报》（《时代评论》）的主笔林乐知博士是美国南方监理会（A-merican Methodist Episcopal Mission）开办的英华书院的院长，只能将他的业余时间用于这份月刊的编辑。正是从这份刊物里，中国的知识分子获取了大量有用的知识。对中国人来说，在有关他们社会进步的事情上，林乐知都是一个善意的忠告者；而不论《万国公报》传播到哪里，都会普遍引起对传教士和外国人的友好感情。”[11]

维新运动的思想来源于传教士所办的各种出版物

百日维新的主要思想来源就是李提摩太所主持的广学会的各种出版物。其中《万国公报》最受人们瞩目，该刊是以当时的中国精英群体为阅读对象的，也是维新运动各种变法措施的来源。该刊为基督教传教士所办刊物，其所提议的变法内容与维新运动所实际采用的大同小异，谁是变法内容的原创者呢？顾长声先生认为传教士所陈述的方法原创者应当是维新人士，而传教士不过是附和一下而已。不过，李提摩太以及他的秘书却不这样认为。

“在我回国休假期间，变法维新的愿望迅速弥漫了全中国。林乐知先生——他的《中东战纪本末》一书风行一时——被邀请担任在上海开办的一所大学的校长，但他拒绝了。不过，他同意起草一份建立现代国际教育体系的章程，并以大英政府在印度建立的教育制度为主要底本，精心准备一个实施方案。……

康有为的大弟子梁启超在上海创办了一家报纸，叫《时务报》，作为改革派的喉舌。报纸一开始就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在从南到北的整个帝国激起了维新思潮的涟漪。它得到了驻武昌的总督张之洞和其他一些官员的大力支持。……它的内容很单纯，博得了每一位学者的推崇；他的风格很朴实，每一位读者都能明白。甚至湖南省，曾因它对基督教的卑鄙下流的诽谤而使帝国蒙羞，也在1897年邀请梁启超到长沙担任一所改革派开办的学院的院长。很多湖南人成为改革的热心倡导者。他们还邀请我的秘书蔡尔康先生——在上海时他协助我做一些文字工作——为他们举办讲座，被蔡尔康拒绝了，他说，所有新观念都是外国人的，而不是他的。”[12]

广学会机关报《万国公报》对中国变法思潮的影响

“早在1897年就有读者给《万国公报》写信，提出‘变法之端，皆广学会之所肇始。’[13]同期的传教士中文报刊《新学月报》则写道：‘公报刊行，已数十载，其时中国邸抄而外，别无报馆，兹编独汇六洲之要政，以当谋猷之入告，冀得风行海内，以作华报先声。迄今而各报之谈时务者，皆相继而起。回首当年，庶可谓不负作者苦衷乎。’[14]”

“英国驻广州领事在与张之洞秘书的谈话中获悉，这位秘书和他的许多朋友都是这个杂志的订户，他们认为这是中文中从未见过的好杂志，总督自己也偶尔阅读这个杂志。

《万国公报》是总理衙门经常订购的，醇亲王生前也经常阅读；高级官吏们也经常就刊物所讨论的问题发表意见。

有一位住在上海的翰林特别喜欢看我们的《万国公报》，他经常给在京城的翰林同僚们寄多达30多份的《万国公报》。

（浙江一个城市的几个士绅）每月订购《万国公报》六七份，轮流在这个城市的一些官员和士人中传阅。”[15]

“光绪皇帝保存有全套的《万国公报》与广学会出版的89种书籍。”[16]

如上所引述，上自光绪皇帝及光绪的老师孙家鼐，下至康有为、梁启超，在西学方面都受到李提摩太所编、著、翻译西学书刊的巨大影响。

康有为的弟子梁启超曾担任李提摩太的秘书

“‘康有为的最有才华的弟子梁启超，听说李提摩太在北京期间需要一位临时秘书，就来到李提摩太处表示愿意为他效劳，他也就欣然地接受了。’[17]不久后，维新派在北京成立强学会，李提摩太和李佳白等传教士也参加进去，他们向维新派领袖们指手画脚，竭力施加影响……”[18]

《时务报》从内容到形式，剥取并复制《万国公报》

“《时务报》的主笔梁启超、经理汪康年以及主要撰稿人，关于西学西政的知识，起初都来自《万国公报》和江南制造局、广学会的西人译著，因而刊物创办初期的言论，从内容到风格，都时时流露剥取《万国公报》的痕迹，也不奇怪。这曾引起林乐知等人的不满，……《时务报》初期的取向，与《万国公报》如出一辙。”[19]

维新派出版“山寨版”《万国公报》

“维新派创办的第一份报刊即仿其名，取名《万国公报》。1895年强学会成立，李提摩太、李佳白等传教士都参加了这一旨在推动中国变法的组织。强学会出版自己的《万国公报》时，广学会为它募捐，筹集银子一万两。1895年12月广学会出版的《万国公报》第83册，用大量版面刊登了《强学会序》、《强学会记》、《上海强学会序》、《上海强学会章程》，积极推动中国的变法维新运动。”[20]

“由于《万国公报》的畅销，北京维新派也出版了同名刊物，每隔一天出版，随同京报分赠给京师各官员阅读。维新派出版的《万国公报》是从1895年8月17日创刊的，共出了45期，时间只有3个月。”[21]

康有为变法的具体内容与李提摩太所提建议如出一辙

“李提摩太直接与维新运动领袖接触，是在1895年10月17日与康有为的会晤。据李提摩太给他妻子的信中写道：

我惊奇地发现，几乎我以前所作的种种建议，全都概括和凝聚在他那份具体而微的计划中了。无怪乎他来访问我时，我们有那么多共同之处”。[22]

“康有为是《万国公报》长期而热心的读者，他参加过1894年的有奖征文活动，获得六等奖。康有为还拜访李提摩太，他在《致李提摩太书》中，称赞他们‘于中国事一片热心’。他的变法主张明显受到《万国公报》的影响，李提摩太在看了康有为的上清帝书后说：‘余甚惊异，凡余从前所有之建议几尽归纳晶结，若惊奇之小指南针焉。’[23]”[24]

“戊戌变法前夕，香港《中国邮报》记者采访康有为，询问他是如何得知世界形势的，康有为回答是从李提摩太、林乐知二人的译著中得到的，这当然包括《万国公报》。”[25]

李提摩太四处奔走，要求中国做英国的保护国

“1884年，赴北京会见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和英国驻华公使巴夏礼，密议‘改革’中国计划。

1890年5月，出席上海基督教在华传教士全国会议，在会上作《基督教差会与中国政府的关系》报告，提出将传教重点转移到清政府上层官吏和士大夫中间并加强出版活动。

7月，英李鸿章的聘请，赴天津出任《时报》主笔。

1891年2、3月间，曾三次赴南京会见张之洞，建议让英国单独治理中国，未成。

10月间就任上海同文书会督办。

1894年中日战争爆发后又会见张之洞，向他提出中国应速与日本妥协。

1895年2月17日又赴南京会见张之洞，再次向他提出中国应接受英国‘保护’。

2月20日，李提摩太致电李鸿章，建议中国应成为英国的‘保护国’，要求订立‘中英同盟’，由英国来‘改革中国的陆海军、财政及民政’，给予英国‘代筑铁路、开五金矿、煤矿、立工厂，期以二十年’，提请中国再‘增口岸，核厘税’等。9月又亲赴北京，一面再次诱使李鸿章向清政府提出接受英国‘保护’，一面就插手维新派的活动，进行直接干涉。

1896年2月24日，翁同龢回访李提摩太。他旋即回沪首途赴英国休假。

1897年秋天，由英返沪继任广学会总干事并在沪与维新派联系。

1898年9月间，应维新派之聘赴北京拟就光绪皇帝顾问之职。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维新运动失败，顾问未当成，旋赴天津返沪。”[26]

“光绪二十年甲午战争爆发之际，李提摩太就开始对中国的地方官员，进行游说的活动，李提摩太首先游说张之洞，说以‘京师阁、部、府、院、寺、监及外省督、办、提、镇各衙门，各宜聘一声望素著之西士，奉为莲幕上宾，遇有重大事件必就商之’，结果张之洞没有采纳。李提摩太又去游说北洋大臣李鸿章，说以‘中国给予外国在一定年限内，处理中国对外事务的绝对权力’、‘铁路、矿山、企业等每一部门，都应派外国代表管理’，李鸿章也没有答理。[27]李提摩太的说法，其实就是要中国将各种权力，交由外国人来管。”[28]

李提摩太全家1887年在山西

兼并中国的图谋——李提摩太的“中、英、日、美合邦”计划

李提摩太不仅是在中国的西学著作出版人，他还广泛游走于英、美、日、中的政治家、思想家、企业家、学者之间，往还穿梭、纵横捭阖、不辞辛苦，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制服中国。

他曾不厌其烦地向中国的政治家们推销自己的制服中国计划，起初企图说服中国的当政者，试图让中国做大英帝国的保护国。

最后感觉到英国一国力量不够，就与日本、美国串通，制定了“英、美、日、中合邦”计划，企图在中国实施。该计划在中国人们称之为“百日维新”，实际上是将该计划的阴险性掩盖起来了。

李提摩太的“变法方案”获得光绪皇帝批准

“李提摩太拟就了对中国实施国际共管的所谓‘新政策’，在1895年10月12日初次与翁同龢会面时向他口头提出。[29]翁同龢听了李提摩太的‘建议’后，要他写一份书面的‘改革计划’，以便呈现给光绪帝。李提摩太回到寓所即写就了一份‘改革计划’，送给了翁同龢。据李提摩太自述：

我在这份计划书的开头叙述了上帝对任何一个国家，不论是东方的或西方的国家，都不存偏爱之心。根据不可改变的“顺天则兴，逆天则亡”的法则，我向他指出了中国的四大需要，即教育改革、经济改革、国内和国际的和平和精神改革。为了实施这些巨大的改革，我建议：

（1）皇帝应聘用两位外国顾问；（2）成立内阁，由八名部长组成，半数为满、汉族人担任，另外半数应聘请懂得世界进步事物的外国官员担任；（3）立即着手改革币制，并在坚实的基础上建立财政制度；（4）立即修筑铁路、开矿和设立工厂；（5）成立学部，在全国开办新式学堂和大学堂；（6）设立报馆，聘用有经验的外国记者帮助中国办报以启民智，（7）建立为国防用的有效率的陆海军。

此项建议后来由翁同龢奏报皇帝御览，得到皇帝的批准。[30]

……

李提摩太在北京活动了五个月，他刺探到以慈禧为首的顽固势力不愿看到光绪帝势力的膨胀，并且在1896年1月下令封闭了强学会后，他决定离开北京。临走的前一天，翁同龢竟亲赴李提摩太寓所话别。据李提摩太写道：‘这是空前未有的举动，一个中国的宰相下到一个传教士的寓所来访问。’”[31]

维新派发动变法运动——百日维新**（1898年6月11日-9月21日）**

“1898年6月，康有为上书翁同龢敦促皇上赶紧变法，从6月11日起，到9月21日为止的103天内，在维新派的支持下，光绪皇帝一连发了几十道变法谕旨，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百日维新’。”[32]

“百日维新”的内容——令李提摩太吃惊的变法诏书

“这时，康有为已被任命为总理衙门的秘书（章京），对皇帝很有影响力。张荫桓，前一年曾作为特别使者观光维多利亚女王在位六十年纪念典礼，既是内阁成员又是总理衙门大臣，也加入了变法维新派。内阁里的低级秘书们[33]对改革充满热情。年轻的皇帝很快就表示了他对改革派的信任，把他们的改革建议付诸实施，其结果就是相继颁布了一系列不同凡响的变法诏令：

（1）废除已经实行了五百年的八股考试制度；

（2）在北京成立一所大学，研究西方科学；

（3）将所有庙宇转变成从事西式教育的学校；

（4）成立一个翻译委员会（译书局），负责将西方的学术著作翻译成中文；

（5）成立专利局，鼓励各种有益于国计民生的新式发明；

（6）保护基督徒，使之不再受任何侵犯；

（7）将改革派的报纸《时务报》却认为政府的政治喉舌；

（8）废除中央及各省无用大机构；

（9）鼓励年轻的满人学习外语，并到国外观光学习。”[34]

光绪的变法诏书令李提摩太非常吃惊。[35]李提摩太为何会感到吃惊呢？

第一，这些变法诏令的内容大多都是李提摩太曾经提出过的意见，现在中国皇帝将其变成了现行政策；第二，这些内容与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经验有联系，或者说大体上的变法内容都曾在印度实行过，不过在印度实行的主体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殖民当局，并且在执行变法过程中，曾经激起严重兵变；而在中国，确是由中国皇帝自行颁布施行，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英属印度殖民地“优越论”

“传教士们的目标是要中国变为某一外国或数个外国的殖民地，是为了更加便利于外国对中国进行掠夺而进行一些必要的变革。只要对传教士们在《万国公报》发表的大量论说进行仔细的考察，就不难透过这些光怪陆离的表现现象看到他们的真实动机。

在林乐知发表的大量说教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他在1896年《万国公报》上刊载的一篇题为《印度隶英十二益说》的文章。他写道：

自英人设总理大臣主宰其治，联络其情，举昔之所谓戕之贼之歧之而视者，今则经之营之合以护之，于是百余年间旷观各地，大半皆纷争息而权有独尊，内外平而人多思治。

林乐知在这里企图说明自从印度沦为英国殖民地后，印度已经达到‘内外平’了。接着他列举了英国统治印度的十二条措施并加以一一阐述其‘益’。这十二条是：‘息纷争’、‘禁盗贼’、‘正律法’、‘拯疾苦’、‘筑铁路’、‘浚水源’、‘兴营缮’、‘广文学’、‘课吏治’、‘论时政’、‘增进益’、‘通声气’等，其中首先一条就是对印度人民的反抗实行残酷的镇压，然后为了便于英国进行殖民统治和掠夺而进行一些必要的改良。林乐知在介绍了印度在英国殖民统治下有‘十二益说’之后，就公然提出中国也应该沦为英国的‘保护国’。他竟狂妄地教训中国人，提出：

仆不敏，敢就管见所及，亲切言之。……吾意惟有拔赵帜暂易汉帜之一法，先于东南方遴选二省地，租归英治，凡有利弊，听其变置。……本昔之治印者，一一移而治华。如是上下五十年间，彼童而习之者，将见心思辟矣，耳目开矣。……地则犹是中国之地，而民则已为特出之民矣。……[36]

‘本昔之治印者，一一移而治华’，这就是传教士们向中国所介绍的西学，而且‘惟有拔赵帜暂易汉帜之一法’，大清帝国的大龙黄旗必须卸下，大不列颠的旗帜暂时升上，这样，‘地则犹是中国之地，而民则已为特出之民矣。’”[37]

俄罗斯“瓜分中国”传闻与英国兵舰驶入大沽口

“掌山东道监察御史臣宋伯鲁跪奏，为事变日亟，请速简重臣，结连与国，以安社稷而救危亡，恭摺仰祈圣鉴事。昨闻英国兵舰七艘已驶入大沽口，声称俄人将大举南下，特来保护中国。又闻俄君在其彼得罗堡，邀集德、法、英各国，议分中国，绘图腾报，俄分满、蒙、燕、晋、秦、陇，法分闽、广、滇、黔，德分山东、河南，英分吴、越、荆、益。耽耽环视，旦夕宰割，是昔仅有其言者，今将见诸实事。危急存亡，变在顷刻。若不急筹善法，一旦分裂，悔将何及。”[38]

英国兵舰驶入大沽口的兵情，来得蹊跷。据称因俄罗斯将入侵中国，英国军舰驶来保护中国的。其实，事后了解当时并无俄罗斯入侵之事，英国兵舰的诡异行动是为了配合李提摩太实现其“合邦”计划，给光绪施加压力。

俄罗斯“瓜分中国”传闻来自何方呢？

“昨闻英国教士李提摩太来京，往见工部主事康有为，道其来意，并出示分割图。渠之来也，拟联合中国、日本、美国及英国为合邦，共选通达时务、晓畅各国掌故者百人，专理四国兵政税则及一切外交等事，别练兵若干营，以资御侮。凡有外事，四国共之，则俄人不敢出；俄不敢出则德、法无所附，势必解散。吾既合日，彼英与日素善，不患不就我范围。英、俄之寻仇也，其萌芽在数年以前，而借口于芦汉铁路，其不肯让俄尺寸也，亦犹俄之不肯让英耳，其比出于战，固也。然而英胜则施其权力以制俄，而我将为英有，俄胜则更不可问。昨闻二国已在珲春开仗，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窃恐我中国从此无安枕之日矣。事机甚迫，间不容发，失今不图，两国胜负一绝，我将归其席卷矣。言之能勿痛心？”[39]

原来，俄国会合法国、英国、德国瓜分中国的传言来自康有为，而康有为则是听李提摩太说的，空口无凭令人难以信服，因此出示了列强“瓜分中国图”，说得有鼻子有眼，使人不得不信。

山东道监察御史宋伯鲁上奏光绪皇帝紧急对策

“今拟请皇上速简通达外务、名震地球之重臣，如大学士李鸿章者，往见该教士李提摩太及日相伊腾博文，与之商酌办法，以工部主事康有位为参赞，必能转祸为福，以保乂我宗社，奠安我疆土。时至今日，危急万分，守旧之言万不可听。伏愿皇上独奋乾断，速下明诏，则四万万生灵，庶不至沦于异类，天下万世幸甚。臣发愤迫切，披沥上陈，伏乞皇上圣鉴。谨奏。”[40]

英国要在中国境内与俄国开仗了，该如何应对呢？唯一的好办法就是采用李提摩太的方案，同意“四国合邦”体制，才能很好的抵御俄国威胁。

“合邦”是什么意思？1905年11月“第二次日韩协约”签订，朝鲜与日本成功“合邦”的事例，其实质是强国吞并弱国。

“借才”与“合邦“说

综合各种资料来看，当时的“借才”之说包括两项主要内容，其中之一是聘请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做大清朝的顾问，第二是聘请日本著名前首相伊藤博文做大清朝的首相。

山东道监察御史宋伯鲁在奏折（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八）中所述李提摩太的“合邦”新方案，将中英美日四国合为一国，各出25人组成百人委员会，作为决策机构，中国将兵权、海关、外交权悉数交出，由百人委员会统一管理。

“渠之来也，拟联合中国、日本、美国及英国为合邦，共选通达时务、晓畅各国掌故者百人，专理四国兵政税则及一切外交等事，别练兵若干营，以资御侮。凡有外事，四国共之，则俄人不敢出；俄不敢出则德、法无所附，势必解散。”[41]

伊藤博文何许人也？

伊藤博文为日本历史上第一任首相，共担任过4任日本首相，吞并朝鲜后担任朝鲜第一任总监。伊藤博文在担任日本首相期间，对华发动了著名的甲午战争，逼迫清朝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

“伊藤博文1841年（天保十二年）9月2日生于长州，曾经担任第1任首相等共计4任首相，其他还担任过首任枢密院议长、首任贵族院议长等，是个拥有辉煌经历的人。生涯中，他也曾经成为拟订大日本帝国宪法（明治宪法）的主要人物，确立了日本的国家构造。最后，在辞掉首任韩国总监后，在1909年（明治四十二年）10月26日，受到韩国民族主义者安重根的阻击，68岁的生涯落幕。”[42]

“中日甲午战争就是在他当首相时发动的，他更把苛刻的《马关条约》强加给中国。在伊藤的领导下，日本基本上实现了丰臣秀吉所描绘的侵略设想‘欲先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欲先征服满蒙，必先征服朝鲜’的前半部分。他先是通过甲午战争独霸了朝鲜，又通过日俄战争获取了俄国在中国东北的不平等权益，为之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打下了基础，因此很多人把他看作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贪婪的侵略者，也有人称其为‘日本的俾斯麦’。”[43]

伊藤博文“辞去”第三次任日本首相后游历中国

“1898年（明治三十一）6月25日晚，伊藤首相邀请大隈重信（旧进步党）与板垣退助（旧自由党）至官邸，告知两人：他已向明治天皇推荐两人接任下一任内阁，若随后天皇下令时，希望二人能接受。27日，天皇指示由大隈与板田组阁：6月30日，第一次大隈内阁成立。”[44]

伊藤博文辞去首相后，回神奈川大矶町自己的宅邸“沧浪阁”住了十几天之后，便匆忙赶回东京，并在东京发表了访问大清朝的计划。

“7月13日，伊藤从大矶回东京，下榻帝国饭店，当天即与大隈首相见面，翌日也与板垣内相会晤。此外，伊藤似乎也向记者透露，将启程游历清国，预计从北京南下到长江流域。

旅行的目的是，实地见闻列强分割中国的状况，及了解清朝的内政动向等。在清朝方面，同年6月11日，年轻的光绪皇帝下诏变法，开启了政治上的大改革。……此行伊藤仅带几名随员，相当简单，但成员中包含了汉语翻译与精通英语的人各一名……”[45]

到清朝旅行，带英语翻译干什么？

伊藤博文经韩国到中国觐见光绪皇帝的行程

“7月26日，伊藤终于从大矶出发，途经京都、大阪等地，8月16日由神户港起航，18日抵达长崎，之后则经由韩国仁川，25日到达汉城（今首尔）。

抵达仁川时，一名皇族受命迎接伊藤。……

9月8日，伊藤一行从仁川启程抵达天津，14日进入北京。……

即便在天津，伊藤也受到清朝上下‘笔墨不能详尽的款待’，日夜忙于出席宴会，也有许多中国客人络绎不绝登门拜访，希望伊藤能为中国尽一份心力。

在北京时，9月20日伊藤被允许觐见光绪皇帝，受到几乎前所未有的礼遇。”[46]

伊藤博文、李提摩太两人同时来京、住同一旅馆

“伊藤博文是在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六日（9月11日）抵达天津。在此前两天的七月二十四日（9月9日），康有为也邀请了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自上海赴京。李提摩太则向康有为建议，聘请伊藤博文为中国变法的顾问。[47]按照本书第2章第3节的介绍，李提摩太曾于甲午战争后撰有《新政策》一文，主张中国应该将外交、新政、铁路、借款、报纸、教育等权力，皆交由西人掌管，想要以聘用西方人才之名，行攘夺中国政权之实。而康有为在朝廷大力推行变法革新的时候，突然将李提摩太邀至京城，动机为何？殊堪玩味。

伊藤博文抵华后，于二十七日（9月12日）上午九点钟拜谒直隶总督荣禄，相谈一小时之久。当天下午六点钟，荣禄在北洋医学堂设宴款待伊藤博文一行，在座包括了直隶按察使袁世凯、直隶提督聂士成等人。伊藤的随员森泰次郎，特地赋诗一首，题为〈荣中堂北洋医学堂讌集，恭赋纪盛，兼呈袁慰廷廉访〉，赠与直隶按察使袁世凯。其诗曰：

旌旗津口夕阳开，鼓乐清秋共举杯。

喜厕冠裳盍簪集，待看琴瑟改弦来。

西崑北漠今同轨，东箭南金尽异材。

最是推袁多骏骨，明朝携手上燕台。

这一首诗颇值得加以推敲，森泰次郎一方面吹捧袁世凯‘最是推袁多骏骨’，一方面又暧昧地说要‘明朝携手上燕台’。袁世凯是直隶按察使，并且在小站练兵，如何有机会和日本人‘携手上燕台’？日本人又要袁世凯去北京做什么？这首诗中，似乎隐藏着不少的隐喻与暗示。伊藤博文于七月二十九日抵达北京。

此外，在伊藤博文抵华的同时，传出了光绪皇帝要‘开懋勤殿’的消息。据梁启超《戊戌政变记》的记载：

七月廿八日，决意欲开懋勤殿，选集通国英才数十人，并延聘东西各国政治专家共议制度，将一切应兴应革之事，全盘筹算，定一详细规则，然后施行。

可见所谓的开懋勤殿，除了延聘本国人才之外，还包括要延聘东西各国的政治专家，来共商新政大局。”[48]

李提摩太本人在回忆录中写道：“夏天时，康有为曾经向我咨询改革的方式方法，并建议说，鉴于伊藤博文已经使日本变成了一个强盛的国家，对中国政府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请伊藤博文担任皇帝的顾问。……

9月中旬，我抵达北京后，与康有为见了面。他告诉我局势已变得很危险，他打算马上去上海。详细情况将由皇帝的师傅孙家鼐和谭嗣同等与皇帝接近的人告诉我。

我和伊藤博文侯爵住在同一所旅馆里，并同他的首席秘书津田（Tusda）先生进行了长谈……”[49]

光绪皇帝决定聘请李提摩太担任顾问

戊戌变法期间，“光绪帝还批准了康有为等人的奏请，决定聘请李提摩太担任皇帝的顾问，并通知他早日赴京就任。

这时，踌躇满志的李提摩太，以为从此可以直接对中国皇帝发号施令了，也顾不得他原是个传教士的身份，连忙打点准备首途赴京走马上任，在9月中旬赶到了北京。可是，正当此时，慈禧太后已在秘密地进行发动政变的准备了。李提摩太会见了康有为。康对他说局势已危急，他即向康提出一份英美日瓜分中国图[50]，要清政府交出全部政权，以解救危机，然后去找孙家鼐，孙告知他光绪帝决定在9月23日召见他……”[51]

聘任伊藤博文为中国宰相之议

戊戌年八月初五，伊藤博文晋见光绪皇帝的同日，康党终于正式向皇帝提出了他们的“合邦”建议，据康有为记载，提案是康氏在八月三日拟定的，呈递奏折的，是康党积极分子杨深秀。杨深秀在奏折中说：

“臣闻刑部主事洪汝冲所上封事中，有迁都、借才两说，而其最要最要者，莫过联结与国之一条，盖亦深恐新政不及布置，猝为强敌所乘，蹈波兰之覆辙耳……今该主事所见与臣闇合，而其语之痛切尤过于臣，是诚按切时势之言也。昨又闻英国牧师李提摩太，新从上海来京，为吾华遍筹胜算，亦云今日危局，非联合英、美、日本，别无图存之策……况值日本伊藤博文游历在都，其人曾为东瀛名相，必深愿联结吾华，共求自保者也。未为借才之举，先为借箸之筹。臣尤伏愿我皇上早定大计，固结英、美、日本三国，勿嫌合邦之名之不美，诚天下苍生之福矣。”

“贵州举人傅夔，主张用伊藤为中国宰相。傅夔上书奏言：‘日人素尚义气，喜功名，既无异种之嫌，复有同洲之患，今伊藤之来，苟乐为相助，于我诚便，…且臣所以请皇上留相伊藤者，近世欧洲多有此例，以为美谈，不以本国乏才为耻。’”[52]

事实证明，虽然李提摩太所拟合邦计划兼并中国的阴谋在慈禧太后训政后流于失败，然而在朝鲜的合邦计划却已经成为历史事实。在兼并朝鲜的合邦计划中，伊藤博文也是最重要的角色——主要的策划者与领导者，并担任被日本兼并后的第一任韩国总监。

李提摩太“合邦”计划所拟内阁名单中的外国阁员

李提摩太向光绪皇帝提出的变法方案的前两条是：

（1）皇帝应聘用两位外国顾问；（2）成立内阁，由八名部长组成，半数为满、汉族人担任，另外半数应聘请懂得世界进步事物的外国官员担任。[53]

那么，具体的人选是些什么人呢？

两位外国顾问：

李提摩太（英国传教士，在中国的西学“总教头”）

伊藤博文（卸任日本首相，曾发动甲午战争并签署马关条约）

四名外国阁员：

清朝总税务司赫德（英国人）

汇丰银行大班艾迪斯（英国人）

李鸿章的顾问科士达（美国前国务卿）

天津税务司德鲁（美国人）[54]

吞并中国乃“自然之理”

广学会出版的书籍中影响最大的有两种，一是英国人麦垦西著、李提摩太翻译并作序的《泰西新史揽要》，梁启超评论其为“西史中最佳之书也”。

另一套为林乐知编译的《中东战纪本末》，“中”指中国，“东”指日本，“战”指甲午海战，全书共有16卷，刊载了中日甲午战争大量的史料并附有多篇传教士撰写的论说。

“但是林乐知却利用它来散布‘弱肉强食’的论调。他在‘译序’中写道：

余美国人也，而寓华之日多于在美之年，爱之深，不觉其言之切。……各国之鹰瞵而虎视者，非尽欲侮中华也，弱肉而强食，势有必至，理有固然也。

林乐知把日本侵华之战称为‘义战’，战争的责任在中国而不在日本。他劝中国应速降日本：

中日之战，人皆曰，中败而日胜，是天之败中国也。〔中国宜〕迅速行成于日本，无论有无兵费，不妨悉索弊赋以应之，急则治标，别无良策也……[55]

林乐知更认为，外国人入侵中国是不可避免的，也是不能抵御的。他写道：

……欧洲各国，类皆驰情于域外，虽以非洲之酷热，北极之严寒，犹且图剖分而食之，造舟黾勉而赴之，矧以地处温和带下民殷物阜之中国，有不思染指于鼎，过屠门而大嚼乎？……夫使他国以恃强蔑理之心，专欺中国，……其于中国，则日逼日近，日压日重也。且察其舆论，验其人情，又似出于不得不然，非有所矫揉造作也。呜呼！秋水时至，百川灌河，尚有朝潮夕汐，进退盈缩之一候，若夫各国之入中国，则竟如水之就下，有进无退，有盈无缩也，其孰从而御之哉！[56]

林乐知的这些论调与殖民主义者的论调完全是异曲同工，这批传教士实际上就是殖民主义的鼓吹者和辩护士。”[57]

慈禧太后力挽狂澜——挫败英、日吞并中国的图谋

“戊戌变法时期，尤其是伊藤博文来华之后，伊藤博文与李提摩太等人希望借戊戌变法的机会，利用变法官员（这些官员大多年轻、资浅而无国际经验）掌握决策核心的便利，意图实行其‘合邦’的阴谋，而‘借才’则是其具体手段。对于可能阻碍‘借才’、‘合邦’计划的慈禧太后与荣禄，则打算利用袁世凯的军队‘杀荣禄、兵围颐和园’，重复日本人在朝鲜甲申政变、乙未事变时的所作所为。慈禧太后是在明了当时情势险峻之后，才当机立断发动政变，挽救了此一危局。因此，笔者以力挽狂澜一词，来为慈禧太后发动的政变做出评估。”[58]

​**“中英美日合邦计划”泡汤经历——戊戌大事日志**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

1898年6月11日起，光绪皇帝开始变法。

戊戌变法期间，光绪帝批准康有为等人的奏请，决定聘请李提摩太担任皇帝顾问。

1898年（明治三十一年）6月25日晚，伊藤首相与大隈重信及板垣退助谈话，表示希望请他们接替自己将辞去的日本首相职务；27日，天皇指示由大隈与板田组阁：6月30日，第一次大隈内阁成立。7月13日，伊藤博文与继任首相大隈重信见面，翌日与内相板垣退助谈话；期间并向记者透露自己将启程游历中国。

7月26日伊藤从日本神奈川自己的宅邸大矶町“沧浪阁”出发，开始了经由日本国内及朝鲜的漫长中国之旅，最终目的地：北京。

七月二十三日（9月8日），伊藤一行从仁川启程乘船赶赴天津。

七月二十四日（9月9日）**，**洪汝冲提迁都、借才、联邦之议，康有为邀请李提摩太至北京；徐致靖荐举袁世凯。

七月二十六日（9月11日），伊藤博文抵达中国天津，开始有借才之议论。

七月二十八日（9月13日），光绪皇帝提出开懋勤殿，聘请东西各国政治专家的主张。

七月二十九日（9月14日），伊藤博文、袁世凯抵达北京。伊藤博文与李提摩太同住一间旅馆。

八月初一（9月16日），光绪皇帝召见袁世凯。

八月初二（9月17日），光绪皇帝再次召见袁世凯。

八月初三（9月18日），谭嗣同游说袁世凯“杀荣禄、兵围颐和园”；康有为要杨深秀、宋伯鲁提出“合邦”之议；杨崇伊上书慈禧太后请求训政；英国军舰出没于塘沽、山海关附近，东北传出英日与俄国开战的传闻。

八月初四（9月19日），慈禧太后由颐和园回到紫禁城。

八月初五（9月20日），光绪皇帝召见伊藤博文；变法派官员杨深秀于上书光绪皇帝：“臣尤伏愿我皇上早定大计，固结英、美、日本三国，勿嫌‘合邦’之名之不美。”

八月初六（9月21日），变法派官员宋伯鲁上书：“渠（李提摩太）之来也，拟联合中国、日本、美国及英国为合邦，共选通达时务、晓畅各国掌故者百人，专理四国兵政税则及一切外交等事，别练兵若干营，以资御侮。……今拟请皇上速简通达外务、名震地球之重臣，如大学士李鸿章者，往见该教士李提摩太及日相伊藤博文，与之商酌办法。”慈禧太后发动政变，“中英美日合邦计划”流产。

八月初八（9月23日），光绪皇帝原定于这一天召见李提摩太，届时很可能会正式发布诏书，聘任李提摩太与伊藤博文。

“根据英国人苏特尔（W.E.Soothhill）所撰之《李提摩太传》（Timothy Richard of China）一书的记载：清朝方面原先预定于八月初八（9月23日）请李提摩太就顾问职，但是未及那日，而政变已成。如果光绪皇帝要在八月八日任命李提摩太为顾问，则‘借才’的主角伊藤博文应该更有重用。换句话说，八月初八可能就是光绪皇帝要实施‘借才’计划的时间。

康有为、宋伯鲁乃至杨深秀等这些戊戌变法的重要人物，其外交常识竟如此幼稚，而至于轻信李提摩太、伊藤博文等人的游说，几乎将中国的主权拱手相让。若非慈禧太后断然发动政变，一旦光绪皇帝同意了变法派‘合邦’的主张，则中国将不堪设想矣。”[59]

英、日、美的“合邦”实践及其源流

李提摩太所策划的通过“英、日、美、中合邦”并吞中国的图谋失败了，然而并不能说“合邦制”本身作为殖民主义兼并他国的一种方式没有得逞的事例。

“合邦制”的实践，如日本在朝鲜的殖民合邦就是典型的例子。“合邦”一词来自日本。1893年，日人森本藤吉出版《大东合邦论》一书，

鼓吹日本应该与朝鲜合为一国。不需要大规模的流血征服，殖民者通过与被殖民者国家的元首或首脑达成协议，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将对方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然后逐渐实施控制的措施，最终将对方吞并了事。1896年，日本与朝鲜正式“合邦”，结果是朝鲜国王出逃，其后闵妃被杀，朝鲜内乱不断；至1905年，日本在朝鲜设置统监，统管其政治外交事务，而首任统监就是“英、日、美、中合邦”计划的当事人之一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大体同时期，美国兼并夏威夷也采用了“合邦”的方式。可以说其它被“合邦”的对象，并不像中国那么幸运，有一个慈禧太后可以出来“力挽狂澜”。

1938年11月日本政府发表建立《大东亚新秩序》的宣言，欲树立“中日满三国相互提携，建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互助连环的关系”，就是“合邦论”的流变。通过合邦的方式兼并别国主权的殖民形式，实际上是大英帝国在18世纪“鲸吞印度”时，首先“发明”的。

“合邦”殖民方式的发明权属于英国东印度公司

“英国人透过附属同盟（subsidiary alliance）完成进一步的实质占领，这种合作模式是在克莱夫时代[60]发明的，东印度公司和印度王公结盟，在友好国家部属军力，这样就可以让孟加拉免于受到其他王公的攻击。至于在王公这一方面则可以保护自己免于受到外部或内部敌人的攻击，但他得支付军事费用并且在宫廷中任用英国人。王公就此变成了有力的同盟国，而英国人也得以在领土安全距离之外迎战敌人，并且和其他人共同分摊昂贵的军事费用。阿尔寇特、阿瓦德和海德拉巴的统治者在初期就参与这种条件互换，不过这种看起来颇公平的互惠同盟在开始运作后，却反而让英国人堂皇入室，也导致印度本身破产。”[61]

这里的“附属同盟”概念，其内涵与“合邦”概念完全一样。

吞并中国的“合邦”计划流产，李提摩太逃回上海

“慈禧在9月21日凌晨即发动宫廷政变，把光绪帝软禁起来，亲自临朝听政，并下令逮捕维新派领袖。康有为这时已经逃走，李提摩太在政变发生后立即召集梁启超、谭嗣同到他寓所举行紧急会议，商讨挽救办法，决定要保护光绪皇帝，吁请各国驻华公使出面干涉。于是议决由梁启超去见日本公使，容闳去见美国公使，李提摩太去见英国公使。但是，各国公使在未获得本国政府训令前未敢有所行动，梁启超等乘机逃走，结果是一无所获。留京未走的谭嗣同等六人惨遭杀害。李提摩太充当皇帝顾问的美梦也随之破灭。他乘到天津找英国公使之机也就一溜烟地逃回上海，连英国公使的面也没有见。”[62]

伊藤氏“任清朝宰相”打算落空，一个月后被天皇召回日本

“当伊藤博文得知袁世凯倒向慈禧方面、慈禧通过荣禄掌控军权时，他惊呼：‘太晚了！没有军队，皇帝什么也干不了。’伊藤博文立即收拾行囊，离开了北京。”[63]“清朝首相”没有做成，有点得不偿失，无奈到江南继续接下来的行程。

“10月底，当大隈内阁与宪政党内的斗争恶化时，天皇命令德大寺伺从长发电报给滞留上海的伊藤，要求伊藤返国。因应这一要求，伊藤立即从上海出发，踏上返国之途。”[64]

伊藤博文这次离开日本首相的职位到清朝一游，始终看不出下野赋闲的迹象。从安排大隈重信与板垣退助组成新的内阁，内阁组成之后又与分别与大隈重信及板垣退助会晤谈话，紧接着就是向记者公开自己的访问清朝计划，目的是“实地见闻列强分割中国的状况，及了解清朝的内政动向”。在启程往清朝的途中经过韩国，皇族人员“受命”接待。到天津后次日即受到清廷直隶总督的隆重接待，还有袁世凯作陪；抵达北京后，与李提摩太住同一间旅馆，其首席秘书与李提摩太进行了长谈；伊藤这次到清朝访问的简单随员中还有一名精通英语的翻译人员，显然是有备而来；在来清廷之前，康有为即授意变法派官员纷纷上书，要求光绪皇帝借用国外人才并赋予事权，甚至委以宰相之任；9月14日抵达北京，9月20日得到光绪皇帝的召见，受到前所未有的礼遇……

9月20日慈禧太后训政之后，伊藤博文又指使日本驻华公使馆协助梁启超出逃日本，然后在北京、上海等地等待时机，在光绪复位无望的情况下，又被日本天皇电报召回。

下野期间，伊藤博文名义上赋闲，实际上却一点也没有闲着。

慈禧太后挫败英日美兼并中国**“合邦计划”**的意义

维新派领袖康有为偏激而无知。在他看来，欧美以炮舰掠夺世界的行为，是“世界大同、天下一家”之序幕（《大同书》）。这一历史阶段，西方正计划用“征服世界的西方精神”（炮舰＋西方文化）吞噬中国，现在有了“中国内应”来倡导融入西方的“世界大同”，岂不正中下怀！

关于“征服世界的西方精神”吞噬昔日的“天下中心”，列文森——费正清式的仇视中国文化的美国汉学家——幸灾乐祸地写道：

当中国不再是世界中心或“中央王国”，或者说不再是“天下”时，儒学也就不再具有“中天下而立”的美德或活力了。……中国面对世界，而不再涵摄它，她甚至面临被消融的危险。……中国文明所发生的现代变化，历史所发生的现代变化，与兰克（Ranke）所宣称的“征服世界的西方精神”是相吻合的。……（在）兰克，……欧洲历史就是世界历史的观点中，西方为自己获得了位置。中国的现状正相反。中国的历史也曾被认为是世界的历史，“天下”即是“帝国”，也指世界，但中国已丧失了这种地位。[65]

康有为参与策划了一场“将中国消融于世界”的改革。1898年戊戌变法的前夕，经过维新派、共济会（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和东京朝野三方的共谋，由伊藤博文辞去日本首相来华。这位不久前的甲午战争的策划者和《马关条约》的勒索者，在津京两地备受欢迎。李提摩太向康有为建议，聘请伊藤博文為变法的顾问。维新派一边安排伊藤博文秘密会见光绪皇帝，一边上书：要求朝廷委任伊藤博文为“中国首相”，掌军国大权；中日合并，甚至与英、美、日四国合并，光绪为“儿皇帝”。

戊戌变法，无异于亡国行为。因而，遭到慈禧太后的断然措施。

伊藤博文无功而返，复任日本首相（十年后，他任朝鲜统监，实施吞并这个邻邦，结果被刺杀，得到了应有的报应）。

值得一提的是，戊戌变法和亲日亲西派的行径，其国际后果极为严重。例如，俄罗斯认为，共济会的阴谋是其它列强“先合并中国，再共灭俄国”。1902年《英日同盟》、1904年日俄战争以及1918年的十四国武装干涉，都令俄罗斯的恐惧感与日俱增。因此，在戊戌变法后的半个世纪中，俄罗斯丧心病狂地分离蒙古、占领满洲、觊觎新疆。[66]

康、梁分别在英国与日本的帮助下流亡海外

值得注意的是，康有为是在英国公使帮助下经香港逃往日本，而梁启超则是被日本军舰接走流亡日本的……

“政变前一天,康有为乘火车到天津，次日乘英国太古公司轮船‘重庆号’前往上海，经九死一生,在英国人的保护和接应下，于14日到达香港。维新派另一领袖梁启超则在政变当天躲入日本使馆，后乘日舰逃亡日本。康有为亦于9月5日东渡日本，从此，师徒二人开始了十余年的流亡生涯。”[67]

梁启超流亡日本后仍鼓吹中日“合邦”为大势所趋

在戊戌政变之后，梁启超在光绪二十五年（1899）流亡日本时仍说：“日本与我，唇齿兄弟之国，必互灭畛域，协同提携，然后可以保黄种之独立，杜欧势之东渐。他日支那、日本两国，殆将成‘合邦’之局，而言语之互通，实为联合第一义焉。” [68]

康有为赴英国，试图说服英国政府出兵推翻慈禧政权

“康有为先是在日本旅居数月，但清廷向日本政府施加压力，迫使康有为离日。康有为于是渡太平洋到达加拿大维多利亚港，赴温哥华。光绪二十五年（1899）四月，渡大西洋至伦敦，试图寻求英国政府支持他营救光绪帝，推翻慈禧太后政权，实行立宪。未果，于次月返回加拿大。这是康有为第一次到欧洲。” [69]

康有为是经学上的“野狐禅”——翁同龢的评论

近代以来有人将康有为视为“康圣人”，认为他在经学上继承了孔子的思想，又是近代思想的开山鼻祖。然而，康有为的维新思想来源于李提摩太的广学会；在传统儒家学说而言当时清朝宰相翁同龢谓康有为是经学上的“野狐禅”。

“当时朝中的当政大臣，对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的观点则是嗤之以鼻的。翁同龢说到：‘康长素（祖诒，广东举人，名士）《新学伪经考》，以为刘欣古文无一不伪，窜乱六经，而郑康成以下皆为所惑，真说经家一野狐也，惊诧不已。’[70]梁启超对《新学伪经考》亦评论道：‘有为以好博好异之故，往往不惜抹杀证据或曲解证据，以犯科学家之大忌，此其所短也。有为之为人也，万事纯任主观，自信力极强，而持之坚毅；其对于客观的事实，或竟蔑视，或必欲强之以从我，其在事业上也有然，其在学问上也有然；其所以自成家数崛起一时者以此。’[71]确实，康有为新学伪经之理论，无法解释《史记》中秦始皇焚书的记载；如果秦焚书并未厄及六经，康有为也无法解释为何汉初已不见《尚书》，晁错要从伏生之口授而得今文《尚书》二十八篇；刘欣之父刘向早已在中秘校书多年，刘欣子承父业，校书未必与助莽簒汉有关……”[72]

“野狐禅”出自禅宗典故，意思是说康有为的说法失之偏颇，终究不得正果。

以“维新变法”为名义“兼并中国计划”虽然落空了，但由此开始的“西学化”进程并未停止，直至后来出现的“全盘西化”风潮，终于使中国陷入了旷古未有的民族文化危机之中……

亨利•基辛格对晚清政治的评论

“中国虽然历经战乱，又遭到一波又一波的殖民侵略和国内剧变的冲击，但中国作为万邦之上国的信念始终如一。靠着这种信念，中国经过自己的奋斗最终战胜了困难。中国的政治家在一个痛苦而往往是屈辱的过程中，最终保住了濒于崩溃的中国式世界秩序遗留下的道义遗产和领土遗产。

也许最令人惊叹的是，中国人几乎完全靠传统的方式做到了这一点。……鉴于与列强之间的巨大反差，中国经过一番抗争得以维持一个独立的中央政府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73]

详见：林鹏、诸玄识、董并生专著《西方中心论批判》三卷本之二《历史篇——帝国的实相》第3章〈殖民帝国的历史（中）〉

[1]关于李提摩太的生平，可参见顾长声《欧风美雨袭中华》（美国加州Montereypark市：长青文化公司，2001年4月第1版），页139-154。见雷家圣《力挽狂澜——戊戌变法新探》第47-48页，台湾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12月初版。

[2]《中国基督教差会手册》1896年，第308页。

[3]梁启超《读西学书法》，上海时务报石印本（光绪二十二年）。

[4]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13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1月第4版。

[5]李提摩太《我们工作的必要与范围》，《同文书会年报•第4年》。转引自宋原放主编、汪家熔辑注《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第1卷），湖北教育出版社、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07页。

[6]《创办广学会计划书》，转引自方汉奇主编《中国近代报刊史》（上），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0页。

[7]李提摩太《我们工作的必要与范围》，《同文书会年报•第4年》。转引自宋原放主编、汪家熔辑注《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第1卷），第207-208页。

[8][美]何凯立著，陈建明、王再兴译《基督教在华出版事业（1912-1949）》，四川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9页。

[9]赵晓兰、吴潮《传教士中文报刊史》第177-178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7月第1版。

[10]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13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1月第4版。

[11]《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李宪堂、候林莉中译本第202-203页，天津人民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1年8月第1版。

[12]《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李宪堂、候林莉中译本第245页，天津人民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1年8月第1版。

[13]李董寿《广学会有大益于中国说》，《万国公报》第107册，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1897年）。

[14]《读万国公报》，《新学月报》，丁酉九月（1897年）。

[15]赵晓兰、吴潮《传教士中文报刊史》第201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7月第1版。

[16]赵晓兰、吴潮《传教士中文报刊史》第205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7月第1版。

[17]苏慧廉《李提摩太》第218-220页；《广学会年报》1895年，第9页。

[18]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15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1月第4版。

[19]朱维铮《导言》，载李天纲编校《万国公报文选》，三联书店，1998年版。转引自赵晓兰、吴潮《传教士中文报刊史》第199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7月第1版。

[20]赵晓兰、吴潮《传教士中文报刊史》第202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7月第1版。

[21]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13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1月第4版。

[22]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15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1月第4版。

[23]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人民出版社，1947年版，第299页。

[24]赵晓兰、吴潮《传教士中文报刊史》第202-203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7月第1版。

[25]赵晓兰、吴潮《传教士中文报刊史》第204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7月第1版。

[26]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148-14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1月第4版。

[27]顾长声《欧风美雨袭中华》第154-155页，美国加州Montereypark市长青文化公司，2001年4月第1版。

[28]雷家圣《力挽狂澜——戊戌变法新探》第48页，台湾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12月初版。

[29]李提摩太《新政策》并序，《万国公报》第87册，1896年4月。

[30]苏慧廉《李提摩太》第220-221页。

[31]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152-15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1月第4版。

[32]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15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1月第4版。

[33]即军机章京——译者。

[34]《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李宪堂、候林莉中译本第247页，天津人民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1年8月第1版。

[35]《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李宪堂、候林莉中译本第247页，天津人民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1年8月第1版。

[36]《万国公报》第93、94册，1896年10月、11月。

[37]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137-13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1月第4版。

[38]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六日「掌山东道监察御史臣宋伯鲁摺」，见《戊戌变法档案史料》，页170。

[39]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六日「掌山东道监察御史臣宋伯鲁摺」，见《戊戌变法档案史料》，页170。

[40]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六日「掌山东道监察御史臣宋伯鲁摺」，见《戊戌变法档案史料》，页170。

[41]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六日「掌山东道监察御史臣宋伯鲁摺」，见《戊戌变法档案史料》，页170。

[42][日]伊藤之雄《伊藤博文——创造近代日本之人》序言，李启彰、钟瑞芳中译本第2页，台湾广场出版远足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17年4月1版2刷。

[43] [日]伊藤博文《日本帝国宪法义解》牛仲君中译本〈译者序〉第1页，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5月第1版。

[44] [日]伊藤之雄《伊藤博文——创造近代日本之人》李启彰、钟瑞芳中译本第364页，台湾广场出版远足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17年4月1版2刷。

[45][日]伊藤之雄《伊藤博文——创造近代日本之人》李启彰、钟瑞芳中译本第365页，台湾广场出版远足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17年4月1版2刷。

[46][日]伊藤之雄《伊藤博文——创造近代日本之人》李启彰、钟瑞芳中译本第365-366页，台湾广场出版远足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17年4月1版2刷。

[47]李提摩太著、林树惠译《中国的维新运动》，收入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3册，页563。

[48]雷家圣《力挽狂澜——戊戌变法新探》第103-105页，台湾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12月初版。

[49]《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李宪堂、候林莉中译本第248-249页，天津人民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1年8月第1版。

[50]按：这里所出示的不是“英美日瓜分中国图”，而是“俄罗斯瓜分中国图”。详见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六日「掌山东道监察御史臣宋伯鲁摺」，见《戊戌变法档案史料》，页170。

[51]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15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1月第4版。

[52]收于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3卷，第267-272页。

[53]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15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1月第4版。

[54]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15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1月第4版。

[55]林乐知编译《中东战纪本末》初编第6卷，第15-19页。

[56]林乐知编译《中东战纪本末》初编第8卷，第34-37页。

[57]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143-14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1月第4版。

[58]雷家圣《力挽狂澜——戊戌变法新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