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炎：命名政治——以色列地名与话语霸权_风闻

在犹太复国主义文化与意识形态的框架内，以色列政府通过让国民不经意地阅读地标、地图，使复国与复兴犹太文化的意识形态印刻在地理标志上，并将其自然化。地标有意识形态的潜文本，不经意地阅读，就会将意识形态内化。　　【内容提要】从围绕以色列地名变迁展开的政治与文化博弈，揭示出地名虽然只是一种象征符号，但是通过它，不同的人对生活环境可以赋予不同的意义，地名从来不是客观的、自然的，它是共同体生活价值的载体。在犹太复国主义文化与意识形态的框架内，以色列政府通过让国民不经意地阅读地标、地图，使复国与复兴犹太文化的意识形态印刻在地理标志上，并将其自然化。地标有意识形态的潜文本，不经意地阅读，就会将意识形态内化。本文将揭开地图、地标的潜文本，剖析地理文本背后的权力博弈。

　　【关键词】地名　希伯来化　犹太复国主义　意识形态

　　一、地名疑云

　　2010年1月我到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访问，与以色列学者交流犹太大屠杀研究，不期有个意外收获。开会前几天空闲，筹划一次开车自驾游览以色列。在美国时就听说以色列租车很便宜，找到一家Hertz租车行，租价果然诱人。但不认识路，只好再租一个GPS卫星定位器。在GPS的指引下，从特拉维夫驱车开往耶路撒冷。距离并不遥远，一个半小时就到了耶城。其实，整个以色列国土才2万多平方公里，从一端到另一端也没多远。一路上看到许多耳熟能详的地名，在《圣经》上出现频率很高。每过高速公路一个出口，绿色交通指示牌上醒目标着“希伯伦”(Hebron)、“撒玛利亚”(Samaria)、“犹大”(Judea)、“别是巴”(Beer Sheba)、“拿撒勒”(Nazareth)等，如雷贯耳，让我想起《旧约》讲述的古希伯来民族开疆拓土的悲壮故事。一路开下来，我越来越确信这里乃犹太民族发祥之地，一个古老民族曾昔日辉煌，如今归返故里，再次发轫，重振雄风。但一个小小的技术故障，使我意识到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开到耶路撒冷时，我找“大卫王路“(King David Road)去入住饭店，反复在GPS上输入这个英文地名，仪器却不识别，只好问路。一位热心人告诉我，这条路原本不叫这个名字，是阿拉伯地名，与大卫王毫无关系。当输入她写给我的地名时，GPS才顺利接受。

　　这件小事让我难以释怀，请教了希伯来大学一位历史教授，他说以色列建国后，政府曾成立地名委员会，把大部分阿拉伯地名，改为圣经上或犹太法典上的名字，还用复国主义色彩的称谓命名了不少地方。以色列政府通过重修国家地理，强化犹太复国与土地的联系，给以色列建国提供合法性，让国民世代缅怀犹太祖先悲壮的历史，也迫使阿拉伯人接受犹太人占领的事实。这显然是个有意思的课题，地名与文化价值、与意识形态都密切相关，世界各国在历史转折关头，常在地名上大做文章，北京、上海的地名也在几十年前随政治运动风云变幻，有几次大变迁。所以，研究地名的变化，可以揭示背后更深层的权力博弈，如民族国家的认同、价值观的重塑、历史再书写、以及政治话语的合法性等。因此，我一直没有放下这个题目，继续收集资料，发现以色列地名值得研究，细致梳理以色列地图更名与命名的历史脉络，可以揭示现代以色列史上的诸多问题。

　　二、英托管巴勒斯坦时期的地名博弈

　　所谓“以色列地名希伯来化”，并非肇始于以色列建国，早在英国托管巴勒斯坦时期(1923～1948年)，这一计划已经初露端倪。19世纪赫茨尔领导的犹太复国运动风起云涌，他号召欧洲离散的犹太人返回巴勒斯坦，重建失去的家园。离散犹太人对“以色列地”(这里采用《旧约》“和合本”的译法，Eretz Israel，或the Land of Israel)的想象，主要来自犹太《圣经》和犹太教仪式，但现实中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定居点(Jewish Settlement)，与经书文本记述的象征性家园相去甚远。理想与现实的差距，给满怀热情移民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当头泼了冷水。这给犹太复国运动提出一个迫切任务：必须将犹太历史和记忆与巴勒斯坦地理联系起来，把犹太复国与复兴犹太文化的意识形态印刻在地图上。也就是说，用希伯来地名唤起犹太移民的民族情绪，认同巴勒斯坦为“上帝应许之地”，让命名建立起身份与空间的联系，让记忆穿越漫长的时间阻隔，通向当下对巴勒斯坦的文化殖民。实现这个目标谈何容易，《圣经》和犹太史料只提到过174个地名，而巴勒斯坦的山川河流、村镇城市大多是阿拉伯地名，一百多个希伯来名字无法满足更名的需要;于是，推动重修巴勒斯坦地理的“希伯来文化纯粹主义者”称，尚有大量希伯来地名不为人知，需要进一步考古发现。

　　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许多欧洲机构、团体对巴勒斯坦进行地理考察，目的是将《圣经》地名与当代巴勒斯坦地貌联系起来。这一时期渐渐形成一种理论，认为虽然朝代更迭，历史沧海桑田，巴勒斯坦的阿拉伯地名中仍保留了古代闪族名称的形式，即使拼写变化较大，也还可以回溯到《圣经》时代;拼写变化系公元7世纪以来，阿拉伯人占领巴勒斯坦的后果，古代希伯来地名被阿拉伯人扭曲了;这一假说为希伯来化地图奠定了理论基础。

　　在1925年，定居英托管巴勒斯坦的犹太人，自发组织了一个特别委员会，规划犹太人定居点的命名，命名原则有两个，一是“恢复”《圣经》或犹太法典上的地名;二是以复国主义历史人物或政治领袖命名，纪念他们的丰功伟绩。这一组织到1951年3月才解散，一共存在了26年。这26年中，特别委员会一共命名415个新定居点，其中，“恢复”古希伯来地名108个，为纪念历史人物命名120个地方，还有187个命名属象征的，即以象征犹太历史或文化的名字命名土地。应当指出的是，1931年复兴希伯来语运动与地名希伯来化运动一起，构建起犹太复国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希伯来语复兴，绝不止于恢复希伯来语为日常语言，它有更重要的使命，即将锡安主义者从巴勒斯坦地区族群混杂的现状中提升出来，使其成作为一个鹤立鸡群的文化共同体。

　　英国托管当局从1922年起，承认希伯来语与阿拉伯语、英语一道，共同充作巴勒斯坦官方语言，但对官方出版物上标出希伯来地名却十分敏感。犹太复国主义者常年游说英国人接纳希伯来地名，使之与阿拉伯和英语地名并列印制在地图上，至少也要出现在官方文件的索引上，促使官方事实上认可巴勒斯坦为犹太家园。但结果不如人意，20世纪40年代当局出版的“圣地1：100000地图”上，绝大部分地方仍为阿拉伯和基督教传统地名，具体数字为：3700个阿拉伯地名，200多个希伯来地名(在犹太人定居点范围内)，还有以英语形式拼写的《圣经》地名，比如Jerusalem (阿拉伯语：Al-Quds， 希伯来语：Yerushalaim)，Hebron(阿拉伯：Al-Halil，希伯来：Hevron)。地名以不同形式标识，显然不仅是语言表层的差异，它可以唤起不同族群的情感与记忆，也是操纵政治环境的工具。

　　三、以色列建国后内盖夫沙漠地名的希伯来化（1949 ～ 1950年）

　　1948年以色列建国，以地图希伯来化成为一场国家推动的、旨在以希伯来语命名整个以色列地貌的一场运动。这是现代以色列空间史上的一场革命，它始于1949年对内盖夫沙漠(Negev Desert)的命名计划。透过这场运动可以看出，立国后的以政府，努力把复国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两个层面结合起来，一个是犹太复国的地缘基础——“以色列地”(Eretz Israel)，另一个是犹太文化复兴政策——即恢复希伯来语和犹太传统为以国核心文化，两者的结合便转化成声势浩大的地名希伯来化运动。

　　英国政府曾在1948 ～ 1949年间，图谋将内盖夫沙漠从以色列版图上分离出去，结果引发了以政府的内盖夫沙漠更名计划;内盖夫沙漠占以色列领土近一半，为宣示主权，以总理本·古里安亲自主抓内盖夫地理计划。1949年6月，他第一次视察内盖夫沙漠，做出指示：

　　内盖夫地区有大量阿拉伯地名是扭曲的、混乱的和无意义的，有些甚至有负面影响或属冒犯性质，体现了外国文化精神。当以色列国旗在内盖夫沙漠升起时，更改地名就成为一项紧迫的任务。去掉外国地名，改为希伯来名称，才能贴近内盖夫保卫者和定居者的心。

　　古里安任命一个委员会，任务是勘定内盖夫沙漠各地方、山脉、河流、道路的希伯来名称。地名勘定工作分两个步骤，第一步由委员会下属的“地理分会”(geographical sub-committees)根据托管当局1：250000地图收集地名，把阿拉伯地名翻译成希伯来语。第二步再由“历史分会”(historical sub-committee)整理收集来的地名，在圣经、犹太法典、埃及或亚述碑文上，甚至在希腊、罗马文学中寻找历史材料，炮制希伯来地名。最后，由委员会制定命名规则，按规则落实命名工作。规则大致归纳如下几类：第一，尽量使用《圣经》名称，即使不是地名也可以用;第二，以犹太历史人物命名，例如，马萨达(Masada)附近的不少地名，就以反抗古罗马起义的犹太英雄命名;第三，反映地标和地貌的阿拉伯地名，直接翻译成希伯来语;第四，实在找不到历史渊源的阿拉伯地名，就音译成希伯来名。

　　当然，首推圣经或犹太法典地名，既可以表达“以色列地”与古代文献之间的“连续性”(continuity)与“一贯性”(coherence)，又可以见证古代犹大和以色列王国与现代以色列之间的历史联系，是一种复国意识形态的“本质主义”(essentialism)诉求。但人愿难遂，因历史材料缺乏，实际操作起来并不容易。在内盖夫范围内，《圣经》只给提供了大约40个地名，委员会只好去搜集一些非犹太史料，坚信现存地名的背后，一定隐藏了希伯来名;于是东拼西凑，勉强恢复了些希伯来经卷地名;但令人头疼的是，一些古代文献中出现过的地名，无法确定其地理方位，只好命名了些无关紧要的干河;这样算下来，内盖夫沙漠一共才恢复70个古希伯来经卷地名，其中包括河流、水井、定居点和废弃的阿拉伯村。

　　内盖夫地名工程仅用8个月就胜利完成，一共命名了560个地名(大部分是翻译阿拉伯地名和以历史人物命名)，地域覆盖从埃拉特(Eilat)、加沙至英该地(Ein Gedi)一线，幅员近以色列国土的一半。这项计划意义重大，标志着官方组织的地名工程正式启动，具备了向全国推广的条件。内盖夫地名勘定工作一结束，本·古里安就给地名委员会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盛赞他们的成就：

　　我代表以色列政府对你们的工作表示感谢。你们勘定了内盖夫沙漠地区的山川、河流、道路、泉井等地名，让以色列一半领土洗刷了外国语言带来的耻辱。这项工作首先由以色列国防军开启，他们把内盖夫从外国人的统治中解放出来。我希望你们继续他们的工作，把以色列全境从外国语言的统治中救赎出来。

　　四、以色列全境推广更改地名计划（1950 ～ 1960年）

　　委员会原职责仅限于南部内盖夫沙漠，此时委员会主席已不满足这个范围，他在1950年11月向政府提议将整个国家地图希伯来化。1951年3月，以色列政府正式组建“政府地名委员会”(Government Names Commission)，成员由当时最著名的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地理学家和文学家组成，希伯来化范围向全境推广(但不包括地方政府管辖的街道名称)。紧接着，政府又于1952年成立“希伯来语言学院”(Academy of Hebrew Language)，希伯来化名称已经扩大到动植物学名;不久语言学院与地名委员会合并一家，同心协力清除以色列境内所有外国名称。当年改名的情形很偏激，国父本·古里安利用声望和特权，强迫政府高官改从希伯来姓氏。要知道以色列国民来自世界各地，很多人的姓氏早按所居国习俗归化了，他命令军队高官和外交官改姓，会给多少家庭带来不便和尴尬，这一政策到1995年9月才废止。当然，还有很多到以色列定居的犹太移民主动改姓名，比如，名叫大卫·格鲁恩(David Gruen)的波兰移民，到以色列后就改名为大卫·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 本来叫戈尔达·迈耶森(Golda Meyerson)的姑娘，改随以色列铁娘子总理戈尔达·梅厄(Gold Meir)的名氏。以色列人要彻底弃绝老欧洲犹太人的一切，塑造“萨布拉”(sabra)——新犹太人的形象。欧洲犹太人没有土地、苍白怯懦，而萨布拉则是有家园、全副武装、皮肤古铜色、有能力保卫家园的犹太人。命名占领的土地象征一种文化裂变，也即民族精神的超越与升华：《圣经》上的古希伯来人涅槃重生了。

　　从1950至1960年这十年间，地名希伯来化政策已在以色列全境展开，国家地名委员会吸取内盖夫经验，给第二阶段地名勘定工作制定了严格、明确的实施细则：第一，总原则：把所有阿拉伯地名更改为希伯来地名，给无名地方命名。第二，凡以阿拉伯人名或诨名命名的地方，一律彻底更换名称。第三，凡属描述地貌或自然现象的阿拉伯地名，一律翻译为希伯来语。第四，阿拉伯地名发音与希伯来语相近者音译。第五，阿拉伯聚居村地名不宜希伯来化者，但如恰有对应的古希伯来名称，也建议更改。

　　从1950年到1958年，地名委员会共勘定地名3000个，取得阶段性成果，官方出版了1：100000希伯来化国家地图。到1960年代初，委员会勘定地名5000个。在这些数字和成果背后，以色列境内阿拉伯人的日常经验被改写或取消了。阿拉伯地名对本地阿拉伯人来说，乃日常生活中最基本、最自然的事情，即使对犹太老住户来说，也是如此。而以政府却认为阿拉伯地名是扭曲的、不真实的，人们尽可用阿拉伯地名辨识地形、地貌，但在文化上却是错误的。政府推行希伯来化工程，漠视本地居民以日常语言称呼的地名，这意味着通过地名积淀下来的民间经验与记忆丧失殆尽了。以色列的阿拉伯人不仅失去了家园，也失去了自己的语言;所以，阿拉伯世界谴责以色列不仅在空间上隔离巴勒斯坦人，也在语言上囚禁他们。

　　当以色列地图大多已更改为希伯来地名时，新地名是否深入人心、畅行无阻仍是个问题。百姓的习惯很顽固，地名委员会要宣传和推行新地名，任重道远。本·古里安首先带头贯彻落实，他利用军队纪律严明，强行灌输新地名，命令以国防军系统内全部使用新地名，军方最高指挥部要逐级下发新地名到各军事单位，并立即投入使用。委员会还发现路标是个有效手段，可以让人不知不觉地接受新地名。于是，动员交通部门修改路标和交通牌。同时，下文到教育部，要求学校老师和学生把宣传新地名作为一项光荣任务，从己做起，剔除外国地名，牢记希伯来地名。地方政府也行动起来，号召出版社、邮局、劳工部门、教育机构、公司、电台一起宣传、使用新地名。据以色列国家地名委员会的一份报告，截止到1992年，共勘定希伯来地名7000个。不断更新的国家地图，让犹太文化与以色列土地紧密相连，有效地强化了公民的国家认同感。新地名循序渐进地融入公民日常生活和语言中，今天以色列人完全内化了希伯来地名，对大规模的更名运动却浑然不觉。

　　五、“六日战争”与“被占领土”地名（1967 ～ 1992年）

　　1967年“六日战争”结束后，“被占领土地”(Occupied Territories)也被纳入国家地名工程。所谓“被占领土”，要追溯到1949年第一次中东战争结束时，阿、以在联合国斡旋下划定一条“绿线”(Green Line)作为停火线。以色列国的版图即划定在绿线范围内，也就是所谓“老以色列”(Old Israel)，耶路撒冷被一分为二。“六日战争”以色列大获全胜，约旦河西岸、戈兰高地、加沙地带等“被占领土”，也被囊括入以色列版图，耶路撒冷东区也被并入“大以色列”(Greater Israel)。从此，“绿线”就在以官方地图上消失了，以色列儿童再也不知道它的存在。地名委员会的职权范围也随战争扩大，政府要求新领地上的地名要与国内地名相一致，要有连续性，这样，约旦河西岸、戈兰高地等地区也同样实施希伯来化政策。1977年利库德集团上台后，约旦河西岸立即更名为“犹大”(Judea)和“撒玛利亚”(Samaria)。因为“约旦河西岸”(West Bank)或者“被占领土地”这样的名称，无法表达与《圣经》的历史联系，更没有实现《圣经》救赎的涵义。启用“犹大”和“撒玛利亚”等《圣经》意象，可以吸引犹太人到约旦河西岸移民或定居。犹太人从小就饱读各种《圣经》读物，尽人皆知撒玛利亚为古以色列王国首都，又是现代以色列的心脏;也知道古犹大国王约西亚如何复兴犹太教。这些故事吸引着世界犹太人回到上帝应许之地，以便遵守上帝神圣的戒律。

　　我在美国常看电视上一个“犹太生活”频道(JLTV)，节目间总插播公益广告，这些广告号召美国犹太人去以色列移民，给他们展示《圣经》上昔日辉煌的所在——圣殿山、锡安山、撒玛利亚或犹大，风光秀丽、人杰地灵，召唤他们回到自己的土地，建设犹太家园，不再饱受异乡凄寂飘零之苦，很有煽动力。其实从1300年以来，圆顶清真寺(The Dome of the Rock)的金顶一直标志着耶路撒冷圣城的天际线，它坐落在摩利亚山顶(Mt Moriah)，亚伯拉罕曾在此祭子，默罕默德夜行登霄，从麦加到耶路撒冷于此落脚。千百年来，这里一直叫“崇高圣所”(Haram al-Sherif)。但从“六日战争”后，此处更名为“圣殿山”(the Temple Mount)，凸显第二圣殿被毁以及残留的“哭墙”(Wailing Wall)地位。从此，美国媒体和英语导游图上只提“圣殿山”而无“崇高圣所”，因为基督徒更喜欢这个名字，特别是美国原教旨基督徒，坚信犹太人回到以色列重建家园、重修圣殿之后，耶稣就会再次降临。

　　国内有学者曾收到邀请信，称在巴勒斯坦召开国际学术会议。中国的世界地图上有巴勒斯坦，但西方地图上却根本没有这个地方，所以一时间竟不知道该到哪里去办签证。以色列政府在“六日战争”后，不仅把约旦河西岸地区更名为“犹大和“撒玛利亚”，而且还禁止官方使用“巴勒斯坦人”这一称谓，生活在西岸和被占领土的巴勒斯坦人，被统称为阿拉伯人，铁娘子梅厄宣称：根本就没有巴勒斯坦人这回事。自古希腊时代已存在数千年的古名称，竟被以色列政府矢口否认了。

　　六、巴勒斯坦人的抵抗

　　早在1946年，巴勒斯坦人就不断向英国托管当局提出抗议，指责犹太人企图以希伯来地名替换阿拉伯地名，这与犹太人没有签证来巴定居一样没有合法依据;纳粹大屠杀开始后，英国政府曾试图控制犹太人大量涌入巴勒斯坦，结果犹太人竟不惜用暴力、走私等非法手段，从欧洲和其他地方越境闯入。还利用各种手段从阿拉伯人手里骗得土地，渗透到社会各个层面。以色列建国后，政府有计划地驱赶巴勒斯坦人，更改地名，破坏巴勒斯坦原生态文化。第一次中东战争造成了60 ～ 70万巴勒斯坦阿拉伯人逃往周围国家，四分之三的阿拉伯村名在地图上消失。以政府有意将阿拉伯文化与记忆连根拔除，代之以复国意识形态，并使之渗透到国民日常生活之中，以牺牲阿拉伯语言为代价复兴希伯来文化。

　　巴勒斯坦人从来不承认犹太人重返家园，而指认其为殖民者。他们用犹太人的逻辑对抗以色列政府，例如，出版《巴勒斯坦百科全书》，号称经过大量考古调查，认定巴勒斯坦大部分地名源自古代迦南，而闭口不谈古代以色列史。就像19世纪欧洲犹太人一样，巴勒斯坦人也制作自己的地图，地图上标明1948年前巴境内只有阿拉伯人居住，而故意抹掉犹太定居点;更有甚者，不注明他们使用的地图乃为19世纪巴勒斯坦的人口分布。似乎受害者总会内化加害者的逻辑，纳粹大屠杀犹太人，犹太人反过来变本加厉迫害巴勒斯坦人。巴勒斯坦人也变得更为极端，不择手段地报复、袭击犹太人。

　　被驱赶的阿拉伯人，在加沙或西岸给自己的定居点命名时，仍会沿用原住地名称，原来一个村子的难民也还会住在一起;甚至到第三代难民儿童的身份文件上，仍填写第一次中东战争前祖辈的住址。要知道，这些阿拉伯村早已不复存在了，或被犹太移民霸占，而巴人却拒绝接受新命名。他们希望保留阿拉伯人乡村居住的模式，保有祖籍的名称，通过世代相传，建立穿越时间与空间的延续，让当下悲惨的生活仍连接着过去的记忆。巴勒斯坦人抱怨自己是“地图的牺牲品”(victim of the map)、失去家园的人，地图在他们心目中已不是指涉地理、地貌的工具，而转化成一种信念，一种呼唤报复的行动。

　　七、结论

　　命名总是指向行动的，它是话语权力中的核心元素。它既可以激活行动，又为行动提供合法性，让行动客观化，同时确保权力主体不断生产和复制知识话语。南希·邓肯(Nancy Duncan)认为：“地标是有形的、熟悉的和不容置疑的，所以，在一个特定的文化与意识形态框架内，不经意地阅读地标，可以让印刻在地理标志和地图上的社会关系不自觉地进入意识，将其自然化。任何地标都有意识形态潜文本，不经意地阅读，就会将意识形态内化。”以色列政府深谙地名、地标对思维和习惯的塑造作用，花大力气更改地名、重修国家地理。但追根溯源，犹太人修改地名的历史源远流长，古代希伯来经典中就有许多更改地名、宣示征服的事例。《旧约》“士师记”中记载：“犹大和他哥哥西缅同去，击杀了住洗法(Zepphath)的迦南人，将城尽行毁灭，那城的名便叫何珥玛(Hormah)”(《旧约》和合本《士师记》1：17)。还有公元前2世纪哈斯摩尼(Hasmoneans)王朝对统治地域内的希腊地名，悉数更改为希伯来名。给征服土地易名的先例，在犹太民族史中比比皆是，它象征文化上的再次征服。因此，以色列爱国主义自有其民族血脉里的悠远传统。该民族对地名的象征意义也异常执着，例如“犹太复国主义”或曰“锡安山主义”(Zionism)本身就从地名而来，追溯到大卫王时期，锡安山与圣城或圣地同义。现代犹太复国主义籍地名表达三个核心概念：上帝、选民和土地，政治意识形态与宗教信仰在地名上融合了。笃信宗教的犹太人与强硬的复国主义者同样坚信，这三者相互紧密联系，乃犹太精神的永恒品质，只有生活在上帝应许之地，犹太人才能遵从上帝的法律，“以色列地”与《圣经》“法律书”(Torah)两者密不可分。

　　我驱车到达耶路撒冷时，发现这个城市人口按照信仰、种族分居四区：犹太区、亚美尼亚区、基督教区和穆斯林区。风格迥异的宗教建筑，被一股脑挤压在“老城”墙内局促的空间里，好像世界文明的微缩景观。虽然同为以色列公民，但穆斯林人、基督徒与犹太教徒貌合神离，大家住在一起乃权宜之计。不同族裔的导游，讲起耶路撒冷史会各不相同，犹太导游从大卫、所罗门王起讲，犹太民族万世一系，此乃古希伯来圣城，犹太人的梦想与家园。而阿拉伯导游则情绪激昂地谴责以色列霸占耶路撒冷，驱赶无辜巴勒斯坦人，使他们失去家园，流离失所。不同信仰在文明交汇处相互博弈，竞相表达自己，争抢旁观者的认同，给自己正名。海德格尔在《尼采》一书中指出：信仰不是对象化的偶像崇拜，这样只会被偶像抽干其神性，信仰之真谛乃为日常生活的基本形式。在耶路撒冷，宗教信仰与西方国家大不相同，现代西方政教分离，宗教退居私人领域，成为现代生活的心灵缓冲剂或孤独焦虑的心理抚慰，它不进入公共政治生活。而在圣城，信仰就是公共生活本身，许多人每天的作息围绕着宗教仪式，犹太人、阿拉伯人为信仰而生，为信仰而战，为信仰去死，信仰规定了每个人存在的意义。在以色列，现代与古代之间的边界是模糊的，传统宗教信仰与现代民族主义相互重叠，信仰生活与政治斗争犬牙交错。哭墙、圣殿山虽为宗教圣地，也恰是民族主义交锋的场所。犹太人在宗教朝圣中激发出的民族认同，把政治斗争换来的独立国家，想象成遵上帝召唤重返“应许之地”，给现代国家搭起重返历史的虹桥。结果是，以色列国变成古犹大和古以色列王国的现代化身，一个“万世一系”的神话就这样打造出来。

　　地名只是一种象征符号，通过它，不同的人对生活环境赋予不同的意义，符号作为信息源，规定着不同人群彼此间交流的内容与意义，所以，地名从来不是客观的、自然的，它承载着共同体的生活价值。

　　王　炎：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