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峰、达达同台；新阵容再创历史；仙人掌音乐节为何这么强_风闻

采访：熊韧凯 老月亮

作者：熊韧凯

编辑：木村拓周

去年，一个独立音乐人因为歌曲被侵权，和哇唧唧哇公司闹出了一部维权普法连续剧。七月，正当这件事处于舆论风口浪尖之时，许晓峰通过“晓峰音乐公社”发表了一篇致这位音乐人的书信，用“劝诫”的形式反讽了音乐产业现状：

“……我想劝告你不要继续螳臂挡车，不自量力地抨击如日中天、万众瞩目的选秀节目了。在当今金钱至上、娱乐至死、鲜肉横行、网红遍地的时代，你的理想情怀、忧国忧民、文化坚守、独立思想、批判精神和人文关怀都一文不值。你企图阻挡成千上万的少男少女奔向一夜成名、日进斗金的道路和舞台，他们及其身后的千万追随的粉丝必将用无情的口水唾弃你、淹死你。我可不想过早地参加你的追思音乐会。”

一石激起千层浪。这封信发表之后，评论区大多是质疑的态度：有人痛骂许晓峰是畏畏缩缩、蹭热度的犬儒，有人嘲弄这位晓峰演音文产集团公司总裁、前华纳唱片中国公司总裁在信中所说的“同行和兄长”资质，还有人直言“无论是反讽还是友劝，我都非常烦这种公知酸腐文，任何意义上的革命都不是靠几篇酸文，总有打出第一枪的烈士。”

许晓峰对这些后续的批评没做出什么回应。两个月后的中秋小长假，晓峰音乐公社主办的仙人掌音乐节在成都举办，除去前面提到的那位音乐人，崔健、黑豹、唐朝、张楚、郑钧、许巍、朴树、谢天笑、二手玫瑰、万能青年旅店也悉数登台。这次号称“独立音乐节编年史”的盛会之后，怕是再没有人会拿那些罪名去控诉许晓峰。

朴树在去年的仙人掌音乐节上

6月底，在距离第二年的仙人掌音乐节开始前半个月左右的时间，我们和许晓峰聊了一下，为什么他要在音乐节产品已经多如牛毛的 2018 年开启一个全新的音乐节品牌，以及我们应该怎么去理解“仙人掌音乐节”。

晓峰音乐公社，对于独立音乐听众来说，是最近两年常听到的一个新名字。去年的仙人掌音乐节以超豪华的阵容为人津津乐道。也有人觉得这是许晓峰凭借自己的能力、经验和人脉，搞定了很多其他音乐节主办方搞不定的老炮音乐人。

但这不只是一场老炮联欢而已。出现在第一届仙人掌音乐节上的，还有许晓峰亲自带出的新人，比如青木，比如殷敏朱丞。

发现殷敏朱丞是在 2016 年的“青春音乐公社”，这是许晓峰一个专门选拔大学生原创音乐人的项目。当时殷敏朱丞只有十九岁，但这个很会写情歌的男孩用歌词和旋律抓住了许晓峰的心：“他有一首歌叫《望白首》，里面有句歌词，‘如果你非要活到八十岁，我还有六十一年去爱你’，一下就把我打动了。”

到了十强晋级赛，比赛完了结果还没出，但许晓峰知道殷敏朱丞进十强是板上钉钉的事。就在这时殷敏朱丞主动找到许晓峰，说他比赛时的同屋现在心情很糟糕，认为自己肯定进不了十强。殷敏朱丞觉得自己才大一，机会还多，“如果我进了十强而他没进，那么就把名额让给他吧。”

许晓峰

许晓峰察觉到了这个年轻人身上音乐之外的闪光点。他也乐得成人之美，真的让殷敏朱丞的同屋进了十强而没让殷敏朱丞进，但在项目最后给殷敏朱丞颁了评委会主席特别奖，并在毕业典礼上收他为徒，以个人身份助力他的音乐道路。

与此相对的一个故事是，另一个学员音乐素养极高，许晓峰动了为他做音乐的心，但当他发现这个学员用来报销的车票不是真正的来程车票时，立刻放弃了他。

在许晓峰看来，无论是青春音乐公社还是仙人掌音乐节，都是做内容而不是做平台，是一种“共同价值观底下的音乐”。在他办的大师训练营里，新老几代音乐人聚在一起，并不是单纯讨论弹琴的技术、录音的音色，更多则是精神和态度上的传承。

我问他，这种精神上的传承具体是如何体现的？说到这里，许晓峰有些激动，给我举了青木让某位独立音乐人给他的新专辑担任制作人的例子。在许晓峰看来，青木能够认同让他去做，就已经说明了一切。

“比如说我跟一个人说，让他做你专辑的制作人，那她／他的第一反应就是，让他做我的制作人，万一我被封杀了怎么办？还有的人会说，那我宁愿被封杀，也要找他做制作人。这就是价值观。”

仙人掌音乐节也是一样。当主办方宣布 Higher Brothers 也会出现在今年七月的仙人掌音乐节时，不少乐迷都觉得有打破次元壁之感，但许晓峰觉得，只要符合他所言“独立思想，自由精神，人文关怀，社会责任”这一标准的音乐人，都是他希望能在舞台上看到的。

Higher Brothers

但也有些玩嘻哈的，“为了上更大的节目，为了上个中央电视台，为了什么什么，就把那种态度丢掉了，我可能就不会去请他。”

三十多年前，许晓峰坐在北大未名湖边，和人喝着啤酒谈着音乐，还创作过一首风靡燕园的民谣歌曲《红毛衣》。可惜在当时的首都高校歌手比赛中，他屡屡败给清华的选手，于是他放弃歌手梦转身进入音乐产业幕后，“做不了歌手，就要做歌手的老板。”

这个八十年代毕业于北大的中年人，身上的时代和身份特性都很显著。这是一种精英主义、理想主义、实用主义并存的状态，我们在他同时代的校友俞敏洪、李国庆身上也曾见到过——

他们坚守精英意识，却又不像老师那一辈知识分子甘做时代的牺牲者、书斋的守墓人，而是试图抓住时代提供的每个机会去撬动世界；他们有着敏锐的商业嗅觉，却又不像更年轻的创业者成为技术崇拜论者或者用信息知识不对称去收割韭菜，而是爱谈情怀，在出售产品的同时还努力推广自己一套价值观。

这些特征在仙人掌音乐节的细节上也能窥得一二。

几天前，仙人掌音乐节公布了今年的“早餐计划”。今年仙人掌的开演时间是上午 11 点，号称是“国内大型音乐节最早开演时间”；而结束在晚上 9 点过后。对于习惯了下午三四点钟才开演，同样于晚上 9 点或9点30分散场的音乐节观众，这是一个会令他们值回票价的超长演出时间。而早上前 500 名来现场排队的观众，将可以获得主办方准备的牛奶面包。

牛奶面包不是什么大福利，况且不是人人都有。但配合非行业管理的开演时间，这是一个充分的表态：仙人掌想挑战一些行业惯例，给用户尽量好的体验。

尽管仙人掌团队没有从任何对外宣传口径中提及“挑战行业”这一点——毕竟在圈子并不大的音乐行业，多一个朋友永远比多一个敌人好——但你可以清晰感受到他们在倡议一些“反惯例”的东西。

除了超长的单日演出时间，两届仙人掌音乐节坚持不给赠票，无论对方是同行、媒体、赞助商还是当地政府。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是保证来现场看演出的都是真正的乐迷，不会出现舞台上在卖力地嘶吼舞台下是城管局的七大姑八大姨们大眼瞪小眼的状况，对音乐人和观众都体现尊重。

音乐节现场

另一方面，“真正的乐迷五百块才买到票，黄牛花五十、一百收到赠票，到门口去卖两百”，市场秩序遭到破坏，公司也就很难维持票价的稳定和乐迷的情绪。

所以到了第二届仙人掌音乐节，即使请来了汪峰、高旗超载、达达、痛仰、草东、落日飞车、陈粒、赵雷这样的阵容，晓峰音乐公社依然能把双日通票控制在 800 元。有人觉得这个价格太贵，有人觉得太便宜，但从许晓峰的角度来说，“在其位谋其政”，建立起一套可以有效循环支撑独立音乐持续发展的商业模式，比空谈小众还是大众、不叛逆还摇不摇滚、商业还是艺术重要的多。

但要同时兼顾理想主义和实用主义，意味着主办团队要承受更多。

去年团队给仙人掌音乐节拍了一支纪录片《掷地有声》，把阵容里的艺人基本上完完整整采访了一遍，费了不少心血。片子压到今年上半年，准备发布和宣传的时候，片子中某位受访音乐人突然遭遇了一些“技术问题”，导致片子无法大规模传播了。打碎了牙齿，和血吞。团队把留有该艺人的版本留在自己的公众号上发布了，也不敢多做宣传，成本和心血相当打了水漂。

到了今年，团队又把吉术斋找过来，还要再拍一支纪录片。

去年仙人掌音乐节上，郑钧上台演出时，对观众说：“我看到名单的时候都要哭了，这是要创造历史吗？”

今年仙人掌的阵容可能依旧会让人觉得是“创造历史”，其中最令老乐迷瞩目的也许是达达的重聚。

2003年，达达乐队发行第二张专辑《黄金年代》时

许晓峰当年还在华纳的时候，年薪是十二万美元，折合当时的汇率大概是一百万人民币。为了推广达达和汪峰，许晓峰自掏腰包给他们各办了一场个唱，单场成本在五十万人民币上下，这就是折进去一年的收入。

这种赔本赚吆喝的故事听起来热血而传奇，但毕竟难以为继。许晓峰离开华纳之后汪峰成功转型，而达达留守华纳，失去昔日的保护伞。主唱彭坦曾不止一次在访谈上表示过，那时他很不适应甩脸子惹事之后没有人擦屁股，加上成员之间的分歧，乐队解散，直到今年的仙人掌音乐节上才会首次重聚。

草东没有派对

除了达达、高旗超载、汪峰这些代表中国摇滚乐一个时代的传奇名字，今年仙人掌还请来了几个当下最火的台团代表：草东、落日飞车、茄子蛋、Deca Joins 等。我们之前写过《三千台团上大陆》，台团乐队在捕捉当下两岸年轻人微妙的精神状态时，做得相当出色，以至于“撸蛇一代”、“废青一代”或“虚无一代”，已经描述成为两岸年轻人精神状态时的某种流行语。

阵容里的这些乐队，横跨了两三个十年。从八九十年代校园民谣的兴起，世纪之交国际唱片工业的涌入，再到更为去中心化的独立音乐时代。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如何让优秀的独立音乐与好的商业模式、规范产业化之间互相促进，而不是互斥，从来不是一件易事。

在郑钧年轻时的年代没有人能做到这件事，但现在我们有很多音乐行业的机构、厂牌和公司，在努力让这两者的衔接变得顺滑。

仙人掌音乐节虽然只办了两届，但许晓峰团队对独立音乐行业的建设已经持续了多年。今天的晓峰音乐公社、星巢计划和仙人掌音乐节，前身是多年前许晓峰在深圳国家音乐产业基地时的一个实验性“公社大会”。当时许晓峰在大梅沙办免费演出，五条人、宋冬野、马条都在那里唱过歌，但因为缺乏明确的获利模式，很快坐吃山空，两年就办不下去了。直到最初的星巢计划，许晓峰才找到帮助这些原创音乐人演出挣钱的方式。

这让我想起前段时间采访海龟先生主唱李红旗（原文链接：海龟先生：生于八十年代），他说自己在 2009 年前后穷到和室友把一袋方便面掰成两半当作晚饭，找父亲要钱时父亲强调这是最后一次给他钱，“是时候找个正经工作了。”他本人也知道不能再这样任性下去。但所幸的是，整个音乐节市场恰好兴起，乐队收入渐渐增加，那次便真的成了李红旗最后一次向家里要钱，这才有了现在的海龟先生。

所谓时代的变化，一方面是有能力的人要主动发光发热推动世界，另一方面是世界在转变时要把握机会引领方向。放到二十年前，把一堆音乐人圈到一起演出，再给观众卖票卖啤酒还被看成特别商业一点儿也不“摇滚乐”的行为，大陆都是靠喜力之类的跨国公司才初见端倪；但在今天，这俨然成为了新一代独立音乐爱好者的生活方式。

对于仙人掌音乐节来说也是一样。仙人掌音乐节选在成都举办，一个重要因素是当地政府的积极引入。文旅产业的发展、青年人的去中心、去政治化都是肉眼可见的趋势，许晓峰这个兼备着资本、经验、行业影响力的人，选择积极面对并让其为己所用。

许晓峰记得，有一次栾树来他的大师训练营给霓虹花园上课，霓虹花园主唱先给栾树讲了自己被校园霸凌，然后离家出走的故事。栾树这时还没接触过霓虹花园的音乐，听完这段自述，他让霓虹花园演首歌，想看看传达的情感到底有多苦闷、多绝望。结果霓虹花园的音乐是如此阳光大气，让玩了三十年音乐的栾树都啧啧称奇。

霓虹花园今年也会出现在仙人掌音乐节上，他们的故事也很像仙人掌音乐节的名字来源。仙人掌生长在水分稀缺、土壤贫瘠的自然环境下，但它不仅能生存，饥渴的路人剖开它，还能从中得到养分。它有着毛糙带刺的外表，但在内里又是清澈纯真的涓涓细流。

这同时也是中国独立音乐的隐喻，只不过我们在赞美仙人掌坚韧的同时也得清楚，如果没有脚踏实地的垦荒者进入这个领域，沙漠永远也变不成绿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