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八百壮士"杨根奎_风闻

　　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他一直不敢使用“杨根奎”这个曾列名“八百壮士”的名字。

　　2010年12月4日，天气很冷，飘着小雨。建川博物馆的正面战场馆二楼淞沪会战展厅里，讲解员正在为游客讲解：“1937年10月27日，国民党第88师54团团长谢晋元，奉命坚守闸北光复路四行仓库……800官兵被誉为八百壮士……”突然，旁边一位老人打断她的话：“不是八百壮士，只有397人!”

　　老人接着说：“我当时就是守四行的。”他连比带划：“……我抓起一把手枪，腰杆上别了4颗手榴弹，带了40多个人冲了出去，见敌人就打。有个鬼子兵端着上了刺刀的长枪朝我刺来，我头一偏，刺刀在左额头上挑开一道血口子，我甩起一枪把他给撂翻了。”游客们都围了上来，纷纷和老人合影。

　　老人说，他叫杨根奎，今年90岁，是当年参加四行仓库保卫战的老兵。

　　四行仓库保卫战发生于1937年10月26日至11月1日，它的结束标志着中国抗日战争中的一场重大战役——淞沪会战的结束。参加这场保卫战的中国士兵被称为“八百壮士”，他们抵住了日军的多番进攻，掩护国民革命军88师及其他支军向西撤退。战争结束后，将士们退入英租界，被羁押长达三年之久，尔后又落入日本人之手。壮士们从此辗转飘零，下落鲜为人知。

　　眼前的老人对73年前的战斗依然记忆犹新，“难以置信，与其交谈两小时，记忆惊人，细节历历在目，丝丝入扣。”建川博物馆馆长樊建川说。

　　在“中国壮士1931-1945”群雕广场上谢晋元的雕塑面前，杨根奎立正，摘下手套，脱帽，敬礼，“团长，部下杨根奎，第一营第二连第一排中尉排长，抗战(战斗)结束，退入英租界。现在，我给您敬礼了。”在蒋介石的雕塑前，杨根奎深深鞠躬：“蒋委员长，部下杨根奎给您敬礼了。”杨根奎随后唱起了国民党党歌。尔后，他又给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的雕像敬礼。

　　“八百壮士”

　　杨根奎原名杨耀辉，1921年3月出生于四川省金堂县白果场(现白果镇)红庙村，家里三代铁匠。家境贫寒的杨耀辉不想继承父辈的铁匠生涯，才15岁的他已经如成人般高大。那时，他的一位堂兄在军中当连长，不愿留在农村的杨耀辉也起了入伍的心思。1936年农历正月三十，他在什邡参军，后改名为“杨根奎”。不料，这竟然在几十年后的那场浩劫中为他保住了性命。

　　入伍后，杨根奎被编入川军第21军范绍增部第二旅857团3营10连，部队驻防什邡。同年夏季，在驻地被整编后调往重庆，编入孙元良任师长的中央军第88师262旅524团1营2连，任上士班长。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部队奉命开赴上海，部署于苏州河沿岸地区。10月26日，谢晋元副团长率领524团第1营全体官兵正式接管四行仓库，掩护国军撤退。四行仓库是位于上海闸北区苏州河西岸的一座混凝土建筑，在新垃圾桥(今西藏北路桥)西北沿。是四家银行──金城、中南、大陆、盐业共同出资建设的仓库，所以称为“四行仓库”。它建于1931年，占地0.3公顷，建筑面积2万平方米，屋宽64米，深54米，高25米，是该地区最高的建筑。

　　此时，杨根奎已升任第一营第二连第一排中尉排长。杨根奎清楚记得当年谢晋元团长的讲话：“我们坚守四行仓库，死守住四行仓库，是牵制日军，掩护撤退，四行是我们的坟墓!”

　　第一营作为一支加强营最初有接近800人，但经过战争的消耗，杨根奎说，真正进入四行仓库的只有397人。

　　进攻四行仓库的日军是上海派遣军第3师团，师团长松井石根上将。日军第3师团是当时日本帝国陆军中最精锐的部队，尽管在淞沪会战中受到了国军第88师的重创，第3师团的指挥系统尚属完整，还拥有空军及海军的炮火支援。

　　谢晋元将一连沿西藏路部署在四行仓库右翼，三连在左翼交通银行仓库大楼对面，二连担任外围之守备。机枪连除以两挺布置在楼顶担任防空任务，其余都分配给一、三连。杨根奎所在的二连正好守卫四行仓库的正面。二连的三个排摆成三角形，从左中右三个方向抵抗敌人的进攻。

　　日军的进攻相当猛烈。杨根奎回忆：“我们排的一个机枪手，被日军机枪集中。不是一两发子弹，是连续中弹，整个人都被打穿了。正面的枪眼很小，背后却穿出碗口大的洞，瞬间就倒地了。”

　　杨根奎回忆：“当时，租界中的上海市民隔着苏州河，问‘八百壮士’需要什么。谢团长告诉他们，什么都不需要，只要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国旗越大越好!于是，10月28日晚上，女童子军杨慧敏从新垃圾桥‘学狗爬’，把国旗背在背上，最后把这面国旗送到了‘八百壮士’手中。”杨慧敏向谢晋元索要守卫四行仓库的壮士名单，准备带回租界，向媒体公布。杨根奎说：“谢团长为了迷惑日军，右手一挥，比划了一个‘八’的姿势，这就是‘八百壮士’的来历。随后还假造了一份八百人的名单给杨慧敏。”谢晋元命令将杨慧敏冒死送来的这面“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升上了四行仓库的最高处。炮火中升起的这面孤旗，不仅激励了“八百壮士”，也激励了全国人民。

　　10月31日，部队受命撤离四行仓库。上海警备司令杨虎与英军将军斯马莱特会面，会议决定第524团撤至公共租界，并和正在上海西部战斗的第88师会合。10月31日午夜至11月1日凌晨，谢晋元率部分批通过新垃圾桥撤入公共租界。按照预先的部署，杨根奎的二连一排是突围敢死队。40人的敢死队，每人一支手枪，四颗手榴弹。四连用重机枪掩护敢死队，敢死队占据有利地形后又掩护其他人撤退。在这次战斗中，杨根奎左额头上被日军刺刀挑开一道口子，左手腕部骨折。到凌晨2时，所有守军完成撤退。

逃离战俘营

　　这段战斗是杨根奎一生中最荣耀的经历。役后，蒋介石提升了所有参加四行仓库保卫战的军人的军衔(各晋一级)，并授予谢晋元与杨瑞符青天白日勋章。杨根奎被晋升为上尉连长。

　　然而，新任的杨连长并没能再度奔赴抗日前线。在日本人的压力下，谢晋元率部撤退后，被送至公共租界西部意大利防区的胶州路进行隔离，“八百壮士”沦为“国际俘虏”。

　　在“孤军营”中被羁押的三年多里，谢晋元多次拒绝日伪的招降条件。1941年4月24日凌晨5点，谢晋元被刺杀身亡。共有超过10万人参加了他的葬礼，而拥进孤军营瞻仰其遗体的共达25万人次。谢晋元死后被追赠陆军少将军衔。“八百壮士”无限悲痛，一致决议铸造谢团长纪念像章。这枚铜制纪念章的正面中央为谢晋元头像，上方有“谢团长纪念像”字样，下方为“孤军营敬制”。杨根奎也得到了这枚谢晋元纪念像章。

　　杨根奎说：“这枚谢晋元纪念章，孤军营每人一枚。后来它就是我们‘八百壮士’的身份证明。走到哪里，遇到困难，只要拿出这枚纪念章，都会受到尊重和优待。”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日军随即占领了上海公共租界，“八百壮士”沦为日军的俘虏，他们分别被遣送至各处做苦役。杨根奎先被送往南京老虎桥监狱拘押，一个月后又被送到芜湖裕溪口抬煤炭。

　　裕溪口煤矿的俘虏生活非常艰苦，吃不饱、穿不暖，劳动强度高，一旦病了就会被日本人埋在煤堆里烧死。杨根奎所在的战俘第二中队的中队长以前是新四军的一个连长。他告诉杨根奎，附近不远就有新四军活动。杨根奎很快策划了一次暴动越狱。按照杨根奎的方案，战俘们以削尖的竹竿作为武器，兵分三路，相互掩护，偷袭日本人的据点，抢夺武器，然后集体突围。但是，就在暴动前一天，日本人突然将全体战俘集中起来，周围架起机枪。

　　杨根奎被单独抓到炮楼上吊了起来。杨根奎回忆：“几十个日本宪兵每人上来打我一耳光，脸肿得像馒头，鼻血长流，还用刺刀逼着骂我大大的坏……”宪兵队长单独审讯，问杨根奎为什么要逃跑。以为必死无疑的杨根奎毫无顾忌，愤怒声讨战俘营的非人生活。宪兵队长听了勃然大怒，令人意外的是，他把火发到煤矿经理身上，杨根奎逃过一劫。之后战俘们的日子略有改善，杨根奎修养几天后又开始了劳动，但逃跑之念一直盘旋在他心头。

　　在半个多月之后，第二次机会来了。发起此次越狱的是原524团的机枪连连长雷雄。在第二天收工返回战俘营的途中，经过一段没有铁丝网封闭的铁路时，突然有人喊“快跑”。很快，远处日本人的炮楼上机枪开始射击。杨根奎此时正跟在一名汪伪士兵身后，他从背后打晕了这名士兵，夺下他手里的三八式步枪，撒腿就跑。可枪里居然没有子弹，后面又有机枪的声音，前方有人逃脱也有人倒下，杨根奎扔掉枪，趴下躲避子弹。等到机枪停止射击时，已没了再逃的机会。晚上点名，日本人认为他前次被打得半死，这次估计没有胆量再跑，也就没有追究他。据后来媒体的报道，此次成功逃脱的人中，就有原名“杨得馀”的杨养正。杨养正后来得到附近新四军的救助，辗转回到重庆。

　　大约又过了二十天，日本人为了修复陇海铁路，拆除了平汉铁路。杨根奎等战俘被送到南京浦口煤矿。在浦口，杨根奎认出管他们的工头正是曾在524团当过传令兵的谢友杰。谢友杰答应帮助杨根奎逃出去。一天，南京遭到盟军和中国空军的联合轰炸。持续了一整天的轰炸，炸坏了长江上两艘渡船中的一艘。为了抢运煤炭，日本人要求谢友杰带领战俘通宵加班。待到天全黑了，谢友杰找到杨根奎，说“给你们准备好了”。这次准备逃跑的四人是：杨根奎、二连连长邓英、二连第二排排长曾国良和其他部队的一名勤务兵张铁久。四个人藏在工头谢友杰两口子睡觉的大床下面。大床下面挖了坑，周围的床单垂下，正好藏下四个人。刚藏好不久，日本人开始点名，发现少了人，便四下搜查。待到日本人走远了，四个人才从床下爬出来。那天夜里，谢友杰给大家准备了一顿蛋炒饭，还发给每个人好几百元汪伪政府的“储备票”当路费。他还给了杨根奎一个战俘工头专用的袖章，有了它，后面的关卡不会阻拦。谢友杰还告诉他们出去后到浦口坐火车去石泉县，找游击司令部。

　　杨根奎说：“当时我们还需要越过铁丝网，邓英个子小，还是站在我的肩上才爬过去的。”四个人一路跑到浦口火车站，躲在候车室里商量。因为杨根奎在战俘营学会一点简单的日语，邓英便安排杨根奎去买了车票。检票上车都没有意外，车行至石泉县，有汪伪的和平军上来盘查。和平军问杨根奎为什么带着战俘工头的袖标却要去石泉县。杨根奎谎称姑妈嫁到这里，他去投亲。临走时，和平军的这个士兵还提醒杨根奎，“附近有新四军活动，注意安全。”

最后的荣光

　　逃出沦陷区之后，杨根奎身上的“谢晋元纪念章”就是他们的身份证明。他们但凡遇到什么困难，只要拿出这个章，就一定会受到盛情款待和慷慨资助。“逢州吃州，逢县吃县”，杨根奎深深地感受到作为英雄的殊荣。

　　1945年8月10日(杨口述如此)，投在安徽立煌(今金寨县)的第十战区的杨根奎听到了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第二天，第十战区政治部给杨根奎等人签发了差假证(相当于通行证)，还发给他们每人一套新军服和几百元的路费，资助他们回重庆。此时，和他们同样欣喜的是在8月16日结婚的杨养正。杨养正等“八百壮士”幸存者们回到陪都重庆后，受到了四川军民的热烈欢迎，当时的国民政府授予他们“忠贞勋章”，杨行至河南南阳，杨根奎遇到川军29军原副军长、时任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的孙震。孙震告诉杨根奎，不用去重庆了，国民政府要还都南京的。杨根奎想，抗战都结束了，还是回家吧。于是他给金堂家里写了封信，还寄了张照片。当初一同逃出战俘营的另三人则留在孙震处效力。

　　在西安，胡宗南得知杨根奎是当年的“八百壮士”，便亲自给他签发差假证，还发了5万元路费。杨根奎花了2万多买了一匹布，算是衣锦还乡了。

　　回到四川金堂白果场的家里不久，杨根奎就订婚了。昔日打铁的营生再难度日，杨根奎又到了成都。“八百壮士”的威名再次发挥了作用，他被录取到成都军官大队24中队。之后，他又在奉节找到了昔日的老长官，原88师师长，时任16兵团司令的孙元良。孙元良任命杨根奎为127师中校侦察队长，后又任命他为124军223师少将副师长，让他赶赴四川新繁上任。

　　杨根奎拿着孙元良的委任状赶到新繁，此时已是1949年12月。124军军长吴峻人借故未予认可，“少将副师长”的任命化作泡影。无奈之下，杨根奎又回到了白果场的家里，随即听说124军起义了。

　　“文化大革命”中，杨根奎和当地的旧保长、地主一起成为时常“跪瓦砾”、“跪高板凳”的“老运动员”。杨根奎回忆起那段梦魇时说：“当时最恼火(痛苦)的是(造反派)问你‘坐快车’还是‘坐慢车’。‘坐快车’就是让你躺在地上，拉着你的腿往前跑，背就在坑洼的地上磨，磨出血;‘坐慢车’就是这样慢慢拉着走。残忍得很啊!”

　　杨根奎还清晰地记得，那时家里妻儿老小十口人，艰难度日，于是喂了五只鹅，打算年底卖掉三只，换点钱全家人过年。按照当时的规定，买鹅的钱由生产大队代为收存。然而，生产队队长竟然当面否认杨根奎家卖了鹅，钱也不知去向。没办法，杨根奎只好向粮食保管员借了一百斤谷子才勉强过了年。

　　在“打倒国民党的残渣余孽”、“把国民党的伪军官杨耀辉抓出来”的喧天口号声中，杨根奎明白，仅仅暴露了国民党士兵身份尚且如此，一旦暴露了自己的军官身份，不用说“少将副师长”，哪怕是连长排长，他也将死无葬身之地。在一次次的运动中，他深深地埋藏起自己的过往，家人甚至恨不得他从未当过兵，“别人出工是十个工分，我们家的人就只有七个。”对当年的遭遇，杨祖维至今仍愤愤不平。

　　更加令人心惊胆战的事情发生了。杨根奎所在大队的书记不知道从哪里搞来了杨根奎一张发黄的老照片。照片上，杨根奎身着国军中尉排长军服，腰里别着两支手枪。面对“罪证”，身处绝境的杨根奎一口咬定照片上的年轻人不是自己。幸运的是，“杨耀辉”从未出现在国军档案上，加之多年磨难让杨根奎已不复照片上的英姿飒爽，最终让他躲过了更为严厉的迫害。在那几十年的岁月中，“杨根奎”三个字成了杨耀辉最恐惧的噩梦。

壮士暮年

　　待到那场全民族的噩梦逐渐醒来后，家人和邻居才渐渐从杨根奎的口中听到“八百壮士”、“四行仓库保卫战”这些昔日无比陌生的故事。他的一位邻居说：“(他的历史)都是这几年才听到他说的。讲得像评书一样精彩，都是我们从来不晓得的历史。”

　　1983年春，上海市在虹桥万国公墓重建谢晋元的陵墓，表彰他参加抗日、为国捐躯的光辉业绩。

　　杨耀辉再也不需隐瞒“杨根奎”的经历了。

　　他一直期盼着自己的功勋能得到承认，在老伴去世前，他常说，“你等到嘛，总有一天(要获得承认)的”。老伴总会不快地说：“你说啥子哦，少做梦。”六年前老伴去世后，他又对儿子媳妇说，“你等到嘛，总有一天的。”儿子媳妇说：“说这些干啥子。莫说这些(没有用)。”谁会相信这位面容普通身体硬朗的老人曾经是抗日英雄呢?

　　今年已90高龄的杨根奎右眼已经几乎看不清东西了。“这是守四行仓库时被日军使用的催泪弹熏的，老了又有白内障。”他说。后来，成都当地报纸报道了“发现八百壮士”的消息后，金堂县残联免费为他治疗了白内障。

　　他有8个子女，他和小儿子杨祖志住在一起，家中一共有六七亩地，小儿子平时在周边打些临工。老人住在二楼，楼上挂着十几只腌熏的麻雀，周围邻居的家里，这个时候都已经挂满了腊肉香肠。他的房间里有一张大床，挂着蚊帐，一张他睡午觉用的小床，另外还有一张桌子，屋子显得有些空荡荡的，仿佛老人对自己这些年来的总结：“一无所有”。

　　2005年，杨根奎看到了杨养正被评选为第一届“感动重庆十大人物”的报道，他至今还保留着那张报纸。杨养正获得了认同，让杨根奎分外欣慰。

　　现在，他依然依靠儿子过活，没有医疗保障，也没有退休金。当他滔滔不绝地讲述他的抗战经历的时候，他那副戴了六七年的假牙咯咯作响，不时松落，他不得不停下来扶正假牙再继续讲述。

　　如今，他最大的心愿除了得到政府的认可，就是找回当年那枚被没收的“谢晋元纪念章”。他对樊建川说：“你去帮我找回吧，到时候我还是捐赠给建川博物馆!”在樊建川发现杨根奎的那一天，老人把三枚证章捐赠给了建川博物馆。那三枚证章分别是：“抗战胜利章”(编号6716)，一枚正面有“荣军”字样，背面有“中训团军真蓉荣誉章军官证No.191”，一枚上有“24中队3909”字样，是其抗战胜利后回成都时的证章。

　　樊建川握着老人的手宽慰老人，一定帮你找。樊建川在文章里说，“杨根奎九十岁了，这只手也老了。曾经握住钢枪，却握不住命运;曾经握住钢枪，却握不住光阴;老兵终将凋零，这只手也终将离我而去;我握了这只手，其实，我也会逝去;但是，这三枚徽章是金属的，可传千年。老兵精神是通灵的，可传万年。”

　　我叫杨耀辉，不是杨根奎

　　在金堂老家犁田耕地的漫长岁月里，杨根奎曾无数次对孩子们讲述这段历史。他的长子杨祖维从小是听着父亲的战斗故事长大的，然而很长一段时间里，父亲的昔日荣光给家庭带来的却是无休止的磨难。

　　重回家乡后，杨根奎重新用“杨耀辉”这个名字过起了昔日的铁匠生活。同村的人只知道他当过国民党兵，谁也不知这个杨铁匠曾是“八百壮士”，还是“少将副师长”。

　　在“四清运动”中，杨根奎因曾效力于国民党军队而被划为“五类分子”。为了证明自己是抗战的，杨根奎将珍藏多年的“谢晋元纪念章”带到高板区派出所，证明自己虽是国军编制，却是抗战的军人。然而，这枚曾让杨根奎倍感荣耀的纪念章不仅被当场没收，杨根奎本人也当即被关押。长子杨祖维闻讯，赶了二十多里路到派出所送饭也被拒之门外。他念念不忘的谢团长，不仅墓地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彻底破坏，谢团长的遗孀还被“内定”为“特务嫌疑”。

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