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制约构成的关系模式——场（二）_风闻

权力制约构成的关系模式——场（二之上）

在关于“什么是场”的问答中，我们已经了解到，我们所在的客观世界之任何自然性的事物，都是以场的形式来表现的，并且，我们已经见识与分析了一些场。

在这些见识与分析中，我们就能感觉与发现：场与场之间，其实是并不相同的。

电子、质子、中子、原子、分子、细胞，都是场；地球、月亮、太阳、太阳系、银河系、河外星系，也都是场。可这些场之间，明显地是相对具有层次性。这些层次之间的明显的递进性关系，显示出场与场之间，是有层级的发展及跃迁关系的。

那么，这些场与场之间，层级的发展与跃迁过程及机制，是怎样的呢？

对自然界的场，由于科学技术的限制，我们目前还搞不大懂。然而，对于人类社会，特别是我们中华民族这个场，我们目前是比较地清楚我们这个场的发展历史的。

所以，我们可以通过对我们中华民族这个场的发展历史之研究，来探讨一下，场与场之间，发展与跃迁的过程与机制。

作者在之前的《回望中华》之系列文章中，已经以史籍记载和传说，与考古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我们中华民族的发展历史，做过粗略的梳理。

这里，我们就以作者亲自梳理出来的我们中华民族这个场的发展历史作为蓝本，来进行一番有关场与场之间发展与跃迁之过程与机制的分析与认识。

为了阅读方便，我们根据历史的发展脉络，进行分段理解。

一   三皇时代

七千年前，在今天的东北辽西地区，有赵宝沟文化；在今天的甘、陕、晋渭水与黄河流域，有仰韶文化；在今天的河南、河北中原地区，有裴李岗文化和其她一些文化；在今天的山东泰山及其周边地区，有北辛文化。

这四大文化，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四大源头性文化。我们中华民族这个场，最初就是以这四大文化的主人们为主体，相互融合而形成的。

在河南濮阳西水坡文化遗址，发掘出一座距今6500年的“天盖墓”。

这个“天盖墓”是属于赵宝沟文化。

这个“天盖墓”的文化内涵，对应的就是史籍《三皇本纪》中记载的伏羲氏“有龙瑞，以龙纪官，号曰龙师”。她说明，最迟是在6500年前，赵宝沟文化的主人伏羲氏，就从辽西入主中原：“木德王，注春令，故《易》称帝出乎震，月令孟春，其帝太皞是也，都于陈，东封太山，立一百一十一年崩”。

而在这个“天盖墓”的上面，发掘出来的又是仰韶文化。

这两种文化之间的叠压关系，正好印证了《三皇本纪》中“诸侯有共工氏，任智刑，以强霸而不王，以水承木，乃与祝融战，不胜而怒，乃头触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维缺，女娲乃炼五色石以补天，断鳌足以立四极，聚芦灰以止滔水，以济冀州，天是地平天成，不改旧物”的记载。

祝融氏就是伏羲氏。

伏羲氏的“羲”字，提示他们是以牧羊为主的草原民族（羊），但是，他们又种庄稼（禾），同时以龙为图腾（丂），最主要的是，他们尚武好战（戈）。

但是，“羲”同“兮”音，又配以一个“伏”字，意思是他们打了败仗，在逃跑过程中以伏击的方式阻击敌人的追击，累得气喘吁吁。

所以，考察整个“伏羲”之含义，她就是他们的后人黄帝部族，给自己的祖先所封的谥号。

而“祝融”之“祝”，是祭祀；“祝融”之“融”，是冰雪融化，可以开始农业生产了；两个字合起来，就是权力的象征，意思为：他们就是奴隶主。

这个“祝融氏”之名号，正好与“共工氏”的名号相对应。“共工”就是双手握着工具进行劳动，就是奴隶的意思。所以，祝融氏就是从辽西入主中原的伏羲氏；而共工氏就是被伏羲氏所征服的中原地区原居民，也就是裴李岗文化和其她中原文化的主人。

那么，女娲氏又是谁呢？

在后来的马家窑文化等仰韶文化末期的一些遗址中，我们就发现了晚期的仰韶文化的主人们，是以蛙为图腾的。

所以，女娲氏，其实就是早期的仰韶文化的主人。女娲氏这个名号，也应该是他们的后人神农氏炎帝部族，给他们这些祖先所封的谥号。

女娲氏又“号曰女希氏”。这其实是黄帝部族给女娲氏所封的谥号，意思是承认女娲氏和伏羲氏源出一脉，都是华胥氏的后裔，但是，黄帝部族不承认女娲氏是和伏羲氏进行共同祭祀的、自己部族的直系祖先。

从中原地区的贾湖文化中，我们就发现了具有宗教内涵的龟壳，所以，《三皇本纪》中的“断鳌足以立四极”，可以认为，是依托中原文化的宗教意识，而进行的一种促进四方和解，以实现“四方结盟”、“天下共和”的宗教活动。

但是，在《三皇本纪》这样的重要典籍中，只出现了祝融氏（伏羲氏）、共工氏、女娲氏这“三极”，何来的“断鳌足以立四极”之第“四极”呢？

从考古学的证据来看，当时确实是除了这“三极”之外，还有一个第“四极”的。那就是山东地区的北辛文化之主人。

在女娲氏“断鳌足以立四极”之后，仰韶文化就取代赵宝沟文化统治了中原，从半坡文化类型演变成了庙底沟文化类型；赵宝沟文化，就演变成了红山文化；而北辛文化，就演变成了大汶口文化。

这样的文化现象，充分说明，北辛文化是参与了当时天下政治文化之融合与统一的进程的，只是，史籍中没有明确地记载下来而已。

但是，后来的唐朝诗句中“龙马精神海鹤姿”这样的文学描述，又是怎么来的呢？

要知道，“龙马”，就是“龙”，而且，正是赵宝沟文化入主中原那个时期的“龙”，就是濮阳西水坡文化遗址中出土的那种“龙”。在这之前与之后，“龙”，就都不是“龙马”的那种样子。

所以，“龙马精神海鹤姿”的典故，只能是出自伏羲氏部族入主中原的那个时代。而“海鹤”，也只能是北辛文化之主人们的图腾。

“龙马精神海鹤姿”的典故，就是提示，北辛文化的主人们与赵宝沟文化的主人们打过仗，并且，双方是旗鼓相当，互不示弱。

还有一个文化现象，也可以佐证北辛文化的主人们是属于当时“四极”中之“一极”，是参与了当时中华民族的政治文化之融合与统一进程的。

至今，山东地区还有关于“泰山石敢当”的文化习俗，网上就有很多出售能够“辟邪镇宅”的“泰山石”之网店。而考古发现，在大汶口文化的早期，大汶口文化的成年人们，都有长期口含石球和拔除门牙的习俗。

那么，山东地区这些与石相关的文化习俗，是怎么来的呢？

联系到《三皇本纪》中伏羲氏为“木德王，注春令，故《易》称帝出乎震，月令孟春，其帝太皞是也，都于陈，东封太山”，以及“女娲乃炼五色石以补天，断鳌足以立四极，聚芦灰以止滔水”的记载，以及红山文化牛河梁大型宗教性遗址中的“炼铜遗址”，我们可以想象到，《五行图》学说，其实是早在伏羲和女娲时代，就已经产生。

伏羲氏之所以为“木德王，注春令，故《易》称帝出乎震，月令孟春，其帝太皞是也，都于陈，东封太山”，就是因为，《五行图》学说中的“春季属木”，“木居于东”。

由于春季是一年四季中的第一季，也就是一次五行轮环中的第一轮，而伏羲氏在农业生产来临的这一个世道大轮环中，是第一个称霸为王的，所以，他们就认为，他们部族的德运属于与春季相对应的“木运”。那么，根据五行学说中“木居于东”的说法，他们所居住的“正位”，就理应在东方。

这就是他们要“东封泰山”，攻打山东地区北辛文化之主人们的原因。

但是，在伏羲和女娲那个时代，金属还没有出现，或者，即使出现了，也没有得到人们的认识。

史籍中对于金属出现的记载，最早是“黄帝采首山铜，铸鼎於荆山下”，和“葛庐之山发而出水，金从之，蚩尤受而制之，以为剑铠矛戟，是岁相兼者诸侯九；雍狐之山发而出水，金从之，蚩尤受而制之，以为雍狐之戟芮戈，是岁相兼者诸侯二十”。

而考古发现，金属铜在中国地区的最早出现，并且被人们所认识与利用，也确实是与这个时间点相吻合的。

距今6700-6000年左右的仰韶文化半坡类型中的临潼姜寨遗址，曾经出土过一块半圆形的铜片，还有一个残缺的管状铜。根据鉴定，这两块金属铜，其主要成分是铜和锌，基本上可以称之为黄铜。但是，之后几百年到一千多年的时间内，中国地区就再也没有金属出土。直到距今5300年-前4100年左右的马家窑文化，东乡林家遗址中出土了一把青铜小刀，根据鉴定，确定是范铸青铜。

这一个范铸工艺，而且，制成品是刀具，就充分证明了，这时候的人们，不仅见识到了金属，而且，已经对金属的性质，有了充分的了解与认识。

所以，史籍记载黄帝和蚩尤使用铜器，是可信的。

那么，据此来看，具有“金生水”、“金克木”、“土生金”、“火克金”之内容的《五行图》，就只能是产生于黄帝与蚩尤时代或其以后的时代。

那么，伏羲与女娲时代的《五行图》之说，又是怎么回事呢？伏羲氏的“木德王”，又是从何而来呢？

联系到“女娲乃炼五色石以补天”，“聚芦灰以止滔水”，和红山文化牛河梁大型宗教遗址中的“炼铜遗址”，我们可以想象，伏羲和女娲时代的《五行图》，是存在的；只是，里面没有“金”。那时候，《五行图》中处在“金”之位置的，应该是“石”。

因为，在金属没有出现之前，石器，就是作为与金属器具相同性质的器具使用的。“石”的性质，与“金”的性质是相等的。

这样就能够解释，山东地区为什么会具有“以石辟邪”的“石”文化了。

因为，伏羲氏自封为“木德王”，那么，他们去进攻山东，他们就相对于山东人，成为了“木妖”。

而山东人要对付他们这群“木妖”，当然就只能利用《五行图》中“石克木”的原理，来借助自己神山上的石头——“泰山石”，来克制他们这群“木妖”了。

这就是山东地区“泰山石敢当”之风俗的来历，也是大汶口文化的早期居民，喜欢口含石球和拔除门牙的原因。

口含石球，就可以得到“石气”的护佑。

而因为牙齿是活的，是可以生长的，这就相当于人们身体内的“木”。

作为一个被“石运”所护佑的部族，他们体内的“木气”过多，当然是对他们的运气不利的。所以，他们就要尽可能地拔除一些自己嘴中的牙齿，除去他们体内“过多”的“木气”。

相对的，红山文化牛河梁大型宗教遗址里，出现“炼铜遗址”，其实那不是“炼铜”，而是红山文化的主人们在举行“以火克石”的宗教仪式，也就是“炼石补天”的宗教仪式。

因为，他们部族的德运属“木”，而“石克木”，所以，他们通过“以火克石”，就能够保证他们部族的“木运”不被“石气”所克。

但是，传说中的女娲氏“炼石补天”，又不是这个意思。

女娲氏的“炼石补天”，就是根据“石生水”而“火克石”的原理，来“以火克石”，避免“石生水”，从而从源头上制止洪水的泛滥，以达到消灭洪水的目的。

女娲氏“聚芦灰以止滔水”，同样是根据《五行图》学说中“火生土”、“土克水”的原理，来举行焚烧芦苇的宗教仪式，以通过芦苇变成的“土”，来阻断洪水的蔓延。

这样通过考古发现与历史传说相结合，我们就可以推断，“断鳌足以立四极”中的“四极”，就分别是辽西赵宝沟文化的主人伏羲氏（祝融氏），甘陕晋地区仰韶文化的主人女娲氏，中原地区裴李岗文化以及其他一些文化的主人共工氏，山东地区北辛文化的主人，我们姑且称之为东夷氏。

在女娲氏“断鳌足以立四极”，促进“四方结盟”的时候，伏羲氏部族的主力，或者是他们部族的领导阶层，并不在辽西，而是被其他三大部族联合战败，逃到了今天长江以南的的湖南地区。他们的领导层，就以湖南地区的衡山作为他们的神山。

这样，作为四大部族的神山，分别代表四大部族的“四岳”，就分别是北岳恒山，代表共工氏部族；南岳衡山，代表伏羲氏部族；东岳泰山，代表东夷氏部族；西岳华山，代表女娲氏部族。

在“四岳”之外，另有一个“中岳”嵩山，就是天下结盟时大家所共同敬立的天下共同的神山。

这样，四大部族就通过“五岳”，特别是“五岳”中之“中岳”嵩山的敬立，而由原来的四个各自独立的小场，形成了以“中岳”嵩山为中心的中华民族这个大场。

这也就是我们中华民族从政治、文化，两个层面上的正式形成。

中华民族正式形成的时代，就是伏羲和女娲之后的神农氏炎帝时代。

然而，神农氏炎帝时代，中华民族这个场，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

由于是“断鳌足以立四极”、“四方结盟”，所以，中华民族这个政体这时候的政治内涵，就还是以“四极”为主；而由“四极”所拥戴的盟主，不过是虚尊其位，实际上，是并没有一言九鼎的主导性权力。

当时的盟主，其实就像今天的联合国秘书长，只不过是起到召集会议的联络性作用。

所以，就像一个家庭中，孩子很受各方喜爱，却并不会被各方所敬畏，无法实现对各方的制衡一样，当时的盟主，虽然受各方尊敬，但并不会对各方形成切实的制约能力，无法对当时的天下，起到中枢性的主导作用。

也就是说，当时的中华民族这个场，实际上是一个空心性的场，是一个像家庭一样的空心性的场。

这样的一个场，是没有什么中枢性的主导力量，来主导大家，共同应对大家所面对的共同问题的。

好在当时东、西、南三方，都有伏羲氏和女娲氏这两个实力雄厚的部族独当一面，而东边，又面临大海，不会有什么外患来袭，所以，从外部形势来说，当时的中华民族这个场，环境还是比较宽松的。

二   五帝时代

但是，农业生产的特点，决定了三皇时代的农业生产方式，就是奴隶主驱使奴隶劳动的奴隶性大规模生产的方式。

而这大规模的奴隶，既然因为“四方结盟”，不能从各个部族的外部获得，就只能是从各个部族的内部获得了。

所以，在“四方结盟”，天下太平的情况下，各个部落，为了创造一个自己部落的最好的生产方式，就不能不从本部族中的其他弱势部落下手，寻求土地与奴隶规模的最大化，寻求农业生产规模的最大化。

这种部族内部的强弱矛盾，实际上也是一种阶级矛盾，她必然地导致天下部落中，部族意识的消解，天下意识的增强。

也就是说，在本部族强势部落的压力下，一些弱势部落为了求生存，就不惜背叛本部族，而寻求得到其他部族中，一些同病相怜者的支持，寻求与其他部族中的弱势者抱团取暖。

这种历史逻辑与事实，我们可以从考古学，以及相关的历史传说中得到印证。

直到现在，民间还有“鲤鱼跳龙门”的“鱼化龙”之说法。而考古发现，鱼是仰韶文化中半坡文化时期仰韶文化之主人们的图腾，也就是女娲氏部族的图腾。

考古学又发现，到了仰韶文化的庙底沟文化时代，也就是女娲氏部族变化成神农氏炎帝部族之后，他们的图腾，就又以蛙为主。而在后期的马家窑文化中，蛙图腾又由大肚皮弱四肢的形象，变成了细肚皮强四肢的形象。也就是说，蛙也化成了“龙”，变成了“蛙龙”。

这种意识形态的变化，反映了神农氏炎帝部族中的一些人，在思想意识上对于本部族的背叛，而皈依于了伏羲氏部族强势的龙图腾。

无独有偶，在神农氏炎帝部族出现“鱼化龙”和“蛙化龙”现象的同时，共工氏部族中，也出现了“龟化龙”的现象。

在今天陕西省黄陵县的黄帝陵陵园内，有一座天鼋神慧像。她是黄帝陵的守护神。

而这个天鼋神慧像，很明显就是由龟转化而来，就是一个“龟化龙”。

这个“龟化龙”，显示了共工氏部族中的一些人，对于他们本部族之意识形态的背叛，而皈依于了伏羲氏部族强势的龙图腾。

但是，在神农氏炎帝部族，和共工氏部族中的一些人，背叛自己部族的意识形态，皈依于伏羲氏部族的龙图腾时，伏羲氏部族的子孙轩辕氏，也就是黄帝，却选择了背叛自己的族源，而皈依于自己所投靠的共工氏部族姬姓部落。

《三皇本纪》中记载，伏羲氏“始制嫁娶，以俪皮为礼”。

这就是说，伏羲氏部族，是最先进入父系社会的。

而关于“后土夫人庙”的传说，表明以“后土夫人”为代表的共工氏部族，直到“天下结盟”之后，也就是在神农氏时代，还是处在母系社会。

“姬”，原意为胸部丰满的美艳少妇。“姬水”，显然是一个还停留在母系社会的部落所占据的地方。

这实际上就是表明，姬水这个地方，是共工氏部族中的某个部落所占据的地方。

考古发现，黄帝发家的地方，也就是河南新郑，正是当年中原本土文化裴李岗文化的大本营。

史籍记载，黄帝为少典氏之公孙。

也就是说，他的部落出自少典氏，但是，他的祖上，不是少典氏之领袖的长子，因此，他们就不是少典氏的权位继承者。

而少典氏，又是个什么身份呢？

少典氏部落，原本居住在陕西省西部，也就是黄帝死后，其陵墓所在的那一带。

然而，少典氏本是属于伏羲氏部族，他们本应该是生活在东北辽西，或者是长江以南的湖南地区才对，为什么他们又会生活在陕西的西部地区呢？

这只能是用一个原因解释，就是，他们原本是当年女娲氏“以济冀州”时的战俘。

伏羲氏部族并没有攻伐过女娲氏部族，女娲氏部族原本和伏羲氏部族没有深仇大恨，甚至于他们还是几千年前的同胞兄妹。

女娲氏之所以“以济冀州”，去帮助共工氏打垮伏羲氏，仅仅是出于平衡天下势力，避免唇亡齿寒的考虑，所以，他们对于战败后的伏羲氏部族成员，就没有必要赶尽杀绝。

但是，由于伏羲氏部族的主力在战败后逃往湖南，无法追赶，回东北老家的路，又被这些战俘的死敌共工氏部族所阻断，这些战俘即使被女娲氏所释放，也别无其它生路，他们只好依仗女娲氏部族的保护，随女娲氏部族的部队回到陕西。

这也算是他们叶落归根。

因为，甘、陕地区，原本就是几千年前他们的祖先没有和女娲氏分道扬镳时的故土。

也正是因为他们来到陕西，来到女娲氏部族的大本营，正是因为他们实行的是父系制，而女娲氏部族实行的是母系制，他们又和女娲氏部族通婚，所以，才有黄帝和炎帝同源却不同族的情况发生。

黄帝，是少典氏部落的男人娶女娲氏部族的女人所生的后代；炎帝，是女娲氏部族的女人与少典氏部落的男人进行走婚所生的后代。他们虽然血缘相同，却生活在不同的族系，所以，就有不同的族系归属。

因为是生活在女娲氏部族的地盘上，所以，少典氏的势力，是单薄的。

又因为在伏羲氏部族当时所生活的三大区域中，他们的人数最少，地位也最低，所以，他们在伏羲氏部族中，也是没有存在感的。

而黄帝部落，在这个势力单薄、没有存在感的少典氏部落中，又是一个公孙性的小部落，也就是更不得志，更加没有存在感。

这也就导致黄帝部落，和神农氏炎帝部族以及共工氏部族中的一些弱势部落，会同病相怜、抱团取暖。

于是，为了向他们所投靠的共工氏部族中的盟友表示亲近，他们就，改姓为姬。

《国语·周语》说：“我姬氏出自天鼋”,“天鼋之分,我之皇妣”。

妣：是死去的母亲；考：是死去的父亲。“如丧考妣”，就像死了父母一样焦急与伤心。

这句“天鼋之分,我之皇妣”，正好说明了，“天鼋”就是共工氏部族中一些部落的图腾，是一种“龟化龙”，而周朝贵族的母系祖先，就是来自于共工氏部族中的一些母系制部落；他们的父系，就是来自于伏羲氏部族的黄帝部落。

在历史的根本发展趋势，是由阶级矛盾决定的这个前提下，中华民族这个场，在“四方结盟”近千年之后的进一步融合，于其外在的表现上，又是四大部族之间的你死我活。

首先，是共工氏，也就是后土氏的后裔夸父氏，与女娲氏的后裔神农氏炎帝联合，共同对付伏羲氏的后裔轩辕氏部落所领导的黄帝部族。

“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逮之于禺谷。将饮河而不足也，将走大泽，未至，死于此。应龙已杀蚩尤，又杀夸父，乃去南方处之，故南方多雨”。

这里的“夸父追日”之“日”，实际上不是指真实的天上之太阳，而是指当时的神农氏炎帝。

这是一种比拟性的说法，就如今天所说的“共产党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

“将走大泽”，就是说，在炎帝战败后，夸父氏又打算经过菏泽，前往山东去联合蚩尤氏，共同对付黄帝部族。

“应龙已杀蚩尤，又杀夸父，乃去南方处之，故南方多雨”。

这个“应龙”是谁呢？

“应龙”就是当初被赶到湖南的伏羲氏部族之主力部队的后裔，他们这时候，已经从湖南迁往安徽含山，在巢湖边建立起了根据地，就是今天的凌家滩文化遗址。

在夸父氏准备经过菏泽前往山东的时候，应龙就先在山东打败了蚩尤氏，然后，又在菏泽湖边半路截击，打败了夸父氏。

为什么“应龙已杀蚩尤，又杀夸父，乃去南方处之”呢？

这就是说，应龙的战争目的，与黄帝的战争目的，是不一样的。

应龙打的是部族战争，黄帝打的是阶级战争。应龙是要消灭伏羲氏部族当年的所有对手的后裔，让伏羲氏部族的后裔一统天下；而黄帝则是要锄强扶弱，不分部族地建立一个“同此凉热”的太平世界。

道不同不相为谋。

而黄帝这边，显然是比应龙这边更加人多势众。

所以，应龙只好离开中原，甚至离开他们的北上根据地——巢湖边的凌家滩遗址，而往更南方去，重新开辟他们的新天地。

凌家滩遗址的突然放弃，与良渚文化的突然兴起，可能就是这同一个事件的两种表现。两个遗址的主人，可能就是同一拨人。

但是，黄帝的理想是好的，却是与当时生产力水平所造就的生产力文化相矛盾的。

当时的生产力水平，需要、和鼓励的，就是土地和奴隶的规模化，就是要倚强凌弱，霸凌天下。

所以，在他统一天下之后，在他的这个集权中心建立起来之后，在他的集权中心与广大弱势部落之间，必然地会出现一些阻挡他这个中央集权与弱势部落之间相联系的梁强，也就是贵族诸侯。

面对这些新生的贵族诸侯，黄帝的中央集权，能够慨然而起，继续战斗吗？

恐怕不等他再一次打响内战，更大的考验，就迫使他，不得不与那些贵族诸侯相妥协了。

红山文化的衰落，或许是表明，红山文化的主人们，随着中原黄帝部族的崛起，而纷纷南下了。

然而，随之而来的小河沿文化的兴起，则是表明，黄帝部族失去了他们的老家，失去了他们的祖籍地——辽西地区。

辽西地区这片土地的失去，也许其本身，并不意味着什么，也许是伏羲氏部族的后人们能够承受的。

因为，伏羲氏部族的后人们，本来就不喜欢这个地方，本来就在争先恐后地离开这个地方。

但是，自己部族千百年来的经历，不是意味着，一旦这片土地被别的部族占领，别的部族，就也可以一样，以这片土地为跳板，而入侵中原吗？

所以，黄帝部族，为了中原地区的长治久安，就不得不“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

黄帝“邑于涿鹿之阿”，就是立都于现在的河北省北部，这其中的战略考量，显然是要随时应对来自于辽西地区的敌情。

可是，他最后的归葬之地，又是在他的近祖少典氏当初的发源之地——陕西桥山。

整个陕西，都是神农氏炎帝部族过去的地盘，所以，桥山周围的居民，应该是以神农氏炎帝部族的后裔为多。

而黄帝陵的护卫之神，又是一座“天鼋神慧像”，意思是说，是共工氏部族之后裔中一些部落的神灵，在保护着黄帝的陵寝。

这一切，说明了什么呢？

这说明了，黄帝的忠实拥趸，不是他的那些同胞兄弟——伏羲氏部族的后裔，而是那些与他族源更远、甚至毫不搭界的神农氏炎帝部族、和共工氏部族之后裔中的一些人。

这也就说明了，以黄帝为首的中央集权，与当时以伏羲氏部族之后裔为主的一些诸侯贵族，是具有深刻的矛盾的。

同时，这也说明了，代表着天下秩序的中华民族中央集权、中华民族这个场的中枢性主导结构，当时的实际地位，其实很憋屈。她对当时的中华民族这个场，并没有决定性的主导能力。

也就是说，这时候的中华民族这个场，虽然形成了一个中枢性的主导结构，但是，这个中枢性的主导结构，相对于与这个场的向心力相抗衡的离心力的发出者——那些贵族诸侯，还很弱鸡。

也正是这个原因，在黄帝之后的颛顼、帝喾，作为当时的中央集权的继任领导者，其实都很努力。

比如说，他们在陕西北部建设“石峁城”，以与北方游牧民族进行长期的军事斗争。

但是，由于内部掣肘过大，对外战争，就难有成效。

以至于一鼓作气，再鼓而衰，三鼓而竭。到尧、舜的时候，就完全堕落，甚至于“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讙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

这其实是要通过“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政治迫害手段，来迫使一些被压迫的部落，以罪人的身份，去为那些腐朽的养尊处优者守卫四方。

这样的糜烂到极点，就最终导致物极必反，从而迎来了大禹时代。

三  夏商周时代

大禹时代相对于五帝时代，其中央集权，是进一步地加强了，也就是中枢性的主导结构相对于反对中枢性主导作用的贵族诸侯势力，是更加有力了。

不过，大禹时代的这种政治变革，不是由于内部的生产力的变化所促成的，不是新的生产力决定新的生产关系的结果，而是由于长期的外部压力所造成的内部结构的应激性反应。

大禹时代，生产力水平，仍然是大规模奴隶化的生产水平；生产关系，仍然是奴隶阶级与奴隶主阶级相互对立统一的生产关系。

这样的一种生产关系，决定了部落兼并、土地与奴隶不断集中的历史趋势，仍将继续。

只是，由于长期与北方游牧民族作战，导致整个华夏集团的民族主义意识增强，贵族诸侯的“自由主义”思想不得人心，所以，就在强势的新统领大禹之领导下，迎来了政治变革。

大禹的变革目标主要有两条，一是划分“九州”，二是制定“五服”。

其中，划分“九州”，早在颛顼时代就进行过一次。这就和女娲氏当初的“立四极”一样，也是一种对于各方面的势力范围之划分，等于是一种“立法”。而“立法”的目的，也就是为了“讲礼”，是为了建立一个各方之间，可以相互尊重的和平秩序。

不过，相对于女娲氏的“立四极”和颛顼大帝的“分九州”，大禹时代的“分九州”，又多了一层政治含意，就是外交宣示。

女娲时代，四大部族结盟之后，就没有外敌，也就没有外交。

颛顼时代，与北方游牧民族水火不容，所以，也是没有外交。

而到了大禹时代，华夏农业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的长期对峙、相互消耗，使得双方都很疲惫，双方也就都具有寻求妥协的愿望，所以，就产生了外交行为和外交政策。

大禹的“分九州”，一方面是对内“立法”，建立新的“礼制”秩序；二方面，也是对外部的北方游牧民族宣示，“九州”的范围，就是华夏民族所坚守的范围，辽西地区不在“九州”的范围之内，就不属于华夏民族的坚守范围。这等于是以放弃对于辽西地区的“声索”为条件，与北方游牧民族讲和。

在小河沿文化消失之后，辽西地区在几百年的时间里，是一片文化空白。直到大禹时代，才兴起了夏家店下层文化。

在这个空白时期，辽西地区的实际占领者，其实就是夏家店下层文化的主人们。

只是，由于华夏民族不放弃对于自己这片祖籍地的“声索”，拒绝与他们和谈，所以，他们就不敢在这片土地上安心地居住和生产。

直到大禹改变外交政策，放弃对这片土地的“声索”，他们才得以安心地在这里居住下来，从而创造了夏家店下层文化。

这也就为双方赢得了几百年的和平时间。

这也是几百年后，夏朝的遗老遗少们，在被商朝推翻之后，能够选择向北方逃亡的心理基础。

相对于“分九州”，大禹的“定五服”的意义就要更大一些。

在这之前，华夏民族的盟主或帝王，都是没有“工资”可拿的。

他们的权力，一方面是来源于其本部落的实力；二方面，是来源于大家对他这个最高领导者之志同道合的认同与服从。

而通过这种“五服”纳贡，一方面是将大家对于帝王的认同与服从，从形式上更加制度化，从而更进一步地强化；二方面，则是通过这种经济上的不断输送，加强了帝王家族的实力，从而以经济强盛的手段，保证了中央集权的稳固，为社会整体的长治久安，打下一个更为牢靠的基础。

但是，这种纳贡制度的产生，也使公权力变得私有化，从而使公权力之掌握者的公共服务意识，不再那么纯粹。

这不仅导致公权力掌握者本人的公共服务意识减弱，而且，也导致一些能够接近于公权力之掌握者的人，都会产生取而代之、为了自己的一己之私而谋取天下公权力的野心。

这是“家天下”产生的直接原因，也是“家天下”产生之后，后宫、宦官、太子、权臣等等，不断上演权位争夺战的原因。

不过，真正决定历史之宏观走向的，并不是这些野心家们的权位争夺战，而是生产力水平制约下的阶级矛盾，是以生产力水平为基础的生产关系。

夏启建立“家天下”之后，由野心家篡权导致的“太康失国”，其真正的原因，可能不是太康游猎不归，而是带领太康的兄弟们作“五子之歌”的太康之母亲，利用其“母亲”的身份干权乱政，制造了内部不和，从而导致来自外部的有穷国首领后羿及其亲信寒浞的相继篡权。

而后来少康能够复国并且实现中兴，则说明中央集权的稳固，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但是，中央集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压制贵族诸侯的梁强势力，维护社会的稳定，却并不能够完全阻止由生产力的文化性质所决定的部落兼并的趋势。

所以，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就有了夏后帝孔甲时代的“夏后氏德衰，诸侯畔之”。

其实，“诸侯畔之”的真正原因，并不是“夏后氏德衰”，而是“夏后氏力衰”。

是这些诸侯贵族通过不断的部落兼并，已经力压处在中枢性主导性结构位置的夏侯氏政权，从而形成了尾大不掉的局面。

所以，后来的“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乃召汤而囚之夏台”，恐怕就不是“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而是诸侯贵族的势力膨胀，威胁到了王权，使得夏桀深感危机。夏桀试图削弱诸侯贵族的实力，却遭到了反弹，于是，不得不先从华夏之外邦下手，试图通过兼并属于华夏之外邦的商汤等部落，来增强自己的实力，以徐图后计。

但是，他的这个谋划，被早就在旁边观察他一举一动的诸侯贵族们看破了，所以，在诸侯贵族们的强力干预下，他不得不又释放了商汤。

而商汤也从这个过程中，发现了华夏集团的秘密和自己的机会，于是，就发起了联合夏朝诸侯贵族，讨伐夏桀的战争。

“汤修德，诸侯皆归汤，汤遂率兵以伐夏桀”。

这个记载说明了，华夏民族作为一个场，由于其中“热爱自由”的诸侯贵族势力强大，而代表着弱势部落之向心力的中枢性主导结构——中央集权的权威与权力又过于稀松、羸弱，使得这个场，本身就到了一个频临分裂的零界点，所以，一旦商族作为另一个场靠过来，即使她本身并没有多大的力量，却只要她轻轻一碰，就把这个华夏民族之场，给碰裂了，她也就可以乘虚而入，取而代之。

作为一个文化更为落后的部族，商族文化不足以颠覆华夏文化。也就是说，商族作为一个场，其惯性，不足以克制华夏民族这个场的惯性。所以，商朝几百年的历史，就只不过是在重复夏朝昔日的故事罢了。

所以，周初大封建的历史，其实是与夏朝之“诸侯皆（畔夏）归汤”的历史相衔接的。

夏朝末年之诸侯贵族们，皆（畔夏）归汤，其根源就在于，一次次的部落兼并，使得诸侯贵族之实力，可以挑战王朝之实力，王朝无法行使自己的中央调控权力，从而导致天下分崩离析。商汤灭夏，只不过是捡了个现成的平宜罢了。

那么，周朝要吸取夏朝的教训，重新巩固中央权力，维持天下的长治久安，就不能不严格地限制部落兼并，防止诸侯贵族之实力再次地过分膨胀。

这就是周初提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之口号，同时实行大封建的历史逻辑。

但是，由于周朝统治者推翻商朝，本身就是以小博大，是联合其他许多很有实力的部落共同举事而成功的，他们自身并没有太强的实力，能够完全地掌控一切，没有能力将一些有实力的部落，弱化到便于自己掌控的地步。所以，周朝就相对于夏朝，更加依赖于“礼制”，而无法夯实自己的“法制”基础。

比如，在夏朝建立的诸侯纳贡制度，到了周朝，就不是作为法制制度来实行的，而是作为一种礼制制度来实行，诸侯根据自己的情绪，可以不纳贡。

这就使得所谓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作为一种口号，而只能是一种口号，只能是一种理念，根本就无法落到实处。

也就是说，部落兼并，诸侯贵族实力膨胀，危害王权的趋势与结果，从最基本的法制层面，就是虽可预见，却无法阻止的。

这就是后来的周厉王时期“国人暴动”及“周召共和”的根本原因，也是周幽王被杀于骊山，西周灭亡、平王东迁的根本原因。

但是，到春秋战国来临，东周灭亡，秦国一统天下，就不仅仅是周朝法制不健全的原因了，而是诸侯无礼、与生产力发展、上升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相互对立统一的生产关系，取代奴隶阶级与奴隶主阶级相互对立统一的生产关系，等各种矛盾相互作用的结果。

春秋战国时代铁器的出现，使得家庭化小生产，成为更具优势的农业生产方式。

这一方面提高了生产力，改善了生产关系，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使得一些率先实行变法，也就是一些从法律制度上消灭奴隶阶级与奴隶主阶级对立统一的生产关系，确立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对立统一的生产关系的诸侯国家，也率先发展壮大；同时，也迎合了部落兼并，诸侯竞相争霸的历史惯性，使得部落与诸侯相互兼并与争霸的最终结果，就是天下重新归于统一，就是中央集权的重新确立。

这个中央集权的重新确立，是建立在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相互对立统一的生产关系之上的。这样的一种生产关系，不再需要地主阶级通过强大的武装来压迫农民阶级从事生产，所以，各个个体性的地主，就再也没有维持自己的个体性武装力量的必要。

这就给中央集权实行郡县制，确保军政分开，军队和地方政府，分别对中央负责，分别对皇帝负责，打下了良好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也就从根本上解除了地方实力派以武力的方式对于中央集权的威胁。

这相对于过去的诸侯贵族具有各自的独立武装，可以对王权形成直接的武力威胁的状况，就是一个历史性的改变。

四   小结一下

从奴隶阶级与奴隶主阶级的对立统一，到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对立统一，这是一个根本性的社会局面之转变。

这个根本性的社会局面之转变，说明了作为同一个华夏民族，她的前后两个场，在本质上是绝然不同的。

但是，这两个本质上绝然不同的场，又具有前后的连贯性，又具有历史上的统一性。

从更大的范围上来说，她们其实是同一个场，就是同一个以华夏民族来命名的场。

这个场，由神农氏炎帝时代的空心性的场，进化到五帝时代实心化、但行使中央集权的中枢性主导结构之主导能力却又不很强的场，再进化到夏、商、周时代，中央集权的主导能力基本上胜过了地方性诸侯贵族的自由能力，却又常常地被地方性诸侯贵族的自由能力所超越的场，最后进化到秦汉时代，皇权基础牢固，地方上再没有豪强势力，能够与代表中央集权的皇权势均力敌的场，这个发展过程中的场的结构，是越来越紧凑，中枢性主导结构的主导能力，是越来越强。

而这个场的结构越来越紧凑，中枢主导能力越来越强的根本原因，如其说是由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是由于生产关系的进化，倒不如说是由于这个场的人文文化的进化。

文化，就是植根于人类社会这个场中的每一个人之头脑中的思想。

文化思想，是一种意识形态，是一种思维惯性。

这种思维惯性与每个人之本体之间的关系，就是“质”与“物”的关系，就是事物的惯性与其存在状态之间的关系。

任何事物一当在其内外环境条件的作用下产生，它就具有保持其既定状态不变的性质。

这种性质，就是惯性。

惯性寄托于事物的存在状态，又制约其存在状态，使其存在状态按照惯性的倾向性、趋势性去与环境发生作用。

文化思想，是人的意识形态，是人的思维惯性。这种思维惯性来源于客观环境对于人们的存在状态的作用，又反过来左右人们，按照她的倾向性、趋势性去对客观环境进行反作用。

而客观环境对于人们的存在状态的作用，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生产力水平的作用方式；还有一种，就是地方性的、历史性的作用方式；。

这就导致人们的文化思想、思维惯性，也有两种，一种是人文文化，一种是生产力文化。

人文文化，就是地方性的传统文化；生产力文化，就是由生产力水平导致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文化。

对于生产力文化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具有深刻的见解，所以就有“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这个著名论断。

东方社会与西方社会，都是产生过奴隶阶级和奴隶主阶级的，也都是产生过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

也就是说，从生产关系这个人类社会的本质与层次上讲，东、西方社会的发展过程与形式，是一致的。

然而，在人文文化方面，东、西方社会，却是大不相同。

东方人具有阴阳性的思维方式，西方人具有科学性的思维方式。

阴阳性的思维方式，就是以目标物为焦点，把注意力集中于焦点与视域之间的比较。

焦点为阳，视域为阴。

阴阳相对，相互比较，就得出对于焦点的看法，也得出对于视域的看法，从而形成世界观，进而形成价值观。

科学性的思维方式，就是以目标物为焦点，把注意力集中于焦点内部的结构。

通过对焦点内部结构之联系性的观察，发现焦点内部的主次关系和秩序关系，从而形成世界观，进而形成价值观。

正是由于这种思维方式的不同，导致东西方视觉所看到的景象不同。所以，东方传统，习惯于称目标为“物”-“事物”；西方传统，习惯于称目标为“质”-“物质”。

然而，“物”-“事物”，与“质-“物质”的内涵，显然是不同的。

东、西方文化概念中的“质”之概念，也是不同的。

东方文化概念中的“质”，是形而上的，是“性质”；西方文化概念中的“质”，则是形而下的，是“质数”。

这就形成了东方文化的关系性的世界观，和西方文化的数目性的世界观；形成了东方文化的整体性的价值观，和西方文化的个体性的价值观。

世界观与价值观的不同，就决定了人们的思维抉择的不同，就决定了人们的行为方式的不同。

伏羲氏南下入侵中原，是受当时生产力水平所产生的生产力文化所驱动的，是为了适应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之发展而进行的殖民性扩张。

但是，在女娲氏、共工氏，和东夷氏的共同阻击下，伏羲氏的这种符合生产力文化之性质的殖民扩张，被制止。

但是，伏羲氏并没有被消灭，而是与其他三大部族，实现了结盟。

而伏羲氏没有被消灭，并不是其他三大部族，没有能力将他消灭。只是因为，其他三大部族，不想将他消灭。

少典氏能够在女娲氏的地盘上平安地生活下来，就是明证。

后来，生产力文化的继续发展，导致殖民扩张，在各个部族的内部进行。

而华夏民族，又以黄帝取代炎帝建立中央集权的，变华夏民族这个原本空心性的场为实心性的场的方式，对这种历史的趋势进行反动。

虽然中央集权的这种反动，没有遏制住生产力文化的继续发展，没有阻止住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却是有效地降低了社会对抗的烈度，因而，使得华夏文明，成为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一个流传至今的文明，使得中华民族的历史，成为了世界上最为悠久的民族历史。

而相对的，西方文化的世界观与价值观，决定了西方民族的“唯我独尊”之特性，决定了西方民族总是喜欢“自由民主”，喜欢顺应环境与时势，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择优汰劣。

因此，西方民族，其实不是没有历史，而是没有留下历史。

西方民族由于习惯于无底线竞争，所以，就总是“你方唱罢我登场”。

结果，是唱来唱去，演员，都唱不见了；留下的，就是一群什么也没有看到，什么也没有听到的观众。

另一方面，正是由于华夏民族的“逆天而行”，在奴隶化大规模生产的阶段，中华民族的上层建筑之形态，就相对于西方，从土地的私有制，提前进化到了土地的分封制。

到了农民化小生产的阶段，中国的土地制度，实际上就不再是分封制，而是分配制。

而西方社会，土地的分封制，是到了农民化小生产阶段才实现的。

这也就导致马克思主义学说，在划分人类历史的发展阶段时，把土地封建，作为一个历史阶段来划分。

联系到中国的土地封建提前到了奴隶化大规模生产阶段的这个历史事实，这种划分，显然是不对的。

历史阶段的划分，必须联系到一个历史阶段的本质，必须联系到一个历史阶段的生产力水平及其所决定的生产关系。

生产力决定的生产关系，是一个社会的本质；而经济基础所决定的上层建筑，就不是这个社会的本质，她更多地是一种受制于人类社会的人文文化，而形成的各具特色的社会现象。

而土地分封制，就不是一种由生产力水平所决定的生产关系，她只是一种由经济基础所决定的上层建筑，只是一种由人的主观意志所决定的一种社会现象。

所以，按照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个社会的本质来划分，已经过去的人类历史的发展阶段，就应当是原始共产主义阶段、奴隶化生产阶段、农民化生产阶段、资本化生产阶段。人类未来所追求的方向，就应当是社会化生产阶段。

在这几个社会阶段中，前三个社会阶段已经过去，人类社会目前正在经历的，是资本化生产阶段。

资本化生产阶段的社会基本矛盾，是工人与资本家在劳动成果之分配上的矛盾。而这个矛盾的基础，就是生产力水平仍然有限，也就是生产能力与市场开拓能力的双不足。

目前的人类社会，生产能力有限，市场开拓能力也有限。而一旦这两种能力都达到无限，人类社会，就进入到了下一个阶段——更高级的社会化生产阶段了。

到那个时候，社会的基本矛盾，就是劳动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矛盾了。劳动者因为产生了劳动价值，所以就要追求相对较高的社会地位。而消费者人数占据优势，这本身就形成了一种比较优势的社会地位。这就要看人类的智慧，怎么去平衡这两种社会地位的能量了。

当然，将来的事情，我们大可不必操心，我们目前，重要的就是要做好当下。

而怎样做好当下，我们还是要回头看，还是要“温故而知新”。

五   秦汉 魏晋南北朝时代

秦汉以后的中华民族这个场，相对于秦汉以前的华夏民族这个场，在层次上是提高了一个级别。

代表中枢性主导能力的中央集权，这时候，是比以前强悍了许多。

不过，两相对比，她们还是具有相似之处；她们之间，实际上还是一个历史的循环。

秦汉以后直到隋唐时代，中国社会，虽然消灭了诸侯贵族阶层，却又出现了一个门阀士族阶层。

门阀士族阶层就和从前的诸侯贵族一样，对下，兼并中小地主；对上，凌辱与威胁皇权，实在是这个历史阶段的不安定因素。

然而，为什么他们会成为这个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呢？

诸侯贵族，之所以成为先秦时代的不安定因素，是因为他们代表着生产力，代表着生产力的发展方向；他们的价值观念，是与生产力水平所营造的生产力文化之价值观念一致的。

奴隶化生产阶段的生产力文化，就是鼓励土地扩张，鼓励奴隶数量规模化。而诸侯贵族，就是顺应这个生产力水平的激励机制而行事的。

诸侯贵族如果不兼并弱小部落，他们怎么实现土地扩张？怎么实现奴隶数量的规模化呢？

那么，秦汉以后的门阀士族呢？

作为秦汉以后的社会不安定因素，他们也同样是代表着生产力，代表着生产力的发展方向。他们的价值观念，也是与这个时代的生产力水平所营造的生产文化之价值观念相一致的。

农民化生产阶段的生产力水平，就是鼓励多收养佃户，多收租。而不兼并其他的地主，不掌握大量的土地，你怎么去多收养佃户，怎么样去多收租呢？

只是，门阀士族与诸侯贵族，也有不同之处。

诸侯贵族是凭借着手中的武力挑战王权，从而给社会带来不安定，以实现自己的规模扩张。

门阀士族的手中，没有武力。

但是，他们有权力。

他们直接掌握着朝廷中的一部分政权，从而通过将手中之政权的私有化，实现与皇权的分庭抗礼，直至彻底地把控朝廷，凌辱皇权，将皇帝变为自己的傀儡。

那么，门阀士族，又是怎么样攫取政权的呢？

主要就是依靠他们手中的文化。

“天子失官，学在四夷”。

春秋战国之前，文化，是只掌握在朝廷的手中的。

朝廷所设立的每一个官职,其职位，都是由任官者世代相传。

这样，文化，也就垄断在依附于朝廷的一些职业官僚手中。

然而，由于周室凋敝，加上王子之间争权夺利，导致朝廷的一些专职的官员失去经济来源，而不得不从朝廷出走，去投靠各路诸侯，或者私下讲学，自谋生路。

这就导致以往由朝廷专控的文化，逐步地散落到民间。

而学得文化的民间人士，反过来又可以通过自己所学的文化，去朝廷或诸侯门下求官。

但是，这些民间人士与原来的职业官僚又有所不同。他们往往会有自己的家业。

这样，他们就有可能利用自己当官所掌握的权力，来为自己的家业发展服务，使自己的家业更上一层楼。

这是门阀士族产生的一个原因。

门阀士族产生的第二个原因，就是朝廷为了平衡各种势力，也不得不笼络一些势力，让他们进入朝廷当官。当然，代表这些势力的当官之人，他们也得有文化。

而由于当官必须有文化，文化又必须通过教育来获得，教育又必然是要花钱的，所以，时间一长，文化，就掌握在一些有钱人家的手中，有钱人家当了官，又更能够壮大自己家族的实力，又更能够有文化，这样就形成了世袭性的门阀士族。

门阀，就是有钱、有势；士族，就是有文化，有人当官。

门阀士族有钱、有势、有文化、有官，这样就成了新的贵族。

他们要碾压那些无权无势的小地主，那就像大象踩死蚂蚁一样容易。

当然，实际上，小地主就是皇权的基础，兼并小地主，就是侵蚀皇权，这和当初的奴隶主诸侯贵族，兼并那些弱势部落，就是侵蚀和威胁王权是同样的道理。

所以，本身是与小地主有矛盾的门阀士族，最终，就会与皇权产生矛盾。

但是，秦朝，是一个刚刚从诸侯贵族当道的时代走出来的一个王朝，所以，这个朝代，还没有产生门阀士族。

秦朝之所以迅速灭亡，就不是门阀士族惹的祸，而是王权与皇权的私有化，必然会导致野心家篡权的这个制度性硬伤，起了一些作用。

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秦灭六国，与六国诸侯之间的矛盾，没有先例可循，所以，秦朝在这时候就犯了一个忽视历史的惯性、企图“一步到位”的错误。

秦王朝过分地依靠“法制”建设，过分地依靠朝廷军队去保卫政权，保卫皇权，中间忽略了必要的过渡性措施，忽视了以夷制夷、借力打力的作用。

她不知道消灭贵族诸侯，是一个历史过程，而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不懂得权力就是权术，权术就是平衡，就是玩弄各种平衡。

秦王朝没有在消灭了六国的外姓诸侯后，再在自己的家国之内，重新册封一些同姓诸侯，以作为对朝廷的军队之职能的补充，去随时随地监视天下的反叛性力量。

当然，这也有一定的历史原因。因为，先前的商鞅变法，矛头，就是主要针对那些秦国内部的诸侯贵族。

秦国内部的同姓诸侯，是经过十分艰难的斗争，才最终被消灭的。

而为了监视与弹压那些已经被打倒的六国诸侯，现在又来搞复辟，重新册封同姓诸侯，这对于享受了历代变法之成果的秦王朝当权者来说，也确实是勉为其难。

但是，正是因为没有盟友，正是因为制度生硬，所以，在各种连锁性的意外突然而至的时候，看似强大的秦王朝，就失去了转圜的余地，而轰然倒塌。

赵高的篡权，从内部破坏了秦王朝脆弱的政治体系，使秦王朝的军队大而无用；六国诸侯的反扑，则从外部摧枯拉朽，使秦王朝的体制弱点暴露无遗，从而导致秦王朝迅速灭亡。

然而，如果秦始皇突然去世，权力出现真空的时候，全国各地，分布着一些拥有自己独立武装的秦朝同姓诸侯，那么，赵高，还会那么容易奸计得逞吗？六国诸侯的反叛，还会那么一哄而起吗？

陈胜吴广起义，根本就不是什么农民起义。

“陈胜者，阳城人也，字涉；吴广者，阳夏人也，字叔。”

《礼记·曲礼》：“男子二十,冠而字。”

“冠而字”，是古代男子成礼的标配。

而“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能够“冠而字”的人，就不是什么庶民，而是可以讲礼的贵族。

陈胜和吴广，两个人都是除了名，还有字。

而且，他们本身又都是有文化的人，都会写字。

这对于当时的农民阶层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

也就是说，他们两个人，原本都不是属于农民或庶民，而是属于贵族。

但是，他们又和充军的农民们搞在一起。

这只能说明，他们是六国诸侯中的旧贵族，是被秦王朝打倒和消灭了的贵族。

所以，他们就对秦王朝恨之入骨，时刻都想推翻秦王朝，复辟他们的六国。

所以，秦王朝的灭亡，根本就不是由于什么“暴政”，“官逼民反”之类的原因，而纯粹是由于诸侯复辟。

只不过是，没有文化的农民们，也被这群阴谋者，蛊惑进了他们的局中。

刘邦，显然是吸取了秦王朝灭亡的教训，所以，作为“百代皆行秦政制”的第一代，他在效仿秦朝之政治体制的同时，也做了一些和秦王朝的行事方式有所不同的事情。

就是，他先封诸侯，然后，他又灭掉那些外姓诸侯，最后，他的子孙，又把那些同姓诸侯给灭了。

为什么要这么地“吃屎又拉屎”呢？

这就是权谋、权术，就是缓和、过渡，就是不要让历史走得太快，要尽量地缓坡前进。不然的话，就容易翻车。

汉朝经过一番封侯、削藩的折腾之后，时间，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惯性，让人们忘记了对于近处之贵族的尊从，习惯了对于远处之皇权的皈依。

社会，就稳定地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时代。

于是，大汉王朝，对于强大的外敌匈奴，就有了一个由和亲到战争的转变。

这就是“攮外必先安内”。

然而，事物发展的规律，就是外部环境缓和了，内部矛盾就又必然地起来。

内宫、外戚、宦官，那都不是事儿。

关键是，大地主与小地主之间的矛盾，转化为强梁与皇权之间的矛盾，这才是真正的事儿。

王莽篡权，或许是有些不地道。

但是，王莽的改革，则确实是他作为一个皇帝——皇权的拥有者，与强梁之间进行的一场殊死斗争。

只是，先倒下的，是他。

尽管，后来强梁们也倒了；但是，因为战胜强梁们的，并不是他，所以，作为一个“篡权者”，他也还是必须“遗臭万年”。

东汉建立，是让历史重来。

但是，因为生产力水平，并没有太大的变化，改变不了一个社会的生产关系，所以，相同的故事，还会再次演绎。

土地兼并，大地主与小地主之间的矛盾，转化为门阀士族与皇权之间的矛盾，这是这个生产关系下的不变之主题。

只是，制约皇权的因素，不只是门阀士族，还有后宫、外戚、宦官等等诸多因素，而门阀士族们，则又是越来越聪明，越来越有斗争经验，所以，皇权就是相对越来越弱，而门阀士族的气势，是相对越来越强。

当皇权越来越弱，门阀士族的气势越来越强的时候，春秋战国、诸侯争霸的莹莹绿火，就又死灰复燃。

从三国，到魏晋南北朝，就是不断上演这种皇权与门阀士族之间的暗战，以及门阀士族各方之间的明战。

只是，真正的春秋战国、诸侯争霸的时代，由于正处在生产力快速发展的阶段，所以，各个诸侯国，本身还是确有实力的，他们的国力之发展，能够跑得赢战争带来的消耗。这就使得他们对内争霸，而对外征伐，也是毫不含糊。

而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导致诸侯争霸的原因，也是由于代表中央权威的皇权失落了，可这时候的生产力水平，却并不能支撑各方门阀士族之实力的发展，能够跑得过战争的消耗。这就导致各方的门阀士族，均无力凭着自身的力量战胜对手，而不得不企图借助外力，来脱颖而出。

这样就又引狼入室，把内忧搞成了外患。

六  隋唐时代

隋朝的崛起，基本上是结束了南北朝时期的内忧外患，实现了海内和平。

而面对几百年来的内忧外患，总结原因，改善措施，自是应有之议。

其实，这个原因，早就有前人给找出来了。

所以，南北朝时期，就有些皇帝，曾经有意地提拔、使用寒门士子，试图籍此与门阀士族相抗衡。

但是，由于皇帝本身的实力太弱，提上来的寒门士子社会根基全无，这样的尝试，就都是有始无终。

到隋朝杨坚杨广父子，他们的权势，就和以前的那些傀儡皇帝们不可同日而语，所以，他们就有能力实行改革，以彻底地扭转朝廷权力被门阀士族所把控的局面。

他们的行动，就不是仅仅提拔几个寒门士子而已，而是开展科举考试，制度性地从所有的知识分子中选拔人才，而不是继续实行过去那种依靠官员与重臣的引荐与推荐，而选拔人才的制度。

当然，这样过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