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与大明王朝的兴衰_风闻

明代社会最大的特征是，出现了一个不依赖于官场的市井阶层，他们对当官没有兴趣，也有足够的资本用于生活。心学的发展，导致一个叫作泰州学派的流派成了市井哲学的代言人。

心学对于个人的解放，还导致了一批具有游侠精神的学者出现，何心隐就是其中的代表。由于他们游离于体制之外，成了政府的心头大患，受到了镇压。

作为泰州学派的集大成者，李贽以离经叛道的态度，将道学“皇帝的新衣”戳破，他本人也以自杀结束了一生。

随着叛逆者的死去，心学如同当年的玄学一样，逐渐变成了犬儒主义和庸俗主义的大本营，中国哲学第二轮回的叛逆阶段走向了终结。

明朝嘉靖年间，就在王阳明在南方创立心学之时，北京城却突然来了一个怪人。这个怪人穿着没有人见过的大袍子，戴着稀奇古怪的帽子，手里拿着笏板，坐着一种人们没有见过的小车，从中国的南方出发，招摇地一路向北，最终到达北京。

如果有人问他：你这是什么衣服，什么车？他就会回答，这是周代《礼经》中规定的学者的衣服，帽子叫五常冠，衣服要求深衣大带，手里必须拿个笏板。而车叫蒲轮车，是用蒲草包轮制作的，当初孔子就坐着这种车周游天下。

这个怪人到达北京后，立即引起了人们的议论纷纷，也冒出不少传说。最著名的是，一个不知名的老翁做了一个梦，梦见有一条没有头的黄龙边播雨边前行，最后来到了北京的崇文门下，突然间变成了一个人。老翁一看天亮，连忙跑到崇文门下，发现有一个怪人穿着怪异，坐着怪车正好到达。

这个人来到北京城后，照样行事高调，处处宣讲他的学问。当有人问他，他的师承出自何处，他就骄傲地回答：我的老师就是王阳明！

在北京，王阳明的弟子并不算少，由于他平定叛乱，声动朝野，其学问也已经遍及天下，就连北京官场之中也有不少崇拜者。但是，这个穿着奇怪、大言不惭的人却令王阳明的弟子们很尴尬，他不仅不像个儒生，反而像个妄想狂。

但这个妄想狂的确很尊重王阳明，动不动就说我来北京就是为宣讲老师的学问，老师的学问来自天启，是千载绝学，我一定要让天下的人都听到他的学说。

当人们问起他要传播王阳明什么样的学问时，这家伙的回答却让人心惊肉跳，因为他宣扬的并非王阳明的话，而是他自己的话。比如，王阳明虽然强调心学，可是基本上还是在伦理的框架内谈，维护着明王朝统治者的权威，可是这人却说：什么是道？道不是什么高高在上的东西，道就是老百姓的日用生活。他甚至认为老百姓的日用生活才是根本，而皇帝老子的政权只不过是枝节问题，只有根本稳固了，才有枝节的稳定。这就近似于大逆不道了，怎么会是王阳明的说法呢？

北京王门弟子如同吃了屎，坐立不安。他们之所以感到担心，还有一个原因。明王朝是一个最防备朝臣不听话的朝代，任何人，即便功劳再大，皇帝也总是要防着，而且功劳越大皇帝越担心。王阳明平定叛乱之后，天下人都成了他的粉丝，这时，王阳明的一举一动都会引起朝廷极大的猜忌。这个人不断地来北京宣扬皇帝老子不算啥，到底是不是王阳明指使的？如果是他指使的，王阳明的目的何在？是否意味着他想推翻明朝自立？

即便皇帝不相信这些说辞，在北京的朝廷上还有很多王阳明的政敌，他们随时关注着王阳明和弟子们的一举一动，希望找到他们的错处，而这个人简直就是老天爷送来搅局的。

王门弟子们赶快写信到江西，询问老师到底是怎么回事。传回来的信息说这个叫王艮的人果然是王阳明弟子，他以前是个盐场灶丁的子弟，又曾经做过生意，后来摇身一变成了王门弟子。

但他前来北京，并不是王阳明指使的，而是他自己愿意宣扬老师的学问跑过来的。众人听后，既然是同门，只好把他的车藏起来不让他这么招摇，再劝说他赶快离开，不要坏事。但这个人性格倔强，不肯听从。王阳明听说了王艮在北京的事迹，也连忙写信请他回去，他这才怏怏不乐地离开了北京，去往浙江会稽，寻找他的老师去了。

王艮大闹北京城，就成了明代哲学史上的一桩趣闻，保留在了中国枯燥的历史之中。但是，不要因为王艮的性格就忽略了他的学问。

实际上，王艮是王阳明的弟子中影响力最大，也最具独创性的一个。他不仅发挥了老师的心学，还结合佛道，将心学改造成了实用主义和民本主义的典范，在明朝这个极端压抑的朝代内部，竟然产生出了现代政治理论的萌芽。明代中后期是一个极端分化的时期，一方面王艮和他的弟子创造了泰州学派这个民本主义的学派；而另一方面，王门弟子们却开始与政权合流，他们大都成为达官贵人，谈论心学的同时，还享受着政权提供的一切优厚待遇，王学也逐渐变成了一种享乐主义、犬儒主义和自私主义的代名词。

最后，东林党人的崛起让明朝后期又成了一个党派斗争的时代。享乐主义、党派斗争，将朱元璋制定的铁板一块的政治秩序腐蚀，降低了行政效率和军事效率，明朝已经无法抵御底层叛乱和外族入侵的双重夹击，最终被异族政权取而代之。

赤手搏龙蛇

王艮，号心斋，江苏泰州人。在泰州有一个大的盐场，叫安丰场，他的父亲就是盐场工人出身。

他年轻时因为家境贫寒，曾经辍学，跟随着父亲在盐场工作，后来又曾经跟随父亲到山东经商。不过，虽然没法上学，他却坚持自学，他最常看的三本书是《孝经》《论语》和《大学》，另外也看过一些《礼经》。

由于读书不多，王艮的学问分成了截然相反的两部分，一部分是对这几本书的生吞活剥，他非常强调“孝”，就是对《孝经》的一种过度解读，而《礼经》则给他带来了一套长袖阔带、高冠大履的衣服，还在腰上别个笏板。另外，他喜欢用书里的理论和人争论，随口就说，表明他对这几本书背得滚瓜烂熟。

但另一部分学问却和书呆子精神完全对立，那就是，王艮从他的手工业、商业经验中意识到，人类的真理也许并不掌握在统治阶层的手中，而是掌握在每一个具体的人手中。不管他是皇帝还是达官贵人、工人、农民以及无业游民，在学问面前他们都是平等的，没有谁是特殊的。这种平民性，让他比其他人更能够接触中国最广大的平民群体，成为他们之中的传道士。

王艮认识王阳明，也很有传奇性。当他在当地小有名气时，他的一位朋友黄文刚听了他的谈论，说：你的道理很像王巡抚谈的。当时王阳明在江西当巡抚，也在传讲心学和“致良知”，在大江南北影响力很大，只不过王艮地处泰州的社会底层，对于王阳明竟然毫无听闻。

王艮第一次听说王阳明后，决定去见一见他。之所以见王阳明，也带着很大的自负色彩，他去看一看王阳明是否和自己一致，如果一致，他就是块试金石，试出了王阳明的水平；如果不一致，那么他就要成为王阳明的老师，向王阳明传授真学问。

到了王阳明府邸，王艮还穿着他的古怪袍子，举着笏板通报，王阳明不知对方来头，出门相迎。进了屋子，王艮毫不客气坐在了上座，两人对谈。谈着谈着，他就移到了侧座上，谈完后，王艮觉得这人学问还可以，虽然不是特别满意，但还是下跪拜了王阳明为师。可是晚上想了半天，第二天又反悔了，跟王阳明说不想拜他为师了。王阳明大度地称赞他这是不轻信。王艮又毫不客气地坐在上座继续谈论，这一次，王艮终于折服，再拜为师。王阳明对人感慨：我率军擒拿朱宸濠，都感觉很平常，但今天反而为这个人动了心。

王艮复杂的拜师过程，说明了他和王阳明的差异，他一方面为王阳明的学问叹服；另一方面又感觉自己和王阳明是不同的，他的一些想法可能已经超越了老师。王阳明也是同样的感觉，一方面看到了王艮的能力；但另一方面，又感觉他不会成为一个听话、忠实的弟子，会将老师的学问改得面目全非。

在王艮自作主张去完北京，回到了江西之后，王阳明痛感王艮是个闯祸的能手，接连三天不肯见他。王艮在门口也等了三天。有一次，王阳明出门送人，王艮就在路边跪着，王阳明装作没有看见，转身就回了院子。王艮一直跟着王阳明来到了屋檐下，眼看王阳明又要消失了，他不耐烦地大声喊道：孔仲尼也不会比你更过分！一句话喊醒梦中人，王阳明立刻反身长揖，双方和好。

王阳明死后，王艮获得了自由，回到了泰州以讲学为生。此时，他的学问已经和王阳明差别巨大了。

首先，两者的弟子成分差别巨大，王阳明的弟子大都是达官贵人和读书人，收到王艮这样的异类已经算是特殊情况。而王艮的弟子却是五花八门，从贩夫走卒到市井百姓，无奇不有，当然也包括一些著名学者，但大都是平民出身。

明代是一个民间商业很发达的朝代，这主要得益于政府官员大都背四书五经去了，对商业一窍不通，任其自由生长，而政府的纸币信用崩溃，人们被迫改用银两，反而造成了金融层面的稳定。商业发达，商人们需要他们在哲学和文化上的代言人，王艮就正好填补了他们的需求。其次，他的学问也非常适合这个平民群体。他从来不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或者家国天下的大道理，只讲身边的小事，从人本身出发。

比如，以“格物致知”四个字，朱熹认为是“思考每一个具体物体背后的大学问，达到真理的极致”，而王阳明则认为是“把物体映射到心，在良知之中发现物体的道理”。

这两种解释都很抽象化，而王艮则对这四个字重新做了解释，认为格物致知无非就是说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个人的身体是根本，而家国天下是枝节问题，如果个人不正，就没有办法治理好国家，格物致知，就是要修个人的根本，再来安定国家。黄宗羲给王艮的理论起了个名字，叫“淮南格物”，便于和朱熹、阳明的理论作区分。

“格物致知”的改变，以及对于个人身体的重视，让王艮开始大谈“百姓日用就是道”。这个理论很适合于明代发达的商人阶层，他们很乐于听到这样的说法。

而更多的人喜欢听他说，则是因为他说所有的人都能得道，只要做到了能知能行，就满大街都是圣人。在以前，人们把读书人看作一个特殊的阶层，中了秀才之后，读书人就享受了各种待遇，鼻子翘到了天上。但在王艮看来，只知道死背几本书，就算当了进士也不算是有学问，真正的学问隐藏在生活之中，只要在生活中行得正，坚持修身，谁都是圣人。

这种简易教学法第一次打断了中国读书人对学问的垄断，将学问放到了所有人的手中。泰州学派也由此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非宗教化的平民学习组织，中国南方的商业社会就从中脱颖而出。

由于泰州学派激进的反叛性格，黄宗羲叹这个学派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继承者大都能“以赤手搏龙蛇”，不再是名教所能束缚的了。

游侠之死

公元1579年（明神宗万历七年），大学士张居正主导的经济财政改革正在轰轰烈烈地进行，朝廷上下对于改革措施议论纷纷。张居正认定，要想推动改革，就必须打击这些议论的声音，统一舆论，形成合力推进改革。

他以皇帝的名义下达了一份诏书，要求各地方官员毁掉天下的私人书院。这是一次对私人学校的系统打击。

实际上，明政府一直以警惕的目光望着私人书院这个越来越庞大的社会组织。由于官方主导的文化体系呈现僵死特征，很多对政府死了心的人宁肯不入政府，愿意去独立研究学问，并广开书院，教授学徒。这些人拥有第一流的智力和学识，被明政府视为心腹大患。

最初，明政府不知道该怎么对付这些私人讲学机构。到了公元1537年（明世宗嘉靖十六年），当时的南京吏部尚书湛若水走到哪儿就把书院开到哪儿，引起了政敌的反弹，他们开始上奏皇帝，要求摧毁各地书院。第二年，命令生效。

但是，这个命令并没有被严格执行。官员都出自读书阶层，他们对于要求销毁书院的命令大都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导致命令没有办法真正执行。

到了明神宗时期，张居正为了改革要求统一舆论，而对他反对最大的，就来自于读书人内部的批评，这些人以书院为基地，品评政治。张居正认为，如果要推行改革，必须首先将反对派打掉。

摧毁书院的命令下达后，各地对于读书人的镇压活动也迅速展开。而在这一系列的活动中，最大的目标是一个叫作何心隐的人。

何心隐，原名梁汝元，是典型的对政府充满了警惕的读书人。他曾经参加省试，获得了江西省第一名的好成绩，但就在这时，他却突然转向，宣布不再参加考试，而是拜了泰州学派的颜山农为师，开始学习王艮的思想。

与其他人不同，何心隐不仅是一个学者，还是一个实践派。比如，王艮的理论要求先正心立身，然后管理好家族问题，认为人的身体和家族的利益高于政权，只有这些事情都做好了，才能去管国家的事。何心隐立刻把这个理论付诸实践，建立了一个家族自治机构，他当族长，将整个家族的红白喜事和矛盾纠纷全部管了起来。

如果仅仅是管理家族，也没有问题，但何心隐的管理组织是对外的，比如，当地方官员为了平衡财政，想在正税之外再多征点杂税，何心隐不仅反对，还写信将当地官员讽刺了一通。很显然，这样的家族组织如果过于强大，地方官员就捞不到什么好处了。官员找借口将他抓了起来，后来被朋友救出。

何心隐的侠义心肠，很像司马迁笔下的游侠复活。他后来去了北京，当时恰好是奸臣严嵩当道之时，严嵩将一切反对他的人都镇压下去，在朝堂上一手遮天。唯独何心隐不怕他，甚至想计策要把严嵩搞掉。由于皇帝相信方术，当时皇帝宠幸的术士叫蓝道行，何心隐刻意和蓝道行结交。一次，蓝道行在给皇帝扶乩占卜时，突然显示，有一个奸臣正在靠近皇帝。皇帝正奇怪为什么会这么说，过了一会儿，严嵩突然进来奏事。这件事实际上是何心隐和蓝道行的策划，目的是诋毁严嵩。从这一天开始，皇帝开始怀疑严嵩的品质，这种怀疑被群臣利用，并最终导致了严嵩的倒台。

严嵩虽倒，但是严嵩的党羽处处都在，何心隐为了避祸，改名换姓（从梁汝元改成了何心隐），游历了大半个中国。他以给别人做幕僚为生，却处处出谋划策，如苏秦、张仪一样纵横天下。然而，也正是因为他的性格，他不容于当时的政治环境。

随着时间的推移，严嵩的党羽都逐渐倒掉了，后来上台执政的是张居正。在张居正手中，何心隐是否会好一些呢？

答案恰恰相反。张居正上台后，在推出对私人书院的禁令之前，就开始用强硬手段对付这些游侠。万历四年，何心隐正在湖北的孝感讲学，张居正听说后，立刻派湖广巡抚陈瑞去抓何心隐。但这次有人告密，何心隐逃脱了。

何心隐认为自己坦坦荡荡，没有罪过，甚至想亲自前往北京申辩。但官僚机构不会给他这样的机会，三年后，就在推出书院禁令的同一年，何心隐终于被抓获，被送到了新任湖广巡抚王之垣处。

被捕之时，何心隐就已经知道，王之垣已经获得了张居正的授意一定要杀掉他。早年他在北京见到还没有当政的张居正时，就预言会死在这个人手中。他说：这个人未来一定会主政，而主政之时，一定会杀掉我。

何心隐之死，反映了民间学术与官方学术的冲突，这种冲突是无法调和的，民间学术要求的是自由精神和质疑的态度，而官方学术要求的是服从。由于奸臣以官斗为主，对于民间往往无暇顾及，这时的民间学术反而能够获得一定的空间。张居正上台后，作为改革派希望推动社会变革，这时反而会更加感觉到民间学术的不合拍，采取更加强硬的态度。到这时，民间学术就连一点空间都没有了。

只要存在这样的制度，不管是清官还是贪官，都会做出同样的事情，倾向于控制民间，剪除反对和质疑的力量，达到铁板一块。不过，铁板一块反过来又会造成政治的脆性，一遇到困难就会崩断，最后造成整个社会的崩塌。这一点是集权社会无法避免的弱点。

张居正死后，他亲手建立的高效镇压体系也逐渐锈化，不仅无力镇压民间学术力量，甚至连政权本身都难保了。

以死卫童心

何心隐死时，同情他的人很多，就在他死亡之地武昌，也有数万人为他喊冤，甚至在朝廷张榜罗列他罪状时，人们也都起哄认为这是陷害。

而在这所有的人中，有一个人却用冷静的笔调分析着何心隐的幸与不幸，他就是李贽。李贽与何心隐同属于泰州学派，却并没有见过何心隐本人。

他总结了何心隐三点令人佩服之处：第一，每个人都在为了生而蝇营狗苟，可是何心隐却看透了生死，认为人终将一死，只不过是被人杀死，还是被鬼杀死的选择。第二，每个人都装作在效法孔子，可是只有何心隐是在真的效法孔子，因为孔子以天下为家，不治家产，不畏惧得罪人。也正因为得罪人，他才会被害死。李贽认为孔子之所以没有被仇人杀死，只不过是幸运，何心隐稍微不幸一点罢了。第三，何心隐效法孔子的道，却并不效法孔子的一言一行，这让那些东施效颦的人愤怒不已，把他当成是歪门邪道。

但李贽感慨地说，当一个人临死时，有数万人为他喊冤，即便是他被最权威的宰相杀死，人们也认为是宰相在迫害他。这样的公道自在人心，又何必在乎死呢？

从他写《何心隐论》之后又过了二十三年，李贽也选择了以死抗争，也许在为何心隐招魂的那一刻，悲剧的种子已经注入了李贽的心中。

在明代的思想家中，李贽是一位最伟大的践行者。他的思想已经彻底脱离了理学的束缚，不管是程朱的那一套，还是王阳明的那一套，都已经被他超越了，他自称为“狂禅”，但实际上却是一个实用主义者。

李贽出生于福建泉州，这里曾经是中国最著名的海港城市，如同现在的广州一样，居住着大量的海外商人。他的祖辈曾经是回教徒，而他本人显然受到了外来文化的影响，对于儒学并没有特别的尊敬。

李贽二十六岁中福建乡试的举人，之后没有继续考试。他的青壮年时代一直在南京、北京等地方的各种小官之间徘徊，生活贫困。直到五十一岁时，才被授予偏远的云南姚安太守。在治理地方时，他习惯了清静无为的方式。云南位于边陲，他因地制宜，法令清简，不言而治。除了俸禄之外，分文不取，继续保持着贫寒的本色。

也正在这时，张居正开始对民间读书人进行迫害，两年后，何心隐死去。何心隐之死，让李贽彻底放弃了对官场的渴望，开始了另一段追求心性的生活。在最后任职时期，他已经躲进了大理洱海边上的鸡足山中，以佛教典籍为乐。由于现代大理成了旅游胜地，人们往往对苍山耳熟能详，但在明清时期的历史上，大理最著名的山是鸡足山，它是当地的佛教圣地，甚至在当地信仰中代表着西天。

离职后，李贽带着家眷开始尝试另一种生活：在完全无保障的情况下继续游学生涯。由于没有钱，他只好去湖北黄安（今红安）投靠朋友耿子庸（耿定理），由于养不起妻子女儿，只好让妻子带着孩子回到了娘家，自己寄居在朋友处。

李贽之所以不愿意回老家，另一个原因是明朝严密的户籍制度，一旦回家，就会被地方登记造册，成为监控人口，而客居在外，则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游离于户籍之外了。

耿定理死后，李贽被迫离开黄安，前往麻城的龙潭湖上，与一群朋友相互切磋读书。由于头上发痒，他干脆剃光了脑袋，只留下了胡子，如同和尚一般，后人把这个行为当作他与名教的决裂。

在他游学的这段生涯，李贽的思想越来越成熟，影响力也越来越大，成了继何心隐之后的又一个异端。他的思想比何心隐更加锐利，反道学的精神更加彻底。他的书籍一经刊行，立刻风靡天下，害得政府不得不数次祭出禁书的大旗，却屡禁不止，四处传唱，如同是哲学界的柳三变。

他首先继承了王艮的思想，认为人们的生活之中才蕴含着真正的道，“穿衣吃饭就是人伦物理”，没有其他更大的道理。由此，他对程朱理学系统进行最无情的抨击。在他的笔下，道学都是高屐大履，长袖阔带，恨不得在帽子上写着“纲常”两个字，在衣服上写上各种人伦警句，说话的时候不离孔仲尼的名言，摆道理的时候随口四书章句。

他最好的小品文是《赞刘谐》，刘谐是他的一位朋友，一次遇到一位道学家，道学家自称是孔子的徒弟，刘谐随口说：你是他徒弟，我还是他的哥哥呢！

道学家勃然大怒，说：老天爷如果不生孔仲尼，万古就如同漫漫长夜！你到底有多大胆敢冒充他的哥哥！

刘谐笑答：万古如长夜？怪不得孔仲尼出生之前的三皇五帝时期，人们都白天点蜡烛过日子。

通过这种戏谑的方式，李贽就把道学的目光短浅表现得淋漓尽致。而他本人认为，大部分学孔教的，不过是如同矮子去看戏，看不到里面在演啥，只能跟着喝彩，实际上没有人真正懂得理学说了什么，只不过是瞎起哄而已。他甚至认为自己年轻时也是这样的，后来才开悟，反对这样的人云亦云。

然而，在反对完程朱理学之后，到底什么样的学问是他赞同的呢？这就要从他的“童心说”说起，再延伸到他的学问上。

李贽秉承了王艮的心学主张，进一步认为，人真正困难的是找到自己的“童心”。童心，就是人最初的本心。如果失去了童心，就是失去了真人，变成了戴着面具的行尸走肉。

他认为，人们之所以会失去了童心，就在于读多了四书五经这样的废书。四书五经中不是史官滥用的褒崇之词，就是臣子不负责任的赞美之语，或者出自腐臭弟子有头无尾的记忆，只是些只言片语。这样的话传来传去，早已失去了本来的意味，靠学习这些东西，哪里能找回童心，反而只能学成个蠢蛋。

那么，哪些书里更具有童心呢？李贽认为不是那些古书，而是各个朝代的最优秀作品，比如，唐代的传奇、元代的杂剧、《西厢记》、《水浒传》，这都是天下最好的文章书籍，充满了童心。

从寻找童心的过程，就可以看出来李贽的现代主义倾向。他反对仿古，认为应该抓住时代的潮流。他推崇现代的实用主义的学问，反对古代僵化主义的内容。

但是，在李贽的思想中又蕴藏着一点极其危险的倾向：由于实用主义的态度，他对经济、财政给予了极大的重视，对那些从古至今的理财专家都赞赏不已。中国集权社会存在财政饥渴症，多少钱都不够皇帝和政府花，每到朝代中后期，就会出现许许多多的理财专家，打着政府指导经济的名义，实际上是帮助政府从民间抽取财富。

李贽在经济上也认同这种社会主义理念，认为古今的贤臣不是那些满口道德说教的人，而是那些实际做事，帮助政府发展经济和寻找财政的人。他反对道德说教，反对大臣只懂儒术没有实际学问，这一点是正确的。但是，作为明代的人，他不可能知道政府插手经济的危害，总体而言，在明代他的思想已经是最领先的，就好像所有法国大革命之前的启蒙主义者都带着一点社会主义倾向一样不可避免。在教学上，李贽也超越了他的祖师王艮。

王艮认为人人都是圣人，欢迎一切贩夫走卒来参加他的课程。而李贽则把他的学生扩大到女人，强调男女平等授课，只要愿意，谁都可以来听。这在明末逐渐保守的环境中，更加显得离经叛道。设想一下，一个光头如同和尚一样的老头儿，在给一群裹脚的妇女授课，叫她们挣脱礼教的束缚，这样的场面不是在民国时期，而是发生在明代。

李贽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但他比何心隐幸运。他教学的时期，已经是张居正死后，张居正的集权主义已经告一段落，明王朝又回到了笨拙、僵化的轨道上，即便李贽如此离经叛道，也没有人敢于承担责任来惩罚他。只要他表面上不直接危及政权，就没有人想找这个麻烦。

李贽最初在南方讲学，后来竟然应前御史马经纶的邀请，跑到了距离北京只有几十里的通州去讲学。

这几十里的距离，就等于是在天子的脚下示威。在这里，他继续讲学著文，对于官僚丝毫不留情面，甚至得罪了当时的当权者大学士沈一贯。这一次，朝廷终于派人来抓他了。

在李贽的传记作家（也是朋友）袁中道的笔下，当抓他的人来到时，李贽恰好卧病在床，他要求取门板把他抬走，自称罪人不宜留。邀请他来的马经纶要跟他一起走，被他谢绝了。马经纶说：如果你是妖孽，我就是藏妖人，死也要死在一起！

第二天提审的大金吾派人将李贽拉上了审讯室，放在地上。问道：你为什么写作邪书？

李贽回答：罪人著书甚多，这些书都在，这些书对于圣教是有益无损的。

大金吾笑他太倔强，又佩服他的为人，最终只把他打回籍贯，没有再深究，进行更多的惩罚。

但就在他等待被遣返的时候，一次请侍者给他剃头时，他却乘机利用剃刀割开了喉管。两天后，他死了。在死前，侍者问他：和尚你疼吗？

他已经不会说话了，只是用指头在侍者的手心里写：不疼。

侍者又问：和尚你为什么要自杀？

他写道：七十老翁何所求！

关于李贽之死，从明朝到现在人们议论纷纷。坦率地说，明末政府的控制力不强，当时的政府禁书禁言的力度是比较小的，李贽能够写这么多大逆不道的书，而政府屡禁不绝，就得益于当时的行政效率低下。政府虽然对李贽很恼火，也同样没有想到要杀死他，但他为什么自己要选择死？

这个答案或许在他为何心隐申辩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他是在用实际行动表明，被人杀死还是被鬼杀死都是无所谓的，但关键是，要在自由中从事学问，追求自己的心，他认为，心比性命更加重要。

李贽在自己的遗言中写道：如果死了，就在城外找一片高地，向南挖个坑，长一丈宽五尺，深六尺就够了。然后，在这坑中间再挖一个二尺五寸深，长六尺半，宽二尺五寸的小坑，用芦席五张铺在下面，把我放在上面。

衣服也不用换新的，就用在身的衣服。埋葬完毕，周围栽以树木，墓前立一石碑，题上“李卓吾先生之墓”。

马经纶按照他的要求，将他埋葬在通州。这个明代最具独立精神的人没有在中央帝国中找到位置，却依然在另一个世界嘲笑着时代。

朋党重现

李贽死去两年后，公元1604年（明万历三十二年），在江苏无锡，几位学者重新建立了一个古代书院，开启了明代最后一段哲学变化。

这个书院名叫东林书院，最早建立于北宋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是朱熹的师公、二程的弟子杨时讲学的场所。到了明代末年，以顾宪成为首的学者们决定在无锡重新建立它，以弘扬士大夫传统。

东林书院的重建，说明了顾宪成等人与王阳明、王艮、李贽等人的区别，王阳明开创了心学，以心学为契机，王艮、李贽等人发起了反叛思潮，从正统的儒教中叛离出去，形成了一次思想开化运动。

而顾宪成等人却是以程朱为宗，要恢复的是保守精神。他和李贽等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对于现实政治的不满。我们可以和现代做一个对比，我们现在又处于一个对现实不满的时期，这时就会出现两种思潮，一种是从制度根本上反思问题，并认为现状的问题是制度造成的，应该改变制度本身；而另一种是在制度之上进行反思，认为现状问题是由于人们不遵守制度造成的，应该做的不是改变制度，而是加强制度对人的束缚力，让每个人都遵守制度。如果放到明代，前一种人就进化成了王艮、李贽，而后一种人则进化成了顾宪成。

顾宪成对于明代的官僚腐败、枉法知道得一清二楚，但他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强化理学传统，强调每个人的道德水平，从而让世界变成一个清官的世界。而要变成清官的世界，就要把贪官打倒，为了打倒，必然要联合其他人一起，于是就有了拉帮结派的理由。东林人士也迅速构成了团伙。东林书院开张后，吸引了大批名士前来讲学。由于当时的掌权者沈一贯、方从哲等人都善于依附皇亲国戚、拉拢太监，排挤非同党，许多人有气无处发泄，这些人大都被吸引到顾宪成组织的小圈子里。他们议论朝政，痛斥奸党，以清流的态度吸引了世间的普通人。一时间，东林书院都容纳不下这么多的皈依者。这些人被他们的反对派称为东林党。

东林党掌握了道义优势，被他们排斥的官僚们为了自保，朝堂之上又出现了几个地域性的党派，比如浙党、齐党、楚党等。这些党派在捕风捉影之中开始互相攻击，明代末期就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党争。

在党争过程中，东林党人表现得轻车熟路，丝毫不亚于他们的对手。更重要的是，党争一起，最后争论的往往不是正经事，而是许多琐碎事，或者是皇帝的家事儿，党争的各派（包括东林党）很少显示出正义性，只看见了党派性。

东林党唯一显示出正义性的事件，是参与反对矿税的运动。万历年间，由于皇帝进行了三次征伐，以及宫殿屡次起火，皇帝财政不足，开始在采矿上做文章，派出了太监作为矿监税使，从民间压榨矿税。

当时的右佥都御史、总督漕运、巡抚凤阳诸府的李三才因为矿税导致的腐败和民间反抗痛心不已，屡屡上书，顾宪成知道后，主动与李三才联系，将他拉入了东林党。他们之所以反对矿税，是因为矿税对于南部经济影响尤大，如果参与了反对矿税的运动，就掌握了南部的舆论导向，从而成为当时的舆论领袖。

李三才也并不是清廉之士，他掌握了漕运监督权，家境豪富，受人批评，又喜欢拉帮结派，享受着朋党遍天下的便利。

在积累起巨大的人气后，东林党立刻投入剧烈的党争之中。他们首先争的是官员的任免。明朝有种审查官员的制度叫“京察”，最初三年一次，后来十年一次，在东林党时期，则是六年考察一次。官员的任免升降，大都和京察的结果有关。

东林书院成立的第二年，恰好是京察之年，主持京察的是吏部左侍郎杨时乔。首辅沈一贯为了阻止杨时乔，试图用兵部尚书萧大亨来取代杨时乔，但没有成功。杨时乔主持的京察，几乎完全针对沈一贯的党人，沈一贯也坚决反击，两派陷入僵局，最后两败俱伤，沈一贯于第二年被免，杨时乔也受到了申斥。

从这之后，历次京察都成了党派交锋的主战场，东林党和浙党、齐党、楚党以及其他小党派大打出手，基本上谁主持京察，对立党派就有人要倒台，东林党吃亏的时候也很多。直到万历皇帝死后，到了天启皇帝时期，东林党人才受到重用，但随后又遭到了大太监魏忠贤的迫害。在这一系列的党争中，明朝的政治也走向了分裂。

京察时，大量的官员缺职，更多的人陷入争执而不敢做事，使得明朝政府的行政效率大幅度降低。

除了争京察职位之外，东林党人还用巨大的精力陷入皇帝的家事。在东林书院没有成立之前，顾宪成就坚决地介入皇帝选太子事件。万历皇帝的皇后无子，其他妃子有儿子，皇帝希望选择自己宠爱的郑贵妃的儿子，而顾宪成等大臣们却主张立皇长子。最终皇帝不得不服从了大臣。

然而，围绕着皇长子朱常洛却出现了一系列离奇的事件。公元1615年（万历四十三年）有人拿着棍子跑进东宫伤人。万历皇帝死后，皇长子刚刚即位一个月，就因为服用了大臣送来的两粒红丸，死了。这些事件都成为党争的焦点。天启皇帝即位后，又围绕着郑贵妃等人的政权斗争，进行了另一轮的争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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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争执中，东林党人表现得乐此不疲。最终迎来了他们最大的敌人——大太监魏忠贤。在双方争权的斗争中，魏忠贤将东林党人一一击倒，并烧毁了东林书院。直到崇祯帝即位，东林党人才再次得势。但这一次，他们仍然没有享受太久的权力。皇帝铲除魏忠贤之后，却发现东林党人并不好用，他们可以党争，却缺乏治国的能力，特别是面对巨大的政治和军事危机时束手无策，只好再次贬黜他们。当皇帝也没有替代人选时，这就已经到了明朝亡国之时了。

东林党争显示的是中国历史上儒教的最大悲剧，他们试图在道德上净化整个社会，但他们的道德诉求却总是被当作党派诉求，最后变成党争。而道德诉求又无助于现实，无法改变中央帝国在政治治理上遇到的危机，最终，望着摇摇欲坠的大厦，除了感慨道德的沦丧之外，没有任何救助的方法。

庸俗化的心学

东林党人进行激烈党争时，王阳明的继承人们也陷入了危机之中。这时，距离王学的诞生不过百年，人们却已经发现了王学的巨大漏洞，这个漏洞在明朝同样是无解的。

王阳明认为，所谓的理、天道，都藏在人的心中，要想了解世界，必先反思内心，去寻找所谓的“良知”。但王阳明并不是一个消极的人，在他的体系之中，到心里去寻找良知之后，仍然要返回到现实之中，用这种良知来改造社会。所以，“致知”之后的“格物”也是同等重要的，“知”和“行”必须合一。

在他的时代，心学起到把人心解放出来的作用。由于皇权推行的理学让人们过于僵化，没有创造力，没有自我，必须将人从这种僵化中解放。当王阳明提倡内心时，就是让人回到自我，去体验自我的价值。所谓心和良知，就是让人们不违背自己的心去生活，相信自己的判断，利用直觉去对抗世俗的压力。

但王阳明没有想到，他死后，人们却利用他的理论推导出一系列他并不想要的结论。比如，如果对心过分强调，会让人发现，这种提法实际上和佛教（特别是禅学）有共同之处，人们不需要通过观察世界，只要内省地冥想，就可以发现内心深处的“道”。

人们忘了他的理论还有后半截，体会到道之后还要去改造世界。他们只是不断地缩回到内心之中，对整个世界无视了。当与世界过分脱节，这样的人就没有用了。

明末，东林党人正在和太监血战，皇帝正焦急地处理着财政问题，满洲人在北方已经叩关，信奉了心学的士大夫们却慢悠悠地思考着“心”的问题，对于外界的俗事不闻不问。

更要命的是，这样的人并不在少数。实际上，大部分读书人到了后来，都或多或少地沾染上了这个毛病，他们讲心谈性，彻底与政权脱节，也不再关心政治事务。

这些人与其说是儒教徒，不如说是佛教徒。到了清代，人们反思明代灭亡的教训时，许多人开始认定，这些王学末流是造成明朝灭亡的原因之一。

不过，即便是这些王学末流也有理由，因为当时的政权已经混乱到容纳不下这么多的人，几大派别打成一团，即便有忠贞的人士，也被猜忌的皇帝所摆布，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有血光之灾。他们躲到一边去空谈，与其说是王学的影响，不如说是政治的黑暗使然。

公元1645年（南明弘光元年），作为明儒最后代表的刘宗周绝食而死，表达自己不做贰臣的理想。他的死亡，也为中国哲学的理学时期画上了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