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丝绳下：失独者的后半生_风闻

RUC新闻坊    06-25 20:47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

本期推送是人大新闻学院唐铮老师指导的《深度报道》课程第二期学生作品。李江梅、邓依云、陆安娜三位同学的《钢丝绳下：失独者的后半生》，聚焦失独者的后续生活。

2017年3月27日，刚下工地的李小国看到手机上有四个未接来电。回拨过去，是儿子李俊杰的大学教导员，语调沉重而急切。

“请您快点赶来石家庄吧，您的孩子有生命危险。”

李小国再次见到儿子，是在医院的太平间。儿子从冰棺里被拉出来，头偏向一边，一道道又深又长的伤口，触目惊心地蜿蜒在脖子上。即将大学毕业的他，在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春日，被女友的前男友残忍杀害，延展向未来的无数种可能被一把锋利的匕首瞬间斩断。

李小国把儿子送到殡仪馆火化的那天，天上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一路走，雨一路下，轰隆隆的雷声盖过了断断续续的呜咽和抽泣。李小国盯着车窗上的雨刮器有一下没一下地摆动着两条黑色长臂，想着自己失去独子后的后半生该如何熬过。

人至中年，白发送黑发，李小国觉得自己像是走钢丝掉了下来，重重地摔在地上，摔得双腿粉碎，再也没法站起来。

“从钢丝绳上掉下来的人”——这是失独群体内部对自己人生际遇的抽象譬喻。在外人看来，他们是在计划生育时代里被意外磕碰出来的一条条疤痕，只要拿衣物遮盖住，就没人知道他们曾经或是正在经历的痛苦和哀伤。

2019年4月2日“思独日”，失独父母们聚在一起纪念去世的孩子（艾咪供图）

缓缓拉起的钢丝绳

1982年9月，计划生育被确定为中国基本国策，同年12月写入宪法。

一纸红头文件，一条“只生一个好”的醒目标语，一些广为流传的“强制堕胎”故事，成为很多人的时代记忆。

1988年，苗霞被派往甘肃省担任计生委副主任，此后一干就是七年。在这七年里，苗霞数不清自己跟多少人讲过多少次“一孩儿带环，两孩儿结扎”，也数不清自己在多少个市政府的大门口挂过多少块“大黄牌”。

所谓“大黄牌”，其实就是一块写有黑色大字的黄色牌匾，上书：某某地区未完成某年度的人口任务，出示黄牌。

“算是一个人口警钟。”苗霞笑着解释道。

“黄牌”的威力不容小觑，在当时国家人口政策形成的高压态势下，有些地方县委书记会拎着从政府大门上摘下的“黄牌”，跑到每个乡镇开大会，一群人围着一块醒目的牌子发愁。

“上面的政策是一回事，但老百姓永远有自己的选择。”苗霞说起了在甘肃任职时经历的一件趣事，“计生委会定期到农村检查妇女的带环情况，记得有一回我们检查到一个妇女，X光照过去，医生一瞅，环是有的，但位置怎么看怎么不对。一问，原来是自己偷偷把环儿给摘了，然后为了应付检查临时在裤腰带上拴了一个小铁环。”

也正是在那段时期，李小国响应国家政策的号召，忍痛打掉了妻子怀上的第二个孩子；

艾咪在农村插队当大队妇女主任，时常陪同公社乡镇计生干部去农村挨家挨户地为已经生育的妇女带环、做绝育；

而那时的姜丽也并不知道，这项国家公共政策会变成一块悬在全国2亿多独生子女家庭头顶上方的巨石，冷不丁地在某个瞬间砸下来，砸得她头破血流。

1997年，苗霞开始在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担任副会长兼秘书长。之前在甘肃计生委的工作经历，让她开始重视人口政策背后暴露出来的问题。

“当时谁也没告诉我人口福利基金会具体要干些什么，在寻找基金会的服务对象的过程中，我就想到了能不能从计划生育的问题入手。”

有人警告苗霞：“你不要搞事情，现在人人都在讲成绩，你不能去挑毛病。”

苗霞也不想去挑毛病，但毛病会自己蹿出来。

何处寄余生？

2002年，苗霞跟随人口福利基金会的“幸福工程”项目在全国各地的农村开展实地调研。在寻访贫困户的过程中，苗霞发现了几户失独家庭。

在成都一个偏远的小乡村里，苗霞看见了一栋没有屋顶的房子。推开门进去，房子里面像俄罗斯套娃一样套着一间简陋的茅草屋。黑漆漆的茅草屋里，一对年迈的夫妇坐在落满了灰尘和草屑的土炕上。

苗霞打听了一下，才知道这是一对失去独子的夫妻。家里盖新房快要完工的时候，儿子病逝。老两口不想完成那栋没完工的新房，房顶就再也没搭上，只是在房子里又搭了间茅草屋作为后半生的栖身之所。

在之后的基层调研中，苗霞开始有意识地寻找有同类遭遇的家庭。

其中令苗霞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一对浙江的老夫妻。“一说起这对夫妻，我就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苗霞说着，眼眶里泛起了一层薄薄的雾。

老两口唯一的儿子在婚礼前夜骑着摩托车去看望未来的新娘，返回途中，迎面撞上了一辆大卡车。第二天，喜事变丧事，婚礼变葬礼。从此以后，夫妇二人断绝了与外界的一切联系，每日将自己锁在房间里。院子里的树无人打理，枝桠疯长；屋子里的扫帚和簸箕被胡乱扔在地上。

夫妻俩静静地盯着苗霞的眼睛，半晌之后，颤抖着嘴唇说出了五个字：“我们要孩子。”

“我当时就崩溃了”，苗霞的声音开始发抖，“我唯一解决不了的就是这个问题。”

同类的悲剧，在不同的角落里重复上演，悄无声息。

2016年7月31日，原本打算当天坐飞机回国的女儿给艾咪发了一条微信：“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但我是世界上最差的女儿。”不久后，她从公寓楼顶飞身一跃而下。那是她确诊罹患抑郁症的第八天。

艾咪用过各种方法劝女儿放弃轻生的念头，说等她回国就带她去吃她最爱的海鲜，说会给她找一个帅气可靠的男朋友。穷尽自己脑海里储存的所有词汇和语句，把未来的一切描绘得极尽动人而美好。

“但是已经来不及了，她想走，根本拦不住。”艾咪不愿意去埋怨自己，更不愿去埋怨女儿。她把女儿的死亡看作是上天早就定好的命数，怪不得任何人。

女儿离开之后，因为不想看到亲人们红肿的眼眶，不想承受朋友们同情的目光，更不想听到同事们蹩脚的安慰话，艾咪断绝了与外界所有人的联系，把自己关在家里，每日给女儿写诗歌文章，翻看女儿的旧照片，日日回想着女儿曾对自己说过的每一句话。

女儿说：“世界上有十四种智慧的女人，我全都做到了。”

女儿说：“我要努力赚钱，买下美国最美丽的庄园，养几百只兔子，雇几个工人，种一大片花。”

所有人都在劝艾咪走出来、向前看。谁都知道逝者已逝、生者要朝前看的道理，但只有在悲剧真正落在自己身上的时候，才知道这不过是一句正确的废话。

“唯一的女儿离开，我怎么能走出来，什么时候能走出来？三年、五年、十年，还是一辈子？”

安葬完儿子，李小国搀扶着妻子回家。家里的一切如昨。

大门上过年贴的对联红得刺眼，离家前吃剩的饭菜原样摆在桌子上，灶台里还瘫着几根尚未燃尽的柴火，衣柜里挂着儿子省吃俭用拿生活费给父亲买的黑色大衣。

但两人都清楚，这个家，早已支离破碎、面目全非。

生活一下子失去了所有的情感寄托。夫妻俩开始惧怕迈出家门跟外界接触，惧怕任何节假日的到来，尤其怕看到别人家的孩子回家，因为知道自己再也等不回自己的儿子。

儿子走后，李小国因为肠胃病前前后后住了五次院，因为常常忘记吃饭，即使记得吃饭也觉得饭菜难以下咽。妻子经常瞒着他偷偷跑去墓地，跪在地上用双手刨着儿子坟头的土，刨掉了指甲。

家里的灯总是彻夜地亮着，晚上睡不着想儿子的时候，两人就躺在床上抱在一起哭，“只要一闭上眼镜，孩子就在眼前晃来晃去。每天晚上都会梦到他，梦到他十岁刚出头的样子，吵着让我带他去江边钓鱼。” 早晨睁开眼睛，涌入脑子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怎么帮死去的儿子讨回公道，让杀害儿子的凶手受到应有的惩罚。

为了帮儿子讨回公道，两人不顾千里迢迢，一遍又一遍地从湖北枝江坐大巴、坐火车前往石家庄查看案件审理的最新进展。有时一个月去两次，有时两个月去三次，两年时间，往返了一百多趟，火车票摞起来有一本小字典那么厚，差旅费前前后后花了四十多万。

李小国还学着年轻人开通了微博，用“失独农民”的账号在网络上为儿子的案件奔走呼号，发着带有错别字的微博思念儿子、呼唤正义。

李小国把自己浸泡在为儿子讨回公道的忙碌中，从不敢抽出时间去想等到一切尘埃落定之后自己的生活该怎么继续。“我的家庭已经没有未来了，以后死在家里都不会有人知道，也没有人会关心。我们不会有未来了……” 李小国说到最后，声音越来越小，头越垂越低。

钢丝绳下重新出发

了解到众多失独家庭的悲惨遭遇，苗霞再也无法装作视而不见。

当别的领导下乡视察还在询问“你们计划生育工作取得了什么成绩？”的时候，苗霞的问题已经变成了“你们这儿有没有实行计划生育后独生子女去世的问题？”

“听的人都觉得这个领导的脑子是不是有问题。”苗霞笑着摇了摇头，“大部分地方领导都不愿意向我们反映失独问题，因为计划生育工作只负责抓人结扎。独生子女死了以后怎么办？没人管，也没人知道该怎么管。”

调研了大量失独案例后，苗霞开始琢磨着怎么把解决失独问题转变成一种政府行为。

调研回来以后，苗霞向一名新华社记者介绍了自己在调研过程中发现的失独问题，这部分内容在之后被写成了一篇内参文章，刊登在当期的《国内动态清样》中。不久后，得到了时任国务委员和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会长的批示：“问题很重要，要认真解决。”

苗霞还在私底下里给时任计生委主任张维庆写过一封信，吐露了自己在接触失独家庭之后内心的郁结和感伤，希望能够得到他对失独问题的重视和支持。

“其他事都是领导布置给我去做的，只有这件事，是我自己想做。”苗霞一字一句地说。

2004年两会期间，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首次提及：“对因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和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造成的困难家庭进行扶助。”这是政府第一次官方承认失独问题的存在。

这次讲话之后，各级政府都针对失独问题不同程度地出台了相关的政策。但目前仍然没有具体的解决方案。

“我们当时能做的只是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具体的解决方案，我们根本拿不出来。”苗霞无奈地说道，“我们统计不出失独家庭的数字，因为计生委统计的是育龄人群，超过49岁的都统一被划出计生委的档案名单。而出现失独问题的，恰恰就是这部分人。”

2012年，中华女子学院的讲师张静第一次听到了“失独者”这个特殊的称谓。当时的她正跟随苗霞参加中国计划生育协会组织的“生育关怀”项目，在全国15个省市内做专门针对失独家庭的养老调查和探索。

在到吉林、重庆和甘肃进行农村入户调查的过程中，张静发现，社会对失独群体的帮扶缺乏专业性，“失独群体的需求很大——精神空虚问题，医疗问题，未来的养老、陪护问题。其中最严重的就是创伤问题，而且这种精神问题并没有人关注。”

因此在项目结束后，张静决定继续跟进这个群体，结合自己的医学、心理学知识和社会工作背景，把这件事当成自己的公益事业来做。

2012年, 张静在甘肃进行农村入户调查时与一名失独父亲交谈(张静供图)

而那些意外失足从钢丝绳上摔下来的人们，也开始颤颤巍巍地从地上爬起来，抬头去审视那根绳子的存在。

2012年6月6日，两千多名失独父母联名向国家计生委递交了《关于要求给予失独父母国家补偿的申请》，要求给予失独者行政补偿，并针对失独家庭建立保障制度。

姜丽是当年那份申请文件的带头起草者，也是众多失独者中的一员，“我们想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失独问题。”

在姜丽看来，当年的独生子女政策是一项高风险的国家公共政策，“虽说发生意外的概率很小，但它确确实实存在。一旦不幸降临到某一个家庭身上，对这个家庭来说，就是一个无法愈合的永久性创伤。因此政府有责任为国家公共政策暗藏的风险买单。”

2012年6月6日，失独者在国家计生委等待申请行政补偿的答复（姜丽供图）

2013年12月26日，国家卫计委、民政部、财政部、人社部、住建部五部委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扶助工作的通知》（国卫家庭发[2013]41号）。文件覆盖了失独群体的经济扶助、养老保障、医疗保障、社会关怀等诸多方面。

在张静看来，“41号文件”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缺陷同样明显：“文件的原则性过强，操作性太弱。比如说里面提到‘给予必要的帮助’，具体什么是必要的帮助？”

在一些更激进的失独者看来，这份文件只是政府为平息失独群体的频繁上访而想出的“缓兵之计”。

在文件标题和正文中多次出现的“扶助”二字就令不少失独者感到不满。在姜丽看来，“扶助”是“政府出于道义给予公民的恩赐”、是“一种高尚的慈善行为”。他们想要的不是“扶助”，而是“补偿”。

“我们不是弱势群体，我们是政策的牺牲者。当年我们承担了公民的应尽义务，按照国策要求只生育了一个孩子。现在我们失去了唯一的孩子，还连带着失去了被赡养权、被继承权、被监护权等等这些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我们希望国家能够弥补我们因国家公共政策风险而遭受的权利损失。”

苗霞则认为，文件正文中那些“有条件发放”“给予必要帮助”“提供必要的补贴”等模棱两可、一笔带过的政策说明直接导致了政策在落实过程中的随机性和不确定性。

“有些地方政府的工作安排甚至可以说是不近人情，比如有关失独者的身份鉴别，要求失独者必须张榜公布自己的情况才能享受相应的政策补助。子女去世本来就够难受的了，谁会愿意把自己的伤疤扒开给别人看？”苗霞说着，面露不快。

就连文件中看起来最易落实的经济扶助，在实际操作中也暴露出了诸多问题。

因地方政府财政能力、领导重视程度和失独群体数目的不同，不同省市的补助金数额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像京津、江浙沪、东三省、四川等计生政策严格、失独群体数量众多的省份，因地方财政压力大，失独家庭得到的经济扶助反而更少。“同命不同价”的遭遇使得失独者群体内部产生强烈的心理不平衡感。

“文件的意图是好的，问题就在于难以在基层落实。各省市的卫计委说白了都是清水衙门，一没权、二没钱、三没能力、四没资源，平日里被自己的本职工作忙得团团转，所以也不能怪他们不愿意接这个球。”张静无奈地说道。

由于41号文件未能满足失独群体的利益诉求，姜丽带领着失独者们继续奔波着。

2014年1月6日，姜丽在四位失独者代表的陪同下来到了北京，要求卫计委对之前提交的行政补偿申请给予答复。

当时卫计委的计划生育家庭发展司的司长王海东亲自接待了她们。针对她们的诉求，王海东口头答复道：“独生子女的死亡与计划生育政策之间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因此不适用于国家行政补偿。”

因为口头答复无法作为提起行政复议的依据，姜丽要求卫计委能够给予他们一个正式的书面答复。卫计委领导答应了他们，承诺会在一个月之内将书面答复交给失独者。

一个月的承诺期限到了，书面答复杳无音信。姜丽前前后后给卫计委打了五通电话，对方一直用“正在走程序，请耐心等待”回复他们。

两个月过去了，他们仍未等到那份书面答复。出于行政复议60日申请期限的规定，姜丽不得不将王海东司长的口头答复作为依据寄交了行政复议申请，但申请未能通过。

这场与卫计委的拉锯战将他们静坐等待的耐心一点一点地消磨殆尽。

三个月后，姜丽带领着240多位失独父母，带着提前写好的30多条意见再次来到北京。在门头沟的维科酒店办理好入住后，没过多久，当地派出所就派来了警察，劝姜丽息事宁人，带着失独者们回去。

“我们是悲剧亲历者，知道有这个问题存在，政府或许不知道，我们去提醒一下，这有什么错呢？”姜丽反驳道。

次日上午十点，卫计委的领导来到了维科宾馆的会议室。双方经过沟通，卫计委承诺会尽快给予书面答复。

2014年4月25日，失独者们终于拿到了国家卫计委的书面答复。在《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里，卫计委表示：“对独生子女死亡家庭给予国家行政补偿没有法律依据。”

从2015年5月份开始，姜丽开始接连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最终从三家法院拿到了一模一样的裁定结果——“所诉事项属于国家政策调整范围，不予受理”。

历时两年，姜丽走完了所有的法律程序，法院最终裁定：失独问题无法通过法律程序解决。问题被原封不动地抛回给卫计委。

但姜丽坚信维权的路还没有走到头，于是锲而不舍地继续与政府沟通，“关于给予失独者行政补偿的法理问题现在已经进入政府论证阶段，我们在等论证结果。”

2015年5月4日，180名失独者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递交诉讼状（姜丽供图）

但与此同时，一些失独者维权的方式却开始走向“极端”。

一些失独父母在卫计委、信访局大门前大吵大闹，高唱“失独之歌”。这使失独群体与政府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有些地方政府甚至把失独群体列入了扫黑除恶的“黑名单”。

在如此形势下，张静希望自己能够成为政府和失独者之间沟通的桥梁。

2014年，张静联合尚善基金会和几位老师，成立了“关爱失独暖心联盟”。她的目标很明确：推动“失独”帮扶的专业化、信息化和本土化——“专业化”是指调查、访谈时采取方法的专业化；“信息化”指更好地运用当前的数字时代，记录好失独者的信息，运营好失独者的线上社群；“本土化”则是因为“远水救不了近火”，希望动员更多的社会力量关爱身边的失独者。

张静将失独群体分为四类：领导失独群体的骨干力量，失独后再生养家庭，失独后老人隔代抚养第三代的家庭，以及单身的失独者。

对于那些相对理性，教育程度较高的失独者，张静会着力将他们培养成各地区失独者社群的领导者，给予他们充分的自主权，希望他们能带动更多的失独者理性表达诉求，增强和政府相关部门的沟通，而不是选择走“偏激”的路。

同时，她也提倡政府相关部门同失独群体中的骨干合作。张静曾向信访局局长建议：“下去调研，不要等着人家上门。”联盟还会定期邀请全国各地的失独家庭代表去某一个地方座谈，给他们报销交通费，给他们发言、沟通的机会。“发挥骨干们的作用，而不是站在他们的对立面，这样对政府的帮扶工作大有裨益。”

2018年, 张静发起国内首期丁香花女性工作坊，旨在支持失独单身女性，为她们提供身体、精神、生活等多个层面的帮助。（张静供图）

女儿去世几个月之后，艾咪偶然在一个单身微信群里结识了一个网名叫“马到成功”的失独人。通过他，艾咪了解到，原来全国有很多跟她一样的失独人，也有很多专为失独人设立的公益组织。

艾咪成长于书香之家，1982年从医学院本科毕业之后，成为空军总医院的一名军医。失独之后，艾咪决定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来帮助那些与自己经历相似的“同命人”。

2017年11月，艾咪和一群失独人聚集在一起成立了失独关爱组织“蓝天之家”，通过开办免费的线上养生课程帮助失独者们缓解悲伤。“我不希望大家站在街头跟政府对着干，我只想做一些实实在在为失独人群好的事情。”

艾咪建立了18个养生微信群，用播客音频软件录制养生保健课程发给群里的失独人。曾因车祸引发脑震荡的艾咪常常靠着一床被子，戴着眼镜，一手拿着放大镜，一手端着书，给大家讲课，“每次都讲到血压升高。”

年近古稀，艾咪却像年轻人一样有熬夜的习惯，经常在凌晨十二点讲课，讲到一两点钟才睡觉，“这个时候最清净，没有人打扰。”

曾经有人恶意揣度并质疑过她：“你年纪这么大了，自己身体有病，还有母亲需要照料，你做这个图什么？”艾咪只是平淡地回应：“燕雀安知鸿鹄之志？”

很快，艾咪发现养生课程无法满足失独人精神上的需要，于是，她又开辟了旅游群、美食群、心理关爱群、单身群等其他功能各异的微信群。一传十，十传百，加入“蓝天之家”的失独人也越来越多，组织的规模也扩大到了七十多个群、三千多人。

艾咪号召失独人一起过春节、元宵节等一切失独者不敢独自面对的节日，牵头组织起线上联欢会，在微信群里直播来自五湖四海的失独者们用心准备的歌舞节目。三年来，艾咪自费走遍了中国30个城市，探望生活困苦的“同命人”们，面对面了解失独人的疾苦。一天24个小时，艾咪有18个小时都扑在自己的“失独”事业上。

“蓝天之家”的失独者们将艾咪称为他们的“领头雁”，渐渐地，她不再轻易将对女儿的思念与悲伤表露在外。她觉得自己作为一个领导者，不能像其他失独者一样一直陷在悲伤的情绪里，“那样大家永远走在死胡同里”。

“我觉得我找到了后半生追求的意义。”艾咪如是说，眼神坚毅。从她的脸上已经全然看不出命运对她打击的痕迹。

2017年4月，蓝天之家走进湖南怀化，艾咪在会议上发表讲话（艾咪供图）

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正式施行，标志着实施了近40年的以独生子女政策为核心的计划生育政策正式落幕。

“独生子女的时代已经彻底结束了，但我们这群失独父母还活着。失独问题是计划生育政策遗留下来的问题，这个问题只要有一天没有解决，计划生育的句号就永远不可能画上。”姜丽说道。

而对于一个又一个不幸的失独父母而言，孩子离去给生活带来的冲击与影响，也永远无法画上句号。

想儿子的时候，李小国就翻出他小时候的照片，翻出他生前穿过的衣服，翻出手机聊天记录里他给自己发过的消息。

李小国到现在还记得最后一次跟儿子聊天的场景：

父子俩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近况，聊着晚饭时吃的酱猪蹄，互相说着无聊的玩笑话。聊到最后，儿子给父亲发来了一段语音，十秒钟，点开，是儿子的歌声。

“如果你不爱我，就把我的心还我。”儿子五音不全地哼唱着。

李小国到现在都不知道这首歌的名字，只知道，那天晚上，远在千里之外的石家庄，正下着连绵不绝的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