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继明 ：张承志读札（一）_风闻

“在如今这种全球指鹿为马的舆论暴力中，

　　敢于说出‘我不是’的人，才是真勇敢的人。”　　

　　——张承志：《独奏的石头》

　　小 引

　　张承志七十岁了——他已经七十岁了吗?

　　曾几何时，他还是我记忆视网膜上那个双眉微蹙，嘴角紧闭，一头卷发，文字和样貌都透露出桀骜不驯的人，神态和气质颇似日本作家山岛由纪夫，一个字：酷。因为《黑骏马》、《北方的河》等作品，在我或者我这一代人心目中，张承志几乎成了青春、浪漫、叛逆和理想主义的代名词;连老王蒙读过《北方的河》之后也感叹，他和其他中国作家不敢写“河”了。几年前我在写《人境》时，还忍不住让主人公想起了这部小说：“马垃一直把《北方的河》当做青年时代对他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一部小说，甚至在进入中年的今天，依然如此。当他挥动着已不再年轻的双臂，在他小时候跟着哥哥学习游泳的这段江面上游弋时，耳边仿佛又响起了一个男人深沉的独白。他觉得体内的血液哗哗流动起来，周身充满了年轻人才有的力量。他的双臂和两腿在湍急的河流中划动得那么有力。嗯，我还没有那么老。他想。尽管哥哥和逯老师都不在了，但我会独自走下去。我不会轻易地认输。一切也许都还来得及……”

　　可见，在一代文青的记忆中，张承志是堪称大神级的人物。

　　可他怎么突然就“七十岁”了呢?在汉语语境中，七十岁意味着老迈、耄耋、衰弱，“人近七十古来稀”嘛，但我还是无法把张承志跟这些词汇联系在一起。

　　二十年前，我写过一篇关于张承志的文章《幸福的人与不幸的文学》，经韩少功之手，发表在1999年第2期的《天涯》杂志上。我至今还记得其中的一段： “当我通过阅读跟随这个人漫游于那片广袤得近于荒凉、物质生活落后得近于原始，而人的精神生活无比富有和充盈的‘美丽的夏台’，目睹他像进出自己的家一样，进出于那些安分自足、单纯朴实的善良人们的简陋居所时，我总是情不自禁地为之动容，心里抑制不住冒出一个念头：这个人是幸福的，他和他所热爱的人们都是幸福的;而另一个在心底盘桓已久的疑问随之幽灵一般出现了：如果找到了家园和‘念想’的人是幸福的，那么，我们这些仍然在世界上随波逐流、流离失所的人幸福吗?或者说，同样作为写作的人，我们幸福吗?”

　　今年二月中旬，元宵节没过几天，我登上了去海口的航班。在机场候机厅和飞机上，我捧着张承志的最新散文集《三十三年行半步》，一副手不释卷的劲头，直到飞机在美兰机场缓缓降落，我的目光才有点不舍地从书卷离开，当我合上书本，凝眸面前富于质感的蓝色布纹封面的一刻，脑子里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冲动。

　　我想，我应该再写写张承志了。

　　整整二十年了。中国已不是二十年前的中国，世界已不是二十年前的世界，张承志已不是二十年前的张承志，我也不是二十年前的我了。

　　被誉为“战后英国最重要的社会主义思想家、知识分子与文化行动主义者”的雷蒙.威廉斯写过一本《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他通过对131个彼此相关的“关键词”的考察，追溯这些语词意义的历史流变，并厘清这些流变背后的文化政治，当其所处的历史语境发生变化时，它们是如何被形成，被改变，被重新定义，被影响，被修改，被混淆，被强调的。这些语词不仅能够引领我们了解英国的文化与社会，也能说明我们认识当代的文化与社会。

　　本文的写作，我打算也采取这种形式。尽管雷蒙.威廉斯说,“如何由作家与演讲者著述的内容或词义演变的历史过程中，挑出一些相关联且特殊的词义出来研究，需要经过深思熟虑。这种挑选非常明显有其局限性。”但对于张承志这样重要而复杂的作家和批判知识分子，或许是一种便捷有效的方式。

　　下面我们进入正文。

　　知 青

　　作为一名作家，张承志被贴上了太多的标签，例如：考古学者，musilin，红卫兵，理想主义者，左派，知青，等等。比较而言，除“知青”外，其他标签都带有专业、学识、宗教和意识形态的意味，是一种“附着”和外在的状态，唯有“知青”这个词与其生命历程息息相关，难以分割。张承志登上文坛的成名作《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以及后来获得巨大影响的《黑骏马》《北方的河》《金牧场》的主人公都是知青。由此可见，对张承志来说，“知青”绝不只是一种标签，而是像血液那样“内置于”他的生命之中。

　　在中国当代语境中，知青无疑是一种奇特的存在。他首先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从城市下放到农村“插队落户”的一批“知识青年”的总称，其次才是作为“一代人”的文化象征意涵，譬如理想主义、青春、苦难、伤痕、“被耽误的一代”等等。他们同毛泽东乃至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互文关系，使之像一出浪漫主义的戏剧那样，笼罩着某种天然的政治波普光圈和传奇色彩，因此很容易被快速演进的当代流行文化所消费、吸纳和涂改，逐渐变得暧昧、含混、怪异，有时甚至同权力与主流知识界媾和，散发出一股犬儒主义的腐臭气味。

　　而张承志是最早嗅到这股“腐臭”的人。早在八十年代后期，他就对自己的代表作如《黑骏马》《北方的河》中青春期的“单纯”表示了极大的不满，不惜对《金牧场》进行了几乎是推倒重来的改写，以使其不至于那么“夸张”。这显然缘于他对八十年代“整个社会在控诉历史给主体带来的无法磨灭的精神创伤，并反复书写深重的苦难”的主流知青文学的不满。在《北方的河》序言中，他直接为“知青”所代表的理想主义辩护：“我相信，会有一个公正而深刻的认识来为我们总结：那时，我们这一代独有的奋斗、思索、烙印和选择才会显露其意义。”当知青一代普遍对“上山下乡”这段历史持怀疑与否定观点时，张承志却充分肯定了内蒙古草原这段人生经历的价值和意义，多次指出在草原酷烈的环境中艰难的劳动生活，使其经历了底层体验，获得了人民意识和自由意识。并宣称：“在关键的青春期得到了这两样东西，我一点也不感到什么耽误，半点儿也不觉得后悔。”

　　这样的反思，对主流文学无异是一种极为大胆的冒犯，因此，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张承志彻底摆脱体制的羁绊，走上了一条漫长的精神孤旅。

　　即使到了七十岁，张承志也没有忘记并且时时强调自己的“知青”身份。但他所说的“知青”，已经与主流语境中的“知青”分道扬镳——

　　“记得那些年‘思想解放’，忿忿的知识分子们说我们这一代是‘喝狼奶长大的’。真费解，明明我们喝的是牛奶和羊奶。在日本，‘知青’一代被翻译为‘失去的一代’，更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究竟是别人把我们丢失了，还是我们自己‘被丢失’了?”

　　“同样从乌珠穆沁的异族怀抱里走出来，不少人嘴里还念叨着蒙古单词，屁股却已经牢牢坐在了体制与压迫的板凳上。他们鼓吹侵犯的同化，否认少数的权利，使用英语听来的概念，逐个取代牧人的概念。不仅堕落成了豢养他们的体制的叭儿狗，更有人高调鼓吹殖民主义——他们的异族体验，只是脸上的脂粉，他们最终选择了充当附庸资本与权势的色赫腾(知识分子)，而背离了加洛(青年)时代的启蒙。”

　　“霸道话语的强势与他者诉说的无视，是一种资本的新压迫形式。我们虽不合格，但我们在尊重他者语言的环境中度过青春——这就是我年近古稀、还珍惜‘色赫腾.加洛”身份的原因。”

　　“知青史与中国文学史如此乖僻的一例，也许又给读者和‘叫兽’、研究者和否定者、革命党的追捕者，出了一道不大的难题?”

　　——张承志：《达林太的色赫腾》

　　达林太的色赫腾.加洛，即“七十岁知青”。七十岁的张承志对体制和主流知识界充满火药味的批判，比起那个从清华附中毕业后到内蒙乌珠穆沁草原插队的二十岁知青，一点也不见老;如果从“战斗性”、“革命性”“尖锐性”一类视角来看，“七十岁的知青”比“二十岁的知青”似乎更加锋芒毕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