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锡尼文明、“黑暗时代”与希腊城邦的兴起_风闻

来源：《世界历史》2010年第03期 作者 黄洋

原帖：http://www.cssn.cn/sjs/sjs_sjgdzgs/201310/t20131025_537369.shtml

英文标题】Mycenae, the Dark Age and the Rise of the Greek Polis

【作者简介】黄洋，北京大学历史系希腊研究中心教授。北京　100871

【内容提要】 关于早期希腊国家的兴起，主流观点认为，迈锡尼文明衰亡后经历了一个黑暗时期，之后城邦于公元前8世纪中期遽然兴起，两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中断。这一观点为古典学界普遍接受，成为诸多研究的出发点。本文意在重新审视这一说法，提出西方学者之所以强调两者之间的中断，是因为西方社会的价值观念起了作用。城邦文明历来被看成是现代西方文明的源头，因此它必须同被认为带有专制王权色彩的迈锡尼文明区分开来。然而这样的解释忽略了迈锡尼文明和希腊城邦文明之间的诸多联系，而且考古学证据表明所谓“黑暗时代”亦非通常认为的那般黑暗，希腊人群体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延续。还有，荷马史诗所反映的历史面貌更可能是公元前8世纪以前而非此后的情形。由此本文认为，更为合理的解释是把城邦兴起看成是迈锡尼王国解体之后希腊社会渐次演化的结果，而非所谓革命性变革的结果。荷马史诗所描绘的情形很可能是迈锡尼文明和城邦文明之间的中间环节。

【关 键 词】迈锡尼文明/“黑暗时代”/希腊城邦

    在希腊史研究中，公元前8世纪被看成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时期。希腊史专家、斯坦福大学古代史教授扬·莫里斯最近写道：“在工业革命之前的世界历史上，很少有这样一个时期，其间社会在100年的时间里经历如此深刻的变革。”①这深刻的变革就是希腊城邦的兴起，被称之为“公元前8世纪革命”(The Eighth-Century Revolution)。近30年来，这个论断主导了希腊史的叙述和书写，成了正统的观点，由此而获得了近乎历史事实般的力量，不仅成为诸多研究的前提和出发点，而且奠定了理解整个早期希腊历史的框架。这主要应归功于已退休的剑桥大学古典考古学教授安东尼·斯诺德格拉斯(Anthony Snodgrass)。应当立即指出的是，他并非是第一位提出公元前8世纪革命的学者。早在1937年，德国古典学家维克多·埃伦伯格(Victor Ehrenberg)就撰文提出，希腊城邦兴起于公元前8世纪早期。②1961年，美国古代史家切斯特·斯塔尔在其所著的《希腊文明的起源》一书中，首次提出了公元前8世纪“革命”的说法。他写道：“公元前750—前650年这个革命的时期，是整个希腊历史上最为根本的发展（阶段）。”③然而，A.M.斯诺德格拉斯的一系列论述使得学者们普遍接受这一说法，从而确立了公元前8世纪革命的范式。1977年，在剑桥大学所作的题为《考古学与希腊城邦的兴起》的就职讲座中，他根据考古学的资料，尤其是根据阿提卡墓葬数量的大量增加，提出公元前760年后希腊人口急剧增加，甚而出现了“人口爆炸”，导致了城市化进程加快的论断。考古发掘的许多城市居民点都可追溯到公元前9—前8世纪，证明了上述的论断，但大型公共建筑特别是保护神神庙的修建才是城邦兴起的标志，它可以追溯到公元前8世纪中期，但不能更早。由此斯诺德格拉斯得出结论，城邦兴起于公元前8世纪中期。④在随后出版的《古风时代的希腊》一书中，他更为系统地阐发了上述结论，将城邦的兴起称之为“结构性革命”(structural revolution)。⑤

    斯诺德格拉斯的阐述很快引起了热烈反响，学者们纷纷对其论断进行回应。1987年，斯氏的学生扬·莫里斯个人不能出版的《墓葬与古代社会：希腊城邦的兴起》一书问世，力图对老师的论述进行修正，指出：“诸如人口增长、‘城市化’、修建城堡和神庙建筑等”都是“城邦的间接(oblique)体现”，“在于它们并非城邦所独有的，因此最多只为确认城邦提供了必要的却不是充分的条件”。他进而提出，应该把墓葬看成是“社会结构通过仪式媒介进行自我表现的物质遗存”。在早期希腊，“在明确划定的墓地里正式安葬被视为垄断共同体完全成员资格的社会群体的首要象征”。⑥他以阿提卡墓葬资料为主要证据，提出在整个“黑暗时代”，墓葬数量之所以较少，是因为在墓地里正式埋葬的权利仅限于贵族群体，而其他社会成员死后的埋葬是非正式的和简单的，因而在考古学上是不可见的。到了公元前750年，墓葬的大量增加实际上揭示的是社会的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城邦兴起，整个公民群体获得了在墓地正式埋葬死者的权利。这样的解释消解了斯诺德格拉斯人口急剧增加的说法，但强化了城邦兴起于公元前8世纪中期的论断。与此同时，法国学者德·波里尼亚克则从宗教崇拜的角度探究城邦的兴起。他认为，在公元前8世纪，希腊的宗教观念和习俗发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变化，此时唯一能够影响整个社会群体的因素是宗教崇拜。在形成特定的宗教崇拜中心、社会群体组织集体崇拜活动、建立其圣地的过程中，才形成了共同体意识。用他本人的话说，“是通过宗教生活，一种新的社会群体才得以逐渐形成，它建立在其成员共同依附同样的宗教领土的基础之上”。“对宗教仪式的参与确保了对身份的相互认可，并且确定了社会成员的资格，从而界定了早期的公民权形式”。⑦在这个过程中，建立在领土边缘地区的圣地起到了关键作用，它不仅界定了城邦的领土，而且通过和城市中心圣地的互动，整合了公民共同体。由此，他从另一个侧面论证了公元前8世纪的革命。

    一

    然而，我们仍然不能把这一论断看做是确定的历史真实，而应当把它看成是库恩所说的范式。希腊城邦兴起之说十分符合托马斯·库恩所谓的知识结构的“范式”，即关于一个问题的认识不断集聚，逐渐形成公认的说法，从而获得了普遍性知识的地位，成为进一步认识的出发点，直到和它相矛盾的知识不断积聚，使它再次受到根本性挑战。⑧这虽然是一个小小的视角改变，但可能会引出十分不同的认识。虽然范式通常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和说服力，但也总是可能受到置疑，并最终被推翻、被取代。实际上，“公元前8世纪革命”之说并不是毋庸置疑的，它包含了一个理解早期希腊历史的更大的框架。这一框架认为，在公元前13世纪末迈锡尼文明衰落之后，希腊历史衰退到了一个较为原始的“黑暗时期”。到公元前8世纪中期城邦兴起时，希腊文明的面貌和迈锡尼时代业已迥然不同。因此，在迈锡尼文明和城邦文明之间存在明显的断裂。切斯特·斯塔尔在提出希腊革命之说时，就已相当明确地表达了这种观点：“希腊人以简单然而突然的方式，迅速建立起了一个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一致的、相互关联的体系，在他们此后独立的生活中，这个体系一直发挥着作用。在一个又一个领域，现代研究者都能把希腊方式发育好了的面貌追溯到公元前7世纪早期，但不能更早。在此之前仅仅是原始的、几乎才开始的基础。因此从公元前750年到前650年的这个世纪见证了贸易的大发展，希腊殖民运动的广泛开展，以及在贵族阶级统治下城邦的巩固。”⑨

    斯诺德格拉斯则更进一步指出：“到公元前9世纪，此前迈锡尼文明的所有重要痕迹业已从希腊世界消逝……它那复杂的、高度分层的社会，连同那些从城堡和王宫里进行统治的国王，精心安排的土地所有制，对生产与税收细致入微的监控，手工业的专门化，军队和道路网络，都已一去不复返了。并非希腊人忘却了迈锡尼时代的那段历史……但事实是，他们现在的行为同祖先的相似之处如此之小，以至于他们几乎没有能从祖先那里学到什么有用的东西。”⑩

    实际上，对于断裂的强调是一个深厚的传统。早在1957年，芬利就已提出，在迈锡尼文明和荷马社会之间存在根本性差异，它们“不仅为数个世纪所分开，也为非常深层的传统断裂所分开”。他进一步阐述：“在迈锡尼文明衰亡之后所发生的不仅仅是现存社会结构内部的衰落，而是同时在特征上的衰落的改变。然后，在新的希腊社会从新的开端兴起时，它朝向一个非常不同的方向发展，以至于公元前1200年前存在过的那样一个世界再未在希腊本土重现过。从这个意义上说，中断是完全的和永久性的。”(11)

    可以说，强调“黑暗时代”以及迈锡尼世界和城邦世界之间的断裂的观点有一个学术谱系，其最近的主张者扬·莫里斯认为，希腊“经历了最为严重的崩溃”，这个时期希腊人的生活“比古代任何其他时期都要悲惨”。(12)罗宾·奥什邦的话则似乎是对斯诺德格拉斯的呼应：“除了一些被破坏了的纪念建筑方便于维系其传说之外，公元前8世纪的希腊人得之于公元前12世纪的希腊人的几乎就只有语言和那些传说了。”(13)斯氏的另一个学生惠特利则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了同样的观点：“爱琴海地区的国家形成、‘文明兴起’发生了两次：第一次发生在青铜时代，产生了克里特的米诺斯文明和希腊的迈锡尼文明；第二次发生在铁器时代早期，产生了希腊古风和古典时代的文明，即城邦文明。”(14)

    二

    不可否认，公元前13世纪的迈锡尼社会和公元前8世纪之后的城邦社会存在着很大差异，其间经历了深刻的变化。迈锡尼社会在公元前13世纪末遭受破坏性冲击，王宫被烧毁，中央王权可能也瓦解了，并且在随后的世纪里未能得到重建。与此相关，主要用于王宫的精美工艺技术在考古资料中不再呈现出来，部分定居点似乎也遭到破坏，甚至人口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直到公元前8世纪，考古资料表明希腊社会出现了复苏。然而问题是如何理解考古资料所呈现出来的这些基本事实，它是否如上述学者们所说的那样，反映了旧有文明的衰亡和一个崭新文明的兴起，其间存在完全的“黑暗”和中断呢？实际的情况可能要复杂得多。首先，迈锡尼社会遭受冲击的情况存在着区域间的不同。遭受破坏最严重的是伯罗奔尼撒半岛和希腊中部地区，阿提卡东部和爱琴海诸岛最初并未受到冲击，而且部分迈锡尼居民可能退守到了伯罗奔尼撒半岛内陆的阿卡地亚地区和塞浦路斯岛。(15)其次，诸多迹象表明，在迈锡尼文明和后来的希腊城邦文明之间存在这样和那样的联系乃至延续。早在1927年，当时的希腊宗教研究权威、瑞典学者尼尔森就论述了宗教信仰的延续性。(16)时隔半个多世纪之后，更为丰富的考古发现与细致的研究似乎进一步证实了他的结论。希腊宗教研究专家、瑞士学者伯克特论述：“在宗教方面，神明的名字是最清楚的延续性证据，不仅仅是模糊记忆的延续，而是活生生的崇拜的延续。当然很显然，只有大约一半的迈锡尼神明保留了下来，另一半则被忘却了。雅典和伊奥尼亚(Ionia)月份名称的一致，以及好几个爱奥利亚(Aeolia)和多里安月份名称的一致，都表明神明的节日以及历法的基本因素形成于殖民小亚细亚之前的时期。具有迈锡尼时代特色的宗教崇拜器具继续得到使用……尤其是在公元前8世纪重新出现的造型艺术中，迈锡尼的图像继续得到使用……”(17)

    除此以外，伯克特还提到迈锡尼时期的神圣洞穴仍然是人们朝拜的地方，而且古典神庙在建筑结构上与迈锡尼王宫中的大厅(megaron)一脉相承。1952年，英国建筑师文特里斯成功译读出迈锡尼文明的线形文字B，证明迈锡尼社会的居民所使用的语言也是希腊语。(18)伯克特对此评论说：“就算有所有那些剧烈的变化，希腊地区人口的延续性如果没有得到别的证实，至少得到了语言的证实。”即使在芬藉以以论证断裂的财产和所有制方面，似乎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延续性。荷马史诗里提到的贵族首领占有的土地(temenos)即是迈锡尼国王(wanax)以及军事首领(lawagetas)所占有的土地(te-me-no)的遗留。(19)虽然芬利警告我们，从方法上说，在研究制度时孤立地考虑特定的词语是错误的，但像temenos以及同样从迈锡尼时期遗留下来的政治词语“巴昔琉斯”(basileus)和“人民”(damos)显然包含着制度的因素，对此完全不予理会似乎同样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三

    迈锡尼文明之后的衰落也许并不像上述学者们所想象的如此彻底，“黑暗时代”亦非一片黑暗。实际上，在迈锡尼文明遭到破坏之后，希腊地区人群的活动仍然十分活跃，并可见大规模的迁移活动。文献传统和语言学证据都表明，正是在后迈锡尼时期，希腊人殖民小亚细亚建立起许多定居点和城市。而且，无论多里安人入侵是否是导致迈锡尼王宫衰落的原因(20)，希腊人的这一支进入迈锡尼文明的中心地带，并逐渐扩散到克里特岛、爱琴海一些岛屿和小亚细亚南部地区，也是在迈锡尼文明之后。(21)如此大规模的人群活动，似乎和坚持“黑暗时代”之说的学者们试图让我们相信的情况不相符合。诚然，理解的不同还包含了学科之间的差异和分歧。因为“黑暗时代”的最坚定信奉者似乎是古典考古学家们，他们从根本上怀疑文献传统有任何可信之处，而坚信物质遗存才是当时社会的真实反映。(22)然而，即使考古学的证据也并非完全是否定性的。1964年，英国考古学家在雅典北面尤卑亚岛位于古城埃里特里亚(Eretria)和卡尔基斯(Chalcis)的勒夫坎地(Lefkandi)发现了一个“黑暗时代”的大型遗址，其居住情况从迈锡尼时代一直延续到公元前700年左右。该遗址中的墓地出土了大量随葬品，其中的一些表明它和塞浦路斯及黎凡特地区有着密切的联系。该遗址还发现了一座建于公元前1000年左右的大型半圆形柱式建筑，长50米，宽14米，以内外成排的柱子支撑屋顶。其中央大厅埋葬着一男一女以及四匹马，可能说明是地方首领的墓葬或是英雄崇拜的地方。(23)这个遗址的发现本应促使考古学家们重新审视他们对于“黑暗时代”的认识，但他们关于“黑暗时代”的说法已深信不疑，以至于宣称勒夫坎地不过是个例外。(24)然而一项关于公元前11—前10世纪爱琴海地区考古资料的综合分析得出了和完全衰落迥异的结论：“本书所讨论的考古材料揭示，爱琴海地区不仅从青铜时代末期社会经济结构的崩溃中幸存了下来，而且其居民还发展出了不同的社会(communities)，它们有更好的潜力，而且很可能有更成功的未来。”(25)即连坚持“黑暗时代”之说的奥立弗·迪金森也不得不承认，所谓“崩溃”并非“社会不可逆转的崩溃”，虽然王宫被毁了，但在不同的遗址都可看到有组织的重建的努力以及新的建筑。因此，他认为涵盖了公元前12—前11世纪大部分时间的“后王宫时期”(Postpalatial Period)“不应被看成是爱琴海地区青铜时代相对短暂而且低落的尾声，而应被看作潜在的非常重要的阶段，有其独特的特征，对于后来的发展进程可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26)

    四

    因此，无论是从文献传统还是从语言学和考古资料看，似乎都有足够的理由怀疑简单的“黑暗时代”和完全断裂之说。考虑到迈锡尼人群与传统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幸存，考虑到新人群的进入以及大规模的活动甚至像勒夫坎地那样的繁荣，很难让人相信，除了语言和传说以外，后世的希腊人就没有从迈锡尼文明学到其他任何有用的东西。坚持完全衰落和“黑暗时代”之说似乎已不完全是历史证据能够予以解释的了。对此，约翰·帕帕多普洛斯在评述扬·莫里斯和惠特利的著述时说道：“扬·莫里斯和惠特利极力赞同存在一个‘黑暗时代’……在此，希腊‘黑暗时代’的权威、他们的导师安东尼·斯诺德格拉斯的指导思想在背后起着作用。扬·莫里斯和惠特利观点的根本弱点在于其近乎宗教信仰的假设，即迈锡尼生活方式的衰亡意味着一个彻底的、几乎是外科手术似的决裂，之前和之后出现的是两种非常不同的实体。在此，我们所观察到的不只是导师的影响，因为‘黑暗时代’一直是而且仍然是一个信条，在爱琴地区史前史领域和古典考古学领域的传统中都受到忠实的信奉，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分界。绝大多数对‘希腊’物质文化的描述都从原始几何陶开始，把它看成是‘希腊艺术的种子’。原始几何陶被认为是见证了荒芜之后‘复苏’的最初微光。在此我们看到了一条理路上的最早步伐，这条理路经过几何陶晚期的‘复兴’，最终通向‘古典的高峰’。”(27)

    帕帕多普洛斯所提到的理路实际上是城邦兴起直至发展到古典时代高峰的学术理路。这一学术理路主导了早期希腊史的研究，也是学者们不遗余力论证“黑暗时代”说的一个深层原因。斯诺德格拉斯是这一学术理路的重要建构者之一。他先是在20世纪70年代和一些英国考古学家一道论证了“黑暗时代”之说的可靠性。所谓“黑暗时代”本是19世纪末学者们提出的一个假说。1873年，谢里曼发现特洛伊，接着又发掘迈锡尼，从而将迈锡尼文明的基本面貌展现在世人面前，使学者们相信荷马史诗记叙的就是这个时代的历史。1890年，埃及学家佩特里(Petrie)将迈锡尼文明王宫毁灭的时间确定在埃及19王朝时期，即公元前1200年左右。这样，在迈锡尼文明和希腊有文献记载的古风时代的历史之间就留下了一个长达四五个世纪的空缺，不为人所知，它因此而被称为“黑暗时代”。(28)到20世纪中期，米尔曼·帕里关于荷马史诗为一代又一代游吟诗人口头创作而成的理论逐渐为学者们所接受，文特里斯对迈锡尼线形文字B的破译，以及进一步的考古发现，都促使学者们重新审视荷马史诗的记载，开始认为它所反映的并非迈锡尼时代的历史，而是之后的某个时期。(29)芬利是其中的代表之一，他提出，史诗所反映的是公元前10世纪—前9世纪的历史情形(30)，因而荷马社会填补了希腊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不过他认为在迈锡尼文明和荷马社会之间存在着断裂。无论如何，这样的解释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一个长达四个世纪的“黑暗时代”的说法。但以斯诺德格拉斯为首的考古学家并未被文献传统所说服，一面质疑荷马史诗作为历史资料的价值(31)；一面通过物质遗存的研究，进一步论证“黑暗时代”说法的有效性。(32)正是在此基础上，斯氏寻求对城邦兴起的合理解释，从考古学的角度详细论述了城邦兴起于公元前8世纪中期的说法。城邦如何形成才是这个学术理路的核心和落脚点，它实质上旨在强调城邦是一个独特的创造。因为城邦是现代西方文明的源头和奠基神话(33)，因而对它的形成和特征的研究都具有特别的意义和重要性。事实上对城邦的研究是如此主导早期希腊史，以至于萨拉·莫里斯呼吁：“也许是时候改变我们当前对早期希腊‘国家’(the state)的迷信了，这个幽灵在当代学术中获得了一系列一统性的、近乎集权的力量。”(34)作为现代西方文明的根源，城邦文明是一切价值的源头，诸如民主、自由、个人权利等，但不能和专制王权联系在一起。如果接受迈锡尼和城邦文明之间的延续性，那么城邦文明的前史就回溯到了迈锡尼的王权社会之中。因此，它们必须是中断的，而其间的“黑暗时代”恰到好处地提供了解释的依据：城邦文明是在“黑暗时代”后期新生的，是革命性变化的产物，同几个世纪前已消亡的迈锡尼诸王国并无牵连。芬利以“近东式宫廷社会”(Near Eastern Palace Society)这一概念来归纳迈锡尼文明的特征，颇有值得回味之处。它虽然是在希腊这块土地上生长的文明，但和“东方”的专制王权是一类的。“近东式宫廷社会”的标签不啻于宣布要和这段历史断绝关系。罗宾·奥什邦对西方希腊史观的冷峻审视或许道出了某种真实：“西方文明起源于希腊这一西方传统就像古典时代希腊人自己关于他们历史的传统一样，也是政治性的，而且不问历史如何。”(35)

    五

    然而，近年来对迈锡尼社会的进一步研究表明，迈锡尼王国中央集权的程度可能受到夸大，地方在政治、社会经济生活领域都拥有相当的自主权。(36)同时，王宫对于王国经济的动员并非总是直接干预，而是不得不同时依赖包括税收乃至市场调节在内的各种间接方式。(37)也就是说，迈锡尼文明也许根本不像学者们所相信的那样，是所谓“近东式宫廷社会”。这样的理解对于认为迈锡尼社会和城邦社会存在根本不同，因而对存在断裂的观点再次形成了挑战。实际上，一些法国学者早就注意到，在迈锡尼和后来的希腊城邦社会中或许存在着某种延续性。法国学者凡·埃方特尔在1984年曾经提出，在王宫的空间之外，还存在“共同生活”，“其间包含的某些特征似乎暗示或预兆了后来成为城邦的体系”。皮埃尔·卡尔利埃也曾在1991年指出：“迈锡尼时期的damoi形成了主要的集体组织形式，并且或许是像雅典这样城市中的村社的源头。”(38)不过这些见解由于不符合城邦是公元前8世纪原生的国家形态的框架而大体上被忽视了。

    坚信“黑暗时代”和城邦新生于公元前8世纪中期说的学者还面临一个难题，即如何解释荷马社会的问题。芬利在1954年出版的经典著作《奥德修斯的世界》力图说明，荷马史诗反映的是一个在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上具有内在一致性的社会，并且他认为这个时期应该在公元前10—前9世纪。在芬利看来，这似乎既可解释米尔曼·帕里的口头创作理论，亦可解释迈锡尼文明和古风时代之间的一个缺失环节。但这显然与“黑暗时代”说相矛盾，因此上述学者在接受芬利断裂说的同时，却否认他的其他观点。斯诺德格拉斯提出，荷马史诗是不同时代因素与诗人想象和创造的混合体，从而从根本上否认荷马史诗能够反映某个特定时期的历史情形。然而，尽管是文学作品，荷马史诗所反映的观念体系乃至社会行为规范体系的内在一致性还是具有强大的说服力，因此多数学者仍然相信存在一个“荷马社会”；但认为，它所反映的是城邦业已兴起之后的情形，因而倾向于把“荷马社会”确定在公元前8世纪后期甚至公元前7世纪早期。(39)芬利后来对这两种观点都作出了回应和反驳(40)，但主导性的观点还是决定性地倒向了“公元前8世纪革命说”的一边。在1986年发表的一篇题为《荷马的使用和滥用》的长文中，扬·莫里斯通过复杂的分析和对芬利观点的系统反驳，得出了斯诺德格拉斯在1971年业已提出的基本结论：“如果足够细心地筛查，荷马史诗对公元前8世纪具有无法估价的价值。”(41)笔者无意在此详论孰是孰非，只想指出，

对于荷马史诗到底反映早期希腊那个时期的历史情形的认识，通常并不仅仅得之于对于史诗本身的细致解读及其和其他资料的比较，还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解读者理解早期希腊历史的整体框架的影响，甚至受制于这一框架。

    另一方面，希腊史研究领域一个新的进展则对早期希腊史作出了不同的解释。马丁·伯纳尔在《黑色雅典娜：古典文明的亚非根源》第1卷中，对于希腊史研究中的白人种族主义传统倾向提出了尖锐批评，认为希腊文明深受西亚和埃及文明的影响。(42)这一批评加上学者们已经注意到希腊早期文化中的西亚因素(43)，促使学者们进一步注重“东方”因素对希腊历史进程的影响，并把希腊世界置于更大的地中海东部世界视野之下来进行考察。马丁·韦斯特在详细论述西亚对希腊文化的影响之后得出结论说：“至此在事实的冲击下，读者应该放弃或至少大大减少对于早期希腊文化独立性所抱有的任何幻想。我们不能把‘近东’的影响贬低为边缘现象，只是在解释孤立的不正常现象时才偶尔援引。它在许多层面、在绝大多数时期都无处不在。沃特尔·伯克特在其精彩的研究《东方化革命》中聚焦于一个特定的时期，即古风时代早期，约公元前750—前650年。这毫无疑问是希腊与东方联系史上一个特别重要的阶段。但如我们所见，双方的联系在此之前的许多个世纪都十分密切，而且在公元前7世纪后期和公元前6世纪，新的东方元素仍然连续不断地涌现。”(44)

    萨拉·莫里斯在对希腊和西亚西部早期考古资料进行细致分析之后指出，从青铜时代开始，希腊就是地中海东部“共同体”(koine)的一部分，和这个共同体的其他部分尤其是西亚的交流与联系是经常性的，并没有随着迈锡尼文明的衰落而中断。(45)从这个视角来看，希腊文明并没有所谓“黑暗时代”的中断。萨拉·莫里斯因此而得出了对早期希腊历史的不同理解：“在我看来，由共识而形成的共同体（即希腊城邦——笔者），是从青铜时代后期开始缓慢、逐渐而连续不断地演变而产生……不存在公元前8世纪的‘爆炸’或者‘复兴’。”(46)

    通过上述分析，笔者力图说明，迈锡尼文明衰落—“黑暗时代”—“公元前8世纪革命”这一理解希腊早期历史的压倒性框架在多个方面存在可质疑之处。首先，它忽略了表明在迈锡尼文明和希腊城邦文明之间存在联系和延续性的证据。诚然，最直接的延续性证据主要来自语言学和宗教信仰与崇拜方面，但很难令人相信，实际情况会如同上述框架的坚持者所说，仅仅存在这两方面孤立的延续性，而在基本的社会结构、观念与行为规范体系等所有其他方面都完全中断了。事实上，语言学的证据即已包含了一些诸如政治概念和土地所有制概念的延续。其次，后迈锡尼时期人群的大规模迁移与殖民活动的证据虽然主要出自文献传统，但基本上是无法否认的，这与所谓“黑暗时代”完全衰落的说法不相符合。而且越来越多的考古资料表明，不仅“黑暗时代”并非完全衰落，而且存在很大的区域间差异，尤卑亚和爱琴海诸岛非但没有经历过显著的衰落，它们还因为和“东方”的交流而兴盛一时。再次，从地中海东部世界更广阔视的野来看，无论是文献传统还是考古资料都表明，希腊世界和西亚世界的交流和联系在“黑暗时代”并没有中断，而是从青铜时代一直贯穿到古风时代以后。从这样的视角来看，也很难令人相信希腊世界出现过长时间的严重衰落。更为重要的是，上述框架无疑是基于对历史资料的细致分析与解读，但不能不说现代性的主导价值也潜移默化地起了一定作用。城邦文明被看成是一个独特的创造，而成为希腊史研究领域的最重要主题之一，并且在取向上倾向于把它和不那么理想化的迈锡尼王权社会隔离开来。强调两者之间的断裂，实际上等于过于强调它们之间的对立。而在事实上，迈锡尼诸王国迥异于“近东”的大一统王国或帝国，其版图比后来的强大城邦大不了多少，因而和城邦之间的差异也许并没有学者们所想象的那么巨大。(47)据此笔者提出，不能把上述框架看成是理解早期希腊历史的确定性框架。另一种解释也许同样具有说服力，即城邦的兴起不是革命性变化的结果，而是迈锡尼王权遭到破坏之后希腊社会长期而逐渐演变的结果，其间诸多新的因素（如“东方”因素）无疑也起到了一定的催化作用。迈锡尼诸王国崩溃之后，出现了一个分裂和地方势力割据的局面，力量相持不下的地方贵族再无力重建王权，导致了权力逐渐分散、贵族群体依靠相互的关系网络维持其地位、主导社会秩序的情形。同时，贵族之间的相互争斗又致使他们把社会普通成员纳入进来，在必要的时候就解决争执或作出决策征询他们的意见，使之成为对某种权力的制约。果真如此的话，荷马史诗则是这种历史情形的合理写照，由此再迈入城邦社会，就仅有一步之遥了。在笔者看来，这种替代主导性框架的理解能够更全面地解释早期希腊历史的证据，不过在目前阶段，它在一定程度上也仍然是一种假说，尚需进一步研究的检验与证实。

    注释：

    ①扬·莫里斯：《8世纪革命》（Ian Morris,“The Eighth-Century Revolution”），库尔特·A.拉夫劳伯和汉斯·凡·维斯主编：《希腊古风时代指南》(Kurt A. Raaflaub and Hans van Wee seds., A Companion to Archaic Greece)，马尔敦和牛津：2009年版，第65页。

    ②维克多·埃伦伯格：《城邦何时兴起？》(Victor Ehrenberg, “When Did the Polis Rise?")，《希腊研究杂志》(Journal for Hellenic Studies)第57卷，1937年，第147-159页。

    ③切斯特·斯塔尔：《希腊文明的起源，公元前1100—前650年》(Chester G. Starr, the Origins of Greek Civilization, 1100-650 BC)，纽约：1961年版，第190页。

    ④A.M.斯诺德格拉斯：《考古学与希腊国家的兴起》(A.M. Snodgrass, Archaeology and the Rise of the Greek state)，就职讲座，剑桥大学1977年版。重刊于A.M.斯诺德格拉斯：《考古学与希腊的兴起：早期希腊与相关问题论文集，1965-2002年》[Snodgrass, Archaeology and the Emergence of Greece. Collected Papers on Early Greece and Related Topics(1965-2002)]，爱丁堡：2006年版，第198-220页。

    ⑤A.M.斯诺德格拉斯：《希腊古风时代：实验的时代》(A.M. Snodgrass, Archaic Greece: The Age of Experiment)，伯克利和洛杉矶：1980年版。

    ⑥扬·莫里斯：《墓葬与古代社会：希腊城邦的兴起》(Ian Morris, Burial and Ancient Society: The Rise of the Greek City-State)，剑桥：1987年版，第17-19页。

    ⑦弗朗索瓦·德·波里尼亚克：《宗教崇拜、领土与希腊城邦的兴起》(Franois de Polignac, Gults, Territor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Greek City-State)，芝加哥和伦敦：1995年版，第152、153页。

    ⑧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Thomas S.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芝加哥和伦敦：1996年版，第10页。

    ⑨切斯特，斯塔尔：《希腊文明的起源，公元前1100年—前650年》，第190页。

    ⑩A.M.斯诺德格拉斯：《希腊古风时代：实验的时代》，第15页。

    (11)M.I.芬利：《荷马和迈锡尼：财产与所有制》(M.I. Finley, “Homer and Mycenae: Propeny and Tenure”)，《历史》(Historia)第6卷，1957年，第133-159页。

    (12)扬·莫里斯：《8世纪革命》，第66页。

    (13)罗宾·奥什邦：《希腊的形成，公元前1200年—前479年》(Robin Osborne, Greece in the Making 1200-479BC)，奥克松：2009年版，第3页。

    (14)J.惠特利：《希腊黑暗时代的风格与社会：一个前文字社会变化的命运》(J. Whitley, Style and Society in Dark Age Greece: The Changing Fate of a Pre-literate Society)，剑桥：1991年版，第9页。

    (15)瓦尔特·伯克特：《古风时代和古典时代希腊的宗教》(Walter Burkert, Greek Religion: Archaic and Classical)，牛津1985年版，第47页。

    (16)M.P.尼尔森：《米诺斯—迈锡尼宗教及其在希腊宗教中的存留》(M.P. Nilsson, The Minoan-Mycenaean Religion and Its Survival in Greek Religion)，纽约：1950年版。

    (17)瓦尔特·伯克特：《古风时代和古典时代希腊的宗教》，第48页。伯那尔德·迪特里奇甚至认为，在荷马社会的宗教体系和米诺斯文明的宗教体系之间都存在着某种关联。见伯那尔德·迪特里奇：《从克诺索斯到荷马》(Bernard Dietrich, “From Knossos to Homer”)，阿兰·B.罗伊德主编：《神是什么？希腊神明性质研究》(Alan B.Lloyd, ed., What Is a God? Studies in the Nature of Greek Divinity)，伦敦：1997年版，第1-14页。

    (18)M.文特里斯和J.查德维克：《迈锡尼时期的希腊语文书》(M. Ventris and J.Chadwick, Documents in Mycenaean Greek)，剑桥：1973年版。

    (19)黄洋：《古代希腊土地制度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章。

    (20)部分学者倾向于，迈锡尼文明衰落的原因在于内部矛盾与压力，如罗宾·奥什邦：《希腊的形成，公元前1200年—前479年》，第37-38页；奥立弗·迪金森：《从青铜时代到铁器时代的爱琴海地区：公元前12世纪和前8世纪之间的延续与变化》(Oliver Dickinson, The Aegean from Bronze Age to Iron Age: Continuity and Change between the Twelfth and Eighth Centuries BC)，奥克松：2006年版，第54-55页。有关多里安人入侵的争论的讨论，见爱瑞妮·S.勒莫斯：《原始几何陶时期的爱琴海地区：公元前1l世纪后期和前10世纪的考古学》(Irene S.Lemos, The Protogeometric Aegean: The Archaeology of the Late Eleventh and Tenth Centuries BC)，牛津：2002年版，第191-193页。

    (21)奥立弗·迪金森发现无法完全否认有一支新的居民进入，而被迫妥协说，可能有一些群体从希腊中部和北部的山区进入迈锡尼的心脏地带，但这最早只能发生在后王宫时期(Postpalatial Period)的晚期。奥立弗·迪金森：《从青铜时代到铁器时代的爱琴海地区：公元前12世纪和前8世纪之间的延续与变化》，第54页。

    (22)例如奥立弗·迪金森的《从青铜时代到铁器时代的爱琴海地区：公元前12世纪和前8世纪之间的延续与变化》第240-241页中说：“必须把考古证据看成是唯一可靠的证据来源，以此为基础得出关于这一时期的结论……”

    (23)详细考古报告见M.R.波法姆、L.H.萨克特和P.G.特米利斯：《勒夫坎地Ⅰ，铁器时代：居民点和墓地》(M.R. Popham, L.H. Sackett and P.G. Themelis, Lefkandi I, The Iron Age: The Settlement; The Cemeteries)，伦敦：1980年版；R.W.V.卡特林和I.S.勒莫斯：《勒夫坎地Ⅱ，原始几何陶时期的屯巴建筑：第1部分，陶器》(R.W.V. Catling and I.S. Lemos, Lefkandi Ⅱ, The Protogeometric Building at Toumba: Part 1: The Pottery, British School at Athens Supplementary Volume, no.22)，伦敦：1990年版；M.R.波法姆、P.G.卡里加斯和L.H.萨克特：《勒夫坎地Ⅱ，原始几何陶时期屯巴的建筑：第2部分，发掘，建筑与发现》(M.R. Popham, P.G. Calligas and L.H. Sackett, Lefkandi Ⅱ, The Protogeometric Building at Toumba, Part 2: The Excavation, Architecture and Finds)，伦敦：1993年版；M.R.波法姆和I.S.勒莫斯：《勒夫坎地Ⅲ：铁器时代早期屯巴的墓地》(M.R.Popham and I.S. Lemos, Lefkandi Ⅲ：The Early Iron Age Cemetery at Toumba)，伦敦：1996年版；D.爱弗利主编：《勒夫坎地Ⅳ，青铜时代：色诺波利斯的晚希拉底克IIIC期定居点》(D.Evely, ed., Lefkandi Ⅳ, The Bronze Age: The Late Helladic IIIC Settlement at Xeropolis)，伦敦：2006年版。

    (24)乔那桑·霍尔：《约公元前1200—前479年古风时代希腊世界的历史》(Jonathan Hall, A History of the Archaic Greek World, ca. 1200-479 BCE)，马尔敦和牛津：2007年版，第59-66页；奥立弗·迪金森：《从青铜时代到铁器时代的爱琴海地区：公元前12世纪和前8世纪之间的延续与变化》，第238页。

    (25)爱瑞妮·S.勒莫斯：《原始几何陶时期的爱琴海地区：公元前11世纪后期和前10世纪的考古学》，第224页。

    (26)奥立弗·迪金森：《从青铜时代到铁器时代的爱琴海地区：公元前12世纪和前8世纪之间的延续与变化》，第60页。

    (27)约翰·帕帕多普洛斯：《为了埋没一个墓地：雅典克拉美科斯墓地与铁器时代早期的爱琴海地区》(John Papadopoulos, “To kill a Cemetery: The Athenian Kerameikos and the Early Iron Age in the Aegean”)，《地中海考古杂志》(Journal of Mediterranean Archaeology)第6卷，1993年，第194页。

    (28)扬·莫里斯：《分期与英雄：构建黑暗时代》(Ian Morris, “Periodization and the Heroes: Inventing a Dark Age”)，马克·哥尔敦和彼得·图赫主编：《构建古代文化：历史主义、分期与古代世界》(Mark Golden and Peter Toohey, eds., Inventing Ancient Culture: Historicism, Periodization, and the Ancient World)，伦敦与纽约：1997年版，第96-131页；扬·莫里斯：《作为文化史的考古学：希腊铁器时代的言与物》(Ian Morris, Archaeology as Cultural History: Words and Things in Iron Age Greece)，马尔敦和牛津：2000年版，第3章。

    (29)扬·莫里斯：《分期与英雄：构建黑暗时代》，第97-98页。        

    (30)M.I.芬利：《奥德修斯的世界》(M.I. Finley, The World of Odysseus)，纽约：1978年版，第48页。

    (31)A.M.斯诺德格拉斯：《存在一个真实的荷马社会吗？》(A.M. Snodgrass, “An Historical Homeric Society?")，《希腊研究杂志》(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第94卷，1974年，第114-125页。

    (32)A.M.斯诺德格拉斯：《希腊黑暗时代》(A.M. Snodgrass, The Dark Age of Greece)，爱丁堡：1971年版；文森特·R.德斯博拉：《希腊黑暗时代》(Vincent R. Desborough, The Greek Dark Ages)，伦敦：1972年版；J.N.科尔德斯特里姆：《几何陶时期的希腊，公元前900—前700年》(J.N. Coldstream, Geometric Greece 900-700BC)，伦敦：2003年版。

    (33)黄洋：《古典希腊理想化：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Hellenism》，《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

    (34)萨拉·莫里斯：《导论》(Sarah Morris, “Introduction”)，G.科普契克和I.德丸主编：《处于东方和西方之间的希腊，公元前10—前9世纪》(G.Kopcke and I.Tokumaru eds., Greece between East and West: 10th-8th Centuries BC)，美因茨：1992年版，第17页。

    (35)罗宾·奥什邦：《希腊的形成》，第2页。

    (36)卡罗尔·G.托马斯：《迈锡尼时期希腊政治认同的成分》(Carol G.Thomas, “The Components of Political Identity in Mycenaean Greece”)，罗伯特·拉菲内尔和沃尔夫－第特里奇主编：《政体：青铜时代爱琴海地区的社会与国家》(Robert Laffineur and Wolf-Dietrich Niemeier eds., Politeia: Society and State in the Aegean Bronze Age)第2卷，列日和奥斯汀：1995年版，第349-354页。

    (37)保罗·霍尔斯特德：《迈锡尼时代的王宫经济：充分利用证据的空缺》(Paul Halstead, “The Mycenaean Palatial Economy: Making the most of the Gaps in the Evidence”)，《剑桥古典学会会刊》(Proceedings of the Cambridge Philological Society)第38卷，1992年，第57-86页；《建构迈锡尼时期王宫动员的模式》(“Toward a Model of Mycenaean Palatial Mobilization”)，迈克尔·L.加拉提和威廉·A.帕金森主编：《重新思考迈锡尼时期的王宫Ⅱ》（Michael L. Galaty and William A. Parkinson eds., Rethinking Mycenaean Palaces Ⅱ），洛杉矶：2007年版，第66-73页；皮亚·德·菲迪奥：《迈锡尼王宫体系的集权化及其局限》(Pia de Fidio, “Centralization and its Limits in the Mycenaean Palatial System”)，索菲亚·伏萨基和约翰·基伦主编：《迈锡尼时期王宫国家的经济与政治》(Sofia Voutsaki and John Killen eds., Economy and Politics in the Mycenaean Palace States)，剑桥：2001年版，第15-25页。

    (38)扬·莫里斯：《分期与英雄：构建黑暗时代》。

    (39)例如罗宾·奥什邦：《荷马的社会》(Robin Osborne, “Homer’s Society”)，罗伯特·福勒主编：《剑桥荷马指南》(Robert Fowler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Homer)，剑桥：2004年版，第206-219页。我国学者对荷马社会的系统研究参见晏绍祥：《荷马社会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

    (40)M.I.芬利：《奥德修斯的世界》、《再论奥德修斯的世界》(“The World of Odysseus Revisited”)，附录Ⅰ。

    (41)扬·莫里斯：《荷马的使用和滥用》(Ian Morris, “The Use and Abuse of Homer”)，《古典世界》(Classical Antiquity)第5卷，1986年，第81-129页；斯诺德格拉斯：《希腊黑暗时代》，第393页。

    (42)马丁·伯纳尔：《黑色雅典娜：古典文明的亚非根源》(Martin Bernal, Black Athena: The Afroasiatic Roots of Classical Civilization)第1卷，伦敦：1987年版。

    (43)瓦尔特·伯克特：《东方化革命：古风时代早期近东对希腊文化的影响》(Walter Burkert, The Orientalizing Revolution: Near Eastern Influence on Greek Culture in the Early Archaic Age)，麻省剑桥1992年版。

    (44)M.L.韦斯特：《赫里孔山的东方面孔：希腊诗歌和神话中的西亚因素》(M.L. West, The East Face of Helikon: West Asiatic Elements in Greek Poetry and Myth)，牛津：1997年版，第60页。

    (45)萨拉·莫里斯：《代达洛斯与希腊艺术的起源》(Sarah Morris, Daidalos and the Origins of Greek Art)，普林斯顿：1992年版。

    (46)萨拉·英里斯：《代达洛斯与希腊艺术的起源》，第17页。

    (47)在此笔者受到北京大学修读“古代希腊史”本科课程学生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