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中的草根人物（34）梁悦_风闻

        原文：         第二百三十八卷唐纪第五十四         秋，九月，富平人梁悦报父仇，杀秦杲，自诣县请罪。敕：“复仇，据《礼经》则义不同天，征法令则杀人者死。礼、法二事，皆王教之大端，有此异同，固资论辩，宜令都省集议闻奏。”职方员外郎韩愈议，以为：“律无其条，非阙文也。盖以不许复仇，则伤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训；许复仇，则人将倚法专杀，无以禁止其端矣。故圣人丁宁其义于经，而深没其文于律，其意将使法吏一断于法，而经术之士得引经而议也。宜定其制曰：‘凡复父仇者，事发，具申尚书省集议奏闻，酌其宜而处之。’则经律无失其指矣。”敕：“梁悦杖一百，流循州。” 　　         富平人梁悦为父报仇，杀了仇人秦杲，随后主动到县衙投案。皇帝为这事专门下了一道敕书，说如果根据《礼记》的道理，应该与仇人不共戴天；但如果根据法律条文，杀人就是死罪。礼与法，都是帝王治理天下的重要依据，既然二者存在差别，就应当通过研讨辩论弄个明白。         职方员外郎韩愈认为，刑律中没有明文规定如何惩处为父报仇的行为，这并不是疏漏，而是由于如果禁止复仇，则伤害了孝子之心，违背了先贤的要旨；如果明令允许为父复仇，有人就会利用法令随意杀人，官府将无以应付。圣人在典籍中支持复仇，却不在刑律中作出明确规定，是要让执法者既能根据法令进行裁决，又能在经学理论的指导下，对个案进行研判。我认为应当作出规定：凡是为父报仇者，应一律上报尚书省，由尚书省召集有关人员商讨，然后上奏皇帝斟酌处置。这样就可以解决典籍与刑律相互矛盾的问题了。         皇帝采纳了韩愈的意见，下令对梁悦杖刑一百，流放循州。此后，凡是复仇案件，都由皇帝亲自处理。         韩愈所说的儒家经典，最典型的是《礼记·曲礼》：“父之仇弗与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交游之仇不同国。”意思是儿子不能与杀父仇人共处在同一片天空下，无论仇人身处何处，必须找到并亲手杀死；兄弟被人杀了，要随身携带兵器，一旦遇到仇人就杀了他；好朋友被杀了，不能和仇人同处在一个国家。《春秋公羊传》甚至有“不复仇，非子也”的言论。         春秋时期，复仇的事情很多，像伍子胥为了给父兄报仇，殚精竭虑为吴国练兵，最终带领吴国大军攻入楚国，尽管仇人楚平王已经死了，仍然从坟墓里把他的尸体挖出来，亲手鞭尸三百。         到了战国时代，复仇仍很常见，孟子说杀人父亲的，自己的父亲终会被人杀死；杀人兄弟的，自己的兄弟终会被人杀死。可见当时复仇之风，比春秋时代毫无减退。         法律禁止私人复仇，是从战国时代开始的，明令要求一切擅自杀人的行为，必须根据国家法律进行严惩。         法家的观点是：私人复仇是破坏统治秩序的大罪，要予以严惩，使得复仇的风气有所收敛，但在一般人们心目中，复仇行为仍然很受推崇。         直到东晋，少年桓温为父报仇，杀了仇人江充的两个儿子，不但毫无惩处，反而名声大噪，甚至受到皇帝的青睐，选他当了驸马。       法律规定  “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民间信奉“一报还一报”、“杀人偿命”，其实都是建立在复仇的历史传统内涵之上。直到今天，复仇事件仍然时有发生，前段时间的张扣扣一案，之所以在社会上产生如此强烈的反响，原因或许正在于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