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孙元良缘何引争议_风闻

来源：中国历史研究院

近日，某导演微博中提及孙元良，引起了网友的热议。

在微博中，他贴出一张合影，配文：“1937年，全线溃退情况下、下令留守上海四行仓库的中国国民革命军第88师师长孙元良之子——xx先生！”

微博发出后，网友们纷纷留言，指出孙元良是个在战场上习惯性临阵脱逃的“飞将军”“小戴宗”，并且因贪污好色等问题声名狼藉。

**历史上的孙元良真的像网友们所说，是一个临阵脱逃的“飞将军”吗？**网友的疑惑主要集中在以下八个问题。

1、英雄将领？还是需“枪毙”的罪犯？

2、真“枪毙”？还是假问责？

3、坚守战线，下令死守？还是他人死守，自己撤退？

4、“抗日英雄”？还是民族罪人？

5、得力将领？还是未部署便私自撤退？

6、忍痛奉命抛弃部队？还是自己临阵脱逃？

7、在栖霞山游击？还是脱离部队躲在使馆？

8、严惩？还是假办真放？

相信本文通过回答以上八个问题，会让大家有一个答案。

孙元良（1904—2007），原籍浙江绍兴，叔父为国民革命军陆军上将孙震，1904年出生于四川成都华阳。黄埔军校一期毕业。曾任国民革命军第88师师长、第22集团军司令官、国民军第5绥靖区司令官等职。

孙元良在晚年完成回忆录《亿万光年中的一瞬》，从他自己的角度对当时的历史时期进行了回忆。

而这本回忆录的内容却与多年以来孙元良的官长、同僚、袍泽们生前发表的回忆文章内容相去甚远。这些当事人在回忆文章中，强烈谴责和批判了孙元良在关键时刻无视命令、抛弃袍泽、坑害友军的行径，他的黄埔同学曾赠言：成功虽无把握，逃跑却有决心！

随着包括当时往来电报在内的一系列原始档案近年来的逐步解密公开，当事人们和孙元良本人的说辞孰是孰非这一问题开始逐渐清晰起来。

1、英雄将领？还是需“枪毙”的罪犯？

北伐战争期间，蒋介石曾于奉新，在召集一师官兵的训话中提到孙元良的逃兵行径：

“这次打仗，第一团孙团长没有命令退却，应照革命军的连坐法拿来枪毙。这次失败，是我们革命军最不名誉的一件事，也是北伐史上最耻辱的一页。倘使第一师不退下来的时候，我们的战事一定不会失败。所以孙团长没有命令，擅自退了下来，一定要按法枪毙。我们第一师从前是最光荣、最有名誉的军队，现在被孙团长个人毁坏，难道还能不枪毙他吗？”

——《蒋介石假令枪毙孙元良》，杨天石《横生斜长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84-86页。 

4 日，又召集第六军官兵和一师孙元良团全体将士训话，重申必须枪毙孙元良。两次训话，第一次一小时，第二次两小时，每次都慷慨激昂、声色俱厉，听者莫不怦然心动。

——《蒋介石假令枪毙孙元良》，杨天石《横生斜长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84-86页。 

此事发生在1926年，国民革命军攻打江西南昌失败之后。当时孙元良正在王柏龄的第一军第一师，任第一团团长，临时随全师归第六军军长程潜指挥。由于指挥失误，江西军阀邓如琢和孙传芳的援赣军迅速由南北两面合围，以优势的兵力、火力反扑。

王俊、孙元良和敌军甫一接触，即向南昌西面的奉新地区撤退。

程潜感到孤城难守，下令放弃南昌。结果，第六军和第一军第一师都受到惨重损失。程潜剃须化装，靠了江西老表的领路，才得以摆脱敌人。王柏龄和第一军党代表缪斌则下落不明。事后，孙元良团被程潜派驻奉新，向东警戒，掩护主力部队集结，但孙元良却拒不执行命令，一闻敌讯，便继续西撤。

10 月1 日蒋介石得悉南昌败讯。2日，又接到加伦将军报告，孙元良不守奉新，退至罗坊，并得悉王柏龄、缪斌逃避不归。第一师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表现如此不济，使蒋介石大为恼怒。3 日，蒋介石匆匆赶赴奉新，召集一师官兵训话，就有了上文中蒋介石痛斥代师长王俊指挥无方，并下令枪毙孙元良的训话内容。

训话结束后，第六军十七师有一个下级军官一度以为孙元良已死，还曾经写过一篇追悼孙元良的文章，反映出蒋介石的训话和执行军纪所引起的震撼：

孙元良同志原是我第一师的一个团长，他现在已受连坐法枪决了，我以同志的资格追悼他几句话。我们革命军人是不怕敌人的，不怕死的，虽千军万马的围中还要杀条血路冲出去。你这样的死，真是为你可惜。我们要晓得，敌人是怕革命的，他哪敢向我深入呢？查当日来奉新的敌人不上两百，所有枪支不过数十支，以为他作一个很猛烈的进攻，被他骗掉了你的性命，我实在替你可怜。但是，你这一死，一面表示了我革命军的连坐法精神，一面促起好多同志的奋发，总算说是死也值得。可我回过头来敬告我最亲爱的同志们，我们的总司令说的，我不怕敌，敌必怕我；我们怕敌，敌必杀我。我们大家要紧记在心。

——《蒋介石假令枪毙孙元良》，杨天石《横生斜长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84-86页。

2、真“枪毙”？还是假问责？

从这位军官的上述发言看来，他是以为孙元良真的被枪毙了，所以才写了这段文字，表示痛惜，也用以激励同志。但事实上，孙元良并没有死，孙元良是黄埔一期毕业生，曾在蒋介石的身边任警卫团长。在执行枪决之前，孙元良得到蒋先云的通知，逃了。

蒋先云当时是蒋介石的秘书，此举应出于蒋介石的授意。孙元良逃命之后，跑到武汉，求见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邓演达不见；后又到日本，蒋介石亲笔写信介绍他进日本陆军大学，并汇寄学费三千元。这也说明，当初蒋介石下令枪毙孙元良实则是做给大家看的。

3、坚守战线，下令死守？还是他人死守，自己撤退？

1937年11月5日，淞沪会战期间，日军第10军登陆杭州湾金山卫，形成对淞沪前线中国第三战区部队的包抄之势。国军反击未果，为避免全军覆没，下令“转进”，实则为溃退。

为了掩护国民党主力部队转移，孙元良又下令88师524团第1营的400多名官兵，固守四行仓库阵地，并亲手将“死守上海最后阵地”的命令交给谢晋元团长。

自己则撤退了。

1937年11月9日，日军突破苏州河，国军除104、105、106等师比较镇静外，余部皆溃不成军。孙元良此时带着几个卫士与部队失散，直到苏州才将参谋部重新集结起来。

淞沪会战中的孙元良（中）与副师长冯圣法（右）、参谋长陈素农（左）

4、“抗日英雄”？还是民族罪人？

孙元良在南京保卫战中的表现所引起的争议和非议最为严重。1937年12月的南京保卫战期间，当雨花台阵地陷落，日军居高临下攻击中华门阵地时，88师262旅官兵不顾日军炮火，坚守城垣，但时任88师师长的孙元良却被指责为临阵脱逃，甚至有人指出孙元良需要为之后部分国军官兵被日军屠杀负责。真相究竟如何？

日军那种极端残暴的行为外，在我国方面，参加保卫南京战役的高级干部，都是有责任的。尤以像孙元良那种卑鄙可耻的行为（孙元良于12日下午5时到长官部开会出来后，就没有回部队，脱去军服，换上便衣，跑到一家妓院拜鸨母做干妈，迁到难民区躲藏了1个月，后以日军疏散难民，才混出来），更是罪不容诛……

——国民党36师师长宋希濂著《南京守城战役亲历记》

87、88两师规定突围，均未遵办，又未控制到船只，无法渡江，而且88师已经溃散。听说王敬久、孙元良二人开会后即不知去向，部队无人指挥，混乱不堪，后来被日寇屠杀的最多。这二人均被免去军、师长职，只保留两师番号,重新成立。(孙元良入妓院，托庇鸨姆，甘充下役，得全生命，无耻之极。****)

——刘劲持著《上海八一三抗战及南京卫戍战见闻》

5、得力将领？还是未部署便私自撤退？

1937年12月11日，经过长考，在三峡船上蒋介石给唐生智下达了撤退命令，该命令同步由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电话转告唐（生智），顾（祝同）并要唐当天先行过江。唐生智拒绝立即过江，于当晚彻夜组织完成了“正面突围”的撤退方案，并定于12日下午5时召集各军师长开会布置。

此时，孙元良却率师直属队和262旅一部在12日上午就**违令先动。****擅自向下关撤退，企图渡江北撤。**在挹江门内被上文中提到的36师师长宋希濂的督战队“劝阻”，返回中华门继续作战。

——宋希濂著《南京守城战役亲历记》

八十八师师长孙元良于12日下午2时左右率所部2000余人向下关方面逃窜，企图过江。唐生智得悉，命我负责堵阻。我力劝孙元良万不可这样擅自行动，孙为情势所迫，乃又率所部回中华门附近。

——宋希濂著《南京守城战役亲历记》

这一事件，在19日关生笠给蒋介石的报告中也有提及，关生笠还指出，10日孙部已利用私藏的船只将辎重偷运汉口：

文【注：12日】晨，由八八师守备之雨花台失陷。文午中华门又失守。由八八师自动撤退，于是全城混乱。……八八、八七、三六等师司令部及重要辎重灰（注：10日）晚已由八八师之军需处装运汉口。

——“国史馆”档案，数位典藏号：002-090200-00032-123

6、忍痛奉命抛弃部队？还是自己临阵脱逃？

孙元良本人的回忆中，并没有否认弃部队“逃跑”，但就是否“违令”做出了解释，按照他的回忆，此事件是接命令弃部队撤退而非临阵弃部队脱逃。

那么，唐生智的命令究竟是如孙元良所言让各长官抛弃部队过江，还是如宋希濂所言部署了正面突围呢？

孙元良本人的回忆是这样的：

唐指挥官召集各部队长会议，他宣布放弃南京。他要各部队长和他一起到下关乘轮船渡江。……唐马上又拿出预先用油印印好的，从南京撤退的正式命令，发给每人一份。这时桂永清哭了，他不愿丢下剩余的部队，一个人和唐乘船渡江。所有的部队长也都作同样的表示。我流着泪说：“指挥官请先乘船渡江，官兵都不认识你呵。我们是直接带兵的，应该和自己的部队在一起行动。

——孙元良著《亿万光年中的一瞬》（时英出版社，2008年07月，第236-237页）

另一方面的资料则与孙元良本人的说法相悖。

当时并非所有守军将领都在开会后直接弃部潜逃，另有两支广东部队遵从唐生智命令，成功从正面突围。其中，**邓龙光军长留下了唐生智的突围命令稿。**从命令稿中可以看到，孙元良的七十二军（即第八十八师）应当沿飞机场东侧——高桥门——淳化镇——溧水突围，而教导总队也不在渡江撤退的部队之列。（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329-331页。）

而在孙元良回忆中提到的，流泪不愿舍弃部队的桂永清，则在时任教导总队副总队长兼第一旅旅长周振强回忆中被提到：

十二日晚十时左右，我在紫金山第一峰指挥所看到南京中华门方向和下官方向都起火，打电话到总队部也打不通。派人到总队部一看，回报说，总队长下午五时到总指挥部开会以后没有回来，参谋长邱清泉也离开了总队部，城里部队很乱，都纷纷向下关方向跑去。

——周振强著《教导总队在南京保卫战中》。摘自《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  南京保卫战》，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08月第1版，第168页。

7、在栖霞山游击？还是脱离部队躲在使馆？

关于此事的另一争议在孙元良主张自己并未为了保全性命放弃抗日脱离部队，而是在栖霞山游击。他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我即然在江边找不着船，只好钻隙向东面的山地撤退，我们从牺霞山、龙泽年车站间跨过铁路，南向进入山区。土著同胞殷勤地供给食物，热心地带路，并代我们找船，给了我们不少方便，也添了我们无数伤心！这样，我便带了我的司令部六百多官长兄弟，和一辈子的创痛与耻辱，从龙潭附近渡江，经泰兴、淮阴、徐州、郑州，于1938年3月下旬到了武汉。

——孙元良著《亿万光年中的一瞬》。时英出版社，2008年07月，第238页。

对于，孙元良是否在撤城会议之后“和自己的部队在一起行动”，时任八十八师军械处主任兼南京通讯处主任的葛天，在《我所知道的孙元良》（摘自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  第19辑  军政人物（上册）》，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08月第1版，第463-464页。）一文中是这样回忆的：

我到了汉口不久，忽闻军队从南京大溃退的消息，想到孙元良的安全问题，竟到寝食不安。……以后再亦无法找到孙元良这样相信我的长官。正在这时各方纷纷传说孙元良生死不明的消息，我听到以后，更加着急。

约过了五天，我在汉口湖南会馆八十八师收容处遇到刚由南京逃汉的八十八师补充旅旅长吴求剑……我急忙问他：“师长（指孙元良）的情况怎样？”他带着失望怨忿的口气对我说：“在12月11日下午3时左右，**防守南京光华门的桂永清部被日军突破，敌人的先头部队已进到明故宫飞机场，这时我还同孙师长通电话一次，并问他如何应付，他告诉我见机行事，从那次通电话以后，就失了联络。**我看到当时混乱情况，也就到了下关渡过长江，并多方打听他的行踪亦没有结果。依当时情况看来，他无论如何可以渡过长江平安到达后方。现虽有人传说他业已渡江时而死，但这一消息不一定可靠。”

1938年5月中旬，孙元良已到武昌珞珈山中央训练团党政班担任副主任。这时候该班有一个秘书卢则文，他同孙元良在苏州东吴大学同学，卢则文在抗战初期曾在一个外国公使馆工作，有这个关系，孙元良就事先同他接头，一到南京紧急时候就偷偷摸摸只身逃躲卢则文事先为他接好头的某国驻华公使馆。他去的时候连他的卫士亦不知，恐怕这个可耻消息被别人知道。到孙元良已由南京到武汉并在武汉坐牢问题告一段落，卢则文认为他不会再发生其他问题，就吞吞吐吐的把孙元良不可告人的事告知他的知己张柏亭（张是当时八十八师参谋长），以后别的人亦就知道了。

**他住在公使馆知道了守南京的将领从唐生智起到各师长止，没有一个人受到惩办，于是他就离开公使馆躲到云南路336号（即鼓楼四条巷5号隔壁，这二座房子都是他的私宅），准备离开南京。**他化装成一个马车夫，通过下关离开南京到了苏北韩德勤部，然后转到汉口（他离开南京时曾由原八十八师师部一个伙夫装作马车夫，孙装作助手，到下关时该伙夫故意打孙一个耳光，使敌人没看出是孙元良）。

另外还有一些电报资料参考。

1937年12月18日，一封可能是廖龄奇（发电署名错标成“孙元良”）拍发给蒋介石的电报，报告了八十八师领导层在南京保卫战撤退中抛弃部队，下落不明的行为：

职部转进浦口，所有人员、武器及器材损失至为奇重。孙军长、彭副师长巩英及各旅团长行踪尚未明了，沿津浦路收容仅得官兵千余人。

——国史馆档案，数位典藏号：002-090105-00002-386。

19日，俞济时致电蒋介石称：

八八师孙师长行踪迄今尚无确息。****据其部属传言均不一。……至巧【注：18日】晚止收容八百余名，臆料到得千数。

—— “国史馆”档案，数位典藏号：002-090105-00002-385

1938年1月29日，韩德勤致电蒋介石，报告孙元良已找到：

八十八师孙师长元良已脱险抵泰县。除饬沿途各县长护送来淮阴外，谨电呈报。

——“国史馆”档案，数位典藏号：002-080200-00494-033

1938年3月29日，蒋介石下达手令，**“严办”孙元良：****孙元良在第八十八师师长任内，声名狼藉，在沪作战期中，且有贪污案情。**现虽无实据，但既有所报，不能不彻底查明。而且在师长任内，有克扣军饷情事，该师军纪至今仍甚恶劣，着即将孙元良交军法执行总监部看管，非俟查明实情，不得恢复自由。此令。

8、严惩？还是假办真放？

蒋介石曾问过“难道还能不枪毙他吗？”当时听训的官兵可能万万没想到，这确实是个问题。

当孙元良回到武汉，为了规避责任，孙元良蒙骗记者曹聚仁，假的新闻材料《孙元良在南京栖霞山打游击经过》发表：

去年我师奉令参加坚守南京的任务，到12月10日左右，因敌军兵力优势，火力强大，我军遂奉令突围到某地集结，我除令所部想尽办法渡过长江到指定地点集结外，我个人因情况不允许通过下关的挹江门，于是又折回城内，在城内收容本师散兵一部分通过和平门计划到下关渡江，但这时下关已被敌人占领。我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就潜伏在晓庄新村，并先后收容士兵计3000名，然后克服种种困难，带到牺霞山一带稍加整编，就同南京附近的日本鬼子展开游击战争。

此新闻一出，幸存的88师官兵愤怒了，以88师264旅旅长廖龄奇以全体官兵名义电请蒋介石枪毙孙元良，指出他在平时克扣军饷，私刻印章假造报销，一贯过享乐腐化生活，在战时贪生怕死，在南京抗战中，没有接到撤退命令，就擅自离开师部逃到公使馆，祈求帝国主义保护，不顾全师官兵生命危险。

葛天在《我所知道的孙元良》（摘自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  第19辑  军政人物（上册）》，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08月第1版，第466页。）中这样回忆道：

从报纸上发表孙元良到汉口的消息后，就引起了各方的注意和愤怒。……首先，有上海南京一带逃难到武汉的人民控诉孙元良在上海抢劫棉纱书籍，在苏州无锡等地抢劫商店的物资，以及强奸上海学生慰劳代表等等；第二，有八十八师二六四旅旅长廖龄奇为首的以全体官兵名义电请蒋介石枪毙孙元良，指出他在平时克扣军饷，私刻印章假造报销，一贯过享乐腐化生活，在战时贪生怕死，在南京抗战中，没有接到撤退命令，就擅自离开师部逃到公使馆，祈求帝国主义保护，不顾全师官兵生命危险等等；第三，有宋子文、陈诚等，他们过去同孙有矛盾，亦利用这个机会控告孙元良在京沪一带抢劫棉纱汽油机器等等罪行。

但蒋介石接到各方控诉后，并没有真心要严办孙元良，而是着眼应付各方责难。

我记得是3月中旬的一天，蒋介石召见了他，地点仍在湖北省政府内。据孙元良回来对我说：“今天委员长(指蒋介石)一见我就怒气冲冲大骂我一顿，并责备我为什么要躲在南京，为什么不跟队伍到后方？并说到了后方的话，那同别人一样什么事都不会发生。他骂了一阵后，又比较和气的用手指桌上控诉我的材料说，你看，各方控告你的文件有一尺多高，你马上回去根据这些主要问题找人研究研究，并依照要点设法申诉，考虑好以后，你自动到军法总监部报到。”

——葛天著《我所知道的孙元良》，摘自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  第19辑  军政人物（上册）》，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08月第1版。 

3月5日，孙元良向蒋介石报告了4日蒋召见他及他原定去军法总监部报道的事，佐证了上面葛天的回忆：

学生奉命后，本拟于昨午后径由钧寓往军法总监部投到。经询鹿总监，据答尚不知此事。嘱今日再去，故于本晨投到。

——国史馆档案，数位典藏号：002-080200-00495-097。

3月29日，蒋介石下达上文中手令，称其“声名狼藉”，但留有活口“现虽无实据”。

随后，根据葛天著《我所知道的孙元良》中的回忆，孙元良主动投案，并由葛天开始运作。

经过商量，我们决定首先买通经办孙元良案件的军法官和看管他的副官……那个军法官亦自动为我想了一些办法。如八十八师官兵控告孙贪污等罪行，他就要我到各地医院中买通几个该师的伤官兵，等到手续办好后告诉他，他就依我所告诉的医院，要该医院派人到武昌作证。我派人到湖南长沙一个军医院里，买通了伤官伤兵各二人，到时该军法官就电长沙该军医院派八十八师伤官兵各二名到武昌，他们出庭作证时，硬说孙元良从当师长以来，不仅没有克扣军饷还多次给他们慰劳金多少等等鬼话……我还记得他们离开武昌时，我给他们每人国币400元。

第二，用五万元买通八十八师旅长廖龄奇。我用慰劳八十八师伤官兵的名义拿出五万元，把这笔款用廖龄奇、葛天、宋尚鲁（八十八师师部军需主任）以及廖的军需主任王彬（廖的亲信）等四人名义存到汉口一个银行里，这是表面上的做法。我把钱存好后，就把我的图章及存折一并交廖并对他说，为了今后你们取款方便，需要这样做，实际上就是给廖五万元。此外，我根据廖的要求，又到湖北花园车站附近八十八师驻地重发该师官兵三个月薪饷（即1937年10月、11月、12月，那时实际人数不到3000人）。这样，八十八师全体官兵控告孙元良的问题暂告一个段落。

第三，除依照军法官所提出的所谓各种证人一一办妥外，我又要求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姚琮代向陈诚等说话，要求汤恩伯分别电请蒋介石、何应钦对孙元良案免予处分。

5月2日，孙元良给陈诚写信表忠心。

若果有罪，生当然守法，若果无罪，则生拟“不作长（师长、旅长之类）”、“不带兵”，永远追随钧座，略尽绵薄，并亲教训，俾免殒越。

——“国史馆”档案，数位典藏号：008-010202-00031-004

5月16日，陈诚呈文何应钦，何表示查该员案情既明，可否着其先来军官训练团服务之处。

5月20日，顾祝同出面保释孙元良。

7月12日，汤恩伯出面，请调孙元良到汤部服务。

至此，南京保卫战期间，孙元良脱离部队，造成部队失去指挥、一片混乱，而自己临阵抛弃部队自行逃亡，并伪造期间经历一事，就此了断。

上海市民慰劳第88师抗日官兵

孙元良一生在北伐南昌之役、抗战南京保卫战、解放战争淮海战役，三次大的战役中均有临阵脱逃的行为，若加上淞沪战场和成都逃台，则为5次。其中，南京保卫战，孙抛弃部队逃入使馆，后又编造“打游击”假新闻的事件也浮出水面。

虽然孙元良屡屡临阵脱逃，多次被蒋介石扬言枪毙、被下属电请蒋介石枪毙，却深受蒋介石信赖，屡屡保命，甚至平步青云。“这样的孙元良”，也难怪会有争议。

无论他们被后人称作“德械师”还是“中央军”，无论他们在当时被叫做“桂军”、“川军”、“西北军”，国民革命军的将士们在抗日的正面战场上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无论是“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还是“中国不会亡，你看那民族英雄谢团长！”，无论是“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还是“抗日的烽火燃烧在太行山上”，都是中国人民十四年艰辛抗战历程中无可替代的组成部分。

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的阅兵式上，诸多真真正正在中华民族伟大的抗日战场上战斗过的“国军老兵”们也和他们当年参与八路军、新四军，参与诸多人民抗日武装的同胞们一起出现在天安门广场，接受全国人民崇敬的目光。

但包括国民革命军将士们在内的全体抗战军民可歌可泣的流血牺牲，不应当成为对国民政府中高层部分民族败类涂脂抹粉的道具。孤军奋战却被友邻出卖的战士、在行军途中冻饿而死的壮丁、下关码头群龙无首被日寇屠杀的溃兵…用他们的鲜血为那些造成这些惨剧的罪魁祸首们涂脂抹粉，这种无耻之行不啻于将这些冤魂再杀死一次！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某些民族败类不能、也不应当被笼统地划进“抗战国军”这个概念里，和“八百壮士”，和死守藤县的王铭章、和血洒长空的刘粹刚、和无数为国献身却没有留下名字的抗战英雄们一起，被后世所纪念。

拨开历史的迷雾，发现事实的真相，让英雄的崇高和败类的无耻都大白于天下，曝光于世人眼前，这是我们一直以来的夙愿。我们将用端正的史观，以详实的资料和负责的态度，推出抗战史考证系列，以慰英雄，以励后人。

【参考资料】

1、宋希濂著《南京守城战役亲历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  第12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61年02月。

2、周振强著《教导总队在南京保卫战中》。摘自《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  南京保卫战》，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08月第1版。

3、刘绍武著《“南京突围”亲历记》，摘自政协广东省广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州文史资料  第3辑》，1961年10月。

4、葛天著《我所知道的孙元良》，摘自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  第19辑  军政人物（上册）》，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08月第1版。

5、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

6、孙元良著《亿万光年中的一瞬》。时英出版社，2008年07月。

7、葛天著《我所知道的孙元良》，摘自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  第19辑  军政人物（上册）》，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08月第1版。

8、“国史馆“档案，数位典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