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职级套改，我能说的都在这了_风闻

文：风萧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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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大唐 文/风萧萧

“假如有一天要离开部队，你希望自己是以怎样的姿态开始新生活？”

壹

如果说作为一个军人，参军是人生的第一次职业选择，是从零开始，完全是一张白纸，随处都可以成为起点。

那么，转业安置就是你的第二次职业选择。因为到了这个时候，职务、工龄、福利待遇等等都被打上了社会积累的烙印。

即将站在新的起点。但在摆渡中，我们每个转身的人，都需要社会的认可，此时的每个军转干部，无一例外都希望自己不要被绊倒在转业线上，或者是社会资本被打折。

2019年6月1日，《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规定》的施行，又再次拨动军转安置干部这根神经线，引起了一些热议和反响。也许有人在网上满天飞的消息中已经看到，有人说关于职级套改的方案或被推迟，原因是套改起算时间还未统一意见。

有些问题，还需要一点时间，进一步理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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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

据悉，有些地方已经小范围组织召开了一些座谈会，尽可能细致地来听取军转安置干部代表的意见。

那么，职级并行套改中的痛点到底在哪?

国家制定公务员职级并行政策，是为拓宽公务员晋升通道，优化队伍结构，创建健康向上的政治生态。为什么会在军转安置干部引起如此强烈反响呢？

据了解，军转安置干部对于职级并行套改反映的主要问题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职务认可问题。军转安置人员多为部队副团、营职干部，转业时军队职务与地方行政职务对接时许多地方都存在被降级接收现象，按照正科、副科行政待遇处理。而新的职级规定要求有一二三四的主任科员明确区分度，这样一个正科是套一级还是二级呢，是就高套转还是就低套转呢？

笔者所在单位一个1974年出生，曾服役于装甲部队副营职干部，2016年10月转业时按照副科安置的，2017年11月职级套改中被定为四级主任科员，直到2018年4月累积计算军龄被定为三级主任科员。

二是军龄认可问题。军转安置干部在部队大多服役都十余年，因为在营连职务上升渠道狭窄，只好转业了，许多干部在营连职务都干了五六年，在套改时军龄如何递推又是问题。比如有人反映，一位服役近二十年的正营职军转，虽享受正科待遇，但定级为科员，且在套改后变成“一级行政执法员”（相当于一级科员），而其新的职级起算时间也只能按照转业时间即2018年起算，相当于在部队的20年服役时间被“一键清零”。虽为对此进行考证，但若真的如此认定，那么对于挫伤其到新单位后的未来的职业发展和工作积极性是可想而知的。

三是专业技术干部职级认可问题。高级专业技术干部的转业安置对于地方政府一直是很尴尬的问题，专业技术干部在部队因为不受比例晋升（技术五级以前）的限制，技术级别晋升一般较快，七级八级专业技术干部到行政级别较低的单位很不好处理，所以地方政府都不愿接收高级专业技术干部，实行职级并行后更不好或不愿认同其职级。

听说，某转业的专业技术七级干部，在工资上享受二级巡视员待遇，但在行政级别又定为一级主任科员，落差之大确实让人难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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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那么问题来了，在职级并行套改中，我们为何会感到阵痛？

都知道职级并行是项新政策，新事物总要有个适应过程，过去的职级政策一旦被要求明细化时，历史一些遗留的问题也会沉渣泛起，成为职级并行套改执行难的诱因。

一是军转安置政策解读上有区分度。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对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工作历来重视，2001年1月联合颁布《军队转业干部安置暂行办法》(中发[2001]3号)，2007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工作的意见〉的通知》（中发[2007]8号）。

地方各级政府每年为做好军人安置工作付出巨大的心血，因为中央关于军队转业干部安置政策采取宏观性指导，赋予地方政府政策解读相当大的自主权，地方政府往往会因地制宜或遵循习惯或者参照其他单位做法执行职级套改，“约定俗成”的惯性做法缺乏客观依据，具有一定的随意性和主观性，导致每年军转干部定职定级变数较大，给职级套改工作留下了隐患。

二是军转安置群体偏大难以精细考量。军队每年转业安置干部虽然总量并不大，但不是平均分配到各个省市地区，部分省市安置转业干部数量较大，而且大部分转业安置干部要求安置在省会城市或经济发达城市，造成了军转安置地方冷热不均。

笔者所在省直机关，大多数单位军转干部的数量都超过了50%。转业干部每年向地方单位涌入的“插队”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单位借助职级套改建立合理的队伍梯队设想，所以有些单位在职级并行中对军转干部采取就低不就高，避免职级上升通道现井喷现象，在职数受限的职级上出现恶性竞争。

三是个别军转自身素质的良莠不齐影响了套改。军队和地方因为各自所在工作环境不同，所以对人员素质要求差别较大，不少军队转业干部到地方单位后无法适应业务性工作，只能干些日常事务活，无法满足地方单位的岗位需求；还有些年龄较大军转干部在单位只问福利不做奉献、论资排辈的“躺赢”做法，抹黑了军转干部形象。

这些多多少少都影响了地方单位对军转干部素质的判断，甚至会产生身份的区隔和歧视，认为军转干部不如社会招考的公务员，先天的误判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后天的职级并行套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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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所以，如何妥善释放职级并行套改之中产生的痛，如何妥善解决大家最忧虑、最在意的问题，恐怕才是重中之重。

目前，职级并行套改工作正在进行，我们再次提醒，军转干部要通过合理的方式、合法程序反映合理的诉求，让地方单位在社会价值上认识军人职业的重要性，在情感上理解军人转业的艰辛和无奈，在政策上给予军转干部公平公正，实现利益最大化。

一是政策要落细落实。每年安置军转干部，尤其是国防和军队改革期间，地方政府的安置压力尤其大；军转干部的“空降”，影响了各单位人才引入、培养的部署及行政职务的安排，所以客观地讲地方政府对军转工作还是有一定看法。如此以往，地方政府对军转干部关心就趋于淡化，在职级并行中也无暇顾及军转干部利益。新成立退役军人事务部要从政策寻根、从规定入手、从上层设计上精细军转政策，抹平制度留下的 “坑”，不让地方单位打政策的“插边球”，让军转干部的服役奉献缩水。

二是直面问题对症施策。各地退役军人事务厅是退役军人的“娘家”，要主动作为，以问题导向追踪军转干部的痛点，发现他们生活的难点，解决热点问题。

如果军转干部在职级并行中利益受损，那么后继者是否会继续勇往直前呢？军转干部不仅要“光荣牌”的面子荣耀，更需要里子的光亮，拒绝身份的轻视，更拒绝福利待遇的降格，他们需要的是实实在在尊重，去抵御离开部队的孤独和寒意。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务必依法依规申述。在法治化、民主化的现代社会，许多军转干部越来越学会借助法律的武器为自己维权，在现有政策的话语中寻找保护自己利益的理论依据，这是军转干部思维转型，适应制度保障的表现。

学会用政策说话、按规定办事才能建立公正公平的社会环境，才能杜绝官本位思想和权力当家作主的“家长式”作风，才能让每个军人享受尊严的转业，感受军人职业的荣光。

以上所述，对于士官战友来说，同样需要引起关注。转身后，他们也同样面临职级和工龄认定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