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同龢与李鸿章平分朝政？慈禧向十一国宣战？这些都是唐德刚的谬误_风闻

文：陈晓平

自1999年岳麓书社推出了超级减肥版的《晚清七十年》以来，该书被无数名人非名人反复推荐，俨然成为中国近代史的“必读书”，唐氏也被捧上了神坛。由于“糖粉”阵容强大，批评的声音几被淹没。虽然唐德刚关于北洋海军“主炮晾衣”一说，已被海军史研究者陈悦驳得体无完肤，多数人并没意识到唐氏治学粗疏，是一以贯之的。从专业角度看，《晚清七十年》可说是浪得虚名之作，硬伤太多，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本文拟引用可靠史料和学界研究成果，略举数例，暴露唐氏史学功力的不足，读者自可举一反三，重估该书实际价值。近几十年晚清史研究成绩斐然，史料整理和考证方面成绩更加突出，已非唐氏所能想见。

本文所引《晚清七十年》原文，用的是远流版五卷本，为免繁琐，仅注出册数和页码，如第四册第87页，注作“四，87”。

“李鸿章是荣禄的政敌，李之下放广州就是受荣禄排挤而去的”？（四，87）

李鸿章和荣禄的关系，唐德刚并不了解。除了甲午惨败让荣禄对李鸿章有些微词之外，从我所搜集的几百条荣、李关系史料中可以看出，两人长期以来私交甚好，政治上紧密合作，互惠互利，理念上大体都属“洋务派”范畴。

早在光绪三年，荣禄筹设神机营机器局，即曾请李鸿章推荐洋务人才，李也鼎力相助，推荐了著名科技专家华蘅芳。光绪十四年李鸿章在给李经方家信中，特地嘱咐儿子去看望荣禄，提醒“叶[荣]仲华交好廿年，晤时问伊脚气好否，洋医有效否。尔须称老伯、小侄，不作官话”。戊戌政变时奏请太后训政的杨崇伊，既是李鸿章的儿女亲家，也是政治盟友。杨崇伊事前专门到天津与荣禄密商。政变后英、日为营救张荫桓，托李鸿章通过荣禄向太后进言，卒得减罪流放，也可见出李、荣两人关系非同一般。关于李鸿章外放两广总督一事，徐一士在《凌霄一士随笔》中分析：“当召刘谭来京，两江总督系以江苏巡抚鹿传霖署理，而两广总督则特简鸿章往署。盖荣禄助鸿章得之，已预为真除地矣。”“百日维新”之前，李鸿章被光绪帝逐出总署，此后即投闲置散，没有得到任何实缺，此时得授两广总督，正是求之不得。江苏、广东是富庶省份，晚清官场皆以两江、两广总督为极优之缺。李鸿章本人也感觉到后起满洲权贵排挤开明汉族大臣，希望离开北京是非之地。这次外放，实是荣禄鼎力相助，唐德刚居然视作“排挤”，真是南辕北辙了。

北京陷落后，荣禄暂驻保定，慈禧曾令荣禄入京作为“会办全权大臣”参与谈判；李鸿章接到荣禄通过袁世凯转递的密信，奏请让荣禄回“行在”当差，一方面可通过荣禄说动慈禧彻底调整政策，另一方面也为荣禄解围，是“投桃报李”之举。尽管荣禄在围攻使馆过程中采取“明攻暗保”手法，向使馆输送食品，促成驻京公使与本国通电报，但他手下的武卫中军毕竟曾参与围攻使馆，使他不适宜出任谈判角色。李鸿章这个果敢行动收到明显成效，荣禄到西安的第三天，清廷即开始大规模惩办“肇祸诸臣”，将端郡王载漪、庄亲王载勋等人革去职爵暂行圈禁。两人配合十分默契，“政敌”之说，可以休矣！

      “李鸿章命于式枚草遗折荐袁世凯代己为直隶总督”？（四，184）

李鸿章临终推荐袁世凯的神话，只因《李文忠公全集》《文忠公遗集》没有收录李鸿章遗折，以讹传讹达一个世纪。这封遗折，在《西巡大事记》及《一士谈荟》一书均有全文，没有只字提及袁世凯。袁世凯研究专家刘路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作了严密考证，彻底排除了遗折、附片保荐袁世凯的可能。由于李鸿章事先未作安排，临终时已口不能言，这份遗折是由其幕僚于式枚在李氏去世后草拟的，不是出于李鸿章口授，故《李文忠公全集》编者吴汝纶、《文忠公遗集》编者李国杰不予收录。在得到李鸿章死讯后二三个小时，谕旨即命袁世凯署理直隶总督，显示太后此前已拿定主意。如果有太后以外的因素，列强的推崇、荣禄的提携比较关键，盛宣怀也出力不少，与李鸿章没有丝毫关系。

       翁同龢****和李鸿章“平分朝政”？

该书第三册如此谈论翁同龢：“在小皇帝日渐长大，垂帘老太后预备‘归政’之时，同龢正是当朝的‘宰相’——加太子少保衔的‘协办大学士’；两入‘军机’，兼总理各国事务。他与那时权倾朝野的李鸿章，简直是平分朝政。”（三，173-174）。

事实是，从来没有存在过李鸿章和翁同龢“平分朝政”的时期。同治九年（1870年）八月，李鸿章继曾国藩之后任直隶总督，后兼北洋大臣，二十多年里一直是太后深所倚畀的重臣。而翁同龢初入军机在光绪八年（1882年）十一月，领班的是威望素著的恭亲王奕訢，根本轮不到翁氏掌权。光绪十年三月，恭亲王和翁同龢等全班军机大臣同被罢免，醇亲王奕譞以皇帝本生父隐执朝柄，以礼亲王世铎为傀儡，以孙毓汶担任中枢实际办事角色。直到甲午战争爆发，翁同龢再入军机，十一月奕訢也再次出任领班，翁同龢一直未能掌握中枢大权。次年李鸿章被“留京入阁办事”，被夺了实权。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初十日奕訢去世，十多天后翁同龢被“开缺回籍”。翁同龢对朝政的主要影响力在财政方面（担任户部尚书），甲午期间对光绪帝主战起了重要作用，其他时期和朝政的其他方面，影响较小，实在谈不上“平分朝政”。李鸿章长期以文华殿大学士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节制主要国防军淮军、直隶练军，实际主持海军建设和对外交涉，淮系势力遍布各地，论实际权势，翁同龢望尘莫及。翁开始对大政发生重大影响时，李鸿章很快就成为“空头大学士”。就算是在翁同龢权势巅峰时期，军机处有恭亲王奕訢、礼亲王世铎班次在他之前，另有李鸿藻、刚毅等人分薄他的权力，光绪二十一年后军权主要落在荣禄手上，总理衙门由奕劻领衔。“平分朝政”，从何说起？

      “翁同龢是康、梁等激进派的家长与护法”？

唐德刚说太后“首先她就把翁同龢罢官，赶出政治圈。翁是享有‘独对’之权的光绪帝智囊。他作为享有清望的状元老臣，也是朝中开明派的班首；更是康、梁等激进派的家长与护法。翁氏一旦被黜，光绪就失去一个首席谋臣、一个中间桥梁和一个翼护新党的家长。一箭三雕，翁同龢在六月十五日被‘开缺回籍’。儿皇帝也就被完全孤立了”。（三，232）

康梁流亡海外，为了增强他们在海外华侨界的号召力，将翁同龢尊称为“维新导师”，此后即以讹传讹，真相完全被谎言掩盖。其实只要仔细阅读《翁同龢日记》，就不会得出这种荒谬的结论。孔祥吉通过核对原稿，已证实通行版的《翁同龢日记》并没有太多删改，可以放心使用。

康有为的进用，翁同龢初期出力甚多，但后来感觉康四面树敌，又开始退缩。正当光绪雷厉风行推行维新事业之时，翁氏这种出尔反尔甚至当面抗旨的做法，令光绪十分恼火。据《翁同龢日记》载，在《定国是诏》颁布前，光绪传达慈禧有关变法的指示，是“今宜专讲西学，明白宣示”；反而翁氏自己说“西法不可不讲，圣贤义理之学犹不可忘。退拟旨一道”。结果，在他起草的《定国是诏》中，将变法纲领调整为“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大大降低了慈禧“专讲西学”的激进调门，也显示了翁同龢的保守倾向。在接待来访的德国亨利亲王时，光绪帝与之行握手礼、赐坐，遭到翁同龢极力阻挠，甚至在接见时大声呵斥德国随员，显示翁氏仍固执“天朝上国”观念，不愿以平等之礼相待。

翁同龢在康有为急需支持的关键时刻，坚决与之划清界线。四月初七日，光绪命翁同龢通知康有为再抄一份“进呈”图书（《日本变政考》、《波兰分灭记》之类），翁答：“与康不往来”；皇帝追问为何如此，翁答“此人居心叵测”；皇帝再问“前此何以不说”，翁答“臣近见其《孔子改制考》知之”。第二天，光绪又问康有为进书之事，翁还是说“与康不往来”，导致皇帝“发怒诘责”。翁同龢最初推荐康有为是出于传统的“自强”动机，也曾欣赏康的才华，但在进一步了解康的为人、“托古改制”等离经叛道的想法之后，撤回了对康的支持。将翁说成“激进派的家长与护法”，与史实完全不符。

       光绪帝罢免翁同龢是慈禧太后逼迫的？

翁同龢因支持维新而被慈禧罢黜，这是康梁流亡海外时有意制造的神话，后来被不少史家全盘接受。但是，早在1957年，萧公权先生在用英文写成的《翁同龢与戊戌维新》长文中，即指出：“翁氏小心谨慎的变法路子与光绪无限的狂热相冲突，光绪准备摆脱当时也已失去慈禧宠信的翁同龢。……翁损坏了多年来他所培养的与光绪之间的信任与融洽的关系。就光绪看来，翁对他不敬是很不好的；但其先鼓励他变法，赞扬康有为，继而突然撤回，取消前言，实在令人难以忍受。”萧公权的研究得到了该领域主要学者后续研究的证实，如吴相湘、杨天石、孔祥吉等。翁同龢罢官出于光绪帝主动，慈禧只是顺水推舟。

一般人喜欢用“帝党”来称呼光绪帝最信任的臣子群体。在下《定国是诏》前后，原来帝党中坚的汪鸣銮、长麟、志锐、文廷式等已遭斥逐，朝中主要帝党人物是翁同龢和张荫桓两人，而张有后来居上之势。张荫桓因推荐康有为、办理外交和借款受到持续攻击，光绪希望翁同龢能站出来维护张荫桓，翁氏不仅不配合，还极力想划清与张荫桓、康有为的界限，目的在于为自己洗刷。

皇帝要他力保张荫桓，也是为了整个“帝党”共同的利益，翁同龢的回答是“不敢阿附”，完全失去人臣之礼。以地位来说，张荫桓仅是侍郎，身为帝师、协办大学士、尚书、军机大臣的翁同龢，将“阿附”这样的字眼用在张荫桓身上，他对张的嫉妒已显露无遗。此举显示翁氏毫无风度，极端失态，等于讥讽光绪过分宠信张荫桓，抱怨自己不受重用。

四月初十日，恭亲王奕訢薨逝，翁同龢失去了朝中最后一个靠山。二十六日，光绪到颐和园见太后，显然有所请示；第二天即颁下亲笔硃谕令翁同龢“开缺回籍”。清代制度，皇帝“上谕”一般是口述后由军机大臣传知军机章京缮写，重要机密由军机大臣亲自缮写，都用墨笔；只有最重要的内容，才会由皇帝亲自用专用的硃笔书写。硃谕中特别提到“每于召对时，咨询之事，任意可否，喜怒无常，词色渐露，实属狂妄任性”，这都是皇帝此前召见翁同龢时情景的真实写照。如果是太后强迫光绪书写，而光绪依然宠信翁同龢的话，断难写得如此具体生动。

       荣禄打算“杀袁而并其军” ？（五，90）

书中对荣禄的描写很多都纯粹出于想象，毫无史料依据，例如说荣禄在光绪二十二年“有心找个借口，杀袁而并其军”，简直就是小说家言。荣禄作为后起“军事洋务派”代表人物，因国家财力不足，暂时搁置海军，大力主张用西法训练陆军，袁世凯正是荣禄物色到的得力练兵人才。甲午战败后，袁世凯得到李鸿藻推荐，先在荣禄负责的督办军务处效力，接下来创办新建陆军，出任山东巡抚，到继李鸿章之后出掌直隶，几乎都是荣禄一手栽培。可以说，没有荣禄，就没有袁世凯；荣禄权倾朝野，也得到袁世凯实力的支撑。唐德刚居然想象出荣禄想杀袁世凯这样的天方夜谭，我就不想再饶舌了。

“告密”辩诬

​袁世凯“告密”导致戊戌政变发生，长期以来似乎已成定论。这种说法甚为不妥，完全站在康、梁一方说话。唐德刚也不加分辨地沿用了“袁世凯告密”的说法。站在中立的立场，袁世凯身为前任直隶按察使、候补侍郎、新建陆军统领，向中央政府报告叛乱密谋，是他应尽的责任。事实上，按照大清律例，任何普通臣民都有报告谋逆密谋的义务，何况他是掌握军权的二品大员。经过茅海建的精密研究，光绪不认可他本人知悉“围园锢后”密谋。光绪四岁即入宫由太后抚养，在慈禧积威之下，加之长期以来“以孝治天下”的传统，不太可能同意这种犯上作乱的激进主张。可以说，“围园锢后”密谋，是在皇帝不知情的情况下策划的。袁世凯揭露密谋，本是份内之事，何必一定要用“告密”这种含有贬义的词语。

“袁世凯那时所统率的‘新建陆军’七千余人，兵力为诸军之冠”？（三，236）

这是治史很不用心的人才会闹出来的笑话。据台湾学者刘凤翰的精密研究，当时在京畿地区三大国防军中，宋庆的毅军12000人，聂士成的武毅军15000人，都是经历过甲午陆战的百战之师；董福祥的甘军12000人，也是长期在西北作战的胜利之师。此外，直隶淮军与练军有26100人，庆亲王奕劻统率的神机营19510人，端郡王载漪统帅的虎神营约10000人。仅就人数来说，“新建陆军”不仅不是“诸军之冠”，连第5名都排不上。

有人或许会以为，“新建陆军”虽然人数较少，但经过德式训练，或许实力最强。这也是极大误解。“新建陆军”由胡燏棻初步训练的“定武军”改编而成，由袁世凯接手，这支新军根本没有实战经验，而宋、聂、董三军都是身经百战的将领，所部是有丰富实战经验的精锐之师。新建陆军从来没有打过什么硬仗，而聂、宋两军在天津保卫战中曾让八国联军吃尽苦头。

早在1964年，刘凤翰《袁世凯与戊戌政变》一书已经刊行；1978年，刘凤翰又出版了900页专著《武卫军》，对荣禄统率下的宋庆、聂士成、董福祥、袁世凯各军有极为详尽的研究。刘凤翰是台湾著名的军事史学者。以唐德刚和台湾学界的联系，这种疏忽绝不应该。

   “袁氏在小站防制革命党渗透新军”？（五，88-89）

这是典型的“关公战秦琼”式笑话。唐德刚说：“袁军中无日本留学生。其原因盖有二端。日本军制原袭自德国。袁军既亦采德制，延有德国教习……又何须作日本的再传弟子呢？再者，日本留学生原为革命之渊薮，为防制革命党人渗透北洋新军，干脆不用留日学生”（五，88）。前半段没什么错误，后半段就纯属胡说。

袁世凯开始在小站训练“新建陆军”是光绪二十一年十月（1895年12月）。这一年虽发生广州重阳之役，香港兴中会人数极少，用的主力是出钱招募的游勇，孙中山、杨衢云此时被通缉刚开始流亡，在日本根本就没有跟留学生接触。革命党跟留日学生大规模结合，是1905年日俄战争以后的事。况且在光绪二十一年，并无中国学生在日本学习军事。甲午战前，清廷派学生到英国学习海军（严复等），到德国学习陆军（段祺瑞等），当时中国人眼里哪有日本？中国学生到日本学习军事，是戊戌前后日本放宽限制、并通过做张之洞的工作而达成的。

     “慈禧太后向十一国宣战”？

1900年列强和清廷开战，其原因至为复杂。但具体到“宣战”这个细节，事实是极端清楚的。慈禧太后从来没有向列强宣战过。人们可能会说，五月二十五日（6月21日）不是有个《宣战诏书》吗？其实，那天发布的上谕（“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是颁给国内臣民的。上谕历数道光以来中国“一意拊循”、洋人“益肆枭张”的事实，关键在于指出“昨日公然有杜士兰照会，令我退出大沽口炮台”，认为是列强“自取决裂”；紧接着颁发的另一道上谕则指出“洋人肇衅猝起兵端”。可见，这个上谕无论如何都不能称为“宣战诏书”或“宣战照会”。第一，上谕认为已经开战，发动战争的是“洋人”，也就是说，这个命令是应战；第二，上谕明确提到“杜士兰照会”，明明知道无论是宣战还是提出要求，在国际惯例上是以照会形式向对方提交的。而这份上谕，从来没有提交给驻北京或天津的外交官，而是对国内臣民的战争动员令。

发布这个上谕的前提，是双方已经开战，即处在实际的战争状态。正如太后五月二十一日御前会议上亲口所说：“现在是他开衅，若如此将天下拱手让去，我死无面目见列圣！就是要送天下，亦打一仗再送！”说双方此前已处在实际战争状态，有很多证据：一、各国驻天津领事推法国领事为代表，在五月二十日发出“杜士兰照会”即最后通牒，要求大沽炮台守军在第二天凌晨二时撤出。这份最后通牒实际上到二十一日清晨五点钟才到达直隶总督府，而大沽战斗已经打了几个小时。五月二十日，“西摩联军”与董福祥甘军姚旺部在廊坊也已展开激战。更早一天，天津河东陈家沟洋兵攻击义和团，“制台竟传令开炮……水师营开炮帮打。”很明显，在五月二十五日上谕发布前的五、六天，已发生中国正规军与列强军队之间较大规模的战斗，何劳过了这么多天再来“宣战”？这份上谕，只是一份给国内臣民的战争动员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