捻乱：一场19世纪的光棍战争_风闻

作者：鲁大师

编辑：戴老板/楚团长

听闻《寄生虫》在戛纳替韩国电影拿到“世界冠军”的一瞬，笔者想起的是去年与“金棕榈奖”擦肩而过的另一束邻国之光——《燃烧》。在那部悬念丛生、隐喻遍地的剧情片里，八年磨一剑的导演李沧东把他的镜头对准了以往鲜遭涉及的一桩现实议题：底层青年的性匮乏。

让我们先来了解下《燃烧》里那段别开生面的三角畸恋。

李沧东《燃烧》2018年，奉俊昊《寄生虫》2019年

主人公韩国青年李钟秀独自生活在父亲留在乡下的老屋里，他的偶像是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但他的工作却是上街扛大包。李钟秀虽说饿不死，但直到他与突然遇到的小学同学申海美发生关系后，才忽然发现自己一直以来都很缺女人。

申海美是那种毫不吝惜以色相来换取富足的女孩，她的职业技能是在街上举牌子，牌子举累了，她便切换到“穷游”模式：先用身体来养灵魂，再用灵魂来说服身体。用直男癌的话讲，申海美“有钱就能泡”，但问题就在于，李钟秀没钱。

一次非洲之旅过后，申海美带回了李钟秀难以竞争的情敌——贴心又多金的Ben。生性敏锐的李钟秀，很快就从自言工作是“游手好闲”的Ben身上嗅到了另外的危险气息，抛开嫉妒心，他也无法相信这个突然出现的神秘男人会认真对待海美。

李钟秀无法证明的预感是对的。对Ben来说，海美不过是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猎物，且随处可见。Ben几乎玩腻了这种感情游戏，只有将每个短暂交往的女孩骗到家中秘密杀害，才能满足他日渐疯长的变态需要。

《燃烧》最悲哀之处就在于李钟秀早已洞悉一切，却苦于缺少让受害者相信自己的筹码，因而无法阻止悲剧的发生。他所能做的，似乎只是在申海美失联后不断地徘徊在那条寻找她的路上，神经质地顽抗那道“永失吾爱”的宿命。

海美是小镇青年钟秀可望难及的心上人，但在富二代Ben那里，海美只是一件无聊消遣的工具，就像亟待烧毁的塑料大棚一般廉价，这引出了一道比“弱肉强食”更残酷的逻辑：富人不是抢了穷人的粮食吃掉，而是抢了穷人的粮食扔掉。

在无产者李钟秀那里，最大的生存困境不是“饿肚子”，而是“填饱了”之后的呆板与无趣。在这场坚实的阶级冲突个案中，比匮乏更让人难以忍受的是匮乏感，为了消除这种匮乏感，李钟秀最终选择了对Ben挥刀相向。

用“性”来充当社会议案的注脚，或许不是最深刻的，却一定是最直观乃至最赤裸的。

01.  欲念

让众多男性没有妻子不只是不平等，而是危险。

 ——〔美〕罗伯特·赖特《道德动物》

伴随着响彻骨髓的森然诗意，《燃烧》触及的是人类社会结构的一种恒常真相，在精神崩溃后面动了杀机的李钟秀，作案动机与其说是欲壑难填，不如说是作为“人”的基本需求难以满足。

如果“性”也可看作一种资源，李钟秀与Ben在资源占有上的悬殊对比亦可视作马太效应的极端化。李沧东对“也许我们现在就生活在Ben的世界”的警惕，顶层逻辑恰与人类学家的新发现不谋而合——资源稀缺性和获得这些稀缺资源的不平等性，是各种纷争的核心因素。

艺术家的焦虑在现实中不乏数据支持。国家统计局官网今年1月份显示：截至2018年年末，大陆男性人口为71351万人，女性人口为68187万人，总人口性别比为104.64：100（男：女），而正常值是100:100（男：女），差异由社会年龄结构、死亡结构和跨国流动性等因素造成。

现阶段大陆男性比女性多出的3164万是根据总人口得出的，而新生儿性别比的失衡，还在总人口性别比之上。虽然自2006年以来，我国出生人口的高性别比在政府的不断努力下呈现逐步放缓的趋势，失衡比例已经连续12年下落，但男性人口相对过剩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比例失衡的溢出效应，必将对正常的婚配市场造成冲击，那些收入微薄、文化水平低下、家庭条件较差的男性，极有可能在未来长期落单，更遑论去结婚生子、组建家庭了。

在“门当户对”与“男高女低”的婚嫁模型之下，人类学家狄克曼（Mildred Dickermann）提出过三条定律：一，显赫之家难嫁女儿；二，中产之家易为子女安排婚姻，无须顾虑地位受损；三，底层之家根本无法为儿子找到妻子。

挤压的结果若投射到15-35岁的男性族群，在电影里，是李钟秀挥向Ben的白刃与烈焰；在现实中，则是相关学者所言的高犯罪率、社会动荡甚至战争危机。

在《光棍危机：亚洲男性人口过剩的安全启示》一书中，人类学家瓦莱丽· 赫德森（Valerie M.Hudson）与安德莉亚· 邓波尔（Andrea M.denBoer）便将19世纪中叶爆发于清帝国统治之下的那场“捻乱”，作为探讨性别失衡导致社会暴力的案例典型。

在喜好劫掠的捻军与逼上梁山的“钟秀”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等式与化学反应，这无疑是于当下社会仍具借鉴意义的一件命题。

02.  洗劫

男人之中的长期竞争环境最终可能是造成强烈需要剩余资源——而不只是生存——的重要原因。

 ——〔加〕威尔逊，达利《竞争、冒险与暴力》

起于淮北，波及皖、豫、鄂、鲁、苏、陕、晋、冀等省18年之久的捻军运动（1851-1868）与太平天国运动（1850-1864）处于同一时期，二者的关系既是平行与交叉的，又是重叠与延续的。在其合力之下，帝国分解为一个个地域单位，并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而滑入军阀混战的深渊。

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为代表的中兴名臣“剿发（太平军）捻（捻军）”的过程，因对战双方均存在不加节制的血腥拉锯，基本可以归纳为一个“灭霸打响指”的故事。

这两场相邻叛乱造成的7000万的人口锐减，竟相当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全球死亡人口的总和，难怪历史学家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会用“世界上最具灾难性的内战”来形容19世纪中叶清廷治下的举义行径。对当时中国的4亿人口来说，这两场灾祸是一剂马尔萨斯式的中和药。

尽管人口锐减改善了幸存者的基本生活，但从故事中看出事故、从记录中考据残忍、从平复中丈量代价，才是人之为人的悲悯底色。

在对“捻乱”进行回顾的时候，复杂的不是战争经过，而是对捻军的定性，后者至少涉及两点重要伦理：一，被传颂的是壮士还是魔鬼？二，悲剧是否能从根本上避免？不夸张地说，意识形态在“捻乱”定性上的争夺，激烈程度丝毫不亚于这场战争本身。

“捻”在皖北方言中是“一股”“一伙”的意思，“捻子”用于形容聚而不散的团体，其活动特点“出则为捻，居则为民”翻译成时下的话便是猥琐发育、坚决不浪。

无论将“捻党”定义为失学恶少与无业奸民组成的乌合之众，还是把其笼统归入农民战争的沿革序列，论调一旦沾上阶级意识，便无助于后人清晰认知这支本以劫掠为业，后在华中与华北进行大规模军事活动的武装集团。

骑马持矛者为捻军复原形象

民国湖北省志提到捻军，仍侧重于他们是“民”，“豫南汝宁、光州、南阳诸地，民风狂悍，地方无赖结为土党，劫掠勒索，人称捻子”。汉学家易劳逸（Lioyd E.Eastman）则判定捻军属于“兵匪”——没有养活自己的土地和技能，却懂得怎么用好手中的枪。

“以习武强身始，以叛乱夺权终”的兵匪是乡土中国在季节性土匪（情势所迫）与全职匪帮（天性凶残）之外的暴力元素，主要由光棍、走私者、强盗这三类属性重叠的年轻男子组成。捻军最盛时有20万光棍，活跃于皖、豫、鄂、鲁、苏五省，在安徽巡抚1862年的奏报中，淮北的捻军碉堡至少有2000个，每处均有1000-3000个居民，控制了200-600万人。

汉学泰斗孔飞力（Philip Kuhn）与裴宜理（Elizabeth Perry）都将捻军视为地方军事力量的变种，认为其已从清政府那里获得了某种程度的自治，从事各种犯罪活动，并在太平军叛乱所导致的政治崩溃中进一步发展成公开反叛。

换句话说，捻军不是乌合之众，也非散兵游勇，它是有组织的。且不是临时组织，而是长期组织。如此一来，既符合了“一庄有捻一庄安，一族有捻一族幸，庄有捻则外捻不入”的相关记载，又解释了捻军在起事之初便具备的强劲的组织力与战斗力。

真实历史中的捻首，大都有圩寨、枭匪与宗族势力作为背景，要枪有枪，要地有地。这些觊觎权力的野心家，在察觉到王朝虚弱带来的可乘之机后，迅速以武力作出回应。其退有劫掠之心，进有割据之意，并非皆是阶级史观炮制的那种苦大仇深、苗红根正的英模人设。

有趣的是，上世纪20年代末，南京政府为同样起于南粤、对抗清廷的太平军颁布文件，勒令知识界停止对其“妖魔化”的彼时，却对捻军未加理睬。由此可见，“捻乱”只是一次李自成、张献忠式的旧式暴乱，与乌托邦主义的太平天国相比，它甚至连一个“在日后的岁月中塑造或改变中国的新力量”的躯壳都不存在。

这场战争的整体经过并不复杂，以首义领袖张乐行身死为界分成两个阶段，前期（1851-1863）以运动战为主，总指挥是张乐行；后期（1863-1868）以游击战为主，首领则是赖文光与张宗禹。

1855年秋，趁太平军将清廷搅得焦头烂额之际，张乐行在盘踞已久的老巢——淮北亳州雉河集（今安徽涡阳）召开了一场聚义大会，各路捻军以五种颜色的旗帜统一编制，张乐行领黄旗、龚得（龚得树、龚瞎子）领白旗、侯士维领红旗、韩老万（韩奇峰）领蓝旗、苏天福领黑旗，在五位总旗主之下还有不计其数的分旗主。

仅从捻军这次会盟来看，态势似乎更接近武侠小说中的啸聚情节，与“组织严密、架构清晰”是完全扯不上边的，至于“建元改制”的名目，亦不过是彻头彻尾的闹剧。捻军内部始终无法健全的指挥体系，无疑是比“清妖”更致命的敌人。

但至少在与太平天国英王陈玉成联合作战的前期，纵横皖北、豫南、苏北等地的捻子还未显露颓势，而捻首张乐行虽然接受了太平天国“沃王”的加封，他麾下的部署对洪秀全却是“听封不听调”，仍保持着他起事前私人武装的属性。

张的家乡亳州既是民性彪悍的“三不管”地区，又是淮盐与卢盐交界处，贩私盐活动猖獗。张乐行本人即是当地贩私盐的保镖首领“盐趟主”，手下保运私盐的队伍常年纵横乡里，好勇斗狠、射术精准，号称“十八枪手”。

让这些人去组织日常工作，“兵、匪”“团、捻”的判别便要发生转化位移，什么劫掠商铺、贩卖私盐、勒索赎金、焚烧寺庙，自是家常便饭。即便捻众一开始的“装旗、磨弯、打捎”（打粮行为）是饥寒所迫，后面尝到甜头的流寇作风就直让人洗无可洗！

可轮到清算“革命成果”或“造反劣迹”的时候，却又是一笔无尽的糊涂账。一方面，捻军是社会下层被镇压的对象，在庇佑“正统”的文字记载中，其形象不是面目模糊，便是面目全非；另一方面，阶级史观指导下的流水账材料基本只显示清廷战损，叙事混乱不说，邀功笔法更是层出不穷，让人难以采信。

但毋庸赘言的事实是，捻军的确严重威胁到了时局的安定，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令包括湘淮军在内的正规军精锐束手无策。“捻乱”的潘多拉魔盒究竟是怎么打开的，又是为什么合不上的，这当然是个问题？

03.  魔盒

父母以为没有女婴，他们的收入和安全性就会增加，但长期来看，反而造成了年轻男性的过剩，徒然为盗匪集团增加新血。

——〔美〕李丹《理解农民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的案例研究》

弄清“捻乱”的成因就像搞清楚所有历史真相一样复杂，按照清史大V谭伯牛的观点，历史有两个组成部分，一个是历史事实，一个是历史真相。

好比A一刀捅死了B，它无论是发生在十年前、百年前还是千年前，后人都可以把事实弄清楚。但A为什么要捅死B，这桩具体的谋杀之间跟当时的时代是一种什么关系，一旦涉及“真相”，麻烦就接踵而至。因为真相其实是一面镜子，只从镜子里寻找历史，大概率看到的都是自己。

首先来看湘军领袖胡林翼的观点，这位平叛者对捻军的分析，竟部分具备着与国内的马克思主义史家相一致的“坦诚”——胡认为“捻乱”的触发因素是腐败，而先决条件则是莠民，后者早有反意，缺的只是煽动叛乱的契机。

孔飞力则意见不同，他敏锐地指出，虽然清政府的官僚政治毫不在意将自身那漫不经心的剥削与辖区的天灾相互掺合，但将灾难诱因片面归于“道德”是标准的儒家做派，没有迹象表明19世纪皖北地方官吏的腐败程度远超以往，以至于单独构成了社会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

虽说19世纪上半叶的淮北平均3-4年便会经历一次洪涝或干旱，可在自然灾害与揭竿而起之间，阶级史观业已盖棺的“定论”明显遗漏了几道重要环节：比如人口给资源带来的压力、失衡的人口性别比例以及膨胀人口的具体生存状态，以上或许才是“捻匪”愈发难以忍受现实政治的关键。

人口压力问题中的关键因素就是人口与可耕地的比率。在19世纪40年代，一种剥削性的土地占有关系使得阶级冲突进一步撕下了血缘关系的面纱。

在河南东部和安徽、江苏北部的淮北冲积平原，传统农业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人多地少的局面加剧了财产所有者分家后的没落速度，其后代多沦为债务人与佃农。在裴宜理的研究中，皖北易遭洪水的“生态脆弱性”是导致该地劫掠风气及缺乏严格而持久的社会分层的主要因素。

结合罗威廉（William T.Rowe）对——捻乱重灾区——湖北麻城展开的跨度长达七个世纪的系统观察，农业人身奴役及精英对劳动力成家生子的控制至少是桩明代遗留问题。明中期的地方官曾通过激进的税收改革缓解“富者田多税少、贫者倾家荡产”的土地兼并趋势，但直到1927年，一种隐蔽而坚硬的农业奴隶制仍在当地存在。

奴仆制度对底层男性结婚率及生育权的强行控制，不仅造成了光棍现象的常态，还严重影响了居民的性别选择——淮北农民的应对方式是杀女婴，保留男孩。考虑到当地并非一个拓荒者及男性旅居者为主的社会，19世纪它那129:100（男：女）的总人口比例无疑是长期溺杀女婴的明证。

淮北地区形成重男轻女的极端局面，问题不全在封建心态，根本上是由劳力密集的农耕经济决定的，一份来自公元9世纪巴黎圣日耳曼-德普莱农村的税收记录显示：可耕地面积与性别比例关联甚密，耕地越多产量越高的农场，性别比例越正常；耕地面积与产量若不足（捻军起源地就是），性别比例就会呈现男多女少。

在捻源地，单一的经济体系决定了农耕弱的女性不会是财富的主要生产者；脆弱的生态体系决定了战力弱的女性难在财富的保存与掠夺上起到关键作用；固化的阶级体系使得出生人口比亦向男性倾斜，以上三点均导致女婴被溺杀。

招致“捻乱”的恶性循环就这样令人窒息地开启，杀女婴造成的男性人口过剩，不仅是社会不安的因，也是社会不安的果。美国汉学家伯顿·沃森（Burton Watson）认为，正是那些人数众多且无家庭纽带的男性群体，以及他们独特的暴力行为倾向，共同构成了帝制晚期和民国时期的“光棍亚文化”。

淮北地区这个环环相扣、相互影响、以“人口激增”与“耕地缩减”为变量的逻辑链条可作如下表示：

经济结构——奴仆制度——生态灾变——性别选择——光棍危机——捻军起义

量产的光棍无疑充当了日后动乱的主力，且动机坚实。根据历史学家大卫·欧恩比（David Ownby）的观察，“穷人的结婚年龄往后推了6年，25%的男人根本无法成家……在中国人的眼中，未婚男人不算是真正的成年人”，在“反抗的男性气概”的催化之下，无法满足女性期待的男人只好采取“更激烈的行为来证明自己是个男人”。

光棍比其他男性更可能投入包括身体侵害、吸毒酗酒、抢劫、性犯罪在内的淫乱与暴力活动，底层光棍在生理上比中产光棍更具侵略性与暴力性。圣约翰大学教授西奥多·坎伯（Theodore D.Kemper）亦曾强调，社会地位低下的未婚男性几乎没有机会掌握重要位置或引人关注，只得铤而走险地谋求轰动效应。

严重的性压抑让捻军变得暴戾，他们跨越家乡山界后便会纵情发泄、为所欲为，因此只会招致受害地区民众的恐惧、敌意与怨恨，而非爱戴、追随与投靠。

《投名状》中别开生面的晚清战争场面

迄今为止，大银幕上对这一历史时期还原最佳的电影，还是香港导演陈可辛2007年公映的那部《投名状》。在电影的开篇，有膀子力气的赵二虎（刘德华饰）与姜武阳（金城武饰）带着一众光棍伏击了一支行军中的“长毛”，虽然太平军不是捻军，但以上情节已经足够表现底层民众对那类所谓的“农民起义军”的真实态度。

另一个角度去看，赵姜二人拉扯起的那批人马本身就有“入捻”的潜质，即便是他们被庞青云（李连杰饰）的勇营收编为清军，动员大会上喊出的口号一下子就暴露了人性底色——“进舒城，抢钱、抢粮、抢地盘。”

这处细节尤为值得一提，在电影的原版台词中，“山字营”那800多号光棍喊的是——“进舒城，抢钱、抢粮、抢娘们！”

04.  倾覆

他们（底层男性）可怜的社会经济处境和对后代的期望使得他们长年热衷于侵略扩张和军事叛乱，或许希望能借此取得较高的社会地位。

——〔美〕詹姆斯·伯恩《前工业化国家的亲代投资与精英家庭结构》

淮北是中国历代军人的兵源地，那里的光棍通常选择两个“活法”：从军或外出务工。当他们从军中退伍，因缺乏生存技能而沦为乞丐、游民或廉价劳工便会是大概率事件。在鸦片贸易破坏了农业中国财政平衡的19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不断对传统伦理进行冲撞，底层难民借助非法途径寻求依附，愈发成为常态。

地方安全程度的下降，倒逼乡村以修建围墙和兴办团练构筑防御体系，从边界到内陆，越来越多的人卷入准军事行动。随着以村社、宗族为基础的团练单位的激增，淮北逐渐成为一个“高度军事化、遍地堡垒、集体暴力长期存在”的非常之地。

曾国藩与胡林翼是最早尝试用“政府授权、精英主导”的方针来收编那些准军事组织的明眼人，他们一致发现，户籍整理制度（保甲）的强制程度和地方军事化（团练）的密集程度双高的地方，一个负责本地防御的复合组织在“正统”与“异端”上，并无共同而明确的政治倾向。

换句话说，这些已经成型的地方势力，将来是敌人还是下属，全看自己去不去争取。除了地方主义盛产的“忠君”意识站在曾胡这边，在形式上将他们全面纳入官僚体制，实际也是给这些经济困窘的家庭开了一条出路，此所谓“集一乡有用之赀财，养一乡难驯之壮丁，即以定一乡不测之祸患”。

而对于难以拉拢或者性价比低的异端氏族，则坚决就地消灭。

捻匪正是这种“异端”，一点重要的常识在于：营圩建垒的前期捻军在规模掠夺之前，其实是以不离开定居地的防卫与自保活动为主的，联结他们的纽带，在下是“人欲”，在上则是“宗族”。

1857年末六安那场“刘饿狼事变”，无疑是宗族问题从幕后到台前的一次亮相。“饿狼”刘永敬与“小白龙”刘天台是两名蓝旗旗主，他们入捻后迅速在家乡盖起独立王国，反对南下联合太平军作战。在张乐行的授意下，龚得处死了二人，却无法阻止大批捻众自此脱离了张的队伍。

问题不在于集团内部受“狭隘的政治眼光、松散的组织纪律、容易满足的经济欲望”的影响，而是捻军本身就是无数宗族武装、村社团练、圩寨兵匪的结合体，对于相当一部分每天都在思考“革命为了啥”的光棍们来说，领头人都说回“高老庄”，“西天”自然是不必去了，毕竟实现“极乐”的办法不是只有金銮殿，还有女儿身。

“一个人的名字也许会起错，但外号绝不会叫错”，古龙这话套在“刘饿狼”身上是合适的。有人说他叫“饿狼”是因为好色，“抢人拿人的，见了女人就不行”；还有人说是因为嗜杀，“刘饿狼的心腹山猫，与他是同族，因弄了几个女人，不愿干（捻子）了，饿狼就把他杀掉”。

在曾被捻军俘虏80多天的柳堂的回忆中，入捻者与其他百姓的生活界限分明，通婚存在困难，捻军外出劫掠时，奸淫妇女确为惯常现象。

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剿捻“的马队在雨夜和霜风中衔枚疾进的时候，柔软的床帏变成了张乐行等人新的战场。对感官之欲的集中兑现，严重地透支着“义军领袖”们的身体、道德，以及“锻造一个新世界”的理想。他们每一次的轻拢霓裳都在消解这场革命的严肃性，伴随着“香囊暗解、罗带轻分”的娴熟动作，“江山变色”的福音亦在遭遇不可逆的丧失。

与此同时，张乐行那些“零存整取”的部众，正陷在淮南山区里惶惶不可终日。光棍们参加革命的唯一收获，或许是手中多了一杆同样光秃秃的利刃，它能刺穿胸腹，亦会引来刀铡。

“有枪的人总是先死”——这无疑是个无比认真的玩笑！

然而，总旗主死后“捻乱”不仅未平，还在原太平天国遵王赖文光的领导下掀起过更大的高潮。天京失守（1864年7月）前夕，曾与捻军协同作战的赖文光在豫南将张宗禹（张乐行族侄）的捻军残部与己部进行整编，以“誓同生死，万苦不辞”的口号继续着抗清事业。

相对于赖文光领导下“易步为骑”的后期捻军，以村社为单位固守圩寨的前期捻军实际更好扑灭，前期斗争之所以存续时间更长，只是因为清廷在太平天国战争中焦头烂额、无暇他顾。

1955年由郑君里与孙瑜联合执导的黑白电影《宋景诗》，写意地展现过捻军被山东知府潘骏文概况过的战术分野——“盖昔日之捻，装旗有时，众皆乌合；今则飘忽无定，习于斗争。昔日之捻，多属徒行，又鲜火器；今则熟于骑战，且多洋枪。昔日之捻，尚亦乡井，饱掠则归；今则不据巢穴，流窜靡已。”

《宋景诗》正式海报 保加利亚，1955年

捻军后期放弃根据地、变兵团战为游击战的做法为自己赢得了战略上的主动权，再加上吸纳了太平军的战术经验与先进装备，表面上还是乌合之众，实际上已经鸟枪换炮、不容轻视。

周世澄《淮军平捻记》与葛士达《剿捻十议》中这样概述捻军“千里急行设伏歼敌”的用兵方针：“捻军以善走为长技，以避兵为老谋，既不据城，又不守寨，贼走于前，兵尾于后，终岁不得数遇”；“而此截彼窜，横行侧出，贼路不穷，我力必有时而穷，迨日久追逐疲惫，为贼所乘，往往一蹶不振。”

久经沙场的蒙古亲王僧格林沁便栽在这份“一蹶不振”之下。

1865年5月，急于复仇而日夜尾追捻军，被绕得人困马乏到“手疲不能举缰索”的僧王，于山东菏泽西北部的高庄集中了捻军主力的埋伏。7000多清军精骑陷于深壕高堑，被手持长兵器的捻军步卒剁成肉泥。

僧格林沁，这位曾于大沽口和八里桥抵御外侮的“国之柱石”，在麦田里被一个名为张皮绠的捻军小兵斩杀，时年55岁。

朝野哗然一片，刚刚裁撤湘军的曾国藩不得不担任剿捻总指挥，他一改僧王“狂奔穷追”的做派，设定出“重点设防”“布置河防”“查圩”等方针：一在安徽临淮、山东济宁、河南周家口与江苏徐州等地设置战区；二在大河沿线建立由点到线的封锁线；三效仿胡林翼在湖北麻城严格实施的保甲策略，坚壁清野，推行连坐。

打脸的是，赖文光的捻军很快就突破了清军的防御圈，在鲁、豫等地闹出了革命的新形势。在“縻饷两年、匪势益张”的声讨之中，曾国藩走下神坛，李鸿章的淮军接过时运。

然而，“祸兮、福之所倚”，此一节未尝不在曾国藩的心愿单上。

即便“白发捻回”在帝国版图上狼奔豕突，清廷关心的仍是平衡机制被“兴办团练、招募乡勇”打破后，地方精英对于中央权力的僭越。曾国藩此刻将指挥棒交到学生李鸿章手里，与其说是对“剿捻”力不从心，毋宁说是接受了“功高盖主不得好死”的历史教训——忧谗畏讥并非怯弱，功成身退才是本事。

趁着清军换帅，骄纵渐生的捻军为联合“西北回乱”，自己搞了个分兵计划：赖文光部留在中原，此为东捻；张宗禹部前进甘陕，此为西捻。后世回顾东捻的败北，常会提到“捻军分兵”、“1867年初的尹隆河大捷”、“洋枪队加入剿捻”这几个重要节点，却并未提炼出捻军走向滑铁卢的真正要素。

人们只看到了曾国藩一期剿捻的“失败”与李鸿章的二期剿捻的“成功”，忽略的却是李鸿章完全继承了前者制定的围堵方略，也忽略了时间才是这场持久战的最大变量。不过对曾国藩来说，能从“功高盖主”的加急单上把自己的名字抹掉，远比“出师必捷”的虚名要紧得多。

小人书里的捻军故事

后面的战事对清廷来说，就像代练玩家在游戏里消灭电脑人一样按部就班。1868年1月，最后一支东捻被淮军吴毓兰部团灭，赖文光被押至扬州凌迟。同年8月，回师驰援东捻的西捻残部在山东荏平被清军彻底击溃，突围后的张宗禹亦消失在历史深处。

在赖文光、张宗禹的流动作战时代，捻军仍常以抢劫来维持军队给养，所以即便曾李没有切断捻子和居民的联系，捻子的做法也是自绝于人民的。阶级史观在总结失败教训时显然忽略了这点，而是强调捻军受历史和阶级条件所限，没有提出鲜明的政治要求，没有设计制度的需求，没有发展成全国运动云云。

两个字：迂腐。

05.  歧路

性欲是人类最强烈的力量。

——〔丹麦〕拉斯·冯·提尔《女性瘾者Ⅱ》

致使饿殍载途、白骨盈野的“捻乱”无疑是中国历史乃至人类历史上的巨大悲剧。然而，仅在书面上承认它的“悲惨”，无助于根除相似剧情在后世死灰复燃；只有抽丝剥茧地理清“悲哀”的现实之源，才有可能使黑格尔的名言——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无法从历史中学到任何教训——不再应验。

当我们选择搁置阶级史观的“压迫说”与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天灾说”，更耐心而诚恳地面对淮北民变的逻辑链条（见于前文第三章），便不得不将目光再次聚焦到那个长期被学界忽略，但实际上可能是引起质变的重要环节——当地人长期溺杀女婴的后代性别选择。

《香水》的主人公就是被扔在鱼市上的弃婴

就像法国电影《香水》的片首一幕，杀婴是人类史的常态而非例外。在中国，18世纪的传教士每天都能在北京街头发现几千个像垃圾一样被遗弃的婴儿；在欧洲，禁止杀婴的法律直到16-19世纪才陆续确立。在这个问题上，更值得探寻的环节不是杀婴本身，而是杀婴时的性别选择——为何倒霉的总是女人？

首先，保护族群不至于灭亡，就需要更多可作战的男性；其次，为保护女性不被掳掠或强暴，势必会牺牲更多男性，所谓“女性越多团体越弱”，为减少这种牺牲，便干脆先牺牲女性；第三，当族群的男性被杀，女性很可能会从包括入侵者在内的外族中寻求婚姻对象，这会令那些为族群战死的男性蒙羞，进而伤害族群的“身份”。

《赛德克·巴莱》中，原住民妇女为方便族群男性与日军作战，集体自杀

这些残酷乃至荒诞的生存策略，对应的无不是“代价”与“效率”之类的丛林法则。退一步看，我们无须苛责那些生活在丛林时代的远古人，真正应当为性别选择负责的，是“开化”年月中那些自诩合理的社会观念与经济制度，是人类本身的短视与局限。

印度1997年的一份研究显示，重男轻女在国内各个年龄层、教育水平的人群中都存在，理由包括宗教信仰、社会风俗（嫁妆、宗族祭祀、亲属关系等）、经济利益（照顾年老的父母）。结合19世纪英国殖民者对印度溺婴情况的调查，在拉其普特人、贾克人和古贾尔人等较高阶层的族群，父母为避免女儿下嫁带来的金钱外流，便选择不让女婴存活。

反倒在社会底层，由于婚姻的主要交易模式是聘金而非嫁妆，父母可以靠“卖女儿”获利，这个阶层的性别比例比更能代表“文明阶级”的上层还正常。

可以这样讲，歧视女性的形式根植于早期侵略史，却最终在一个建立在权力地位世袭、阶层鸿沟分明、婚姻模式特殊（一夫多妻制）及经济动机纯粹（女人及嫁妆的价值）的基础上的复杂社会体系中成型。它确有“可怜”之处，但更多的是“可恨”之处：

印度教认为儿童在2岁前没有灵魂，那时死亡不是人的死亡，不至侵渎宗教；中国文化也认为，1岁以下或牙齿长满前的婴儿，都不能视为完整的人；在既非穆斯林又非印度教徒的孔特人看来，婴儿出生7天后才是家族成员，在之前杀掉就不算罪过；16世纪末的意大利传教士还说，中国父母认为杀女婴是为了让她转世投胎到富裕之家……

纵观人类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当社会集体意识准备例行残忍，就一定先有畸形的观念在前铺路，使恶果得以招摇过市、通行无碍。人类历史之所以看上去永远是文明的，不是因为它真的文明，只是因为它符合文明。关键词不是写在墙上的“文明”，而是捏在手里的“符合”。

在中国，杀婴入刑是在溺（女）婴公开化的12世纪，从宋代江西赣州的法令来看，女孩遭殃的原因除了日益兴盛的理学在发挥作用，还有就是经济账：无法承传姓氏、无法祭祀祖宗、出嫁需要嫁妆、成人要付人头税。宋之后，元、明、清皆有惩治措施出台，康熙帝甚至在1697年下诏禁止杀婴，均无法撼动来自民间的性别选择。

究其原因不过是，“杀婴被视为产后的堕胎，父母借此选择后代的人数、次序及出生性别，以配合自身的短期经济状况及长期的家庭计划”。在性别选择传统源远流长的亚洲人口大国，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性别检测费用的降低，科技也沦为了选择性堕胎的帮凶，一位印度作家形容，“连没有水电的地方都有胎儿性别检验诊所”。

性别选择的初衷是为了限制资源的消耗，但由于人类无节制地进行性别选择，这些“消失的女性”反倒增加了对资源的竞争。极度的性别失衡和性别歧视，最终直接导致了资源的毁灭。

在南美委内瑞拉南部的雅诺玛莫部落，印第安人杀女婴是因为他们认为男性终会长成猎人及战士，但他们却未能预见，杀女婴使得战士们最后都得打光棍。当族群的“性压抑”被酋长的“一夫多妻”激化后，雅诺玛莫的光棍大军只好频频袭击邻近村庄，强掳女性为妻。

相似的情形亦出现在18世纪的中国江苏。溺杀女婴及富人纳妾之风盛行后，大量贫穷的男性失去了“找女人”的可能，当地官吏发现，社会流氓会掳走年轻的寡妇为妻，由此可见低阶层男性成家已经非常困难。

在病因相同的高性别比社会，这些处于社会最底层、缺乏谈婚论嫁的筹码、从事危险、重劳力或季节性工作的过剩男性，不仅失业概率高，且多半会孤独终老。为了缓解寂寞，无依无靠的光棍们彼此影响，渐渐形成一个以放浪形骸和及时行乐为标志的亚文化群体。

按照美国经济学家乔治·吉尔德（George Gilder）的观点：“一夫一妻的婚姻中，个人的价值比单身时要高。”光棍被与其格格不入的主流社会歧视，这并非一个新的现象，犹太经文里讲：“葡萄园若是没有围墙，必遭毁坏；人若没有妻子，也就成了没有家室的人。谁会相信这种男人呢？”

终于，在19世纪的中国淮北，“无人相信”的光棍在突破了忍耐的极限后，一致选择以特殊暴行改变命运，无论带领他们的是宗族远亲发展而成的奴隶主、盐贩子、裁撤乡勇还是盗贼。在《光棍危机》的作者看来，葡萄牙的“收复失地运动”、印度殖民地前期的奥德及清朝统治前期的台湾，亦可作为“捻乱”之外光棍引发社会动荡的案例。

中世纪的葡萄牙实行长子继承制，且性别比极高。无论贵族或平民，次子以下子嗣均无财产可继承，底层妇女也不愿嫁给底层男性，光棍们聚集成军队，借助骚乱、内战与领土扩张释放“力比多”。在国王眼中，大量光棍的存在本身使得转移矛盾成为必须，在社会失序、政权颠覆与发动战争、祸水外移之间，显然后者更划算。

心理学家克里斯蒂安·马奎达（Christian G.Mesquida）与尼尔·维纳（Neil I.Wiener）对于“光棍战争”亦曾有过解释——“未婚的年轻男人，聚众生事、掠取资源，主要目的就是要找女人……统治阶级很有可能不乐见这群贫无立锥之地的人，为了争夺资源而对他们进行集体攻击，所以干脆采取扩张主义或殖民主义来把他们送走。”

奥德（今乌塔普拉德汗）和清朝统治前期的台湾均因高性别比例而陷入过长久的社会危机，这两处地域进行后代性别选择的习惯甚至延续到了今天，一同被延续下来的，还有传说中盛行不绝的暴力基因。

那么，希望在哪儿？

06.  通途

毛泽东于20世纪30年代早期在江西宣布，革命将解放所有的小妾，她们此后将可自由婚嫁。

           ——〔美〕茱蒂丝·史黛西《父权制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

《光棍危机》写于本世纪初，两位人类学家对2020年印度的“剩男”进行了一个保守估算，得出至少2800万-3200万的数据。在印度光棍已经迈过4000万门槛的今天，现实的腐坏杜绝了“保守意见”的市场，专家的预言大体应验，却丝毫不能使人收获“押中”的快意。

对中国的性别问题，专著作者却始终持乐观态度，这不仅是由于她们对性别平等——共产主义革命的主要诉求之一——的铭记；不仅是由于“在1949年起草的《婚姻法》中，纳妾、讨嫁妆、杀女婴、卖女儿、娼妓行为及歧视妇女，都被严格禁止”；更在于她们清晰地意识到，“与印度不同的是，在中国，教育会减少性别歧视及对女性的伤害”。

印度社会有极为不平等且根深蒂固的种姓制度，影响了后代性别选择，而一个受过教育的中国母亲则较为尊重女性和同为女性的女儿。换句话说，通过文化教育短期内让性别比例回归正常，在印度非常困难，但在中国不仅有理论可能，而且已经成为事实。

赫德森与邓波尔记录了中国政府在缓解性别比例上进行的鲜为人知的努力：上世纪90年代中期，作为试点，浙江省政府开始发放老年津贴，以改善父母重男轻女的心态。“随后的一些年，该省的新生儿性别比正逐渐正常化。这项试验证明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能影响父母对后代性别的选择，改善前者，就会改变后者”。

除此之外，鼓励男性向境外流动、鼓励女性向境内流动、开垦边疆、改善女性社会地位、提供激励措施，均是缓解性别比例的灵丹妙药。当然，上述工作必须与政府对于一夫多妻现象的继续禁止相结合，“女性人数不足已经够糟了，如果有钱有势的男人还去垄断为数不多的女人，像是包二奶，会让情况更加恶化”。

如人类学家芭芭拉·米勒（Barbara Miller）所言，正常的性别比例是“公共物品”，这句提纲挈领的论断，曾经却要耗费无数惨痛的代价才能得出。18世纪曾被清廷派去解决台湾“光棍危机”的蓝鼎元与闽浙总督高其倬均在奏折中指出：

“如果他们有老婆，内外生活就会有所不同，就不会有困扰和失序；如果他们要养活老婆，就要戒掉喝酒和赌博的恶习；如果他们要守护各自的家庭，劫掠事件自然会减少。”

让“他们”有伴侣，就要先孕育出、挽留住、养育好“他们”的伴侣，而不是把“她们”抛弃在命运的起跑线之前。

保护女性，就是保护一个民族的未来。尊重女性的社会，才是可持续发展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