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中国经济思想的对外开放_风闻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2018年第4期 作者：林重庚 

原帖：http://www.cssn.cn/zx/201906/t20190620_4920805.shtml

　　始于1978年的中国改革开放堪称世界现代史上最伟大的成就之一，或将被看作世界历史的转折点。尽管国内外人士对这段历史有着广泛而浓厚的兴趣，但对具体过程却缺乏详尽了解。作为国际组织的一员，我亲身经历并参与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特别是这一过程中的前十多年。对我来说，这的确是一份难得的殊荣。

　　在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再次回顾这段历史，分析这一伟大历程并分享其中的宝贵经验，对经济学界、世界各转型国家的经济决策者，乃至世界上还在为快速促进本国经济进步而奋斗着的很多国家领导人和经济工作者来说，都是大有裨益的。

　　我参与中国经济改革始于1979年。那年7月，我携家人来北京旅游，住在北京饭店。当时，外国人来华并非易事，华人华侨也不例外。我在世界银行东亚处工作，越南统一后不久，世行便开始了越南业务。那时的越南很封闭，抵达河内最便利的航线须经北京转机。由于中国尚未恢复世行席位，与世行没有业务关系，1977年至1979年间，我几次赴河内出差过境北京，都要以主管越南业务官员的身份到中国驻华盛顿联络处申请过境签证。即便是这种短暂过境中国的机会，我们这些海外经济工作者也十分向往。国际社会并不清楚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所以我们都极想了解中国究竟是什么情况。

　　在中国驻华盛顿联络处曹桂生公使的帮助下，我的家人取得签证，与我同行，但在北京只能停留三天。抵京第二天，我意外地接到邀请，中国银行要在前门烤鸭店设宴招待我们。到了烤鸭店我才明白，原来宴请的主人是中国银行研究部主任林基鑫——他是中国恢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席位可行性调研团团长①，在座的还有王连生(当时在财政部地方财政司工作，随后成为派往世行的首位执行董事)、戴乾定(当时在中国银行研究部工作，后任中国银行伦敦分行行长、中国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董)、张小康(当时在外交部国际司工作，后任中国驻爱尔兰大使、中国驻新加坡大使)。作为调研的一部分，他们已经访问了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了解到这两个国家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交往经验。

　　我从席间的讨论中发现，调研团成员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从世行集团的“国际开发协会”(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ssociation)获得软贷款，想了解申请软贷款的条件。当时的软贷款是无息贷款，50年偿还期。我告诉他们，任何一个国家申请世行贷款，无论是按照市场利率的硬贷款，还是无息的软贷款，关键步骤是世行总部要派代表团对申请国进行经济考察，贷款资格取决于经济考察的结果。为此，我们主要讨论了世行经济考察的程序。

　　1980年初，林基鑫率领的调研团向中央提交了《恢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合法席位程序和安排的报告》。经国务院批准，中国银行随即邀请世界银行集团罗伯特·麦克纳马拉行长访华，磋商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世行席位的相关事宜。

　　麦克纳马拉率领的世行代表团于1980年4月抵京。麦克纳马拉行长后来回忆访华情况时说，邓小平会见时向他明确表示，中国下决心要实现现代化、发展经济。有世行的帮助，中国实现这些目标会更快、更有效率；没有世行的帮助，也照样要做，只是花的时间可能会长些。②在双方积极配合下，谈判很顺利。一个月后，世行董事会批准中国恢复世行席位。麦克纳马拉行长离开中国不久，我即被任命为负责中国业务的首席经济学家，分管中国经济调研及政策对话工作。1985年，我被派往北京，建立世行驻中国代表处并任首席代表。这一任命直至1990年。

　　在那次意想不到的前门烤鸭店晚宴之后不到一年时间，我便身临其境，不仅可以就势观察中国刚刚开始的改革开放过程，而且一定程度上亲历其中。以我当时的工作身份参与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一个主要领域自然是经济思想的对外开放。由于参与这个过程的许多前辈已经故去，反映这一方面的资料并不多，我希望通过回顾自己的亲身经历，与大家分享当年了解到的相关情况。

　　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改革目标的演化可以分为几个阶段，我将按主题回顾：首先是如何理解和运用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思想。随后是如何引进现代主流经济学思想。我只讲中国领导人和经济工作者如何接触外国经济思想，以及如何与外国经济学家和改革实践者接触。最后，我还会补充回顾20世纪90年代中期再次回到中国参与创办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的经历，以及近年来参与的中国经济研究工作情况。

　　一、认识到引进新思想的重要性

　　重要成就通常始于思想创新。20世纪70年代改革开放启动时，中国正走出几十年游离于世界之外的知识封闭状态。尽管许多中国经济学家非常努力、富有勇气，也很有能力，但没有几个领域像经济学界那样严重地与外界隔绝。

　　中国领导人早就认识到学习外国思想及先进经验的重要性。早在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报告中的“第十大关系”中就指出：“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③然而，事与愿违。在随后20年间，传统的苏维埃中央计划体制原封不动地被照搬到与苏联情况千差万别的中国。学习西方经济思想和经验几乎被看成是一种政治错误。

　　中国下决心启动改革开放最重要的动力之一是：70年代后期，中国高层领导发现，世界其他国家经济进步是那么迅猛，相比之下，中国是那么落后。1978年，前后共12位副总理及副委员长以上的中央领导人，先后20次访问了50多个国家。其中邓小平先后4次出访，到过8个国家。他说：“最近我们的同志出去看了一下，越看越感到我们落后。什么叫现代化？50年代一个样，60年代不一样了，70年代就更不一样了。”④

　　70年代末，邓小平的讲话主题再次重现了学习外国经济和技术的必要性。他说：“我们要自力更生、奋发图强来建设自己的国家，同时也要虚心学习外国一切先进的东西，学习和借鉴外国的管理经验和先进技术”；“世界天天发生变化，新的事物不断出现，新的问题不断出现，我们关起门来不行，不动脑筋永远陷于落后不行”⑤。按照邓小平的指示，在中国领导人和经济工作者们确定改革目标和改革步骤的过程中，引进外国思想和学习外国经验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引介苏东改革理论和经验

　　从思想理论到中央计划体制，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情况与中国比较相近，而且中国的经济工作者们自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便已对苏东国家的改革方案有所了解。事实上，中国改革先驱孙冶方和顾准的改革思想与东欧早期的改革思想几乎一致。所以，中国经济思想的对外开放很自然地始于学习苏东改革理论。学习活动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特别是该院的经济研究所牵头，所里的主要经济理论工作者都曾在苏联留学。

　　1979年到80年代初，中国与苏东国家经济交流活动频繁。中国方面的出访包括：孙冶方1978年访问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刘国光、柳随年1982年访问苏联，廖季立1983年访问匈牙利。苏东方面的来访包括：1979年，南斯拉夫经济学家马克西莫维奇(Maksimovich)访华；1981年，波兰经济学家布鲁斯(Wlodzimierz Brus)和捷克斯洛伐克经济学家奥塔·锡克(Ota Sik)分别应邀到中国社科院讲学，吸引了研究机构及政府部门众多经济工作者到场，会场座无虚席，他们还与中国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廖季立和马洪等座谈，并得到中央领导人的接见。

　　那时，中国已经恢复世行席位，我正在北京讨论世行第一次经济考察报告草稿。吴敬琏和刘国光来找我，提议请世行出面邀请一些既懂改革理论又有实际改革经验的东欧经济学家来华，组织一次学习苏东经济改革经验的会议。我当即应允协助。这就是1982年7月在浙江莫干山一个避暑山庄里召开的“莫干山会议”。东欧专家组由布鲁斯带队，包括波兰国家物价委员会前主任斯特鲁明斯基(Julius Struminsky)，捷克斯洛伐克前副总理奥塔·锡克的工作搭档考斯塔(Jiri Kosta)，匈牙利改革经济学家肯德(Peter Kende)，苏东经济改革专家、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教授格兰尼克(David Granick)等。

　　很难评价与这些苏东改革经济学家的交流，对中国领导人及经济工作者到底产生了多大影响，其对中国整体经济改革理论的影响更加难以估量。根据我个人当时的体会，回想中国经济工作者的状况，并观察后来中国的情况，我认为这种交流对以下三方面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⑥

　　首先，东欧经济学家不像中国经济学家那样脱离国外经济理论，因此他们可以用现代经济理论的概念和技术分析中国的经济情况，将对经济问题的解释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更重要的是，东欧改革经济学家指出，中央计划体制紊乱的内在根源是体制问题。中国的决策者和经济工作者原以为很多经济上的问题是政策失误，然而究其根源，这些问题其实是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下固有的、不可避免的，只有通过根本的经济体制改革才能加以解决。

　　其次，详尽了解东欧改革经验后，中国经济工作者加剧了对在中国使用东欧经济改革模式的悲观心理。虽然可以洞察中央计划经济的弊端，但无论是布鲁斯的“有管理的市场模式”，还是锡克的“新经济机制”，都暴露出重大瑕疵。“莫干山会议”讨论了苏东改革的新办法，中国的改革前辈敏锐地质疑了借用高科技，特别是靠计算机来解决经济体制问题的可行性。薛暮桥、廖季立及中国领导人尤其质疑锡克等东欧改革经济学家关于价格改革“先调后放”的提议，特别是根据计算机精确算出的数据调整价格的方法。即便用计算机处理众多部门的投入产出数据，也绝不可能同时算出数以万计的价格！

　　再次，东欧专家了解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之后，都认为东欧改革经验不大适合中国，中国需要另谋改革出路。这一点同样可以从“莫干山会议”得到证明。会上讨论了中国改革应采用“一揽子”方法还是分步进行，所有与会东欧专家都强烈建议“一揽子”方法。然而，他们在会后到中国几个城市考察，考察途中便改变了想法。中国各地情况千差万别，贫困现象严重，综合改革所需要的人才和资金匮乏，物资储备薄弱……总之，中国总体上经济落后，是一个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没有犯错误的余地，所以专家们最终转而建议采用谨慎的渐进改革方法。他们认为，中国改革要有总体规划和明确的改革目标，然后分步进行。在这一重大问题上，来自东欧、世行(包括伍德⑦和我本人)以及中方与会专家达成了共识。⑧

　　当时，中国农村改革已取得成功，推动了整体经济增长。没有一个苏东国家有这样的改革经历，中国的改革前景令东欧来访专家受到鼓舞。布鲁斯等坚信，尽管可以预见中国在城市改革中会面临困难，但这场变革的大趋势难以逆转。事实上，中国经济理论及改革发展情况已渐渐脱离了东欧改革模式，东欧经济改革理论明显不适用于中国，中国与苏东在改革理论和实践上的分歧日渐增多。1989年3月，国际经济学会(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ssociation)在莫斯科召开“计划经济中的市场力量”圆桌会议，会上，这种情况表现得尤为突出。经济学家董辅礽代表中国发言，题为《中国经济改革中的市场发展》，详尽介绍了中国改革的情况。他分析道，像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改革过程中会出现各种具体问题，如双轨制，又如通过非国有部门的增长而不是国有部门私有化来形成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情况，等等。我以世行中国代表处首席代表身份参会，明显觉察到，除了已取得成功的中国农村改革外，苏东及西欧专家对中国改革的前景明显有所质疑。他们认定中国改革会日渐消退，最后将如苏东一样，以失败告终。两种思路从根本上支配着苏东经济学家：一是在中央计划体制的框架下，改革应依靠高技术来提高计划的效率，并在此基础上增强市场的作用；二是在西方专家的怂恿下，后来逐渐成为主流的一种思路——全盘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以完全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取而代之，即实行全盘私有化，并以激进的政治改革与之相伴，甚至将这种激进的政治改革放在优先位置。众所周知，在随后20年里，苏东国家采取的经济和政治改革措施既不是原来的路径，也不同于中国的选择。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导致了完全不同的后果，这一点有目共睹。 

　　三、世行报告引入现代主流经济学

　　除了学习苏东改革思想，中国还从世行的两份经济考察报告中认识了现代主流经济学理论。第一次经济考察是因为中国向世行申请贷款，第二次考察则是应中国领导人要求而进行。正当中国领导人和经济工作者明显发觉苏东改革思想和经验的局限性时，现代经济学在研究中国经济问题中前所未有的应用，对中国融入主流经济学思想理论和迈向市场经济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980年5月，中国恢复世行席位。同年7月，世行派高级代表团来华，磋商启动中国业务事宜。作为代表团成员，我的任务是组建工作小组，来华进行经济考察，向世行董事会提交一份考察报告，这是启动贷款项目的第一步。我们组建了一支由世行最好的经济学家和行业专家组成的30人考察团，按行业分组，包括经济组、农业组、能源组、工业和交通组。考察时间是1980年10月至12月，每个小组轮流赴中国各地一个月；考察地点选择了甘肃、湖北、江苏、北京和上海。

　　由于几十年的对外封闭，外国专家到中国各地考察经济情况的安排让负责接待的官员有些不知所措。他们心里没底，不知道考察团到底需要什么信息和数据，因为这可能涉嫌泄漏“国家机密”，他们还担心考察团“另有目的”。我心里很明白，尽管中央领导已决定跟世行全面合作并开展这次经济考察，但配合我们具体工作的官员仍旧顾虑重重。

　　为增强这些官员对世行考察团的信任，我们商定，由中方指派一个工作组，跟我们并肩工作，一起参加所有会议，凡是收集到的信息和数据，双方各持一份，报告的每一稿也都请他们过目。同时，我们请中方工作组提出他们对经济形势的分析，并加入报告中。这一模式显然很成功，在随后几十年里，世行延续了这种做法，所有的经济考察团都有类似的工作组。

　　与世行首次考察团一起工作的中方工作组成员包括财政部的星光、朱福林，国家计委的郑立以及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的赵人伟。此外，各相关行业部委也派人与考察团行业小组一同工作。跟考察团工业组并肩工作的其中一位主要的中方人员来自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所，后来去了政府部门，这个人就是朱镕基。

　　世行的这份考察报告，在“概要和结论”部分就考察目的写道：“近年来，中国境内境外都在争论两个相关的问题：自1949年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在为中国人民服务方面做得如何？同时，非政府因素、政府制定的政策以及政府自身的经济管理体制都分别发挥了什么作用？结合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这份中国经济考察报告将初步尝试讨论这些问题，同时探讨这些问题对未来政策的影响力。”1981年3月，考察报告初稿递交给中国政府征求意见。报告包括主报告和多个附件，涉及统计制度、基本数据统计表、农业、工业、能源、交通、对外贸易、金融、人口、卫生和营养以及教育等多个行业。6月，题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的正式报告提交给世行董事会。根据这份报告，世行随即批准了中国政府首笔软贷款——大学发展项目，同时确定了中国申请世行软贷款的条件。报告满足了世行中国业务的需要。

　　世行第二份考察报告是应中国领导人的特别要求而准备的。1983年5月26日，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和赵紫阳分别接见由克劳森行长率领的世行访华团，我是代表团成员之一。邓小平向代表团讲述了他对中国发展前景的想法及国家的长远目标。他说，中国刚刚决定启动一个发展规划，要在1980年至2000年间实现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目标。赵紫阳说，他看了世行第一次中国经济考察报告，很有意思，很有用。他们请世行再组织一次经济考察，针对中国未来20年面临的主要发展问题，特别要根据国际经验，为达到中国上述发展目标提供一些可选择的建议，并对这一目标做可行性研究。

　　遵照中国领导人的提议，世行第二次经济考察于1984年正式启动。由经济学家及各行业专家组成的这支庞大的考察队伍，先后两次来到中国，共花了九周时间进行考察，地点方面同样选择了甘肃、湖北、江苏、北京和上海。1985年2月，带有六个附件(教育、农业、能源、经济模型与预测、国际视角的经济结构及交通)的主报告草稿被提交给中国政府征求意见。3月，我和伍德作为报告主笔人再访北京，与中方工作小组深入讨论报告草稿，受到中央和财政部领导接见。

　　1985年5月，题为《中国：长期发展的问题和选择》的经济考察报告提交给世行董事会。报告尝试根据多部门模型预测可能的经济增长路径，对未来经济快速增长及20年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可行性表示认可。报告同时指出了可供选择的发展途径，尤其强调指出：以服务业和更有效地利用能源两方面为基础的途径，与主要依靠快速工业化为基础的途径相比，增长速度虽然相同，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能达到更好的平衡。报告还详尽分析了农业、能源、技术、交通、工业分布、内外贸易、人口、教育、就业及社会等问题，包括收入差异、社会保障、住房以及社会服务等问题。

　　上述两份报告除了满足世行和中国政府的工作需要外，也破天荒地创造了由一个国际经济学家团队透彻分析中国经济情况的先例。这标志着中国在经济思想对外开放和吸取国际发展经验方面有了突破。可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看待这个问题。

　　其一，两份考察报告证明了摆脱意识形态束缚、科学客观地进行经济分析的可能性。报告中的分析均基于合乎逻辑的理论、统计数据及国际经验教训，目的不是限定或改变中国的发展目标——例如关于中国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目标，当时国内外许多人士认为这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想法——而是单纯地对如何更快、更有效地用较低代价实现中国经济发展目标提出建议。

　　其二，与东欧改革经济学家在华讲学及出版论著相比，这两份报告更多地引入了现代经济学的概念和方法，其中既有基本的经济学概念，又有计量经济学、经济模型这样复杂的分析工具。通过两份经济考察报告，这些工具的使用得到广泛传播，让中国经济工作者坚信现代主流经济学适用于中国。赵人伟后来告诉我，当年他把世行第一份经济考察报告念给躺在病榻上的孙冶方听，除了在西部特困地区人口移民问题上保留自己的看法外，孙冶方完全同意世行专家的意见。1985年考察报告里提出的建议，则对中国制定第七个五年计划发挥了作用。 

　　四、“巴山轮会议”引介宏观调控国际经验

　　到80年代中期，通过自身的改革经验和对东欧国家改革失败教训的了解，中国领导人及矢志改革的经济工作者开始认识到，中国的进一步改革必须突破苏东框架，朝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前进。众所周知，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改革方向，这是中国经济改革理论的一个重要转折点。1987年，这一说法被进一步表述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1992年，最终表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上，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改革思想已经清晰地显现出市场经济的轮廓。1985年9月召开的“巴山轮会议”上的讨论就突显了这一特点。

　　此次会议的召开源于中国领导人的建议。1985年初，国家体改委的廖季立约我见面。他说，体改委领导建议世行组织一次国际研讨会，讨论一下这些题目：(1)国家如何管理市场经济；(2)从中央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的相关问题；(3)关于整合计划与市场的国际经验。我们商定，与会国际专家需要有以上三方面的知识和经验，中方与会人员则应包括政府各部委参与制定政策的经济工作者和研究机构的经济理论工作者。会议不能只请国际专家做演讲，而是要为中外与会者提供一个深入交流的平台。随后几个月里，我、廖季立和体改委指定负责组织这次会议的秘书长洪虎多次见面，讨论会议如何满足领导的这些要求。

　　1985年8月底，外国专家应邀抵达北京。8月31日，中央领导接见与会外国专家及部分中方专家。随后，与会人员飞往重庆，并于9月2日在那里登上一艘名为“巴山”的长江游轮，“宏观经济管理国际研讨会”就在这艘游轮上召开了，俗称“巴山轮会议”。9月9日，会议结束，游轮在武汉靠岸。

　　之所以选择这样一个特殊的会场，是为了保证与会人员一周内不受日常工作的干扰，专心开会，也是为了让与会的知名外国专家不用离开会场就能欣赏中国最美丽的风景之一——三峡。受邀外国专家还被允许偕夫人同行。会议期间，游轮经常靠岸，夫人们可以上岸游览长江沿岸的小镇和景点，会议则照常进行。其间仅休会半天，全体与会人员下船，游览了“小三峡”。

　　在游轮上开会，最大的限制是空间太小，只能容纳有限人数。中方参会人数因此受到严格控制。最初的中方参会人员名单只有高级领导和一些长者，经一再磋商，我们议定，与会中方人员应代表不同年龄段，遂特意预留了几个40岁以下的青年参会名额。不能不说这是一个明智之举，因为在随后20年的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几位青年与会者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就这样，中方与会人员真正做到了老、中、青三结合——老年与会人员包括安志文、薛暮桥、马洪、童大林等；中年与会人员包括刘国光、高尚全、吴敬琏、项怀诚、赵人伟等；青年与会人员包括郭树清、楼继伟等。

　　在与会外国专家的选择上，除了日本的小林实是中方直接邀请的以外，其他专家均严格按照中方领导提出的三个题目，有针对性地邀请。

　　关于国家如何管理市场经济。在这方面既有丰富理论知识又有实践经验的有三位专家：美国经济学家詹姆斯·托宾(James Tobin)，时任美国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委员，几年前因论证金融市场与消费/投资决策、生产、就业及物价关系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是论述稳定和增长政策理论与实践的《十年来的新经济学》一书的作者；英国著名政府官员、国际公务员阿莱克·凯恩克劳斯爵士(Sir Alec Cairncross)，经济政策领域知名学者，曾任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应用经济学教授、英国政府经济顾问、英国政府首席经济学家、牛津大学圣彼得学院院长；德国著名国际货币政策经济学家奥特玛·埃明格尔(Otmar Emminger)，多年担任德国中央银行行长，该行是发达国家中最独立的中央银行。

　　关于从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的相关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凯恩克劳斯和埃明格尔分别在英国和德国负责放开价格管制及市场复兴工作，而且对在短缺经济条件下制定反通胀措施及解除价格管制方面有着直接的经验；波兰经济学家布鲁斯和匈牙利经济学家雅诺什·科尔奈(János Kornai)是社会主义中央计划体制问题的专家，他们的任务主要是讲解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的微观经济要求。

　　关于整合计划与市场的国际经验。邀请的专家有：法国前国家计划办公室主任米歇尔·阿尔伯特(Michel Albert)；南斯拉夫稳定委员会、政府经济改革委员会成员亚历山大·巴伊特(Aleksander Bajt)；美国经济学家里罗尔·琼斯(Leroy Jones)，他专门研究韩国经济，曾在韩国财政体制改革委员会工作过，这次会议没有直接从韩国邀请专家，后面我还会谈到。

　　今天，大家公认“巴山轮会议”是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转折时刻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很多中方与会者撰写了文章，谈论自己的感受和召开这次会议的意义。根据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在此补充几点。

　　第一，纠正一下外界的错误印象，如前所述，并非世行主动提出组织这次会议。实际上，会议的组织，包括游轮会场的选择，都是遵照国家体改委领导指示进行的。会上安排了全体会议、小组讨论，也有一对一的会谈，无论哪种形式，都能进行到夜里。在世行工作多年，我的亲身体会是，讨论政策问题最奏效的方式是由需求驱动，进而专为满足主办国的需求而策划讨论活动。在我看来，“巴山轮会议”是由需求驱动的杰出案例。

　　第二，尽管在1984年已经决意突破中央计划体制的限制，但中国领导人对市场经济及其运作方式缺乏了解，他们尤其对市场经济中出现的盲目竞争和非指导性增长充满顾虑，并且不可避免地想到经济迅速增长期之后的大萧条。“巴山轮会议”上的讨论清楚地表明，宏观经济管理的理论与实践已从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的自由放任政策发展到了80年代的总需求管理及宏观经济的积极应对政策。很多讨论围绕着通过财政、货币和收入政策等工具管理总需求，以间接方式管理市场经济等议题进行。

　　第三，国家体改委领导提议召开这次会议的另一个原因，或许是1984年下半年到1985年上半年出现了严重的经济过热。如果中央大幅推进改革，很可能造成地方政府争相增加投资项目，企业设法提高工资和奖金，结果加剧通货膨胀压力。因此，宏观经济形势管理成为“巴山轮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具体包括诊断经济过热、使用财政和货币工具应对问题等。托宾、凯恩克劳斯和埃明格尔三位专家来自三个不同国家，尽管对宏观经济管理的见解不同，各自代表着经济理论的不同派别，但他们一致认为，中国应该采取坚决措施应对经济过热问题。从这三位具有丰富宏观管理经验的经济学家到熟悉发展中国家经验的世行经济学家(伍德和我本人)，再到东欧经济学家布鲁斯与科尔奈，在分析中国这个问题的缘由和应该采取的政策措施方面，都持有同样的观点。这显然表明现代经济学有一个核心特点，那就是它并非个人的或政治的解释。

　　第四，“巴山轮会议”还有一份意外收获，这份收获很少有人谈起，但在我看来，它对后续的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学理论发展都有重要意义。在“巴山轮会议”上，与会国际专家有机会与中国青年经济工作者交流，聆听他们对中国改革问题发表见解。凯恩克劳斯爵士对此尤为用心，他认为，这些年轻人在中国未来经济改革中将大有作为，中国的经济改革需要懂得现代经济学的年轻一代。回国后，他向牛津大学“现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提议，在该中心专门为中国设立“经济培训项目”，培训青年经济学家。针对中国经济改革的需求，他们共同设计了以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为特点的现代宏观经济管理课程。1986年至1994年，每年有五名至七名具备经济学专业背景和综合潜质并已参与改革实践的年轻人，由国家体改委、国家计委、中国社科院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单位推荐，经世行中国代表处官员面试，在世行、联合国开发署、福特基金会等机构的联合资助下，到牛津大学学习现代经济学课程，其中包括到英国政府部门、研究机构或投资银行实习，为期一年。几名学员随后继续留在牛津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该项目共为中国培训了约50名学员，他们绝大多数学成回国，投身于中国经济改革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巴山轮会议”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例如对于韩国这样有代表性的发展中国家如何在市场经济中实施经济计划的讨论就不太深入。所以，两年之后，世行再次应国家体改委提议，组织了一次题为“计划与市场”的研讨会。会议地点选在曼谷，目的是方便从韩国邀请高级代表团参会，时间是1987年6月。韩国代表团团长是前副总理兼韩国发展研究院(主管韩国战略规划事务)院长金满堤(Kim Mhhn-Je)。有意思的是，这次会议竟让印度代表团受益匪浅。印度代表团团长是曼莫汉·辛格(Manmohan Singh)，时任印度计委常务副主任(主任由总理兼任)，副团长是阿卢瓦利亚(Montek Singh Ahluwalia)，当时的总理经济顾问。在会上，这两位印度资深经济学家被中国矢志从根本上推行经济改革的决心所打动。20世纪90年代初，印度启动改革计划，总策划人就是改任财政部部长的曼莫汉·辛格，阿卢瓦利亚是他的副手。曼莫汉·辛格后被称为“印度改革之父”，并于2004年至2014年任印度总理。

　　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国际会议一直是中国政府官员和经济工作者学习国际改革和发展经验的主要途径，会议主题则从宏观的战略改革问题逐渐转移到更加具体的职能部门问题上，例如世行与国家体改委于1986年联合召开的“金融体制改革国际研讨会”和1987年的“国有企业管理和组织国际研讨会”等。

　　从90年代到现在，中外经济工作者、实践者的交流和对话越来越多。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些活动都是由中国国内机构与不同的外国机构、以不同的层次及多种多样的形式组织的。其中的一次重要会议是1993年6月在大连举行的“中国宏观经济管理国际研讨会”，也被称为“大连会议”。这次会议给我提供了再次参与中国改革的机会，也成为我重返中国的一大契机。 

　　五、组建中金公司，助推国企和金融改革

　　1990年，我离开世行中国代表处回到世行总部，负责西非各国事务。20世纪70年代，我曾作为世行经济学家常驻尼日利亚拉各斯。我遗憾地发现，在这之后的近20年时间里，尼日利亚和大部分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生活水平不但没有明显改进，有些领域反而呈现倒退情形。此外，我在世行工作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外常驻，已不大习惯世行总部的文化氛围。这一切都令我十分怀念在中国的工作。

　　1992年底，老朋友刘国光在华盛顿和我见面，我向他透露了心事，他听后对我大加鼓励。回国后的12月5日，他向朱镕基副总理写信，转述了我对中国金融改革的想法。朱镕基副总理在信上批示了四个字：“是件好事”。这对我无疑是莫大的鼓励。

　　1993年3月，世行安排我去哈佛商学院参加“高层管理课程”(Advanced Management Program)。三个月的学习让我大开眼界。尤其是了解到资本市场和金融机构，比如投资银行，可以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时，我异常兴奋。事实上，90年代初，中国已有不少经济工作者在探讨发展资本市场的可行性。与此同时，许多外国金融机构也正千方百计地进入中国市场。我当即萌生了重返中国的念头，期盼着自己能在中国金融领域的迅猛发展过程中有所作为。在不少中国朋友的建议和支持下，完成哈佛商学院的管理课程之后，5月28日，我写信给朱镕基副总理，提出在中国设立一家合资投行的想法，并请求面谈。80年代考察中国经济时我便与朱镕基副总理相识，后来他担任上海市市长时，与世行代表处也有业务往来。

　　6月10日至12日，世行中国局邀请我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大连会议”，这对我来说可谓恰逢其时，因为很可能有机会面对面地向朱镕基副总理说明我的想法和建议。果然，会议结束前一天，我接到来自北京的通知，朱镕基副总理同意见我。于是，我启程前往北京。

　　6月13日，在与朱镕基副总理的会见中，我们谈到了企业重组和兼并，讨论了如何用市场机制而不是像计划经济时期那样用行政手段来推动这项工作。我们还谈到了中国需要外国资本发展基础设施，以及如何通过资本市场运作为基础设施建设融资，谈到了投行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朱镕基副总理说，合资投行可以提高内资和外资的配置效率，有助于改善整体市场经济中的投资决策。会见结束时，他鼓励我试着在中国创建一家合资投行。

　　此次会见后不久，我毅然决定重返中国，帮助组建一家合资投行。我的想法得到世行总部的支持，特准我停薪留职两年。12月17日，我向朱镕基副总理递交了设立一家合资投行的申请。文中说：“希望在中方的支持下，联合外方一些机构，借鉴国际经验，建立一个符合国际标准和惯例的投资机构。这个机构不仅可以在国际上募集巨额资金，更可以推动和帮助国有企业改革，为国家金融改革和人才培育做出示范。”这份申请由中国人民银行陈元副行长转呈。

　　改革试点想取得成功，中外机构能否有效合作至关重要。因此，在公司的股权设计方面，我们决定中外双方各持股50%，这样不会一方独大。在数月的斟酌以及多方、多轮谈判后，摩根士丹利最终成为外方大股东，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和香港名力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为外方小股东。中方大股东是中国建设银行，小股东是财政部与经贸委下属的中国经济技术投资担保公司。经过近两年繁复的筹备、多轮的复杂磋商，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CICC，简称“中金公司”)终于在1995年6月25日得到中国人民银行的批准，获得中国首份中外合资投行营业执照。

　　成立至今，中金公司无疑取得了成功。作为发起人之一，我为自己当年在哈佛课堂上萌生的念头和随后的决定深感欣慰。我在投行领域毫无实践经验，在这之前的职业生涯也从未涉足商业企业。中金公司成立后，我的作用不再明显。担任首任总裁仅几个月后，世行特准我两年的停薪留职期限也到了，我完成了重返中国的使命，于1996年1月返回世行，直接到新德里，主管世行印度业务。

　　中金公司创业的功绩主要得益于首任董事长王岐山领导下的中方管理团队，他们的共同努力为公司后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为获得顶级国际投行技术，公司起初三年全权委托摩根士丹利进行业务管理(后延至五年)，这在当时是个大胆的举措。事实证明，这一安排对实现彻底转让投行管理实务和技术是完全必要的。为确保公司长足发展，在合规、风险管理、员工薪酬和激励等方面，中金公司采取了符合最先进国际惯例的市场化做法。

　　回顾这一历程，作为改革试点的中金公司可以说是中国金融改革中的一次思想对外开放。当时的中国正致力于建立符合市场经济的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体系，投行是新生事物，更何况这是一家中外合资投行。中金公司在国企改革中也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大大提升了国有企业在国际资本市场融资的能力，还培养了一大批投行专家，成为中国投行界的“黄埔军校”。从成立到现在，中金公司有千余名员工到海内外其他金融机构工作，公司早期管理团队成员均成为中国主要金融机构的高管。由此可见，中金公司在申请成立文件中描述的愿景已经基本实现。

　　如前所述，邓小平曾在20世纪70年代末号召“虚心学习外国一切先进的东西，学习和借鉴外国的管理经验和先进技术”。中金公司的创立和发展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精神。在2005年的“中金论坛”上，首任董事长在论及中金公司的发展历程时总结道：“改革开放激发的经济社会的巨大发展对资本市场提出了要求，中金公司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中金公司既体现了中国资本市场运作过程中的组织创新，也体现了它的制度创新。中金公司起到了试点、探索和‘带头羊’的作用”。 

　　六、新世纪的理念和思想引进

　　2002年，我从世行退休。彼时，中国经济改革已经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面临新的挑战。吴敬琏等几位老朋友积极鼓动我继续为中国做些政策研究，像以前一样，引介经济发展的国际经验和前沿经济思想，我欣然答应。非营利、非政府、非机构化的“中国经济研究和咨询项目”(China Economic Research and Advisory Program)就这样诞生了。

　　项目研究的工作由一个顾问小组指导，顾问们都是当年与我共事过的经济学家。他们的作用是确定研究课题，确保研究内容与中国优先考虑的经济发展问题相关。课题确定后，我们根据实际需要，邀请一组相关领域的国内外最著名的专家组成研究团队。研究方式是：中方专家介绍相关情况，外方专家介绍相关国际经验，双方并肩工作，共同完成课题报告。该项目旨在通过研究中国经济问题，促进中外学者、官员之间的交流，从国际视角为中国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建议；通过与国外知名经济学家和研究人员合作，提高中国经济学者、研究机构及其人员的经济政策分析、研究能力。

　　在中金公司董事、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郑国枰的积极推动下，项目的前期课题研究主要由新加坡政府资助。后期研究工作则主要由北京凯恩克劳斯经济研究基金会提供资金和行政支持。这个基金会是“巴山轮会议”之后牛津大学“经济培训项目”的产物，是该培训项目师生为纪念凯恩克劳斯爵士发起成立的，宗旨与我们的研究项目恰好一致。

　　“中国经济研究和咨询项目”的首个研究课题“中国社会保障体制改革”是在全体顾问一致建议下启动的。2004年10月，课题报告《中国的社会保障改革：问题及对策选择》完成。报告及政策建议提交到国务院后，课题组受到温家宝总理的亲切接见。接见会上，大家一致认为，下一个课题应研究“中国与世界经济的关系”。2006年6月，这一课题的报告《中国与全球经济：面临的问题和选择》完成。在项目顾问的提议下，我们随后着手研究中国城市化问题，《中国的城市化：面临的政策问题和选择》课题报告于2007年5月递交到中财办。

　　各项研究成果适时地以不同方式得到推广，达到了预期目的。此后几年，中财办的关切成了我们的研究方向，项目顾问鼎力支持据此确定的研究课题。例如为制定“十二五”规划，受中财办和国家发改委联合委托，项目组开展了中国中长期经济发展问题研究，30余名中外著名专家参与，听取了众多专家学者和政府官员的意见，2010年春节前完成了课题报告《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和转型：国际视角的思考与建议》，并于2011年由中信出版社出版，该报告还荣获2016年度第十七届“孙冶方经济科学著作奖”。2011年至2012年，我们继续开展了在新时期进一步深化中国经济改革的研究……

　　当前，中国经济学无疑早已结束游离于世界之外的状态，理论和实践上都步入了现代经济学的主流行列。这应该被看作是中国在经历曲折之后恢复正常状态。

　　这里有必要区分改革和开放。经济改革并不是一种新的提法——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中央计划经济的弊端就已经逐渐显现，苏联、东欧国家和中国都做了种种努力，试图克服这种弊端。与此相对照，40年前中国对全球经济和外国思想制度的开放却是一项意义深远的举措，它扭转了几个世纪以来的“闭关锁国”政策。

　　历史上，中国曾经是一个开放和具有技术创新活力的国家。唐宋时期，在60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在艺术、文学、科学和经济技术等领域都是最具创造力的。在这个时期，中国社会也是世界上最富有文化和技术能力的社会，经济发达，技术先进。可是，14世纪之后，中国没能通过自身的技术变革和对国外先进技术的有效利用来保持经济增长。实际上，在20世纪后期之前的500多年里，中国拒绝并抵制外国的思想和制度，自明朝后期以来，变成了一个以内向型为主导的经济体。1800年前后，欧洲大部分国家在技术上超越中国。在接下来的150年里，这种差距日渐扩大。1850年前后，日本经济与中国经济大约处在势均力敌的发展阶段，但100年以后，日本已经把中国远远地甩在了后面。20世纪中期，中国和印度(另一个历史上发达而现代经济落后的国家)位于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列。

　　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邓小平和其他中国领导人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程。当时，既没有任何国家从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成功经验可资借鉴，也没有转型的宏伟蓝图作为引导。因此，这样一种改革面临着巨大的风险和挑战，对经济、政治和社会稳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所有试图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在转型过程中都遭受了经济重创，大部分东欧和中亚国家经历的经济衰退甚至比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大萧条”更严重和持久。中国是唯一一个在改革过程中能够取得持续和快速增长的国家，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人类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成就。

　　中国领导人和经济工作者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展现了过人的勇气和远见，他们吸收国外新的经济理论和经验，根据中国国情将之转化并应用于实践。在没有任何成功经验可以借鉴的情况下，他们采取了“摸着石头过河”的策略和“试错”的方法，这一点最明显地体现了他们的远见卓识。几乎没有任何国家的领导者能够如此成功和明智地把国外新的经济思想转换为如此具有历史意义的经济政策。

　　在中国过去40年的改革过程中，国外新的经济思想、发展理念、国际经验和教训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天，为了全面建成经济更加发展、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的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乘势而上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第二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中国正在继续深化改革。在这一过程中，依然有很多国际经验和教训值得中国学习和汲取。同样，也有许多国家能从中国40年的改革开放中学到经验。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及其经验教训已经成为当前世界经济增长和发展思想的重要元素。

　　在这40年里，我以国际组织官员和经济学者的角色，经历和观察了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过程，较为完整地参与了这一过程中的思想开放，这是我职业生涯中极为重要的一段经历，也将成为我人生中难忘的记忆，我感到无比荣幸。从个人角度来说，作为一名海外华人参与和体验这一过程，我觉得意义尤为不同。

    （作者简介：林重庚，英国籍，世界银行驻华代表处首任首席代表，中国首家中外合资投资银行——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首任总裁）

　　(本文收录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编《见证重大改革决策——改革亲历者口述历史》，该书即将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2008年6月，林重庚应邀为《中国经济50人看三十年——回顾与分析》(吴敬琏等主编，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年)作序，为此接受了苏国利等人的专访。在此基础上，2018年3月，苏国利、吴素萍进一步专访林重庚，修改整理成本文。

　　①中国在1945年即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创始成员国，1949年后席位一直被台湾当局占据，直至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1971年至1980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与中国均无业务往来。

　　②麦克纳马拉晚年经常提起，通过1980年那次与中国领导人的简短会晤，他坚信，中国不仅把世行当作资金来源，而且要充分利用世行席位带来的所有机会。

　　③《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1页。

　　④张树军：《小平在1978》，《南方人物周刊》2004年第14期。

　　⑤张树军：《小平在1978》，《南方人物周刊》2004年第14期。

　　⑥这段时间，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赵人伟(后任经济所所长)大量参与接待外国经济学家的活动。1979年布鲁斯来华讲学期间，他全程陪同；1980年世行第一个经济考察团考察期间，他是中方工作组成员；1985年，他是“巴山轮会议”与会人员。林重庚没能亲身经历的一些情况，均通过赵人伟得知。

　　⑦在世行首批中国工作团队里，主管经济学家是伍德(Adrian Wood)。从1981年到1985年的两次经济考察报告，从1982年的“莫干山会议”到1985年的“巴山轮会议”，伍德一直与林重庚并肩工作。1985年，伍德离开世行，回到英国，在牛津大学任经济学教授，现已退休，仍然坚持从事中国经济研究。

　　⑧薛暮桥、刘卓甫、廖季立在1982年8月10日关于“莫干山会议”的报告中介绍了相关情况。参见《薛暮桥文集》第9卷，中国金融出版社，2011年，第268—2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