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光亮：江户幕府时期日本对华观的矛盾现象一一以日本对清朝的军事情报活动为中心_风闻

【内容提要】 江户幕府时期的日本，其对华观呈现出十分明显的矛盾现象：一方面贱视清朝，视清朝为“夷狄”，坚持拒绝与清朝通交的立场；另一方面，却又特别重视清朝，视清朝为日本主要的威胁。日本江户幕府虽然与清朝没有官方交往，但却利用其周邻外交和唐船贸易的信息渠道，在搜集清朝“三藩之乱”、乾隆帝南巡等政治情报的同时，尤其重视搜集舆地、军政、武备技术等清朝军事方面的情报。贱视清朝，主要是从文化心态层面出发的，江户幕府主政官员深受儒家“华夷观”的影响；重视清朝，则是从现实层面出发的，毕竟当时的日本国力较弱，并不具备与清朝抗衡的军事实力。如此看似矛盾的对华观，也正是江户幕府时期日本涉华行为的特征。

1603年，德川家康任日本征夷大将军，在江户建立起幕府统治。1614年，德川幕府为消灭丰臣遗族，决定禁止天主教及其教徒活动。1636年，德川幕府开始实行“锁国令”，禁止日本商船从事海外贸易。另外，又将渡日的中国商船和荷兰商船贸易集中于长崎。1644年，清朝入关并逐渐建立起对全国的统治。对于统治中国的满清王朝，江户幕府视其为“华夷变态”①，视其为“夷狄”，始终拒绝与清朝开展政治往来。与此同时，江户幕府对于清朝的军政信息与情报的搜集，却给予了特别的重视。关于这一问题，日本和中国学界已经有所研究②，但却集中于“三藩之乱”、乾隆帝南巡等政治情报方面，而对更为关键的军事情报的问题，却未有专题探讨。为此，本文拟从江户幕府时期日本对清朝的军事情报活动进行细致考察，由此入手对日本当时一方面贱视清朝，另一方面却重视清朝这一矛盾的对华观现象，进行初步分析。

一、日本江户幕府的清朝观

　　 清朝建立之初，就以中国传统的“朝贡”模式来构建以自己为中心的宗藩关系体系。1637年，清太宗武力迫使朝鲜在南汉山城缔结城下之盟，同时敕谕朝鲜，“日本贸易，听尔如旧，但当导其使者来朝，朕亦将遣使与彼往来也”③。日本乃岛国，国力亦较朝鲜强大许多，这决定了正处于明清对峙中的清朝无法以军事手段克服日本。出于维护自身政权安全与减轻统一大业阻力的目的，清朝欲以朝鲜为中介，通过和平的手段将日本纳入其宗藩体制之下。然而朝鲜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认为清日两国“绝不可通也”④，并未转告日本。不过，1638年日本代表对马藩藩主宗义成还是通过釜山倭馆获知了此事。日本方面认为，“中原，天子国；彼虏，小丑也”，“今使馆倭移接于(釜山)城中，多储器械则虽有意外之变，与贵国相机周旋，岂非上策乎”⑤。由此可见，日本视清朝为“虏”，非但毫无通交之意，更有联合朝鲜对抗之心。

　　 1644年，日本越前国人漂流至中国，清朝不但对他们实施救助和优待，摄政王多尔衮还专门接见他们。次年，清朝通过朝鲜送还日本漂流民，并要求朝鲜向日本转达顺治帝的敕谕：“今中外一统，四海为家。各国人民，皆朕赤子，务令得所，以广同仁，前有日本国民人一十三名，泛舟海中，漂泊至此，已敕所司，周给衣粮，但念其父母妻子远隔天涯，深用悯恻，兹命随使臣前往朝鲜，至日，尔可备船只转送还乡，仍移文宣示，俾该国君民共知朕意。”⑥1646年10月，日本向朝鲜派出针对漂流民事件的答谢使，但所携文书却称清朝为“鞑靼”⑦，全无赞美清朝之意。朝鲜代送漂民事件也使日本得出朝鲜“与鞑靼为一”的结论，认定“鞑靼已得北京，送此漂人，正欲夸大”⑧。1647年，顺治帝颁诏海外：“东南海外琉球、安南、暹罗、日本诸国，附近闽浙，有慕投诚、纳款来朝者，地方官即为奏达，与朝鲜等国一体优待，用普怀柔。”⑨但日本对其“诏谕”未作任何回应。清朝统一台湾后，开放“海禁”，允许本国商民出海贸易。1685年，福建总督王国安、靖海侯施琅受康熙帝之命派遣武官江君开、文官梁尔寿赴日贸易，江户幕府虽然允许了此次贸易，但要求二人转告清廷“此后勿再派遣官府之人”⑩。

　　 上述数例，表明了日本江户幕府对清朝的贱视和拒绝通交立场。究其原因，约有三端：一是江户幕府主政官员深受儒家华夷观的影响。满族原是中国东北地区一少数民族，日本以华夷标准定格其为“夷”，称之“鞑靼”、“鞑虏”、“奴儿部”、“奴酋”。清朝定都北京时，江户幕府官员认为，“虏之贪戾，据燕京。自取之，不归”(11)，对清朝的不屑溢于言表。自古帝王君临天下，皆“中国”居内以治“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内华外夷”的秩序为包括日本在内的儒教世界共同信守。对于中国明清易代，日本视为“华夷变态”，“三藩之乱”爆发后，幕府官员更是发出“若夫有为夷变于华之态，则纵异方域，不亦快乎”的感叹(12)，期待中国“华”“夷”复归本位。在儒家华夷思想影响下，日本江户幕府贱视清朝，始终不能接受清朝坐居天下共主之位。理想中的“华”与现实间的矛盾促使整个东亚的华夷观走向多元化。在日本，即使大唐亦不如日本完美，唯有日本才确实可称“中国之地”的思想顺势而生(13)。日本开始以儒家先进文明的代表自居。

　　 二是江户幕府受到明朝遗民及朝鲜力量的影响。清朝入关正值日本锁国之初，江户幕府对清朝的了解主要源自明朝遗民及朝鲜。明末清初，赴日华商大多来自广东、福建等南方地区，他们或直接隶属反清的郑氏集团，或受郑氏保护，抵日后自称“唐人”，并不认同自身的清人身份。换言之，此期的华商多为明朝遗民，他们对清朝带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偏见。明朝遗臣更是痛恨清朝，为匡复明室，不断赴日乞师、乞资，求援文书有曰：“蠢尔鞑虏，乘机恣毒，羶污我陵庙，侵凌我境土，残害我生灵，迁移我重器，天怒人怨，恶贯满盈。”(14)竭尽侮辱言辞，极力渲染“鞑虏”残暴。他们对清朝的态度直接影响着江户幕府清朝观的形成。另外，朝鲜是日本的“通信国”，其对江户幕府的影响也不可忽视。满族政权两次入侵给朝鲜人心理上造成巨大的伤害：屈从于文化程度远远落后于自己的满族，这对尚文轻武的朝鲜来说一时无法接受；忠君事大思想在朝鲜社会中根深蒂固，放弃数百年的“事大事业”而转侍“蛮胡之群”，朝鲜人对此更是耿耿于怀。朝鲜蔑视、敌视清朝的态度也是影响江户幕府对清观形成的因素之一。

　　 三是江户幕府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元日关系历史的影响。江户幕府视满族与蒙古同种，满族崛起使其想起四百年前曾经入侵日本的“元寇”。因清朝对日本的态度与“当年蒙古征服高丽并试图纳日本为藩国，当日本拒绝后，便发兵入侵的态度颇为相似”(15)，故而江户幕府害怕他们会像“元寇”那样给日本带来战争。另一方面，江户幕府又为祖先击败强大的元朝感到自豪，正如《通航一览》将清朝救助日本漂民解读为清对日本的畏惧那样(16)，江户幕府对清疑惧的同时亦心存蔑视。

二、江户幕府对清朝军事情报的搜集

　　 日本江户幕府始终未与清朝开展政治往来，却一直视其为潜在威胁。出于国家安全考虑，日本江户幕府利用一切可能渠道积极搜集清朝军事情报。

　　 (一)对清朝舆地情报的搜集。国家舆地信息直接涉及领土安全问题，始终被纳入在国家之间军事情报搜集范围之内，江户幕府主要通过审讯日本归国漂流民和问询赴日华商两条渠道获取清朝舆地情报。

　　 江户幕府禁止国民渡航海外，漂流民的行动亦被视为违反幕府禁令。漂流民归国后，幕府皆会进行详细审讯。1644年，上文所提之日本越前国人漂流至中国东北珲春，幸存者在当地官吏保护下来到盛京，后与清朝迁都队伍一起进入北京，1646年，辗转朝鲜返回日本。返日后，国田兵右卫门、宇野与三郎作为漂流民代表被带至江户，接受幕府老中中根平十郎的讯问。讯问记录《鞑靼漂流记》中载有大量珲春至盛京、盛京至海、盛京至北京、北京至朝鲜都城间的交通信息。例如，其中对珲春至盛京的交通状况记曰：“自日本人被杀害地方至鞑靼都城，三十五日路程，全无耕田。一如日本，沿途皆为山路，间有高山”，“高山之外是长满苇子的山野，山间亦有开阔地。自出发地五日路程间，确无道路，尽须穿越茅草甸子。沿途无旅店，故多露宿山上”，“距都城三日路程的前方起，路旁方有百姓家”；关于盛京至北京的交通写道，“道路颇为平坦，山亦有之”，“路宽七八间至十间，修筑颇好”，“三十五六日路程，其中，沿海路程约有一日。其间有小的河川，但皆不需渡船。北京前方曰通州，此处有河，宽约两町，筑有码头”(17)。其中所记清朝舆地情报，既包括两地间的路程远近，又包括沿途山川、道路状况。此皆为日本漂流民在清朝的亲身经历，这对锁国的江户幕府而言，重要性毋庸置疑。

　　 江户时代，赴日清人虽为商人，但其中亦不乏阅历丰富、知识渊博之人，问询赴日华商是江户幕府获得清朝舆地情报的另一渠道。1725年，德川吉宗命荻生观拟定问目，通过长崎向清商朱佩章询问中国事情。朱佩章曾随下级军官薛谦若征战南北，屡立军功，“南至海洋十字门，北至张家口外，中华之地往来十省”(18)，成为江户幕府问询的理想对象。在被问及何处为防御日本要塞时，朱佩章曰：“防御日本，有数处要地，山东、江南、浙江、福建沿海及岛屿各处，设有备倭台，建立哨堡，构筑炮台，屯驻官兵。”(19)在被问及何处为中国防御外国侵略之重地时答道：“上海、崇明、舟山、厦门、台湾州、雷州极为重要，西北则数山海关、张家口、杀虎口、宁夏、甘肃等地。”(20)另在回答中国古今所传要害之地时，对清朝所辖之北京、盛京及其外十三省的重要府、县一一作了列举(21)。因接受此番问询，朱佩章“蒙赏赐白镪”(22)。江户幕府针对清朝的风说调查分为两种类型：一是例行风说问询；二是专门风说调查(23)。接受例行风说问询乃唐船入港长崎的必经环节，江户幕府并不支付任何酬报。与此相反，专门风说调查的针对性更强，幕府选择问询对象并赐予银钱以示褒奖。部分清商国防意识淡薄，江户幕府通过此种方式轻易获取了清朝舆地情报。

　　 以上两种渠道的清朝舆地情报皆为语言情报，从情报内容上看，清商提供的情报更具系统性，情报视野较为开阔；漂流民情报多为漂流沿途的地理信息，带有一定局限性，但现地性极强。另一方面，此期中日贸易兴旺，这为江户幕府提供了随时根据所需进行问询的机会；而漂流事件不可预见，漂流民情报带有较强偶然性。

　　 (二)对清朝军政情报的搜集。军政情报是国与国之间军事情报搜集的重点内容之一。清朝统一中国后，逐步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军事帝国，这引起江户幕府对清朝军政的关注。

　　 中日长崎贸易中，除一般货品外，亦有中国书籍经不法清商之手流入日本。虽然在货物中所占比重极低，但江户时代确有大量中国书籍流播日本。中国船只抵达长崎后，所载书籍须经书籍检查官——“书物改役”、“书物目利”的严格审查后方准入境，江户幕府为了解中国对日本的看法，要求“书物改役”摘录中国书籍中有关日本的记载并上报江户(24)。由此可见，中国书籍不但起到了传播中国文化的作用，亦成为江户幕府获取清朝情报的情报源。

　　 清朝法典性文献是江户幕府获取清朝军政情报的主要情报源。18世纪20年代，德川吉宗以向清商订购的方式获得两部《大清会典》后(25)，随即组织深见有邻、荻生观、大学头林信充等幕府儒者展开深入研究。深见有邻，明末赴日中国人高寿觉之孙，对《大清会典》卷八十一至卷一○八的兵部内容的大意作了整理，并汇集成册(26)。荻生观，与室鸠巢并称吉宗两大智囊，所做工作尤为突出：通过对《大清会典》的研究，作《清朝官职目录》，使幕府对清朝在京武官及直隶、盛京、江南、江西、福建等各地所驻武官的官职名称、品级、俸禄、人数及兵力配备有了清晰的认识(27)；又作《大清会典兵部考》，对《会典》兵部内容或加注训点，或作解说，使幕府对清朝武选司、职方司的相关制度有了深入了解(28)；此外，亦另利用《集政备考》与《则例全书》，对清朝兵部与明朝兵部进行比较，不但详细论述了最具清朝军政特色的八旗制度，同时指明了“清朝武官亦有荫叙之事”、“清朝武举既有会试亦有殿试，胜者为武进士、武状元”等清朝军政与明朝军政的不同之处(29)。参与研究的儒者汉学造诣颇高，这保证了所获情报的准确性。江户幕府通过此种方式，获得了完整的清朝军政情报。

　　 (三)对清朝武备情报的搜集。武备乃军队战斗力的重要保障，日本江户幕府利用一切可能渠道展开了对包括马匹、武具在内的清朝武备情报的搜集活动。

　　 冷兵器时代，马匹属国家武备的重要组成部分。1715年，日本颁布《正德新例》，规定了以信牌进行贸易的新方式，江户幕府有效利用这种新的贸易方式，多次以“御用”名义命令长崎奉行购入清朝马匹及马具。1718年，宁波船船头林达文因接受马具的订购，获得当年临时戊戌牌，成功地将二套马具带至日本后，又被授予庚子牌(30)。1719年，南京船船头伊韬吉因承接良马的订购，获得当年临时己亥牌；次年，其弟伊孚九搭载二匹清朝公马抵达日本，离日时不但取得了新增辛丑牌，而且得以领取褒奖银(31)。唐船归国时，日方一般皆会授予次年信牌，授予当年信牌意味着给予一年二次赴日贸易的机会，此对清商而言，乃莫大恩典。增发临时信牌、授予褒奖银成为江户幕府诱使清商贩运马具、马匹的有效手段。“御用”名义亦使其军事情报活动更具隐蔽性，降低了情报提供者的警惕意识，提高了情报搜集的成功率。自1722年开始，幕府又将褒奖银的数额大幅提高，由日本银两枚增至五枚，有时为七枚，最高可达十枚(32)。清商为利所驱，成为江户幕府搜集清朝军事情报的代理人。

　　 清朝严禁马匹贩往境外，对江户幕府而言，购入清朝马匹并非易事。1723年，丘永泰欲将将军所求之长毛马即“鞑靼马”牵渡日本，因清朝关卡严格盘查未能成功，隔年后的再次尝试亦因受人告发而失败(33)。长崎受阻后，江户幕府并未放弃购入“鞑靼马”的计划。对马藩与松前藩同为江户幕府“四口”之一，整个江户期，宗氏和松前氏各自以家业形式承担幕府对朝鲜、蝦夷事务，作为独自承担对外事务的保障，两藩亦各自赢得了与朝鲜、蝦夷贸易的独占权。1725年，幕府老中松平乘邑向对马藩江户留守居家老原宅右卫门下达了购入“鞑靼马”以作“御用”的命令：“设法从朝鲜购入鞑靼之马献上，迟延无碍，一二匹亦可。”(34)名为“御用”，“去势之马不可”的要求充分暴露了江户幕府欲借清朝马种改良外形矮小、战力不足的日本马匹并最终提高日本军马战斗力的目的(35)。对马藩藩主宗义诚多次通过釜山倭馆与朝鲜交涉，1726年4月，朝鲜倭学译官致书倭馆馆守曰：“鞑马之求贸则绝不可为者也，鞑马本非我国土产，而在中国大宛，故即今清皇帝多聚其种以为战马，因令天下立法不得出送他国。”(36)朝鲜历来被纳入在中国朝贡体系之中，近世虽为日本“通信之国”，但始终对其怀抱防范之心，加之“鞑靼马”被清朝视为高级军事机密，对马藩的购马要求终为朝鲜所拒。同年9月，松平乘邑再就同一事项询问松前藩主松前邦广，两个月后，邦广告之曰：“因松前与鞑靼间并无通路，鞑马之事难以承应。”(37)对马、松前两藩并未成为江户幕府获取清朝军事情报的有效渠道。购入“鞑靼马”的计划最终未能实现。

　　 江户幕府在输入清朝马匹的同时，也积极搜集清朝的武具情报。1722年10月，幕府腰物奉行三宅弥一郎因“御用”之故，招萨摩藩江户留守居家老佐久间九右卫门登城，称“幕府于长崎调查大清之官服、平服、铠甲、兵器事，然将军认为，相异之处或有之”(38)。长崎作为锁国时代日本唯一的对中通商口岸，是江户幕府搜集清朝军事情报的首选之地。清朝原则上禁止商船搭载武器，为保障海上航行安全，1728年后方允许赴东洋、南洋贸易的船只配备少量防御性武器。清商所能提供的武具信息，因受其自身军事认识水平制约，不可避免地带有模糊性和片面性。鉴于此，幕府向萨摩藩提出了经由琉球王国搜集相关情报的要求：“清朝若有类似日本《训蒙图汇》般附有该国武器、官服绘图的书籍，务必设法求之；如无此类书物，命琉球人据其北京所见，将各级官员之官服绘制成图，素日便服，若有等级之分，亦须如此；清人之铠甲、戈、战刀等武器的制法及着铠甲之清人模样，亦命琉球人依其所见绘制。”(39)琉球与朝鲜同为江户日本“通信之国”。整个江户时期，萨摩藩主岛津氏因1609年“征服”琉球立功，遂以家业的形式承担幕府对琉球事务。萨摩藩接到命令后，随即展开搜集活动：在琉球在番亲方(40)协力之下，不久后便获得了附有清朝官服绘图的书籍；1723年4月，萨摩家老岛津将监致书琉球在番奉行(41)种子岛弹正，命其令赴清琉球人现地调查有无详解清朝武具方面的书籍(42)。萨摩藩为显示其在幕府外交体系中的重要地位，积极应幕府之需经由琉球搜集清朝军事情报。

清朝时期，琉球每两年遣使清朝朝贡，使团归国之年，复派接贡船入清，即事实上每年皆有琉球船只往来清琉之间，两国交往密切。历时数月、途经数千里的赴京之旅为琉球贡使提供了全面、深入了解清朝的机会。1719年，萨摩藩主岛津吉贵应幕府将军之命，向琉球参府使节中有赴清经验者询问清朝情形，并向幕府老中户田山城守忠真提交了一份中国见闻报告。据大庭修的观点，此报告内容杂乱无章、毫无关联，重要所在是其第一条所示信息，即就中国的法律处置问题，呈上琉球人在中国刊刻的《六谕衍义》一书(43)。但从情报学角度来看，报告书为江户幕府提供了大量清朝武备情报。报告书共三十四条，其中第五条、第九条、第十四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三条共计七条为清朝武备情报，涉及武器、军需物出产等多个方面。如第二十一条云，“火铳较日本火铳长，弓乃短弓”；第二十二条云，“铠甲之铁，厚如杉原纸，链条联之，上以布裹，亦有填塞厚棉以纱绫裹之样式”(44)。琉球人或从样式，或从制法方面对清朝火铳、弓箭、铠甲作了说明，同时兼有与日本武器的比较。此等清朝武备情报皆为琉球使节滞留清朝期间的亲历亲闻，现地性极强，情报质量甚高，对长崎情报起到了补充、完善的作用。早在1678年，琉球向萨摩藩派遣耳目官通报赴清朝贡使节归国之事成为定例(45)，这意味着萨摩藩经由琉球获取清朝情报的渠道正式形成。换言之，江户幕府可随时利用萨琉间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经由琉球搜集所需之清朝军事情报。

　　 (四)江户幕府大量购入中国兵书。清朝入主中原后，江户幕府曾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担心清朝入侵。当时活跃于日本的名儒熊泽蕃山甚至预测危机近在眼前，建议幕府囤积兵粮，拟定兵法，做好应对准备，其在谈及日本是否具备抵御清朝的兵法时称：“北狄若以下策来攻，应速与其合战，若此，今日本兵家之能者，或稍能抵挡；北狄若以上策来犯，今日本兵家无抵御之法也。”(46)获取当时颇为先进的中国兵学理论，提高幕府军队技战术水平，在日本统治者眼中乃迫切之需。长崎输入的汉籍中不乏兵学书籍，购入中国兵书是江户幕府获知中国兵学理论的主要手段。

　　 长崎书籍检查官任职之时，提交任职誓文乃是定例。1671年，书物屋次右卫门、山形屋吉兵卫始任“书物目利”，二人任职誓文中写道：“兵书之类及载有基督教内容之书籍，自不待言，一旦发现或听闻珍异书籍，必迅速上报。”(47)1838年，向井雅次郎任“书物改役”，任职誓文中亦包含同样的内容(48)。由此可知，书籍检查官担负奏报输入汉籍中所含兵书的职责。江户幕府严禁基督教，严防相关书籍流播日本，中国兵书并非禁书，但被置于与严查基督教书同等重要的地位，可见江户幕府对中国兵书的重视。从二件誓文年代上看，搜集中国兵书并非出于某代将军的个人喜好，而是江户幕府的一贯政策。

　　 原红叶山文库(幕府将军御用书库，后由内阁文库接管)中，共有汉籍兵书105部，其中101部购自中国。现将17、18世纪的购入量分年代列表如下(49)：

由表1可见，江户幕府前一百年间大量购入中国兵书，购入量因时代的不同有所波动。17世纪40年代，清朝定鼎中原，江户幕府开始大力购入中国兵书。50年代，南明政权更为频繁地乞师、乞资，这愈发刺激了江户幕府原就紧张的神经，购买中国兵书达到高潮，十年间购入22部，与最初四十年的购入量相当。1640年至1659年间，江户幕府共计购入36部，约占整个江户期购入总量的40％。60年代，清朝呈现短暂稳定，江户幕府中国兵书的购入量急剧缩小，仅为4部。60年代，中国爆发“三藩之乱”，刚趋稳定的清朝再次陷入动荡，江户幕府中国兵书的购入量较60年代又有较大幅度提高，回复至40年代的水平。80年代，清朝平定三藩并乘势统一台湾，江户幕府中国兵书的购入量虽稍有降低，但基本与70年代持平。90年代，清朝国内局势渐趋稳定，购入量再次明显减少，降至60年代的水平。18世纪，整个东亚稳步进入和平安定时期，如表2所示，江户幕府几乎不再购入中国兵书，虽20年代的购入量稍有回升，亦仅维持在两三部的水平。由此可见，中国局势紧张之时，江户幕府中国兵书的购入量上升，中国局势稳定之时，购入量则随即下降，江户幕府中国兵书的购入量与中国局势呈现出同比变化态势。虽不能完全排除武家政权对兵学的兴趣因素，但可以肯定的是，对清朝的警惕是江户幕府购入中国兵书的主要原因。

　　 华船载至日本的中国兵书，既有两三年前的新版，又有数十年前的旧版(50)。此等书籍皆为中国商人在出港地购得，全部都是当时中国市场上的流通物。换言之，幕府所购中国兵书中的内容皆是当时中国正在流行的兵学理论。中国兵书经由商船贸易渠道流入日本，拥有优先购买权的江户幕府同期获取了中国先进的兵学理论。

　　 (五)江户幕府招募清朝武官。利用赴日清商招募清朝武官，这是江户幕府搜集清朝军事情报活动中采取的最为大胆且直接的手段。

　　 满人以骑射为本，对弓马技艺尤为重视，入关后，清朝军队仍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持着骑射优势，正因如此，弓马技艺亦成为江户幕府搜集清朝军事情报时的重点关注对象之一。1725年，江户幕府复以“御用”名义向长崎奉行下达了招请擅长骑射的清朝武官的命令。从对骑射之人武官身份的要求可见幕府此举的真实目的。朱佩章接受了此项任务，次年2月归国之时得以其子朱允传名义获得该年广东临时午牌，但因私载武人出境有违清朝律法，11月再次赴日时，所约之人并未同船前往，朱佩章亦因此未能获得日本方面的贸易许可，数月后被迫返航(51)。朱佩章返航七日后，骑射之人陈采若、沈大成分乘二艘唐船登陆长崎，《唐马乘方补遗》中所收“骑射并马医唐人陈采若、刘经先、沈大成之渡来经纬”记载：1727年，朱佩章之弟朱来章听闻其兄贸易受阻后，派弓马俱佳之沈大成与陈采若及马医刘经先搭乘二十番钟觐天之船抵达长崎；另二十一番船船主陈良选应先前朱佩章之再三恳请，改称陈大成，秘携沈大成同日抵达(52)。为博取日方信任，清商竭尽所能招募骑射之人，贸易信牌再次彰显出巨大作用。

　　 江户幕府对陈采若、沈大成二人的到来十分重视，专门派遣富田又左卫门奔赴长崎，记载清朝弓马技艺情报的书面报告被源源不断地送往江户。二人1731年方随唐船回国，滞留日本四年(53)。滞留期间，二人不但教授了马的治疗法、饲养法、相法等方面的知识，而且传授了中国武术中的双刀功夫和一马一箭、一马三箭、苏秦背剑三门骑射之术(54)。这三门骑射术乃清朝武举考试中最难科目，亦为清朝八旗、绿营之强项。关于二人的个人信息，“渡来经纬”中写道：陈采若，三十五岁，九岁师从正红旗同山之官董尔泰，学习弓马之术，曾任陕西西安府中营千总，尤善教授弓马，有弟子三十人，因当差年满，归故乡杭州；沈大成，三十二岁，二十岁时师从台州府守备赵天祥，后历任把总、千总，教授部下弓马七年，去年当差年满，隐退闲居(55)。大庭修对见载于中日双方史料中的清商姓名进行了比定研究，结果表明，沈大成实为杨姓之人冒顶，陈采若乃1723年浙江武乡试第五名武举张灿若之化名(56)。所谓清朝退职武官之说实为清商首尾相合的捏造之言。从陈采若、沈大成在日本的活动来看，二人真实身份虽非清朝武官，但在弓马骑射上造诣颇高，亦可谓江户幕府所求之理想人选。

　　 海国虽有易御敌于国门之外的优势，也有易遭外敌入侵的弱点，江户幕府前期，日本在加紧巡防海岸要塞和修筑沿岸炮台的同时，积极搜集清朝水师情报。1718年，幕府老中大久保佐渡守常春曾向平户藩藩主松浦笃信询问“我国之船与唐船之利弊”及“防御异国船一事”(57)。清朝前期，水师主力船舰—赶缯船、艍船在船型、船体构造上与赴日民间商船并无大的不同。通过此番询问，江户幕府对清、日水师船舰的优劣有了粗略认识。另据1728年李卫奏折，清商“荐引一广东长须年满千总，不知姓名，每年受付数千金，为之(日本)打造战船二百余号，习学水师”(58)。重金招募清朝武官打造战船、教习水师，无疑使江户幕府对清朝水师的船舰性能、水军操练等有了更为全面、直观的了解。

　　 江户幕府对《射史》、《射学正宗》、《武经入学第一明解》、《纪效新书》等中国兵书皆曾作过深入研究，成果报告中不仅详细叙述了射手心理、射手对器物的调试与选择、一马一箭、一马二箭、一马三箭等中国射术理论，亦较为完整地介绍了水兵编伍及操练的方法(59)。然而，文字情报的抽象性导致理论研究无法完全实现技术性情报的获取，江户幕府通过招募清朝武官的手段，实现了技战术情报抽象性与形象性的结合，使其真实了解且切实掌握了清朝军队的技战术，此可谓其搜集清朝军事情报活动中的一大成功。

三、江户幕府贱视与重视清朝的矛盾现象分析

　　 日本江户幕府未与清朝建立官方关系，但却利用各种信息渠道，搜集清朝的舆地、军政、武备技术等方面情报。所获情报种类多样，既有语言情报、文字情报，又有实物情报。就其搜集渠道而言，唐船贸易渠道最为重要。江户幕府实行锁国政策，仅开长崎一港对外通商，而且除荷兰外仅允许中国商船赴日贸易，这充分显示出其对清贸易的重视。唐船贸易的存在亦使长崎成为江户幕府清朝情报的主要源地，但因其部分情报的片面性和模糊性，长崎情报无法完全满足幕府需求。萨摩藩的清朝情报多为琉球赴清使节的亲历亲闻，现地性极强，对长崎情报起到补充、完善的作用。日本漂流民的情报虽然带有较强偶然性，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弥补了幕府清朝现地性情报的不足。对马、松前两藩虽未成为其获取清朝军事情报的有效渠道，但两藩确曾展开对清朝的军事情报活动。锁国体制下，日本江户幕府对清朝情报活动在整体上是被动的，但无论是其对贸易信牌的有效利用，还是不同情报搜集渠道上的连动表现，皆显示出其搜集清朝情报的极高的主动性，此亦恰恰表明日本江户幕府对清朝的重视。

　　 日本江户幕府如此重视清朝，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在日本江户幕府看来，清朝是其政治上、军事上的重要对手。日本原本即为华夷秩序中的极不安分因子，16世纪末开始数度挑战中国在华夷秩序中的中心地位。丰臣秀吉于1592年、1597年两度入侵明朝属国朝鲜并欲假道朝鲜征服大明，宣称“席卷明朝四百余州，以为皇朝之版图”(60)，甚至决定了征服明朝后的“大唐关白”人选(61)，试图取代中国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华夷秩序。1609年，江户幕府建立后不久，萨摩藩获幕府授意武力征服明朝属国琉球，迫使琉球纳贡称臣，再次挑战中国。出于经济利益考虑，江户幕府一度试图恢复明日勘合贸易，但其已将明朝颁发的“勘合”和日方颁发给海外贸易船的“朱印状”置于同等的地位，同时宣称，日本“化之所及，朝鲜入贡，琉球称臣，安南、交趾、占城、暹罗、吕宋、西洋、柬埔寨等，蛮夷之君长酋帅，各无不上书输宾”(62)，内心期望建立“日本型华夷秩序”的目标并未改变。17世纪30年代，日本江户幕府在恢复勘合贸易无望的情况下，建立起以朝鲜、琉球为两翼的“大君外交体制”，独立于中国朝贡体制之外。“大君外交体制”的建立标志着所谓“日本型华夷秩序”的形成，日本最终脱离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秩序。满族兴起打破了东亚原有的军事平衡，建立起较明朝更为强大的清朝，并逐步成为东亚华夷秩序新领袖。崛起过程中，清朝显现出强大的军事冲击力和政治颠覆力，江户幕府由是担心其精心构建的“日本型华夷秩序”为清朝所颠覆，日本再次沦至华夷秩序的从属地位。鉴于此，日本江户幕府始终视清朝为政治上、军事上的重要对手。

　　 其次，清朝是日本江户时代经济贸易上的重要伙伴。日本每年经由商船贸易渠道进口大量中国商品，包括生丝、纺织品、砂糖、药材、矿物、染料、皮革、文化用品等。1683年，进口中国商品种类高达142种(63)，足见贸易覆盖面之广。仅就生丝和砂糖而言，据推算，18世纪初，西阵织造业的从业人口约占京都总人口数的21％，而西阵织所用原材料——生丝的57％则依靠中国进口(64)；1721年，中国砂糖的主要产地之一台湾爆发朱一贵起义，新井白石听闻后，即预言当年砂糖价格必将上涨(65)。中国商品对日本国内社会生产、百姓日常生活的重要性于此可见一斑。清朝不仅是日本江户时代主要进口来源国，亦是其最主要出口商品——铜的最大出口市场。清朝前期中国铜产量严重不足，每年皆需购入大量日本棹铜以保证铸造制钱所需铜料的供应。1674年至1700年间，清朝年均购入棹铜3058741斤，是同期赴日荷兰船年均购铜量的1.3倍(66)。后随云南铜山的开发，清朝铜供给不足的状况得到缓解，但因滇铜质量较差，清朝仍然每年大量购入日本铜。据任鸿章统计，1684年至1851年间，清朝购入日本棹铜总量高达三亿三千万斤(67)。江户幕府时期，清朝是日本最大贸易对象国，国家经济利益亦是促使江户幕府重视清朝的原因之一。

　　 再次，地缘上的临近与自己安全利益高度相关。清朝政局上任何大的变动、对外政策上任何大的调整皆会波及周边邻国，甚至直接危及周边邻国的国家安全，作为东亚社会一员的日本亦不例外。1646年，清军攻陷福州，隆武政权灭亡。江户幕府听闻后，担心大陆动荡外溢，害怕清朝乘势攻击日本，迅即向西国大名下达了警戒外国船只、加强海防的命令(68)。1673年，“三藩之乱”爆发，战事席卷大半个中国。消息很快传至日本，大老、老中等幕府高层齐聚一地听取了林春常的解读(69)。江户幕府虽未被直接卷入，但最终亦因靖南王遣使琉球求取硫磺而被牵扯其中(70)。“三藩之乱”后，清朝愈发重视中琉关系，对外政策的制定亦尽显对琉球的优待。鉴于琉球在清朝朝贡体系内地位的上升，江户幕府要求萨摩藩主妥善处理萨琉关系，同时密切留意清朝动向，并于1719年最终确立了对清朝隐蔽日琉关系的政策(71)。近世琉球中日两属，江户幕府始终担心琉球问题引发清日间武力冲突而使日本陷入危险境地。江户幕府期的日本，国力较为弱小，尚不具备与清朝抗衡的实力，地缘上的临近使其始终抱有强烈的国家安全意识。

　　 江户幕府一方面贱视清朝，另一方面却又重视清朝。表面上看似乎很矛盾，但贱视清朝是从文化心态层面出发的，重视清朝则是从现实层面出发的。如此看似矛盾性的对华观，正是江户幕府时期日本涉华行为的基本特征。

注释：

　　 ①[日]林春胜：《華夷変態序》，[日]林春胜、林信笃编：《華夷変態》卷一，东京：东方书店，1981年，第1页。

　　 ②关于江户幕府的清朝情报研究，日本及欧美学者的代表性成果有：[日]浦廉一：《華夷変態解題—唐船風説書の研究》，[日]林春胜、林信笃编：《華夷変態》卷首，第176页；[美]劳纳鲁德•托比(Ronald P.Toby，日文译名ロナルド•トビ)：《近世日本の国家形成と外交》，[日]速水融、永积洋子译，东京：创文社，1991年，第95-135页；[日]细谷良夫：《三藩の乱をめぐって—呉三桂の反乱と楊起隆、朱三太子事件—》，历史学研究会编：《戦争と平和の中近世史》，东京：青木书店，2001年，第111-144页；[日]松浦章：《海外情報からみる東アジア》，大阪：清文堂，2009年。中国学者涉及此问题的代表性成果有：华立：《“唐船风说书”与流传在日本的乾隆南巡史料》，《清史研究》1997年第3期；王勇、孙文：《〈华夷变态〉与清代史料》，《浙江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③《清太宗实录》卷三十三“崇德二年正月戊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④[韩]国史编纂委员会编：《朝鲜仁祖大王实录》卷三十九“十七年七月丙辰朔”，汉城：探求堂，1982年。

　　 ⑤[韩]国史编纂委员会编：《朝鲜仁祖大王实录》卷四十“十八年五月乙未”。

　　 ⑥《清世祖实录》卷二十一“顺治二年十一月己酉”，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

　　 ⑦《备边司誊录》“丙戌十一月初六日”，汉城：民族文化社，1982年。

　　 ⑧[韩]国史编纂委员会编：《朝鲜仁祖大王实录》卷四十七“二十四年十一月辛亥”。

　　 ⑨《清世祖实录》卷三十“顺治四年二月癸未”。

　　 ⑩[日]林春胜、林信笃编：《華夷変態》卷十，第498页。

　　 (11)[日]日野龙天编：《鵞峰林学士文集》，东京：ぺりかん社，1997年，第509页。

　　 (12)[日]林春胜：《華夷変態序》，[日]林春胜、林信笃编：《華夷変態》，第1页。

　　 (13)朱谦之：《日本的朱子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61页。

　　 (14)[日]林春胜、林信笃编：《華夷変態》卷一，第11页。

　　 (15)[日]中村荣孝：《日鮮関係史の研究》，东京：吉川弘文馆，1969年，第502页。

　　 (16)[日]林韑编：《通航一覧》第六册，东京：国书刊行会，1913年，第117页。

　　 (17)[日]石井民司编：《漂流奇談集》卷首《韃靼漂流記》，东京：博文馆，1900年，第1-12页。

　　 (18)朱绅：《偶纪序》，[日]大庭修编：《関西大学東西学術研究所資料集刊九ノ三　享保時代の日中関係資料二》，京都：关西大学出版部，1995年，第3-4页。

　　 (19)《清朝探事》，[日]大庭修编：《関西大学東西学術研究所資料集刊九ノ三　享保時代の日中関係資料二》，第113页。

　　 (20)《清朝探事》，[日]大庭修编：《関西大学東西学術研究所資料集刊九ノ三　享保時代の日中関係資料二》，第115页。

　　 (21)《清朝探事》，[日]大庭修编：《関西大学東西学術研究所資料集刊九ノ三　享保時代の日中関係資料二》，第116页。

　　 (22)[日]菅俊仍：《和漢寄文》卷三，[日]大庭修编：《関西大学東西学術研究所資料集刊九ノ二　享保時代の日中関係資料一》，京都：关西大学出版部，1986年，第230页。

　　 (23)牛建强：《从风说书看日本德川幕府对对清朝形势的关注》，《郑州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

　　 (24)[日]大庭修：《江户时代中国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戚印平、王勇等译，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83页。

　　 (25)[日]大庭修：《江戸時代の日中秘話》，东京：东方书店，1980年，第131页。

　　 (26)[日]荻生观等：《名家叢書》中册，京都：关西大学出版部影印，1981年，第458-480页。

　　 (27)[日]荻生观等：《名家叢書》下册，京都：关西大学出版部影印，1982年，第385-511页。

　　 (28)[日]荻生观等：《名家叢書》下册，第513-527页。

　　 (29)[日]荻生观等：《名家叢書》下册，第231-233页。

　　 (30)《信牌方記録》，[日]大庭修编：《関西大学東西学術研究所資料集刊九ノ二　享保時代の日中関係資料一》，第33、38页。

　　 (31)《信牌方記録》，[日]大庭修编：《関西大学東西学術研究所資料集刊九ノ二　享保時代の日中関係資料一》，第39、46、49、50页。

　　 (32)《信牌方記録》，[日]大庭修编：《関西大学東西学術研究所資料集刊九ノ二　享保時代の日中関係資料一》，第60页。

　　 (33)《信牌方記録》，[日]大庭修编：《関西大学東西学術研究所資料集刊九ノ二　享保時代の日中関係資料一》，第63、70、75、83页。

　　 (34)[日]佐伯弘次编：《分類紀事大網Ⅰ—対馬島宗家文書資料集1—》，果川：国史编纂委员会，2005年，第64页。

　　 (35)[日]佐伯弘次编：《分類紀事大網Ⅰ—対馬島宗家文書資料集1—》，第75页。

　　 (36)[日]佐伯弘次编：《分類紀事大網Ⅰ—対馬島宗家文書資料集1—》，第78页。

　　 (37)[日]松前町史编集室编：《松前町史　史料编》第一卷，北海道：松前町教委，1974年，第78-79页。

　　 (38)[日]鹿儿岛县维新史料编辑所编：《鹿児島県史料　旧記雑録追録3》1485号，东京：严南堂书店，1973年，第593页。

　　 (39)[日]鹿儿岛县维新史料编辑所编：《鹿児島県史料旧記雑録追録3》1486号，第593页。

　　 (40)琉球于鹿儿岛设置琉球假屋，每年派遣亲方级官员常驻，负责萨琉间的联络。

　　 (41)萨摩于那霸设置萨摩假屋，任命家臣为琉球在番奉行，监视首里王府，虽被禁止干预琉球内政，但负有对琉球的中国朝贡贸易进行监督和武器管理之责。

　　 (42)[日]琉球王国评定所文书编集委员会编：《琉球王国評定所文書》第一卷，那霸：ひるぎ社，1988年，第139-140页。

　　 (43)[日]大庭修：《中華之儀ニ付申上候覚解題》，[日]大庭修编：《関西大学東西学術研究所資料集刊九ノ二享保时代の日中関係資料一》，第360页。

　　 (44)《中華之儀ニ付申上候覚》，[日]大庭修编：《関西大学東西学術研究所資料集刊九ノ二　享保時代の日中関係資料一》，第5页。

　　 (45)《中山世譜附巻》，[日]横山重编：《琉球史料叢書》第五卷，东京：凤文书馆，1990年，第25页。

　　 (46)[日]后藤杨一、友枝龙太郎校：《日本思想大系30―熊沢蕃山》，东京：岩波书店，1971年，第427页。

　　 (47)[日]林韑编：《通航一覧》第四册，第120页。

　　 (48)《聖堂文書》(抄本)，长崎县立图书馆渡边文库藏。

　　 (49)表格制成参阅[日]上野正芳之：《江戸幕府紅葉山文庫旧蔵唐本兵書の輸入時期について》，关西大学史学•地理学会编：《史泉》第52号，1995年。文中对红叶山文库所藏各部中国兵书的出版年及幕府购入时间作了实证性考察。101部中国兵书中，除表1与表2中所记之93部外，1部购于1805年，另有7部购入时间不明。

　　 (50)[日]上野正芳之：《江戸幕府紅葉山文庫旧蔵唐本兵書の輸入時期について》，关西大学史学•地理学会编：《史泉》第52号，1995年。

　　 (51)《信牌方記録》，[日]大庭修编：《関西大学東西学術研究所資料集刊九ノ二　享保時代の日中関係資料一》，第85、93页。

　　 (52)《唐馬乗方補遺》，[日]大庭修编：《関西大学東西学術研究所資料集刊九ノ三　享保時代の日中関係資料二》，第352-353页。

　　 (53)[日]田边茂啓编：《長崎文献叢書》第一集，长崎：长崎文献社，1973年，第246页。

　　 (54)《唐馬乗方聞書》，[日]大庭修编：《関西大学東西学術研究所資料集刊九ノ三　享保時代の日中関係資料二》，第207-233、235-289页。

　　 (55)《唐馬乗方補遺》，[日]大庭修编：《関西大学東西学術研究所資料集刊九ノ三　享保時代の日中関係資料二》，第353页。

　　 (56)[日]大庭修：《江戸時代の日中秘話》，第198-199页，第203页。

　　 (57)[日]崛田正敦编：《寛政重修諸家谱》第4辑“松浦笃信”条，东京：荣进社出版部，1917年，第136页。

　　 (5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13册，李卫奏折，雍正六年八月八日，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48页。

　　 (59)[日]荻生观等：《名家叢書》下册，第38-127、249-255页。

　　 (60)张声振、郭洪茂：《中日关系史》第一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3页。

　　 (61)[日]福尾猛市郎监修：《日本史史料集成》，东京：第一学习社，1980年，第160页。

　　 (62)[日]京都史迹会编：《林羅山文集》，京都：弘文社，1930年，第130页。

　　 (63)[日]岩生成一：《近世日支貿易に関する数量的な考察》，史学会编：《史學雜誌》第62编第11号，1953年。

　　 (64)[日]ロナルド•トビ：《鎖国という外交》，东京：小学馆，2008年，第149页。

　　 (65)[日]宫崎道生：《新井白石の洋学と海外知識》，东京：吉川弘文馆，1974年，第265页。

　　 (66)[日]岩生成一：《近世日支貿易に関する数量的な考察》，史学会编：《史學雜誌》第62编第11号，1953年。

　　 (67)任鸿章：《近世日本と日中貿易》，东京：六兴出版，1988年，第313页。

　　 (68)[日]国史大系编修会编：《徳川実紀》第二编“正保三年十月二十四日”，东京：吉川弘文馆，1913年，第850页。

　　 (69)[日]林春胜、林信笃编：《華夷変態》卷二，第68页。

　　 (70)[日]林春胜、林信笃编：《華夷変態》卷四，第159-164页。

　　 (71)[日]纸屋敦之：《幕藩制国家の琉球支配》，东京：仓书房，1990年，第226、2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