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 钱玄同：相爱相杀二十年_风闻

钱玄同（1887年9月12日—1939年1月17日），中国现代思想家、文字学家、著名文学理论家、语言学家。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浙江省吴兴(今湖州市)人，原名夏，字中季，后改名玄同，字德潜，号疑古，自称“疑古玄同”。从事新文化运动，提倡文字改革，创议并参加拟制国语罗马字拼音方案。钱玄同一生在新文学运动、新文化运动、国语运动、古史辨运动以及音韵学诸方面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钱玄同与鲁迅，应该说是上个世纪初在日本相识于章太炎的门下。当时流亡在日本的章太炎创办“国学讲学会”，讲述中国的小学和历史。由于他采取不收中国留日学生听讲费的形式，吸引了不少中国学生。为了错开中国学生与本校课程安排的冲突，章太炎还增开了一个周日特别班。钱玄同与鲁迅、周作人、许寿裳、朱希祖等就在这个班里一同听取章太炎讲授《尔雅》、《说文解字》。

据钱玄同回忆说：“周氏兄弟那时正译《域外小说集》,志在灌输俄罗斯、波兰等国之崇高的人道主义，以药我国人卑劣、阴险、自私等龌龊心理。他们的思想超卓，文章渊懿，取材严谨，翻译忠实，故造句选辞，十分矜慎，然犹不满足，欲从先师了解故训，以期用字妥帖。所以，《域外小说集》不仅文笔雅驯，且多古言古字，与林纾所译小说绝异。”可见，他们当时已经相识，尽管仅限于每个星期会面一次，谈不上很深的友谊，但对周氏兄弟是相当佩服的。

 1936于章太炎追悼会合影,右二钱玄同,右三周作人

钱玄同与鲁迅真正接触多起来，进而建立很深厚的友谊却是在新文化运动开始后。那时钱玄同是《新青年》六位轮流编辑之一。据鲁迅在《呐喊·序》中回忆，急需为思想启蒙组稿的他，很快想到了曾在日本章太炎门下的同学鲁迅，便跑到绍兴会馆去看望正在抄古碑的这位老同学，质疑他当下所为的作用，劝他写点文章。

鲁迅对他说：“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醒了较清醒的几个，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钱玄同回答说：“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钱玄同的劝说，最终让鲁迅答应邀请，于是便有了最初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接着鲁迅也参加了《新青年》的编辑工作，两人一起战斗，发表了不少反对旧文化、提倡新文化的犀利文章。他们不仅意气相投，观点一致，而且集中火力，协同作战。直到1925年的“女师大风潮”期间，他们仍然一同发表联名宣言，支持学生驱逐校长杨荫榆的行动。

 

客观地说，钱玄同和鲁迅应该算是同路人，他们的方向大致还是相同的。但后来因为一件小事，使两人之间产生了嫌隙。1926年6月，顾颉刚的《古史辩》产生了轰动。鲁迅是不赞成古史辩的观点的，故而撰文进行抨击。而古史辩是由胡适、钱玄同等人倡导的，显然，此时鲁迅所抨击的就不仅仅是顾颉刚一个人，自然也包括钱玄同，于是他们之间的走动也开始少了。

3年后的一天，鲁迅到孔德学校拜访马隅卿，恰好钱玄同也在座，看着名片上所印“周树人”3字，钱玄同笑着问:“你的姓名不是已经改成两个字了吗？怎么还用这三字的名片？”鲁迅不高兴了，正色而严肃地说:“我从来不用两个字的名片，也不用四个字的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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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说的四个字，钱玄同以为是在讥讽自己的笔名“疑古玄同”，顿时脸上也布满了阴云。而在这时，顾颉刚走了进来，两人都愣了。鲁迅抨击过顾颉刚的观点，而钱玄同则是顾颉刚的最要好的朋友，鲁迅很快便起身离开。

鲁迅很不愉快，在给许广平的信中，描述了这次邂逅，“途次往孔德学校，去看旧书，遇金立因(即钱玄同，作者注)，胖滑有加，唠叨如故，时光可惜，默不与谈，少顷，朱山根(即顾颉刚，作者注)叩门而入，见我即踌躇不前，目光如鼠，终即退去，状极可笑也。”钱玄同在《两地书》中看到这封信，对鲁迅给自己的描述，也发了一番感慨：

“我想，“胖滑有加"似乎不能算作罪名，他所讨厌的大概是"唠叨如故"吧。不错，我是爱"唠叨"的，从(民国)二年秋天我来到北平，至(民国)十五年秋天他离开北平，这十三年之中，我与他见面总在一百次以上，我的确很爱"唠叨”，但那时他似乎并不讨厌，因为我固"唠叨"，而他亦"唠叨"也。不知何以到了(民国)十八年我"唠叨如故"，他就要讨厌而"默不与谈"。但这实在算不了什么事，他既要讨厌，就让他讨厌吧。”

据有关学者的研究分析，这次相遇之所以这么快成为两人友谊的终点,可能有两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一是鲁迅当时的心情。鲁迅兄弟失和后，钱玄同却一直与周作人关系十分密切。特别是，他与鲁迅视为仇敌的曾经传播他的《中国小说史略》系抄袭之作谣言的顾颉刚交好，并一同与鲁迅在孔德学校相遇，因此难免不让鲁迅夙怨一触即发。二是两人的思想变化。他们已经不再是新文化运动时那样意气相投、观点一致了。钱玄同对鲁迅参加左翼文艺运动很是不满，在给周作人的信中则语带讥讽地称他为“左翼公”、“左公”，足见思想上的隔膜已经不浅。于是这对昔日的章门弟子、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就再也没走到一起了，彼此恶评也越来越多。

1932年鲁迅所作《教授杂咏四首》中的一首称，“作法不自毙，悠然过四十。何妨赌肥头，抵挡辩证法。”针对的就是钱玄同当年所谓“四十岁以上的人都应该枪毙”的“高论”。1935年的《死所》一文又辛辣地讽刺了因听说有教授在教室中风死去而不再上课的钱玄同。

鲁迅写于1933年的《我怎么做起小说来》给我们新的启发。文中说：“《新青年》的编辑者，却一回一回的来催，催几回，我就做一篇，这里我必得记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督促鲁迅写小说，陈独秀确实颇为上心。1920年3月，他在写给周作人的信中说，“我们很盼望豫才先生为《新青年》创作小说，请先生告诉他。”但这都是《狂人日记》发表之后的事。鲁迅走上新文学道路的第一推动力，还是来自钱玄同。而且，在此前的文章中，鲁迅也是这么说的。

1933年，被共产党除名的陈独秀正因所谓“叛国”而坐国民党的牢。而鲁迅此时不提钱玄同而举陈独秀，应非一时疏忽。鲁迅曾对比过陈独秀和胡适：“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鲁迅还曾不无伤感地说过，《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只有他自己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或许，直到离世，鲁迅的心依然停留在那个早已解散的新文化运动朋友圈。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因独立思考而既不容于共产国际，又不容于国民党的“终身反对派”陈独秀，显然比退隐于书斋的钱玄同，离鲁迅的心要更近一些，或许这才是真正把钱玄同和鲁迅隔开的那堵墙。

钱玄同对鲁迅也是“毒舌”频吐。看过鲁迅的《三闲集》《二心集》后，他在日记中记下，“实在感到他的无聊、无赖、无耻。”钱玄同对《准风月谈》的评价也很低：“总是那一套，冷酸尖酸之拌嘴，骂街，有何意思。”读了孔另境编的《中国小说史料》后，又在日记中说，“据说（孔另境）为鲁迅大弟子之一，郑振铎序此书大恭维一番。”“殊可笑”，“孔氏此书极为简陋也”。其时，鲁迅已经去世，足见钱氏心中芥蒂之深。

1936年10月19日，鲁迅病逝于上海。这时，鲁迅已成为左翼文学之魂，受到青年的爱戴和颂扬，报刊多是溢美颂扬的言论。钱玄同对此写了《我对于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文章回忆了他们之间的交往。他说鲁迅“治学最为谨严”；“绝无好名之心”；“有极犀利的眼光”。他举例说，鲁迅“无论校勘古书或翻译外籍，都以求真为职志”。他特别推崇《中国小说史略》，是“条理明晰，论断精当，……至今还没有第二部书比他更好的，或与他同样好的”。这些著作都体现鲁迅的求真精神，“极可钦佩，青年们是应该效法他的。”

还比如：他治学和写作决非沽名钓誉，而是任凭“自己的兴趣”，这样在写作乃至成书后，“总不肯用自己的名字”，《会稽郡故书杂集》就是一例，这本杂集本是鲁迅编辑，且又作了序，可他在署名时，“不写"周树人"而写"周作人"”，他著书只求“精善，从无粗制滥造”，这“也是青年们所应该效法的。”

再比如：他的小说抉发的多是中国社会的痼疾，如《狂人日记》、《阿Q正传》、《药》等小说，大凡他的文章，真“如良医开脉案，作对症发药之根据，于改革社会是有极大的用处的。”钱玄同表示，他对鲁迅的看法，是基于他与鲁迅交往的事实，而除此之外，“我都不敢乱说。”

当然，文中钱玄同也毫不客气地指出了鲁迅性格上的三个弱点：“一是多疑。他往往听了别人几句不经意的话，以为是有恶意的，甚而至于以为是要陷害他的，于是动了不必动的感情。二是轻信。他又往往听了别人几句不诚意的好听话，遂认为同志，后来发觉对方欺诈，于是由决裂而至大骂。三是迁怒。譬如说，他本善甲而恶乙，但因甲与乙善，遂迁怒于甲而并恶之。”

钱写这篇文章的缘由，在他的日记中可找到一点线索。钱玄同说，“我因为青年们吹得他简直是世界救主，又因有《世界日报》访员宋某电询吾家，未见我，而杜撰我的谈话，我极不愿，因作《我对于周豫才君之追忆及略评》。”看来，钱玄同这篇文章，为自己辩诬的用意并不弱于对亡友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