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峰有史以来最致命登山季之一：事故原因或许不能简单归结为登山门槛低和拥堵_风闻

本文转于《三联生活周刊》2019年第24期，原文标题《遭遇珠峰拥堵》

2019年的珠峰登山窗口期晴朗平静，却成了这座山峰有史以来最致命的登山季之一。截至目前，遇难人数最少达到了11人，其中9人在尼泊尔一侧的珠峰南坡遇难，其中许多人有丰富的登山经验，这让人直觉地感到，事故也许不能简单地归结为登山门槛过低和拥堵。今年有69名中国人申请到了珠峰南坡的登顶许可，他们全都平安下撤，我们采访了他们当中的一部分，希望还原，在8000米以上的空气稀薄地带，到底发生了什么。

登山者从珠峰大本营挺近昆布冰川，这也是珠峰南坡登顶路线最危险的一段（范波 摄）

记者/王海燕 严岩

史无前例的许可证数量

最早的遇难出现在4月20日，早在大规模攀登开始前。那是一名35岁的美国登山者，有人在冰裂缝里发现了他的遗体，没人知道他遭遇了什么，他是单独行动的。这样的遇难在珠峰太常见了，几乎不会引起任何讨论，那时候，大多数的登山队伍才刚刚开始适应大本营的生活，大家更关心何时能够登上珠峰。

全世界的不少高山全年都可攀登，但珠峰不是，珠峰每年的窗口期只有几天到十天不等，大部分集中在5月20日前后，5月初往往会产生小窗口。只有在短暂的窗口期内，这座山峰8000米以上的部分气候才会相对平静——气温不是那么低，风速也不那么高，从而变得可以接近。过去的2018年是个好年份，窗口期达到了11天，各个登山队都有充分的时间协调登顶日期，有人形容“大家都悠闲，像放假一样就登顶了”。但这种好运气没有延续到2019年。

来自西安的范波是今年登顶珠峰的中国登山者之一，他和自己的10名队友4月下旬就到达了海拔5365米的珠峰南坡大本营。在范波的队伍前后，全世界的珠峰攀登者陆续汇集起来。大本营就在昆布冰川边缘的碎石滩上，如同一座流淌的彩色帐篷城市，在大本营边缘的高处，已经可以遥遥看到珠峰线条硬朗的山体。尼泊尔当地的探险公司会为大本营的所有登山者提供全套服务，包括申请登山许可、保障后勤、提供夏尔巴向导和救援。夏尔巴是一个常年生活在喜马拉雅山脉4000米海拔左右的高山民族，从人类攀登珠峰开始，他们就开始为外来攀登者提供向导和协作服务。大本营的生活并不艰苦，这里可以喝到咖啡，吃到新鲜水果，享受到火锅在内的川菜，当然，并没有什么娱乐设施，人们靠斗地主、看书、断断续续上网和互相串门打发时间。

珠峰大本营的夜晚（范波 摄）

登山者们早早到达珠峰大本营，一是为了训练和适应高海拔气候，二是为了等待窗口期，精确的天气预报只会提前一周出现。今年的第一个坏消息是，尼泊尔政府发出了史无前例的381张登山许可证，每张许可证背后，除了登山者本人，一般还会有最少一名当地向导或协作，这意味着整个登山季会有上千人出现在南坡的登山路线上。

人人都知道，尼泊尔一侧的珠峰南坡攀登人数在年年上涨，登山者是不可控的，但大多数人别无选择。

攀登珠峰的另一条成熟商业路线位于中国境内的西藏一侧，但中国的审核和管理严格，攀登珠峰，必须有登顶8000米以上高峰的经验，提前三个月向国家体育总局申请报批，基础费用为每人45万元人民币，且每年会将登山总人数限制在300人以内。而尼泊尔一侧的南坡门槛明显低得多。来自中国的登山向导张俊告诉本刊，今年的价格最低已经被压到了2万多美元，其中包含尼泊尔政府收取的1.1万美元登山许可证费用，而在2014年以前，光是政府收取的许可证费用就达到25000美元。尼泊尔政府虽然要求申请者必须有过6000米以上高山的攀登经历，最好有8000米以上的经验，但报名时只需要提交体检表和经历表，经历表并没有强制验收，也没有核实，部分登山公司几乎来者不拒。

来自安徽的中国登山者汝志刚也是4月中旬到达大本营的，他是一名环球旅行家，和所有的登山者一样，在大本营等待期间，他做过一次拉练，是和另外10多名登山者一起进行的。按照计划，那次拉练中所有人都应该到达7300米的C3营地，但最终只有4个人完成了。而拉练没有完成并不意味着失去正式的登山机会，汝志刚向本刊解释，登山队并不强制队员完成拉练，只是为向导和登山者之间提供互相观察和配合的机会，并让他们更好地适应高海拔低氧、低气压的环境。

2019年第一个窗口期出现在5月16日至18日左右，准确来说，这个窗口期指的是从海拔8000米的C4营地冲顶的窗口期，而从大本营到达C4营地还有4～5天的徒步攀登路程。所有人都知道第一个窗口期出现了，但当时一是山顶风速仍然较大，更重要的是路绳还没有修好。每一年，当地的登山公司都会集资邀请夏尔巴重新修整和固定这条唯一的安全路绳，在无法确定路绳状态的情况下，绝大多数登山公司都不敢冒险。

也有登山队伍考虑到可能出现的拥堵，选择了紧跟修路队，在第一个窗口期登顶，选择这个激进策略的包括一支中国登山队川藏队和一支国际登山队。根据媒体报道，川藏队甚至自己带了路绳、岩钉、雪锥，如果路绳还未被修好，就自己动手，川藏队的所有成员最终都成功回到了大本营。

但和川藏队几乎同时出发的国际队传来了坏消息，这支队伍里两名队员遇难了。根据外媒报道，一名39岁的爱尔兰登山者在登顶后的下撤途中，于海拔8300米左右的地方滑落，往下滑坠了500米身亡。这名登山者是一位大学教授，曾攀登过包括北美最高峰麦金利山在内的众多山峰，40岁以前登上珠峰是他的梦想。登顶后，他给自己正在怀孕的妻子发出了最后一条短信，他说“我做到了，我要回家了”。他的夏尔巴向导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脱离路绳。另一名28岁的遇难者Ravi Thakar来自印度，他同样已经成功登顶，且返回了C4营地，按照常理，那几乎已经意味着安全了，但在C4营地休息了一晚后，他的夏尔巴向导发现，Ravi Thakar已经在帐篷中停止了呼吸，他可能死于突发疾病。

范波是在5月18日得到Ravi Thakar遇难消息的，当时他已经和队友一起准备从大本营出发了。范波认识Ravi Thakar，因为两人所在的登山队使用了同一家尼泊尔探险公司的服务，所以两支队伍的帐篷离得很近，Ravi Thakar经常到范波他们的帐篷里找人聊天，范波记得那是个精干的小伙子，皮肤黑黑的，外向，善谈，爱笑。

坏消息还不止这些，从4月下旬到5月中旬，喜马拉雅山系多座8000米以上的雪山之上都有人遇难，至少包括：8586米的干城章嘉峰，2名；8516米的洛子峰，1名；8563米的马卡鲁峰，3名；8201米的卓奥友峰，1名。范波所知道的一名马来西亚登山者Wui Kin-chin，登顶8091米的安娜普尔纳峰后，下撤途中在海拔7700米处遭遇危难，独自生存40多个小时后获救，但回到新加坡后依然不治身亡。和珠峰不一样，这些都是没有成熟商业攀登路线的雪山，遇难的大多都是更专业的登山者。这些遇难对珠峰的攀登者来说，是坏消息，但不是阴影。

登山者在海拔6400米C2营地看晚霞（范波 摄）

短暂的窗口期

根据天气预报，新的窗口期出现在21日至23日，只有三天。往常窗口期长的时候，夏尔巴之间会用公共频道协调，让各个登山队错峰出行，但今年的窗口期太短太短了，松散的协调失效。登山队之间各自行动，多数都选择了气温相对最高、风速相对最低的中间这一天，即21日从C4营地出发，22日冲顶。汝志刚与范波所在的两支队伍也选择了这一天，他们分别在18日凌晨1点和2点出发，考虑到可能出现的拥堵，他们的一些队友准备了8瓶氧气，这些氧气会由夏尔巴事先运到山上，存放在不同的节点位置，根据过往经验，实际上正常情况下只配备6瓶。

第一段路程是从珠峰大本营到达6400米的C2营地，其中最艰难的部分就是经过昆布冰瀑，这条冰瀑长约4公里，又被称为恐怖冰川，冰川中心每天都在发生位移，使得这里经常发生冰崩，到处都是破碎的冰舌、倾斜的冰塔、深达几十米甚至深不见底的冰裂缝，在沿着路绳过一些垂直的冰壁和冰裂缝时，已经需要排队等待了，一些不熟练的登山者需要花很长时间攀爬，跨过梯子。汝志刚记得，他路过昆布冰瀑时，远处还发生了雪崩，巨大的轰隆声和滚滚白雾让所有人的神经都变得紧张，队伍的整体行进速度并不慢，大多数队伍都在18日午间到达了C2营地，并将在那里休整一天。

一个说法是，在世界著名的雪山攀登中，珠峰并不难。一名登山爱好者告诉本刊，他经常在朋友圈看到，有人又成功登顶珠峰了，这会给他一种感觉，“我明明比他强，为什么他都可以，我不可以？”但汝志刚在完成登顶后的感受是，如果从攀登技巧的角度评论，攀登珠峰的确不是最难的，这里有成熟的攀登路线，一些冰壁看起来非常陡，但踩的人多了，后来者顺着脚印上下就可以走。汝志刚自己可以熟练地使用上升器、下降器这类攀登工具，他的夏尔巴向导比他更熟练，大多数时候，这类操作他会让自己的夏尔巴向导代劳。但另一方面，和很多的攀登者一样，他很快就发现，因为垂直距离上升快，路途遥远，作为世界最高的山峰，珠峰对攀登者体能的消耗和考验是其他很多雪山不能相提并论的。

到达C2营地后，所有登山队会就地修整一天。汝志刚所在的队伍是20日凌晨4点从C2营地出发前往海拔7315米的C3营地，途中从海拔6900米攀登洛子壁开始，攀登者开始使用氧气。洛子壁是一片45～55度之间冰冷雪坡，它会一直延续到海拔接近8000米的C4营地。在汝志刚看来，从C2到C4中间，洛子壁几乎是整个攀登中最难受的一段，他开始喘起来，氧气阀开着，但感觉跟没开一样，冰爪磨在岩石上会发出尖利刺耳的声音，令人狂躁。珠峰也看不见了，那个目标隐没起来，攀登变得极度枯燥。范波则在攀登洛子壁的后半段感觉双腿像灌了铅一样，他需要艰难地向前挪动。因为人多，行进队伍依然是缓慢的，但缓慢甚至让很多人感到相对舒适，因为可以停下来喘口气。当时，他们都认为拥堵依然在预料的范围内，应该不会出现太大问题。

大多数人在C3营地休息一整晚后，于21日下午到达C4营地。在必须经过的洛子峰C4营地下方和左侧，包括来自中国的登山向导张俊和范波在内的很多登山者都看到了两具遗体。遗体看起来是近期逝者的，其中一具已经被塑料裹好，等他登顶回来时，已经不见了，另一具直到他们下山，依然躺在雪地上。

范波（右）与他的夏尔巴向导在珠峰顶（范波 摄）

范波的一名女性队友德吉梅朵在C4营地放弃登顶了，她从C2营地开始就严重缺乏睡眠，到C3营地时又逢生理期，花了11小时才到达C4，如果她继续冲顶的话，意味着她只能休息2个小时，又要开始长达20个小时左右的攀登和下撤。她有10多年的攀登经验，成功登顶过四姑娘山三峰、雀儿山、慕士塔格峰、尼泊尔岛峰等雪山，她为这次攀登珠峰已经做了多年准备，她并不认为自己没有能力登顶，但她当时的身体状态她自己清楚，她必须有勇气选择放弃，事后来看，德吉梅朵的这个决定无比正确。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知道，在珠峰，放弃，永远是比冲顶更难做出的选择。

因为从C4营地到珠峰顶，就是真正的最后冲刺了，从这里往上，垂直爬升距离接近900米，行走距离超过4公里，这里的空气只有海平面的1/3，真正的拥堵也开始了。张俊所在的队伍原先准备在晚上8点出发，如果按照往年路上的情况，他们可以带着客户在早上五六点钟到达峰顶，但考虑到今年人多，他们决定把时间提前到7点半。结果等他们7点半收拾好从帐篷钻出来时，才发现一条蜿蜒的灯带流淌到他们前面很远了，那是更早出发的攀登者们的头灯组成的灯带。

汝志刚比他早一点，7点钟就出发了。差不多是从C4开始，他开始感到强烈的身体变化，在大本营时，他的帽子明明是合适的，但现在，帽子开始频频往下掉，他的肚子上如同有人用绳子在勒着，使得他的腹部快速和后腰贴近，他并不饿，缺乏氧气和低气压让他的消化系统几乎停止了工作，但他需要能量，他的肌肉和脂肪在快速流失，他的脸和肚子都干瘪下去。他感到很难受，要弯着腰走，但他知道，他还能感受到自己的身体变化，这是好现象，更多的人则会变得麻木，除了疲惫，可能根本无法察觉自己的身体发生了什么。

从C4营地出发，攀登者需要先经过一段30度左右的雪坡，45度左右的雪岩冰岩混路，随后到达8400米左右的阳台，几乎所有登山队都会在那里放置备用氧气供置换。阳台过后沿着南峰山脊，汝志刚发现，几乎每一个地方都堵，如果C4营地之前大家只是走动缓慢，那么到了最后的冲顶阶段，很多地方都挪不动了。但即使站着，氧气流量也需要开着，最多调小一点，这意味等待的每一分钟，氧气都在流逝，而在8000米以上的地带，氧气等于生存机会。

汝志刚花了整整10个小时才到达著名的希拉里平台底部，这是一段通往珠峰峰顶的的岩石断面，高约12米，近乎垂直，一侧是陡峭的岩壁，另一侧是深不见底的悬崖，攀上希拉里台阶，珠峰顶就触手可及了。汝志刚到希拉里台阶底部的时候，已经有更早登顶的人在返程了，他发现自己完全动不了了。

因为上行和下行的人需要用同一根路绳，大家必须交替使用，使用的方式是，一个人紧贴着路绳不动，另一个人先解开自己身上的两个安全锁扣中的一个，绕过对方的身体，挂到另一边的路绳上，然后回头解开前面一个安全锁扣，然后几乎以拥抱的姿势跨过对方。希拉里台阶很难上，很多攀登者很久都无法使用上升器把自己拉上去，希拉里前后的路又太窄了，有的地方仅容一只脚站立，那些上不去的人无法得到帮助，他们艰难操作的时间里，其他人只能等着，另外，人群混乱地交错上下也极其浪费时间，那种情形如同一条单行道上发生了双向堵车。

根据媒体报道，有夏尔巴试图维持寻找更高效的解决办法，比如先上30个，再下30个，但方案失败了，没人遵守。当然，有些人可能完全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一名中国的登山者因为在希拉里平台处等待时间过长，完全陷入了意识模糊，在长达10多分钟里对周围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那是缺氧造成的。汝志刚在希拉里台阶堵了快一个半小时，才最终上到峰顶，他登顶的时间是7点20分。

范波跟汝志刚登顶的时间差不多，在路过到达希拉里台阶底部之前，因为一支印度队伍刚从希拉里台阶下撤，让范波得到了“超车”的机会，他记得自己在那里超过了3个人，他无意中关注了一眼，事后才知他就是美国登山者Donald Cash，从外表当时对方看不出任何异样。但根据外媒报道，54岁的Donald Cash在8点过后登顶珠峰，很快出现抽搐，他的两个夏尔巴立即为他实施了心肺复苏，增加氧气供给，之后向导将他带下了希拉里台阶，但两个多小时后，他还是没能醒过来。珠峰是Donald Cash“7+2”挑战项目（登上七大洲最高峰和南北极徒步）的最后一站。

汝志刚和他的夏尔巴向导

更重要的是登顶后活着

汝志刚在珠峰顶拍了很多照片、视频，但他在那里待了半个小时后，就匆匆下撤了，下撤途中，他再次在希拉里台阶处被堵了一个半小时。那时候路上已经开始接连出事了，在8700米左右的位置，汝志刚看到一个身穿黄色登山服的印度女队员，坐在路绳结点处，嘟哝着说胡话，来回比划双手。汝志刚差点踩到她，但对方完全没注意到。

从印度女队员身边刚刚过去，汝志刚就听到后面传来一声大叫，随即有什么东西朝下方的汝志刚这边滚来，他下意识地跳了起来，发现从他脚边滚过的正是那个印度女队员，她在前方被绳结拦住了。那个女队员拖着路绳，把同在路绳上的汝志刚也绊倒了，汝志刚的羽绒服还被她的冰爪划破几个洞，羽毛飘飞。汝志刚向上看，发现她的两个夏尔巴向导还在上方，显然也被吓到了，赶紧下来。在后来汝志刚拍摄的视频中可以看到，两名向导拉着印度女队员的左手试图往上拽，但女队员的身子直往下滑，双腿和右手在雪中挣扎了几下，看起来已经没有一丝力气了。

第二天，汝志刚回到C2营地休息时，听说那名印度女队员已经遇难了，他不太确定遇难者的身份。实际上，在今年的珠峰南坡9名遇难者中，有4名印度籍遇难者。除了5月17日遇难的Ravi Thakar，还有两名女队员Anjali S Kulkarni和Kalpana Dash，其中Anjali S Kulkarni是和丈夫一起前来攀登珠峰的，在登顶后下撤到阳台附近体能耗尽遇难，遇难时，她的丈夫Sharad就在她50米以外，但无能为力，他的夏尔巴向导不得不把Sharad拽走，否则他也将在山上遇难。为了准备这次珠峰攀登，这对夫妇双双辞职一年了。

另一名印度籍遇难者Kalpana Dash是一名律师，2008年曾登顶过珠峰，也是印度少数民族奥里雅组首位登顶珠峰的女性，根据维基百科，她遇难的地点在8400米阳台更上方的某处，汝志刚遇到的印度登山者有可能就是她。

根据本刊采访的多位中国登山者的印象，近几年珠峰登山这种最多的就是印度籍，一个原因是印度军方从多年前就开始支持印度军人、警察的珠峰探险活动，还组建过女子攀登队。范波说，在攀登对的队伍中能够很明显地看出哪些是印度军人、警察，他们不光着装一致，在拥堵路段，还明显地列队整齐；另一个原因是，印度人向尼泊尔官方支付的许可证费用比其他国籍的登山者更低，这件事没有官方信源，探险公司也否认了这件事，但数位互不认识的登山者都向本刊证实，印度人拿到许可证的费用的确更低，虽然不清楚具体数额，但营地许多人包括夏尔巴都知道这件事，这可能也是印度籍登山者越来越多的原因。除了珠穆朗玛峰，今年喜马拉雅山系其他雪山登山遇难者当中，印度籍登山者也是最多的。

另外，这次珠峰攀登的遇难者当中，无论南北坡，除了尚未登顶就在昆布冰川遇难的美国登山者以外，所有人都是登顶后在下撤途中遇难的，有媒体直接将之形容为“傻子都能登上珠峰，关键是要活着回来”。一名中国登山者于水向本刊描述自己的感受：“你知道在山上死多舒服吗？你往那一坐，晒着太阳，睡一觉，你就死了，死比活容易太多。”因此，在下撤的途中，她绝不敢让自己睡着，有的时候，她的夏尔巴向导坐在一边休息，她都会站着等对方，她甚至不敢坐下去。

范波、汝志刚和于水都是22日比较早从山下就往下撤退的，张俊晚一些，他的客户王金霖年纪比较大，向上攀登时速度较慢，因此，下撤时，他们几乎已经是当天的最后一波攀登者了，那时实际上不到上午9点。张俊说，在他过去两次珠峰登顶的经验里，有时直到中午12点都还有人登顶，但今年因为考虑到拥堵情况，所有人都出发得很早，并早早完成了登顶。因为缺氧，王金霖在下撤时出现了视力模糊，张俊紧急叫了山下的领队派出夏尔巴上来救援，同时搀扶着张俊缓慢往下。

在海拔8400米左右的地方，张俊听到有人呼喊的声音，前面一个登山者已经躺下了，后面一个男性登山者在呼喊。张俊听不懂对方在喊什么，只能勉强分辨出其中夹杂的“help”这个单词，根据对方的登山服，他猜测他们应该是来自印度的登山者。当时周围已经几乎没有登山者了，张俊确定对方是在向自己呼救，王金霖让张俊去救他们，张俊说，“我连你都救不了。”

实际上，张俊第一年攀登珠峰时，曾在8600米左右的位置实施过救援，准确的说法是，当时他和自己的客户都状态良好，不需要夏尔巴的协助，因此让自己的夏尔巴去援救了两个已经昏迷十来个小时的尼泊尔人和巴基斯坦人。但这一次，他做不到，因为他发现王金霖的意识已经有些涣散。更糟糕的是，他们当时赶上了同队中的另一个队友，那名队友的状态同样不容乐观。如果张俊的猜测信息无误的话，向他呼救的可能正是那对印度夫妇。

根据张俊的经验，那个向他们呼救的登山者如果能坚持往下走，还有希望活下来，在下撤的路上，每往下挪动一米，生的机会就多一分。但他不抱乐观态度，那个登山者身边虽然还有队友，但只有一个夏尔巴了，并且没有多余的氧气。“一个人在上面垮掉了，没有四个人带不下来。”这句话成立的前提是依然有氧气，并且，带下来的意思是，那些关键的部分，都需要登山者靠着自己的意志力拼过去，比如垂直高度超过10米的希拉里台阶，比如两侧都是万丈深渊暴露感极强的南峰顶，比如8600米处覆盖着冰雪的巨大岩石。自己拼过去了，别人才能帮到你。张俊说，王金霖的性格里挺刚的，他拼过去了。

这让人想起《进入空气稀薄地带》里面的一句话：“虽然几小时之后我们将作为群体离开营地，然而在攀登的过程中我们却是作为个体去行动的，既不通过登山绳也不依靠深厚的忠诚与他人联系在一起。每个人都将为自己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