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能想不到，70年代的朝鲜出过很多声援韩国民主斗争的小册子_风闻

文：徐图之

《抵抗仍在持续》《可怕的证言的记录》《独裁者的临终症候》《史无前例的拷问政治》《谈疯狗》《无光之世 无气之宇》《怒火冲天》《冲破时代的黑暗》《拷问政治 怨恨的爆发》……看到这些控诉独裁、宣扬抵抗的书名，再翻开内页“朝鲜 外（国）文出版社 平壤”几个字，你能相信这是朝鲜出版的图书吗？而且还是中文版。没错，最后一页上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印刷”几个字更验明了正身。

这一系列图书虽然是朝鲜出版物，但中国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及一些地方省市图书馆、资料室都有零星收藏，有的还在官网上注明是“交换品”，也就是朝鲜当年赠送给中国的合法出版物。我手头的九本书是从旧书网收集的，其中有一本在封面有盖章“注销”，还有一本注明“复本过多”，可见当年数量不少，但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人的阅读记忆中，似乎从未出现过这批“朝鲜蓝皮书”（我的九本书中有五本封面主色调为蓝色，姑妄名之）的名字。

原来，这批书有一个共同的名字《韩国通讯》（有的印在封面，有的则不然），它们以日文原载于日本岩波书店出版的月刊《世界》，作者笔名是T.K生。显然，这是一个故布疑阵的化名：表面上似乎告诉读者，作者是韩国东南部T.K地区（大邱、庆尚道的英文头字母缩写，朴正熙与全斗焕均出生于此）出生的人，而实际上南辕北辙。直到2003年，出生于朝鲜平安北道、时任韩国广播公司（KBS）理事长的学者池明观才宣布，他就是T.K生。

曾经旅日近二十年的池明观，在1973年5月号至1988年3月号《世界》月刊连载《来自韩国的通讯》（日文名《韓国からの通信》，以下简称《韩国通讯》），“用事实、消息和夸张的混合体尖锐批判朴正熙、全斗焕政权”，“对日本知识分子的韩国观产生了巨大影响”（《总统朴正熙传》作者赵甲济语，见该书第三册第158页）。池明观也承认，“连载的内容八成以上都是正确的”，这就意味着，有一部分内容不怎么准确。事实上，《韩国通讯》也直言不讳地说：“流言蜚语成了能够了解真实的唯一手段。”（见《怒火冲天》第29页，刊于1982年12月）因为当时韩国媒体都在全斗焕政权的严密管控中，身在日本的《世界》月刊也就成了向世界传递韩国消息的一个重要窗口，虽然难免有夸张失实之处，比如对光州事件的描述。

这也正是朝鲜翻译出版《韩国通讯》的原因：除了用具体事实揭露并严厉谴责朴正熙和全斗焕政权，“通讯又热切地呼吁热爱自由和民主的世界善良人民，真诚地声援南朝鲜爱国人民不顾敌人的残酷镇压，不屈不挠地为争取南朝鲜社会的民主化而进行的顽强斗争”（见《抵抗仍在持续》出版说明）。需要指出的是，朝鲜出版的这一系列图书，中文版封面上书名称为《韩国通讯》而不是《南朝鲜通讯》，颇为罕见，因为从《世界》连载这个专栏“以后十多年来，我出版社把这些通讯编译成各国文字的书出版”（见1984年出版的《怒火冲天》出版说明），而我查到的其他国家文字版本主要是英文版和俄文版，它们把这书叫Letters / Reports from South Korea，只有一本叫Letters from Korea（见上海译文出版社《韩国研究西文、俄文文献目录》第23、24、31、36、42、43、102页）。

朝鲜外国文出版社说，这一系列的《韩国通讯》出版后，“已有许多读者成了我们的朋友”，“我们的一位读者说，想真实地观察南朝鲜现实的人们并不是把《韩国通讯》当做野史，而是当做正史来读的”。但是，吊诡的是，《韩国通讯》很可能并没有在朝鲜半岛以朝鲜文或韩文出版过，朝鲜外国文出版社的出版物是以外文形式向外国输出的，有英国图书馆就将Letters from South Korea列为propaganda（宣传品），而韩国直到2008年才以《한국으로부터의 통신》（《来自韩国的通讯》）原题出版了池明观对此通讯的评述文集。

数量上，朝鲜出版的《韩国通讯》仅中文版就有十余本（除了上述九本，我查到还有1975年二十八页的《愚蠢的统治者》和1985年一百一十六页的《嗜血成性的刽子手》），英文版至少五本、俄文本至少三本，甚至比日本岩波书店1974、1975、1977、1980年分别出版的四卷本日文单行本及1976年一卷本英文版要齐全得多，不过普通朝鲜人恐怕无缘得见。这倒是世界出版史上的一个奇观。

说到韩国，前总统朴槿惠出庭受审，被问及职业时回答“无业”，有点好笑。其实，二十二年前，卢泰愚和全斗焕两位总统也曾在同一法院受审，法官问“住址是哪里”后，卢答“是汉城拘留所”，全答“安养教导所”，分别引起旁听席上一阵哄笑。1995-1997年的韩国大审判，中国至少出了三本书，但只有权赫秀的《世纪大审判》最可靠。他当时在韩国留学，一度尝试去法院门口排队领旁听票，但因“黄牛党”太多而作罢。全、卢两人本来已被检方以杀人和内乱罪公诉期超期而免予起诉，但后来卢泰愚以他人名义分散存在各个银行的秘密账户曝光，这才导致将受贿罪作为突破口的重新调查，时任总统的金泳三指示所属的执政党在国会提议制定特别法获得通过后，审判全、卢的内乱、叛乱罪才有了法律依据，成为民心所向。

颇为讽刺的是，全斗焕在审判初期不认罪，后来检方从保安司令部找来九卷三千八百余页《第五共和国前史》与他对质，他才老实下来。因为，这部《前史》正是全斗焕自己下令找来八位教授，利用保安司提供的三百多人的证言及档案、报刊甚至监听记录，秘密编辑而成。全书只打印了三部，且被全斗焕在1981年下令“此后二十年内不得公开”。正如该书序言里所说：“我国自古以来就和中国一样，将那些最刚直和最有学问的人任命为史官，负责整理过去的史料和逐日记录国家的重大事件，并为了防止历史记录的歪曲，连国王也禁止查阅当代的历史记录……”简言之，《五共前史》就是全斗焕政权的《朝鲜王朝实录》，全斗焕给自己挖了个坑，含泪也得跳下去。

最近，《全斗焕回忆录》出版，皇皇三卷却不见引用《五共前史》，可能是由于该史料于己不利，但主要是因为他现在也没有查阅权限了。因为仅在审判庭上短暂露面后，这部书就又被束之高阁了，韩国各图书馆也没有。新总统文在寅说要彻查光州事件真相及责任人，倒不如从公开出版《五共前史》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