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东屏：对劳动者最公平的制度_风闻

六零年粮食短缺的时候，没有奸商囤积居奇，没有匪盗横行，却有一方有难，全国来支援。当时我的家乡即墨县是受灾比较严重的地区，中共中央与山东省委都派过调查组来调查灾情。山东省政府调运粮食到即墨，青岛和上海人民捐献衣服粮票，云南与贵州的“野猪肝”“锦毛狗”都运到了即墨。还有山东其他地区的红薯叶源源不断的运到受灾的村庄。正是这些全国各地的支援，让即墨人民渡过了难关。尽管很多人挨饿，但很少人饿死[7]。

　　美国学者戴瑞福专门研究了大跃进的“吃青”问题，把中国农民的“吃青”看成是中国农民对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有意识的反抗和抵制[8]。他显然不知道“吃青”这种做法只有在集体农业的社会条件下才会发生。如果庄稼都是私人的，任何人都不会让别人“吃青”的。正是因为庄稼是集体的，人人都有份，才有可能在大家饿肚子的时候，大面积的“吃青”，减少了饥荒造成的损失。

　　当然，从生产效益上来讲，“吃青”是不划算的。被吃掉的没有完全成熟的庄稼成熟后产量会更高。但是如果人饿死了，产量高又有什么用。“吃青”确实起到了解燃眉之急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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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经济体制，保证了农民不会因还不起银行的贷款，因粮食价格浮动收入减少而破产。当大量的印度农民因为绿色革命技术的冲击破产，甚至选择自杀的时候，中国农民分享了绿色革命带来的粮食增产，和劳动强度降低的好处，但无需应付绿色革命带来的冲击。

拖拉机、抽水机、脱粒机、播种机、收割机等现代化机械，降低了农民的劳动强度，解放了生产力。解放出来的劳动力没有失业，而是转移到了其他行业。

　　由于农业机械化和农业电气化解放了大量的生产力，为中国农村的乡镇企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拿即墨县来说，乡镇企业像雨后春笋一样出现。即墨县的每个村子都至少有一家村办企业。每个公社都有几家社办企业，雇用大量的农村高中生。我本人高中毕业后回乡参加劳动，先在村办的企业里开了半年车床，当了半年钳工，然后又当了三年多的厂长。这个厂有一百七十三名工人，每年产值超百万。除了这个厂子，我们村还有一个建筑队，一个自行车修理铺，一个做大衣镜子的厂子，一个为村民磨面的磨坊，一个加工花边的缝纫机队。

　　这些集体所有的企业，为农村集体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也极大的提高了农民的收入。在集体企业上班的工人跟在地里干活的农民一样，都是挣工分的。最后集体的粮食，集体企业的收入，统一分配，实现了收入的极大公平。实现了人人有饭吃，有工作做，有免费医疗，免费教育，而且人均收入基本上是在逐年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在逐渐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