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东屏:对劳动者最公平的制度_风闻
有嘲gether-2019-06-19 10:51
六零年粮食短缺的时候,没有奸商囤积居奇,没有匪盗横行,却有一方有难,全国来支援。当时我的家乡即墨县是受灾比较严重的地区,中共中央与山东省委都派过调查组来调查灾情。山东省政府调运粮食到即墨,青岛和上海人民捐献衣服粮票,云南与贵州的“野猪肝”“锦毛狗”都运到了即墨。还有山东其他地区的红薯叶源源不断的运到受灾的村庄。正是这些全国各地的支援,让即墨人民渡过了难关。尽管很多人挨饿,但很少人饿死[7]。
美国学者戴瑞福专门研究了大跃进的“吃青”问题,把中国农民的“吃青”看成是中国农民对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有意识的反抗和抵制[8]。他显然不知道“吃青”这种做法只有在集体农业的社会条件下才会发生。如果庄稼都是私人的,任何人都不会让别人“吃青”的。正是因为庄稼是集体的,人人都有份,才有可能在大家饿肚子的时候,大面积的“吃青”,减少了饥荒造成的损失。
当然,从生产效益上来讲,“吃青”是不划算的。被吃掉的没有完全成熟的庄稼成熟后产量会更高。但是如果人饿死了,产量高又有什么用。“吃青”确实起到了解燃眉之急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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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经济体制,保证了农民不会因还不起银行的贷款,因粮食价格浮动收入减少而破产。当大量的印度农民因为绿色革命技术的冲击破产,甚至选择自杀的时候,中国农民分享了绿色革命带来的粮食增产,和劳动强度降低的好处,但无需应付绿色革命带来的冲击。
拖拉机、抽水机、脱粒机、播种机、收割机等现代化机械,降低了农民的劳动强度,解放了生产力。解放出来的劳动力没有失业,而是转移到了其他行业。
由于农业机械化和农业电气化解放了大量的生产力,为中国农村的乡镇企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拿即墨县来说,乡镇企业像雨后春笋一样出现。即墨县的每个村子都至少有一家村办企业。每个公社都有几家社办企业,雇用大量的农村高中生。我本人高中毕业后回乡参加劳动,先在村办的企业里开了半年车床,当了半年钳工,然后又当了三年多的厂长。这个厂有一百七十三名工人,每年产值超百万。除了这个厂子,我们村还有一个建筑队,一个自行车修理铺,一个做大衣镜子的厂子,一个为村民磨面的磨坊,一个加工花边的缝纫机队。
这些集体所有的企业,为农村集体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也极大的提高了农民的收入。在集体企业上班的工人跟在地里干活的农民一样,都是挣工分的。最后集体的粮食,集体企业的收入,统一分配,实现了收入的极大公平。实现了人人有饭吃,有工作做,有免费医疗,免费教育,而且人均收入基本上是在逐年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在逐渐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