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东屏：中国曾经是世界上唯一摆脱三农危机的国家_风闻

导语

　　最近的中美贸易战，也让美国的三农问题再次受到审视。而事实上，包括美国在内的很多国家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都面临着三农问题的困扰，但却都没有能够有效解决。这里有一个例外，那便是中国。

　　在中美贸易战的当下，为了转移国内矛盾把问题的罪魁祸首认定为中国当然是错误的。但是更应该关注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能够摆脱三农危机，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全球性的三农危机

　　全世界可能只有中国人才讨论三农危机的问题，因为中国人不知道自己曾经是唯一一个摆脱了三农危机的国家，所以当三农危机降临到中国人的头上的时候，中国人才大惊小怪，政府一年一个一号文件，学者开始研究三农危机的问题。而在世界其他地方，三农危机已经延续了上百年，人们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了。

　　三农危机确实是全球性的，现在西方世界大谈特谈的气候变化与全球暖化的危机，都是跟三农危机相关的。因此，三农危机尽管在海外没有人重视，但最终可能威胁到人类的生存。

　　三农危机的出现和发展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过去一百多年来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以牺牲农村、农民和农业为代价的。城市资本家掌握着农业生产资料和粮食的经营权。一家一户的农民无法与他们竞争。碰上天灾人祸，或生产资料和粮食价格的波动，就大量破产，丧失土地。

　　在美国等西方国家，这个过程就是大量的农民失地。今天美国只剩下百分之二的农民。而土地兼并的过程还在进行。美国作家珍妮史玛丽的《一千英亩地》生动的描述了美国的土地兼并的过程[1]。西奥多德瑞瑟的《凯瑞妹妹》[2]，来尔的《屠宰场》则介绍了农村青年离开农村，到城里谋生的过程[3]。

　　因为只有2%的人口从事农业，导致美国的农业完全依靠现代化的大机械：大型拖拉机、大型联合收割机、大量的化肥、大量的农药、大量的除草剂。大量的使用农业机械的结果，造成土壤严重板结。大量使用化肥农药以及除草剂，造成土壤中的微生物被杀死，土壤自我更新的能力被严重削弱，只能加大化肥的使用来保持地力。

　　更为严重的是，那些本来认为对环境是安全的DDT等农药和除草剂对环境造成极大破坏。美国的作者瑞琪卡森的《无声的春天》[4]让美国和西方认识到撒到地里的化肥和农药并不是安全的，也并没有消失，而是进入了江河湖海和地下水，进入了大自然，杀死自然界的鸟类、鱼类、爬虫类、微生物，最终进入人体，并给人类健康造成极大危害。

　　实际上美国的三农危机的表现形式是多方面的。因为美国农业丧失了吸收多余劳动力的功能，美国的失业率居高不下，据美国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分析，美国的实际失业率在百分之二十以上。美国人无家可归的问题，精神病高发的问题以及高自杀率、贩毒吸毒问题，监狱人满为患的问题，都是跟美国的三农危机有关的。另据美国前财政部助理部长，《华尔街日报》副主编保尔·罗伯茨分析，百分之五十的二十五岁的美国年轻人，没有能力独立生活，靠啃老为生[5]。

　　美国人吃的东西都是经过长途运输到达消费者那里，因为要长途运输，所以要对食品进行保鲜措施，以至于好多美国食品都是经过深加工的食品，里面有大量的被认为安全的添加剂和保鲜剂。在中国出现大问题的三聚氰胺和瘦肉精由美国人发明并一直在使用，之后被一些人引进到中国，并被一些不法中国商人滥用才出了大漏子。但这些添加剂即使不致死人，对人体健康的长期影响是很难界定的。美国人的肥胖和其他健康危机，都是跟美国三农危机造成的食品安全有着密切的关系。

　　第三世界的三农危机

　　美国不仅自己深受三农危机之害，还是加剧第三世界国家三农危机的罪魁祸首。第三世界国家如印度、巴西、菲律宾、墨西哥等国家的农业、农民和农村本来就在城市资本的压迫下，慢慢面临解体，五六十年代，美国为了开发市场，开始向第三世界国家推销其绿色革命技术。

　　绿色革命以大型农业机械、化肥、农药、除草剂、优良种子为主体，极大的扩大了农业投入。富有农户有资金购买这些生产资料，而贫穷的农户没有能力投入。扩大的农业投入，带来了粮食增产。粮食增产造成农产品价格暴跌。农产品价格暴跌的直接结果使大量的贫穷农民破产，丢失赖以活命的土地。传统农业为农村许多无地少地的农民提供许多其他就业机会，绿色革命引进的大型农业机械，代替了人工，使许多靠出卖劳力为生的农村人口无法生存下去。

　　丧失土地的农民和失去工作机会的农民，被迫离开他们熟悉的农村，背井离乡到陌生的城里去谋生。菲律宾、巴西、印度、墨西哥的贫民窟和无家可归者都是三农危机过程中的产物。在这些贫民窟里，犯罪团伙横行，毒品泛滥，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而这些问题也是这些国家无法解决的顽疾。

　　另外，美国和西方国家为解决本国的三农危机，对本国的农民、农业和农村地区大量补贴。美国政府对农村、农民和农业的补贴数量巨大，平均每英亩合三百美元。没有美国政府的补贴，美国的农民就无法生存。美国政府对本国农民的补助，人为地压低了美国的粮食价格。当这些价格低廉的美国粮食进入墨西哥、中国，对当地农民的生存造成极大的杀伤力。中国粮食价格几十年徘徊不前，中国农民的种地赔钱现象，跟美国政府的农业补贴有很多的关系。

　　美国的玉米进入墨西哥市场，造成大量墨西哥农民破产，生活不下去，就只好铤而走险，非法进入美国，成为美国的非法移民，以至于现在美国有墨西哥非法移民几千万。这些生活在美国的墨西哥非法移民，干的是美国人不肯干的最重最累最脏的工作，工资往往却是最低的。他们为美国社会创造了大量的财富，但被美国移民局逮捕遣返。

　　这次美国大选，凡是主张强硬对付墨西哥非法移民的共和党候选人都取得了民调的领先。特朗普甚至提出在美墨边界修建长城，阻止墨西哥非法移民进入美国。应该说，特朗普在民调上大幅度领先其他共和党候选人，跟他的对非法移民的强硬政策分不开。美国人自己并不知道，墨西哥人非法进入的美国的原因正是美国人向墨西哥和其他拉美国家转嫁三农危机的必然结果。

　　中国曾经是世界上唯一

　　一个摆脱三农危机的国家

　　一九四九年前的中国农村，由于战乱不断，匪盗猖獗，水旱灾害不断，民不聊生，大量的农村人口背乡离井，涌进周边的城市。那时候中国农村的三农危机，比其他国家更加严重。美国等西方领导人曾断言，中国无法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最后肯定得靠美国的援助来养活中国的巨大人口。中国农村的凋敝情况，是我到美国后看了美国人在二三十年代写的书，拍的电影之后才有所了解。现代的中国年轻人根本想象不到三四十年代的中国乡村凋敝的样子。

　　代表中国广大工农利益的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政府却不信邪。用革命的手段在中国的广大农村进行了土地改革。中共平分土地给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无地少地的农民，使之有了赖以生存的手段，于是农村人口迅速稳定了。在平分土地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基础政权和组织又引导农民逐步走上互助合作的道路。

　　土改和互助合作运动极大的调动了中国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组织起来的中国农民为了掌握自己的命运，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农田基本建设和水利建设。这彻底的改变了中国农村和中国农民的生产和生存条件，中国农村和中国农民的精神面貌为之焕然一新。粮食产量逐年提高，基本跟上了人口发展的步伐，靠人民群众的力量，解决了自己的吃饭的问题。中国农村过去的两年一小灾，三年一大灾的情况基本结束了。

　　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探索的成就

　　必须充分肯定

　　近几十年来，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成了那些反对集体化的托词，取得成就没有人提，大跃进期间的自然灾害被彻底地掩盖，大跃进期间的饥荒造成的死亡数字被国内外别有用心的人无限夸大，成了他们否定集体经济、社会主义、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武器。

　　中国的知识界在近几十年来，几乎丧失了对西方的批判能力。美国的一两个学者出于反共反华的目的，不关痛痒地根据他们的统计模式，推算出有多少千万中国人被饿死，中国的许多人就一哄而上，跟着起哄，真正让对方不战而屈人之兵，实现了他们梦寐以求的和平演变。

　　美国前驻华大使洪博培在竞选总统时居然说中国人，尤其中国的年轻人是站在美国那一边的，只要美国登高一呼，中国人就会起来响应他们。还有美国的政客认为中国是一个破房子，只要美国临门一脚，这个破房子就会像伊拉克一样垮掉。这里面当然充满了美国政客的肤浅和无知，但也说明至少在美国人的眼里，他们在中国已经占有了道义制高点。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说明中国的知识界丢失批判的武器后，好多人成了西方人云亦云的应声虫，成了西方对中国和平演变的工具。他们失去了从全局看问题的视角，纠结于枝节问题，抓住一点，不及其余。这里面的教训，值得我们认真探讨。

　　由于缺乏经验，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有很多的失误。有些失误是前进的过程中需要交的学费。但有许多的失误本来是可以避免的。这些失误加剧了自然灾害的危害，给国家和人民群众的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但是应该指出，正是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才避免了中国历史上因为灾荒出现的历史悲剧。尽管有些共产党的干部，有多吃多占的问题，但更多的是像焦裕禄那样的共产党的干部，不多吃，不多占，带领群众克服天灾，克服困难的。保定地方志办公室专门出了一本书《在那艰苦的岁月里》[6]，专门讲述干部群众同甘共苦，克服天灾人祸带来的苦难。那里面描述的情况，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才会有。

　　社会主义制度不是十全十美的制度，却是对劳动者最公平的制度。六零年粮食短缺的时候，没有奸商囤积居奇，没有匪盗横行，却有一方有难，全国来支援。当时我的家乡即墨县是受灾比较严重的地区，中共中央与山东省委都派过调查组来调查灾情。山东省政府调运粮食到即墨，青岛和上海人民捐献衣服粮票，云南与贵州的“野猪肝”“锦毛狗”都运到了即墨。还有山东其他地区的红薯叶源源不断的运到受灾的村庄。正是这些全国各地的支援，让即墨人民渡过了难关。尽管很多人挨饿，但很少人饿死[7]。

　　美国学者戴瑞福专门研究了大跃进的“吃青”问题，把中国农民的“吃青”看成是中国农民对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有意识的反抗和抵制[8]。他显然不知道“吃青”这种做法只有在集体农业的社会条件下才会发生。如果庄稼都是私人的，任何人都不会让别人“吃青”的。正是因为庄稼是集体的，人人都有份，才有可能在大家饿肚子的时候，大面积的“吃青”，减少了饥荒造成的损失。

　　当然，从生产效益上来讲，“吃青”是不划算的。被吃掉的没有完全成熟的庄稼成熟后产量会更高。但是如果人饿死了，产量高又有什么用。“吃青”确实起到了解燃眉之急的作用。这也是大跃进期间的死亡人口相对少的原因之一。集体农业让在地里干活的农民有“吃青”的可能和机会[9]。

　　中国许多的精英抱怨大跃进期间的粮食短缺。当时的大学教授、大学生、政府官员，包括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都因为六零年的粮食短缺，减少了自己的口粮。在大多数国家，发生饥荒的时候，“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现象也会同时发生。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大跃进期间没有发生这种现象。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人以身作则，带头不吃肉，减少自己口粮，极大地遏制了官员中的贪腐、发国难财的现象。从而极大地减轻了天灾人祸可能造成的饥荒，这也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之一。

　　在集体所有制的条下中国发展了

　　自己的独特的绿色革命技术

　　美国和西方国家向第三世界国家输出绿色革命技术，造成第三世界国家的农民破产，农村凋敝，大量使用化肥、农药、除草剂，严重的破坏了这些国家的农业生态环境，据不完全统计，每年有三百万农民中毒住院，其中二十万死亡[10]。有学者跟踪印度安达哈邦的一家医院，五年内有八千人因为农药中毒住院，其中一千八百人死亡[11]。美国的绿色革命毁了全世界的生态环境，也毁了第三世界国家的希望。

　　中国农村实行的集体经济体制，保证了农民不会因还不起银行的贷款，因粮食价格浮动收入减少而破产。当大量的印度农民因为绿色革命技术的冲击破产，甚至选择自杀的时候，中国农民分享了绿色革命带来的粮食增产，和劳动强度降低的好处，但无需应付绿色革命带来的冲击。拖拉机、抽水机、脱粒机、播种机、收割机等现代化机械，降低了农民的劳动强度，解放了生产力。解放出来的劳动力没有失业，而是转移到了其他行业。

　　农村的医疗卫生事业，也在中国绿色革命技术的推动下欣欣向荣。全国范围内，几百万农村赤脚医生开始为农民提供免费医疗服务。即墨县的每一个村子都有了合作医疗站，每个医疗站平均有三个赤脚医生，每个公社都有一家大型公社医院。中国的农村人均寿命从一九五二年的平均三十五岁，增长到一九七六年的六十九岁，几乎翻了一番，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的奇迹，同时中国的人口总量也在这个时期翻了一番。

　　由于农业机械化和农业电气化解放了大量的生产力，为中国农村的乡镇企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拿即墨县来说，乡镇企业像雨后春笋一样出现。即墨县的每个村子都至少有一家村办企业。每个公社都有几家社办企业，雇用大量的农村高中生。我本人高中毕业后回乡参加劳动，先在村办的企业里开了半年车床，当了半年钳工，然后又当了三年多的厂长。这个厂有一百七十三名工人，每年产值超百万。除了这个厂子，我们村还有一个建筑队，一个自行车修理铺，一个做大衣镜子的厂子，一个为村民磨面的磨坊，一个加工花边的缝纫机队。

　　这些集体所有的企业，为农村集体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也极大的提高了农民的收入。在集体企业上班的工人跟在地里干活的农民一样，都是挣工分的。最后集体的粮食，集体企业的收入，统一分配，实现了收入的极大公平。实现了人人有饭吃，有工作做，有免费医疗，免费教育，而且人均收入基本上是在逐年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在逐渐提高。

　　同时，因为中国实行社会主义的制度，中国农村是集体经济，所以那种不保护环境、不顾环境破坏的代价、一切为了利润的发展是不允许的。农村集体把人粪尿，动物粪便，生活垃圾，都仔细地收集了起来，作为有机肥料施到了地里。这样处理人畜粪便是最科学，最环保的。做这些事情的经济收益很低，但环保意义巨大，是必须干的。单个农民没法不顾经济效益去干这种必须干的事情，但是农村集体可以做到。

　　在集体农业下，中国的农村山青水秀，少有水污染和土壤污染的情况。同时，集体农业有非常好的专业队伍，每个省、县、公社，直到生产大队、生产小队，都有专门负责推广农业技术的人员。每个生产大队都有一个技术队，负责推广科学使用农药，化肥，推广新的农业机械，新的品种。因为农村集体组织，国家在推广新的农业技术，新的农业机械，新的种植方法时，就得心应手多了。

　　总起来说，在全世界，在整个第三世界国家因绿色革命的冲击，受三农危机肆虐的年代，中国农村、农民和农业却在不断向好。许多西方学者到中国来，看到中国的发展，把中国看做是第三世界的样板，人类的希望[12]。

　　注释：

　　[1]Jane Smiley, A Thousand Acres, An chorReprintedition, December 2003.

　　[2]Theodore Dreiser, Sister Carrie, Dover Publication, 2004.

　　[3]UptonSinclair,The Jungle, DoverPubli-cation,2001

　　[4]Rachel Carson, SilentSpring,   Houghto- nMifflinHarcourt,2001

　　[5]Paul Craig Roberts, “The 21rst Century: an era of Fraud,” Information Clearance House, May14, 2016.

　　[6]保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在那艰苦的岁月里》1986.

　　[7] 2014年夏，山东即墨农民访谈。

　　[8]Ralph Thaxton, Catastrophe and Cont-ention in Rural China: Mao’s Great Leap Forward Famine and the Origins of Righteous Resistance in Da Fo Villa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9]我在河南农村采访二十多年。

　　[10]C.H.SrinivasRao,V.Venkateswarlu,T.Surrender,MichaelEddleston,andNickA.Bukeley,” Pesticidepoisoning in South India”, Tropic Medicine and International Health, No.6, (2005):581-588.

　　[11]同上。

　　[12]SuzannePepper,RadicalismandEducationReformin20thCenturyChina:The Search-foranIdeal Development Model (Cambridge :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