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说真话的曾光_风闻
观察者网用户_103781-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2019-06-18 10:55
曾光,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首席专家。“非典”期间作为卫生部流行病学专家组组长,他亲临广东许多一线医院调研最真实的情况。之后以国务院“非典”督导组成员的身份参与北京联合指挥部的防治工作,提出了关闭北京人民医院等多项重要建议,被政府采纳。
“非典”让信息披露走向公开
2003年,非典席卷全球,时任卫生部广东省流行病学专家组组长的曾光,成为国务院赴北京非典防治督查组成员和非典防治顾问。
他去广东实地调查时,发现很多医院没有如实上报疫情,有的医院两天内收治了40多个感染者,不敢报告,又不敢不报告,于是今天报两个,明天报三个。国务院防治非典指挥部收到这种疫情报告,误以为病人数量是持续增加,实际上却是疫情瞬间突增,过后就平缓了。
曾光亲自带学员下去到多家医院调查,查阅门诊日志、出住院登记,根据获得的第一手真实的材料,发现了医院变相隐瞒疫情的真情,“因为当时人们的思想都比较保守,疫情太严重,医院不敢不报,但又不敢如实报告,怕被追求责任,更不愿意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因此采取分多次慢慢报告。”他们不知道,这样的做法同样掩盖了疫情的真相,误导了决策。当时曾光建议,应该向全国和全世界公布广东的疫情已经平稳下降,中国因此可以从容地开展对“非典”的研究,而不必匆忙公布不成熟的病原研究结果。
带着这些发现,曾光作为专家参加国务院防治非典指挥部的疫情分析会。会上,他被安排第一个发言。他直言指出,指挥部每天接收的疫情数据不准确。话刚说出口,“指挥部一位领导就打断了我:‘你别说了!我们就靠这些数据指挥的。不靠这些数据,我哪有别的数据?!’当时疫情极为紧张,领导的脾气也很大。”
这句话让全场鸦雀无声,就在此时,曾光又举了手:“各位领导,你们不是要听专家意见嘛,能不能让我说完。”之后,他把在广东调研时发现的问题一一阐述。会议间隙,曾光走到那位领导跟前说:“不知道我刚才讲清楚了没有,没讲清楚我可以再解释。”那位领导乐了:“还有你这样的专家?我听说你讲课不错,以后你给我讲一课吧。”
不久,曾光接到通知,要他到中南海给中央政治局委员们讲课。讲稿交上去,曾光发现有些内容被删减了,“那些都是我最精彩的部分,都打着记号呢,删了我也得说。”比如疫情公开化的问题、非典在潜伏期没有传染性的结论等。
发言中,他还提出非典期间人口流动的问题。非典暴发后,很多农民工返乡,如果感染者把非典病毒带到农村,会更难控制。曾光提出建议:“如果让国家计生委动用人口网去监测返乡民工,就可以迅速发现疫情。”建议刚提出来,坐在曾光身后的卫生部领导忍不住了,“他轻敲我桌子,说‘照稿念,照稿念’,他可能觉得我是流行病专家,不该不请示就在如此场合言及其他部委的工作。”但这位领导不知道,这是“里应外合”的结果——曾光要给政治局委员讲课前,就有相关领导找到他,提出这个想法,希望他帮忙“请战”。
曾光笑着对记者说:“讲课后,国家计生委连夜写请战书,检测非典期间的农民工返乡问题,请战书第二天送到了中南海,当天就被批准了。
十年前,“非典”肆虐,由于保密制度的规定,信息不能公开,谣言和小道消息满天飞, “我们那时候连打电话都要非常注意,因为咱们国家历来对传染病防控的保密制度都很严。这种状况不是一两个人能改变的,公布疫情甚至超越了卫生部长的权力。中国多年积累的体制突破一下很不容易。”
“中国的开放,尤其是公共卫生领域的信息开放,是在防治“非典”过程中开始的。”曾光说,那时世界卫生组织来了两批专家考察疫情,他要作为中国专家组成员与世卫组织对话,此前国家长期对疫情采取“内外有别”和“内紧外松”的策略,开放得很不够,未能满足世界卫生组织专家去广东调查的要求,但拟安排他们听取与从广东前线归来的中国专家组的报告。当时是3月初,曾光是流行病学专家,负有全面掌握分析疫情动态的责任。后来卫生部让他去跟世卫专家谈调研情况,“我当时明确两点,对外交流第一只能讲实话,第二,只有领导同意我讲实话才去讲。如果满足不了这两点,建议不派自己出席为好。”第一次见面会,曾光的确奉命回避了。但是,第二天主管卫生疾控的齐小秋司长专门在卫生部听了曾光的试讲后,果断同意他与世卫专家的第二次见面时如实讲述广东疫情,中国在重大传染病信息透明化上艰难地迈出了第一步。世界卫生组织根据曾光的报告,确信在广东流行的不是禽流感。一周以后,世界卫生组织公布了SARS(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s,又称传染性非典型肺炎)这一新名词。
4月20号,对全中国人民来说也是一个重要的日子。那天,国家及时、完整、准确地向国内外公布疫情。取得了安民心、动员群众、引导媒体、制止谣传等全方位效果,实现了国内公共卫生专家多年来对于疫情公开的期盼。
疫情信息公开尊重了百姓的知情权和参与权,百姓了解疫情动态,从而采取措施保护自己家人,也有义务配合参与疾病的防控工作。信息公开也便于地方接受监督,可尽快消除传染病发生的隐患。同时信息互相沟通是国际防治传染病合作的基础,““非典”危机期间,我们与世卫组织和国际社会的合作,使中国和世界人民受益。”
“保证信息畅通是我们的唯一选择。”曾光希望以法制化渠道予以保障,今后修订传染病防治法时,应明确必须向受到传染病威胁的百姓,及时提供公开完整的信息及预防知识,否则视为失职或违法行为。
2003年4月1日,时任副总理吴仪在视察疾控中心时,对在场的人表示,她此行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推动中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整套机制的建立。这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提出应急机制的建设问题。
一个月后,国务院公布出台了《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这份被认为是“公共卫生事业的转折点”的法规条例,从起草到提交审议,只花了半个月的时间,开创了中国立法的“SARS速度”。
《条例》出台的第二年,卫生部成立了卫生应急办公室,负责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预警、应对准备等工作。到2005年,全国已共有2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成立了卫生应急办公室。
2007年8月,国家又出台了《突发事件应对法》。这期间,各部委相继出台了应急预案,除了涉及重大传染病流行、中毒事件、环境污染、核泄露等公共卫生事件外,也涉及了洪涝灾害、地震、台风等各种自然灾害,以及铁路、民航、电力、银行、煤矿等领域的重大事故。
“应急预案从传染病涵盖到整个公共卫生领域,再到各种潜在的社会安全事件,”曾光说,“显然,这是SARS带来的额外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