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说真话的曾光_风闻

曾光，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首席专家。“非典”期间作为卫生部流行病学专家组组长，他亲临广东许多一线医院调研最真实的情况。之后以国务院“非典”督导组成员的身份参与北京联合指挥部的防治工作，提出了关闭北京人民医院等多项重要建议，被政府采纳。

“非典”让信息披露走向公开

　2003年，非典席卷全球，时任卫生部广东省流行病学专家组组长的曾光，成为国务院赴北京非典防治督查组成员和非典防治顾问。

他去广东实地调查时，发现很多医院没有如实上报疫情，有的医院两天内收治了40多个感染者，不敢报告，又不敢不报告，于是今天报两个，明天报三个。国务院防治非典指挥部收到这种疫情报告，误以为病人数量是持续增加，实际上却是疫情瞬间突增，过后就平缓了。

曾光亲自带学员下去到多家医院调查，查阅门诊日志、出住院登记，根据获得的第一手真实的材料，发现了医院变相隐瞒疫情的真情，“因为当时人们的思想都比较保守，疫情太严重，医院不敢不报，但又不敢如实报告，怕被追求责任，更不愿意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因此采取分多次慢慢报告。”他们不知道，这样的做法同样掩盖了疫情的真相，误导了决策。当时曾光建议，应该向全国和全世界公布广东的疫情已经平稳下降，中国因此可以从容地开展对“非典”的研究，而不必匆忙公布不成熟的病原研究结果。

带着这些发现，曾光作为专家参加国务院防治非典指挥部的疫情分析会。会上，他被安排第一个发言。他直言指出，指挥部每天接收的疫情数据不准确。话刚说出口，“指挥部一位领导就打断了我：‘你别说了！我们就靠这些数据指挥的。不靠这些数据，我哪有别的数据？！’当时疫情极为紧张，领导的脾气也很大。”

这句话让全场鸦雀无声，就在此时，曾光又举了手：“各位领导，你们不是要听专家意见嘛，能不能让我说完。”之后，他把在广东调研时发现的问题一一阐述。会议间隙，曾光走到那位领导跟前说：“不知道我刚才讲清楚了没有，没讲清楚我可以再解释。”那位领导乐了：“还有你这样的专家？我听说你讲课不错，以后你给我讲一课吧。”

不久，曾光接到通知，要他到中南海给中央政治局委员们讲课。讲稿交上去，曾光发现有些内容被删减了，“那些都是我最精彩的部分，都打着记号呢，删了我也得说。”比如疫情公开化的问题、非典在潜伏期没有传染性的结论等。

发言中，他还提出非典期间人口流动的问题。非典暴发后，很多农民工返乡，如果感染者把非典病毒带到农村，会更难控制。曾光提出建议：“如果让国家计生委动用人口网去监测返乡民工，就可以迅速发现疫情。”建议刚提出来，坐在曾光身后的卫生部领导忍不住了，“他轻敲我桌子，说‘照稿念，照稿念’，他可能觉得我是流行病专家，不该不请示就在如此场合言及其他部委的工作。”但这位领导不知道，这是“里应外合”的结果——曾光要给政治局委员讲课前，就有相关领导找到他，提出这个想法，希望他帮忙“请战”。

曾光笑着对记者说：“讲课后，国家计生委连夜写请战书，检测非典期间的农民工返乡问题，请战书第二天送到了中南海，当天就被批准了。

　

　

　　

　　十年前，“非典”肆虐，由于保密制度的规定，信息不能公开，谣言和小道消息满天飞， “我们那时候连打电话都要非常注意，因为咱们国家历来对传染病防控的保密制度都很严。这种状况不是一两个人能改变的，公布疫情甚至超越了卫生部长的权力。中国多年积累的体制突破一下很不容易。”

　　“中国的开放，尤其是公共卫生领域的信息开放，是在防治“非典”过程中开始的。”曾光说，那时世界卫生组织来了两批专家考察疫情，他要作为中国专家组成员与世卫组织对话，此前国家长期对疫情采取“内外有别”和“内紧外松”的策略，开放得很不够，未能满足世界卫生组织专家去广东调查的要求，但拟安排他们听取与从广东前线归来的中国专家组的报告。当时是3月初，曾光是流行病学专家，负有全面掌握分析疫情动态的责任。后来卫生部让他去跟世卫专家谈调研情况，“我当时明确两点，对外交流第一只能讲实话，第二，只有领导同意我讲实话才去讲。如果满足不了这两点，建议不派自己出席为好。”第一次见面会，曾光的确奉命回避了。但是，第二天主管卫生疾控的齐小秋司长专门在卫生部听了曾光的试讲后，果断同意他与世卫专家的第二次见面时如实讲述广东疫情，中国在重大传染病信息透明化上艰难地迈出了第一步。世界卫生组织根据曾光的报告，确信在广东流行的不是禽流感。一周以后，世界卫生组织公布了SARS（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s，又称传染性非典型肺炎）这一新名词。

　　4月20号，对全中国人民来说也是一个重要的日子。那天，国家及时、完整、准确地向国内外公布疫情。取得了安民心、动员群众、引导媒体、制止谣传等全方位效果，实现了国内公共卫生专家多年来对于疫情公开的期盼。

　　疫情信息公开尊重了百姓的知情权和参与权，百姓了解疫情动态，从而采取措施保护自己家人，也有义务配合参与疾病的防控工作。信息公开也便于地方接受监督，可尽快消除传染病发生的隐患。同时信息互相沟通是国际防治传染病合作的基础，““非典”危机期间，我们与世卫组织和国际社会的合作，使中国和世界人民受益。”

　　“保证信息畅通是我们的唯一选择。”曾光希望以法制化渠道予以保障，今后修订传染病防治法时，应明确必须向受到传染病威胁的百姓，及时提供公开完整的信息及预防知识，否则视为失职或违法行为。

2003年4月1日，时任副总理吴仪在视察疾控中心时，对在场的人表示，她此行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推动中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整套机制的建立。这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提出应急机制的建设问题。

　　一个月后，国务院公布出台了《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这份被认为是“公共卫生事业的转折点”的法规条例，从起草到提交审议，只花了半个月的时间，开创了中国立法的“SARS速度”。

　　《条例》出台的第二年，卫生部成立了卫生应急办公室，负责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预警、应对准备等工作。到2005年，全国已共有2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成立了卫生应急办公室。

　　2007年8月，国家又出台了《突发事件应对法》。这期间，各部委相继出台了应急预案，除了涉及重大传染病流行、中毒事件、环境污染、核泄露等公共卫生事件外，也涉及了洪涝灾害、地震、台风等各种自然灾害，以及铁路、民航、电力、银行、煤矿等领域的重大事故。

　　“应急预案从传染病涵盖到整个公共卫生领域，再到各种潜在的社会安全事件，”曾光说，“显然，这是SARS带来的额外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