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利坚概念发明学：“修昔底德陷阱”与“西塞罗悖论”_风闻

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们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天赋，他们非常善于细嗅国际政治环境的气候变化，进而或比附前人或因时制宜创造出各色新奇的概念，或用来描述现实，或用来勾画理想。两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正是美利坚概念发明学风行的时代，从威尔逊的”十四点和平协议“，到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再到杜鲁门主义的多米诺骨牌论，连中美建交后的美国对华政策，美国的”国师们“都专门发明一个概念”Engagement“，以描述对华关系的最终目标。所以说，美国的战略家们才是当下营销文案们最好的老师。

如今的中美关系已经沸腾到了战争前最后一个临界点。中国改开40年后，美国的“Engagement policy”已经基本破产，为了直面惨淡的结局，哈佛大学的政治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再次发扬近代早期人文主义学者的治学精神，从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经典史籍《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发论，微（断）言（章）大（取）义（义）中发明了一个新概念”修昔底德陷阱“，并煞有介事地强调国际竞争中新崛起大国一定会挑战守成大国，弦外之音，就是中美未来必有之战，新型大国关系绝无可能，因为从古希腊的雅典和斯巴达开始，人类历史就是这样演化的，似乎不存在第二种结局。

    暂且不论艾利森教授这套歪理到底合理几分，单就从这一概念的传播来看，这位教授已经成功转型”网红学者“了，”修昔底德陷阱“自提出后迅速在英文媒介扩散，然后又迅速入侵中文媒介，期间不断有北京和华盛顿反复背书，国际国内各大主流媒体反复论战，《人民日报》和新华社雄文频出，如今，上至国家主席，下至街头巷尾，”修昔底德陷阱“几乎妇孺皆知，顺带着连《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这种平时乏人问津的西洋古典史籍都成了畅销书，可见，艾利森教授才是最大的赢家，如果政治学界也能搞纯市场化运作，估计艾利森教授早就通过流量变现而腰缠万贯了。

 

    那么如果我们回溯这个概念的合理性呢？那自然我们就会学到营销的精髓：揣着明白装糊涂。无论北京和华盛顿围绕这个问题如何反复论战，两国媒体和宣传公关机构都在强调中美如何，当今世界如何，绝无一人回溯《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去探究一下修昔底德将军如何，毕竟这位允文允武的古希腊历史学家已然作古，而大部分受制于大众媒体的民众也没有耐心或者学养生啃两千多年前古希腊人发动”世界大战“的历史。对于两国政府而言，政治宣传的首要意义是声量，而不是讲理，大国利益冲突如果靠讲理能解决，还要航母群干嘛呢？退而言之，就算两国冲突能在谈判桌上摆平，要是被人发现两国宣传媒体居然被一个教授的概念发明学牵着鼻子满世界”风光“，那真是要斯文扫地了。

     由此看来，这位艾利森教授才是揣着明白装糊涂的高手。读过《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人大概都熟悉那段历史以及修昔底德的叙事风格。修昔底德出身雅典贵族，当选过十将军，曾亲自指挥舰队参与过伯罗奔尼撒战争，不过因指挥不利被雅典人流放了。老修花了30年时间，结合自身经历，以冷峻的笔法编纂了这部史书。在书中，修昔底德虽然根据人物特点，合理虚构了一些内容（比如演讲），但他并不醉心于两大集团的争霸战争，也没有沉湎于帝国主义式的荣光，相反，书中最精彩的记录恰好不是两强相争，而是雅典和斯巴达的帝国主义扩张对小城邦公共政治的撕裂，最终让小城邦沦为雅典和斯巴达都在的牺牲品，无论是雅典引以为傲的民主政治，还是斯巴达人鼓吹的集体主义和公民纪律，在帝国主义的战争中统统卸下道德政治的光环，成为利益和权力政治的工具，这一极具讽刺色彩的历史细节在之后的两千多年中反复上演，直至今日，修昔底德给人类政治留下的这一注解依然”熠熠生辉“。

    古希腊人生活在海岸线曲折的半岛上，水道纵横，岛屿林立，平原稀缺，温热的气候带来了丰厚的商业作物，这一地理环境催发了海洋文明和城邦政治，海洋的开发与殖民带来的文明交融让古希腊文明达到了古典时代的新高度，因为城邦高度文明的公共生活，古希腊人赋予了城邦政治十分重要的意义，亚里士多德认为政治的最终目的是”至善“，而城邦这种政治模式，或曰生活方式，是达到”至善“的唯一手段，由此，古希腊人认为，他们的城邦政治基于人类的理性和美德，应该是具有”文明“意义的”普世价值“，比栖居于荒野的蛮族更加文明，比统一于王权的帝国更加自由。但是小国寡民的古希腊城邦有个致命的问题——国家安全。在生产力水平落后的古代，一民族生存能力之强弱，主要还是取决于地盘大小和人口多寡，前者决定了能生产多少粮食，后者决定了能武装多少军队，而古希腊城邦两者皆无，如果面临外部强权的入侵，各自为政的城邦毫无对抗之力。希波战争正是这个问题的集中体现，实际上也正是波斯人的入侵让希腊人意识到城邦国家能力的弱小，进而意识到集体安全的重要性。为了应对波斯人的威胁，希腊两大最强城邦雅典和斯巴达带领一众城邦联合抗敌，最终靠着公民们同仇敌忾的作战意志保全了希腊世界的独立，这一次严重安全危机促使希腊人让”同盟“这个临时性机制制度化，最终形成了以雅典为中心的提洛同盟和以斯巴达为中心的伯罗奔尼撒同盟，两个同盟机制的作用都是维护城邦集体安全和希腊世界的和平，法理上讲，参与城邦地位平等，但是由于雅典和斯巴达提供了主要的军事保障（公共秩序输出），两个城邦实际上成为了主导者。

     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于希波战争结束50年之后，此时两大同盟机制已经严重退化，由于外部威胁已经基本消除，同盟机制变成雅典和斯巴达进行帝国主义扩张的工具。特别是各自为政的城邦政治下，古希腊的政治生态非常多元，古希腊人虽然视城邦政治为文明象征，但城邦政体并不一致，按照亚里士多德后来的总结，古希腊城邦政体有好坏各三种，君主制和僭主、贵族制和寡头制、共和制和民主制，亚里士多德并不认为制度差异本身有好坏，而是认为任何一种政体都可以为好或者为坏，并且在他眼中，”民主制“是一种代表着暴民政治的坏政体。而在亚里士多德诞生前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雅典和斯巴达的政体就不同，雅典是个民主制城邦，非常强调公民的政治参与和文艺修养，而斯巴达是个贵族制城邦，政是定于元老院，公民的政治参与比较有限，而且斯巴达人非常强调公民的纪律性和军事修养。雅典和斯巴达代表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价值理念如果井水不犯河水倒也能相安无事，但问题在于以两强为首的两大同盟从单纯的集体安全保障机制逐渐蜕变成影响加盟城邦内政的制度机制，而雅典和斯巴达除了争夺地盘之外，还依靠同盟机制极力推行自己的政体，那些不想卷进冲突的中立城邦也不能幸免遇难，在还没有”主权和领土完整“这种现代国际法概念的古代社会，雅典和斯巴达真的会明目张胆地直接插手这些城邦的内政，在其中扶持自己的”民主派“和”寡头派“，一朝得势即可城头变幻大王旗，以现在眼光来看，就是所谓的”和平演变“，经历过”和平演变“的城邦便会倒向某一方，进而卷入冲突。修昔底德在书中多处都绘声绘色地描述了这种内政干预。内政干预严重破坏了希腊城邦的公共政治，使得城邦政治陷于动荡，到了亚里士多德的时代，僭主政治与暴民政治频出，而伯罗奔尼撒战争实际上也毁灭了雅典人引以为傲的民主政治。

    可见，如果说真的有“修昔底德陷阱”这种人类政治中的“普遍现象”的话，那么如今频繁掉入陷阱的国家恰好不是艾利森描述中相互对抗的中美，而是因列强利益斗争陷入分裂和政治动荡的小国，比如利比亚、叙利亚、埃及，以及那些被美国以国家利益优先为由往死里坑的盟友。

 

修昔底德想告诉我们的，并不是一山不容二虎这种寓言故事，而是帝国主义政治的狰狞面目与自我矛盾。作为史家，修昔底德将相应的历史现象详细记录在案，为人类历史上的“世界大战”现象提供了古典世界的蓝本和阐释，并努力从历史现实中找寻答案。从这一点上讲，西方史学和国际政治学尊修昔底德为祖师爷，也算是良心之论。不过，修昔底德笔下林林总总的历史现象还折射出另一个比较形而上的问题，那就是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自我张力：以普世价值为旗号、意图囊括地表的统一帝国秩序早晚要和利益主导的帝国权力政治发生严重冲突，这种内在的矛盾一旦暴露，将加速帝国秩序的瓦解。

    当然，在希腊化时代之前，希腊人自己从未经历过这种“帝国”这种政治实体，他们对“帝国”的理解主要来源于波斯人的多民族帝国，不过在古希腊人眼里，这个迥异于自身政治生态的政体被打上了”东方专制政体“的标签。首先进行”世界性帝国“实践的是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亚历山大的扩张不仅摧毁了波斯人，同样还压制了希腊城邦自身的自由，虽然希腊城邦试图反叛过亚历山大，但是并不妨碍后世西方人视其为一代雄主。或者说，从希腊化时代开始，西方世界对政治的理解开始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雅典和斯巴达尝试过但未竟的事业得以最终实现。亚历山大帝国还未在世界秩序上沉淀太多遗产便因亚历山大的死而崩溃，最终实现希腊人“帝国主义”的是罗马人。

    围绕整个地中海，罗马人终于把已知的西方文明世界统一于一个秩序之下，并且罗马帝国延续的时间足够其沉淀出流传后世的秩序遗产，罗马人最早为西方带来了罗马法遗产。不过和“修昔底德陷阱”密切相关的，还是罗马人对世界性帝国秩序之合理性的思索。可喜的是，罗马帝国不仅诞生了记录帝国历史的著名史家，比如塔西佗、昆提利安、李维等，同样还有探索相关政治哲学问题的思想家，比如西塞罗就应该画重点，不仅是因为西塞罗完整论述过关于“帝国主义”与普世秩序的矛盾，还因为在近代早期，西塞罗深刻影响了众多欧洲思想家，是西方现代政治理论的重要古典源流之一。

    当然，在希腊化时代之前，希腊人自己从未经历过这种“帝国”这种政治实体，他们对“帝国”的理解主要来源于波斯人的多民族帝国，不过在古希腊人眼里，这个迥异于自身政治生态的政体被打上了”东方专制政体“的标签。首先进行”世界性帝国“实践的是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亚历山大的扩张不仅摧毁了波斯人，同样还压制了希腊城邦自身的自由，虽然希腊城邦试图反叛过亚历山大，但是并不妨碍后世西方人视其为一代雄主。或者说，从希腊化时代开始，西方世界对政治的理解开始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雅典和斯巴达尝试过但未竟的事业得以最终实现。亚历山大帝国还未在世界秩序上沉淀太多遗产便因亚历山大的死而崩溃，最终实现希腊人“帝国主义”的是罗马人。

 

       作为一个斯多葛主义哲学家，西塞罗并不避讳人性中的欲望和自利倾向，但和西塞罗和其他斯多葛主义者一样并不会把理性和欲望情绪对立起来，而是认为通过教育，人可以运用理性引导自己的情绪和欲望，使其向好的那一面发展，对政治和公共生活的关切则是一种高尚的生活方式。在公民教育上，西塞罗非常注重美德，公民的美德除了诚实、勇敢等，还有非常重要的爱国主义。在另一方面，西塞罗也强调了帝国秩序的合理性，至少在西塞罗那里，帝国秩序是和平和正义的基础，其合理性正源于其代表了能够从人类理性中得出的普遍性道德价值。个人美德和公义秩序都未见得不好，问题在于两种理念如何通过具体政治实践结合到一起很容易自相矛盾，爱国主义对于罗马公民而言凸显了罗马人的利益，但帝国秩序合理性意味着秩序下适用于各个民族的普遍公义，如果罗马人的利益和普遍公义发生冲突，爱国主义就成了一个道德悖论。这一点西塞罗不是没有注意到，但是纸面上对罗马帝国秩序的合理性规范，甚至延伸出来的法律制度规范都不能完全避免帝国的权力政治与秩序规范产生冲突。一个根本原因在于帝国秩序的问题是建立在帝国权力之上的，只有罗马通过军事力量持续输出公共安全，“帝国和平与公义”的合理性才能成立，这在罗马强盛之时还不是问题，一旦罗马开始腐化衰落，帝国秩序失范将是灾难性的，在蛮族入侵之前，罗马人自己构建出来的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就会把自己克死。

    罗马帝国毁灭之后的欧洲趋于碎片化，欧洲历史上再没有出现过统一的帝国实体，但是这不妨碍新生的民族国家，或者再往前的欧洲封建君主以另一种方式实践帝国主义。另外，普世性意识形态的思想传统同样通过基督教一直保存着。文艺复兴以来，人文主义者通过古罗马文献重塑政治理论，这一过程的背后是欧洲君主的切实政治需求——权力与领土的扩张。

    13世纪以来的欧洲，政治议题有两种探讨路径，其一是学院式的，主要承袭于亚里士多德的拉丁文译本，关于亚里士多德的注疏则主要来源于以托马斯阿奎那为首的经院哲学家；其二是服务于现实政治的，主要源自西塞罗、塞涅卡、塔西佗、李维等人的古典拉丁文文献，由于原始文本就是拉丁语，所以人文主义者引（望）经（文）据（生）典（义）相对容易一些。

此时的欧洲君主们同样烦恼于日趋激烈的地缘政治斗争中，地理大发现彻底改变了欧洲人对世界的认知，让“世界性帝国”的图景有了新的模式。而为这些君主服务的人文主义者们则主要围绕着两个需求展开讨论，其一是欧洲王权与新发现之外部世界的关系，这一问题到最后催生了现代国际法；其二是欧洲内部突破原有封建秩序的普世性王权的合理性问题，马基雅维利离经叛道的《君主论》即诞生在这一维度上，与马基雅维利同时代的人文主义者圭奇亚蒂尼提出了一个更加大胆的概念——”国家理由“，即国家权力的道德基础源于国家安全与和平，处于这一目的，国家权力可以凌驾于法律规范和其他道德原则。

 

    16世纪初，欧洲诞生了一位最强大君主，西班牙的卡洛斯一世，作为哈布斯堡家族的成员，卡洛斯一世后来又继承了德意志王国的王位和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冠（称查理五世），一个囊括西班牙、德意志地区、荷兰低地地区、北意大利和那不勒斯、以及诸多海外殖民地的超级帝国诞生。这一巨型王权同样搅动着为君主们服务的欧洲思想界，至少在为西班牙帝国王权辩护的问题上，以Morcillo和Viperani为代表的人文主义者如西塞罗一般，强调着西班牙王权的道德合理性与法律基础，”国家理由“演变为”帝国理由“。查理五世为了领土和利益与法国和奥斯曼帝国相继开战，所幸查理五世赢得了战争。意识形态上的搅动同样引发了反向效果，比如依然保持着独立的威尼斯共和国之中就出现了共和人文主义者。在法国和英格兰，受到西班牙的影响，同样有人文主义者开始以不同方式阐述王权的问题。

    西班牙哈布斯堡帝国只是近代”帝国主义“的序幕，与之同时降临的是欧洲政治思想史上的怀疑主义与新斯多葛主义，16世纪以来，利普修斯、蒙田、波特罗、加隆、格劳秀斯等人先后出现于思想史的舞台上。虽然我们今天只是笼统地认为现代权利政治和个人政治权利都诞生于近代欧洲，但是从演化逻辑来看，这些概念首先服务于君主的国家实践和帝国主义实践。西班牙帝国主义之后，荷兰的海洋霸权、黎塞留的法兰西帝国主义、英格兰的海洋霸权接踵而至。在这其中，古罗马文献被广泛引用，服务于现实政治。在格劳秀斯为荷兰海上霸权的辩护中，就引用了诸多西塞罗的理论。

    不过我们今天回溯古典时代到近代的”帝国主义”历史与背后复杂的思想前沿其实只是为了搞清楚一个问题，西塞罗关于帝国秩序合理性与权力政治之间的张力时至今日同样存在，在欧洲思想家塑造现代政治理论的过程中，这一问题只是被以不同方式暂时搁置，并没有从根本上将其剔除出去，所以它从古典源流中一直存续至今，而之所以不能彻底剔除或者根绝这一矛盾，主要是因为西方世界在秩序扩张中很难剔除”帝国主义“的弊病，这一点修昔底德早已深刻洞察。从西班牙帝国开始，任何一个欧洲列强为自己主导的世界秩序提供规范和道德基础时都暗含着权力政治先入为主的逻辑，随着时间的推移，当相应秩序机制日益退化，秩序规范演变成”帝国主义“的利益扩张工具时，帝国秩序难免毁灭于自己构造的世界之中，一如雅典民主制最终毁于自己的扩张战争一样。

    对照今日之美国，如果按照美利坚发明学的一般套路，中美之间的“修昔底德陷阱”究竟存在与否（毕竟天朝自古以来不在西方世界之中，也没有这种思维方式的思想史传统）还需中美喉舌大战三百回合，但美国深陷“西塞罗悖论”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