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买办们的前世今生【转】_风闻

(1) — 序言 & 鸦片战争前期

作者：  巨龙 巨龙巨龙巨龙

序言，细说买办这个阶层

只要世界各国有往来，就需要买办和中间人。外国人到中国来做生意，或者中国人到外国做生意，都要雇佣熟悉当地情况的人，作为向导、翻译，或者作为长期的代理合作伙伴，而作为回报，这些人一定会获得比较丰厚的酬劳 —— 通常情况下，要远比当地人的平均收入要高很多。一般来说，物离乡贵人离乡贱，能够跨洋过海来交易的东西，一般都是价值链比较高的东西。

全球化时代

从人力资源的角度而言，能够被选中作为代理人的，都是当地的人精，特别是商业附加值比较高的贸易，一般选择的代理人，都需要有良好的沟通能力（语言能力），很麻利的办事能力，官府、民间、黑道往往都能够说上话，攀得上各种关系，摆得平各种事端。

能够入围买办候选人的，以下是重点人群：

—— 留学生是买办的群体重点名单，留学的初衷，除了学习科技文化，也是作为沟通两个不同国家的人力资源储备池。 

—— 当地的黑社会、社团、地头蛇、军阀、大地主阶层，或者商帮群体，这一类有组织的群体，因为在当地强大的势力，又有丰富的人脉资源，又能够处理很多大小是非，也是作为代理人的上佳候选。 

—— 权贵们的亲戚子女、朋友或者其他裙带关系，这个就不用多说，中外都是如此，像火爆非洲的传音手机，就雇用了很多当地酋长们的亲戚裙带做经销商。国外的投资银行进入中国开展业务，也比较热衷雇用中国的各种二代。

—— 所在国家排名靠前的大学毕业生，比如说中国的清华、北大、复旦，印度的印度理工学院，就培养了大批的“国际型”人才。这些名校毕业生，成为买办或者代理、移民发达国家的概率都会非常的高。

充满精英气质的买办们

所以，轻易别瞧不起买办，这些人大都是百里、千里挑一的人中精英，往往有很好的家庭背景，相当深厚的学问功底，八面玲珑的沟通能力，办起事来也是精明强干，资本家可不会养废人懒汉。 

对买办这个群体来说，不要谈什么爱国主义、良心底线这一类的东西，business is business，生意就是生意，收人钱财，替人办事，这是他们的“事业”。国家治理有方，国力强盛的时代，买办们通过协助跨国贸易，引入先进技术产品，缴纳税务，提供就业，各国互通有无带来繁荣与兴盛。而在烽烟四起国家衰败的时代，买办们常常沦为为虎作伥的角色，成为“汉奸”或者带路一党，甚至成为帝国主义入侵、操控他国的提线木偶。 

梁启超先生在《呵旁观者文》提到：“…..张之洞自言，瓜分之后，尚不失为小朝廷大臣。”所谓的的小朝廷大臣，自然就是列强在中国的代理人了。张之洞乃是大清兴办“洋务运动”的重臣，都存了这般心思，大清想要不亡也难。何况这些大清朝的汉族官员，出来当官，就被有的人视为给外族当奴才（也是买办），给谁当买办不是当？

不如闭关锁国？

除非彻底闭关锁国，买办这个阶层一定会存在，只要国门开放，有足够的利益差价，中间商一定会有，买办一定会出现，而且是社会上比较“精英”的一帮人，都会争着去当买办。比如早年，我们国内最一流的人才，往往都会去外资企业。 

想要消灭买办这个阶层，然后中国制造主宰一切，中国品牌行销全世界？对不起，不可能！国际经贸关系都是有来有往，你拒绝别国的东西进来，人家同样可以拒绝买你的东西。几乎所有经济运行正常的国家，都需要依赖全球化贸易体系，想想被国际封锁制裁的一些国家，日子过得怎么样，大概就知道了。 

就算中国能够制造一切高科技产品，任何核心技术都不需要依赖国外，中国关起门来过日子就可以吗？起码原油、农产品、矿石需要大量进口吧？中国也要出口商品换这些东西吧。既然有外贸往来，自然也需要一些代理人去操作。何况时至今日，国际上的核心标准，大部分都还是国外制订的。学习追赶的路，依然还长得很。就算要清算买办力量，也不是今日吧？ 

除了经济贸易上的代理人，还有政治渗透的代理人，zongjiao代理人，文化的代理人，各种国际组织例如NGO组织的国内分支机构等等，是不是想着都烦？一下子清理干净多好！眼不见心不烦，可是别忘了，行走在海外的中国人也有上千万。你不让别人走进来，你又如何能够走出去？

其实有时候干脆想想，如果西方国家没有大航海时代，一直停留在中世纪，西方人也不会用坚船利炮轰开中国大门，中国当年也没有“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继续在自己的历史周期律里几百年一个轮回，这个地球也就这样转下去，起码对地球生态来说，倒不算是什么坏事，再转个几千几万年又何妨？只不过，有几个人想回去那样的时代呢？穿越小说读一读就可以，别当真。 

还是实事求是一点吧，世界是多彩的，每一个物种，都有活着的道理，存在即合理，买办也是如此。

广州十三行，官方督导的买办模式

满族人得天下以后，由于是少数族裔统治汉族多数人口，除了在官场上提拔汉族仕子，让这些人进入官僚阶层，给读书人一条上进之道，（也算是一种代理统治模式）。从清王朝统治者的角度，要维持统治秩序，就必须把核心资源牢牢掌控在手上。如果全面鼓励对外经商贸易，势必会出现一个新的买办阶层，这个阶层很快会掌握大量财富，势必让清政府影响力急剧衰退，并且图谋推翻现有政权，或者架空皇权，让皇室成为傀儡。（明朝崇祯皇帝吊死在煤山之上，清政府可不想重蹈覆辙。）

更重要的是，清政府的高层统治者，其实更清楚他们统治汉族人依靠的是骑兵力量，在平原地区的冷兵器时代，骑兵对于步兵有压倒性的优势。而火器正好是骑兵的克星，后来太平天国起义，就从西方走私了不少火器。 —— 此为后话。 

但是一个国家再封闭，也需要一个对外的窗口，就算不需要从国外进口的工业品和日用品，中国仍然需要一样最重要的资源 —— 白银。因为中国并不是一个主要的白银生产国家，明朝末年的白银通缩（还有官员私藏大量白银黄金），加剧了社会经济的萎缩，也是导致明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中国的丝绸、茶叶、中药、陶瓷，恰恰可以通过外贸换回大量真金白银。

清政府办法很有效，那就是全国的各地对外贸易口岸关闭，对外经贸出口集中在华南的广州唯一口岸，然后派出得力大臣就地督导，收取关税（每年给中央政府包税），实现官方督导下的可控对外贸易体系。 

为什么对外贸易的窗口选择的是广州？陆地贸易有晋陕商人（明朝时代晋商做买办起家，成为皇商），江淮的运河贸易有苏州-扬州-杭州-金陵传统繁华地带，而且全国的食盐贸易掌控在淮扬商人手里，如果对外贸易还放在江浙一带，势必会让财富过于集中于江南，明朝的教训摆在那里。选择南粤，一来距离北京城遥远，就算是地方势力雄厚准备造反，也有江淮作为缓冲区（后来太平天国果然只打到了南京），可以从容应对。而且纵观中国历史，南征容易而北伐困难（无法就地以战养战是主因）。选择广州作为对外贸易唯一窗口，乃是大智慧。

广州十三行创立于康熙盛世，清政府特许经营对外贸易的专业商行。被誉为“金山珠海，天子南库”。1757年，随着乾隆皇帝一纸上谕，仅留粤海关一口对外通商。此后接近百年，亚洲、欧洲、美洲的主要国家和地区，都与十三行发生过直接的贸易关系。这里拥有环球贸易航线，是清政府闭关背景下留存的海上丝绸之路。

应该说，清政府从来就没有绝对地“闭关锁国”，早期的广州十三行，可谓官方督导的“买办”机构。清朝每年有大量的海关岁入，西方大航海时代获得的累累白银，在那个时代开始大量流入中国，有效地支撑了清政府的统治。一直到鸦片战争以前，康熙皇帝平三藩、收台湾，雍正皇帝平定西北，乾隆皇帝的“十全武功”，大笔的军费开支，包括治理水患，恢复漕运，钱从哪里来？很大部分是来自于国际贸易顺差，广州的买办们通过国际贸易，有力地支撑了国家的运转，自身也获得了巨大的财富，广州十三行的伍秉鉴，是当时公认的世界首富，也被评为有史以来最富裕的几个人之一。 

顺便说一下，其时中国政府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一直非常严密。洋商虽然从中国进口茶叶、陶瓷等产品，但是核心技术一直保护得非常好。以茶叶为例，一直到178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才从我国广州运出茶籽。1834年，印度组织了茶业委员会，雇用中国工人种茶，从此印度才开始大规模种茶，锡兰（斯里兰卡）红茶也是渊源于此。 

至于陶瓷，时至今日，虽然像德国这样的国家，也能够烧制出质地不错的陶瓷制品，但是根据产品的美学评价，依然可以用三个字来形容 —— 丑到爆。

德国陶瓷，不堪吐槽的色彩美学

百年繁盛，再看广州十三行模式

在鸦片战争以前，这种官方督导的买办贸易体系，应该说是非常成功的。无论是朝廷、民间、商家、地方官，都或多或少从中获得了利益。而国际贸易商，更是从这种全球贸易中获益匪浅，实现了原始的财富积累，英国的工业革命也大体在这个时代开启推进，东印度公司也在这个时代崛起。 

广州十三行的商人，对于国家给予的垄断性贸易地位，也很懂得做人，除了缴纳关税以外，国家有事的时候，这些巨商都会主动（或者被动）捐赠大量财富。在鸦片战争之前，各地虽然造反不断，洪门这种地下社团不算，白莲教等各种起义此起彼伏，但是始终难成大气候，归根结底，因为政府方面有足够的财力开动军事机器。 —— 这也是为什么历经鸦片战争以后，贸易顺差大幅减少，太平天国镇压起来就非常吃力，几乎沦陷半壁江山。 

清代虽然历经雍正一朝严厉的反腐，但是实际上官僚集团的腐败，依然不可避免。看看当时流行的江南园林就可以想见，在那个时代有多少大大小小的“老虎”，“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可不是白说的。更何况，腐败还可以采用“代理人”模式，还有“联姻模式”。在广州，有东山少爷西关小姐的说法，东山向来是广州权势实力人士的的世居地，官家子弟很多；而西关是广州商业繁华区，出身富商之家的小姐们，自然时髦摩登。其实就是那个时代的高富帅和白富美。他们通过联姻的方式，形成代际传递的“官商勾结”。

在那个时代，中国输出的是高端高价值的奢侈品，而且有垄断地位，丝绸、茶叶、陶瓷等，利润率堪比当今的芯片和石油，因此蛋糕足够大，大到能够有效支持整个帝国体系的运转（大清财富三大支柱，晋商、江南、粤商）。但是这种贸易体系，并没有将中国带入现代化，大笔的贸易顺差银子，并没有转变成为富国强兵的资源。原因何在？

从乾隆盛世到鸦片战争，这将近百年的时间，世界发生了什么？中国作为贸易顺差国积累的巨额财富，为何到了鸦片战争，在列强面前变得不堪一击？下一章具体分析。

中国式买办的前世今生 (2) — 道义放两旁 利字摆中间

买办是资本的一种形态，为利而生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来到世间，每个毛孔都充满了血和其它肮脏的东西。”比如说黑奴贸易，从十六世纪到十九世纪，黑奴贸易使非洲失去上亿人口，只有五分之一到美洲，大部分死亡。

不过，仅仅靠白人，很难抓获这么多黑人贩卖到美洲去，毕竟白人少，黑人多，一对一的抓捕效率低不说，何况未必跑得过黑人，手里虽然有武器，但是又不能随便开枪射杀，受伤或者死了这买卖就黄了。因此，更多的情景，是欧洲的白人，从黑人买办的手里，把黑人奴隶贩运到美洲。这些黑奴中，很多也是战败的俘虏，而在有奴隶贩卖的背景下，非洲人内部的战争也很容易被挑拨起来。（直到现在，西方人还非常善于挑拨其他国家内部斗争）

也就是说，在贩卖黑奴这件事情上，非洲本地的买办（包括大量北非阿拉伯人和皈依ysl教的黑人），或者叫“非奸”，也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其实后来华人也大量被拐骗贩运到海外，包括修筑美国铁路的华工，以及下南洋，电影《让子弹飞》里，恶霸黄四郎也贩卖人口）。

阿拉伯人也是买卖奴隶的代理人之一

可见买办不分人种，不分时代，只是为了利益而办事。爱国主义，道德底线，族群意识，对他们来讲，统统都是不存在的。道义放两旁，利字摆中间，才是他们真正的准则。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引用过这样的描述：“一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有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

资本为了追逐利润而愿意冒风险，释放了人类最本能的原始贪婪欲望，因此在大航海时代之后，整个欧洲都进入了疯狂掠夺的海盗时代。人类就是在这样的血与火交锋中发展进步，所以刘慈欣的《三体》里有这么一句哲学味道十足的话：“失去人性 失去很多 失去兽性 失去一切”。

贪婪和逐利才是资本的本性

看看今天美国的资本家，为了利益最大化，不仅把产业往海外转移，还把利润都洗到海外的离岸公司。几百年过去了，资本还是这个德性。所以不要指望资本和买办阶层怎么爱国，他们只有利益最大化。必须有比资本更强大更正义的东西，去压制其与生俱来的邪性一面。

广州十三行与鸦片战争

中国的买办和资本家，在道义和利益的选择中，自然也不会例外。资本的力量，失去强力约束和监管的时候，一定会露出它狰狞的一面，化身为吞噬一切的洪水猛兽。

有的读者认为我混淆了贸易中间商和买办的概念，特别提醒我，贸易中间商是好的，是褒义词，而买办是牺牲自己国家利益为他国服务的，属于贬义词。其实他们是同一帮人，甚至是同一个人。

1801年，32岁的伍秉鉴接手了怡和行的业务，其后成为广州行商的领头人——总商。伍秉鉴与欧美各国的重要客户都建立了紧密的联系，积累起巨大财富以后，他不但在国内拥有地产、房产、茶园、店铺等，而且还对美国进行铁路投资、证券交易并涉足保险业务等领域，同时他一度还是英国东印度公司最大的债权人，东印度公司有时资金周转不灵，常向伍家借贷。

没错！输入鸦片到中国，其罪恶罄竹难书的东印度公司，是中国商人买办一手支持过的，连美国早期开发修建铁路的资金，也有部分来自中国买办商人。虽然按照记载广州十三行并没有特别主动参与鸦片走私，主打业务还是瓷器、丝绸和茶叶，但是作为国家特许贸易商兼代征海关税务的商行，在英国人贩卖鸦片进入中国的这种事件中，不可能置身事外，更何况作为东印度的债权人，这其中的利益纠葛，水有多深可以想象。

1840年6月，鸦片战争爆发，由于伍秉鉴包庇外商走私鸦片，他曾遭到林则徐多次训斥和惩戒，伍秉鉴之前曾向朝廷捐巨款换得了三品顶戴，但他不得不一次次向清政府献出巨额财富，以求得短暂的安宁。《南京条约》签订后，清政府在1843年下令行商偿还300万银元的外商债务，而伍秉鉴一人就承担了100万银元。也就是在这一年，伍秉鉴病逝于广州。

鸦片战争之后，根据南京条约，中国被迫开放了更多的口岸，各地的新买办迅速崛起。而广州作为大清帝国垄断性的对外窗口地位，也由此终结，此后外贸业务日渐衰落。后来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一场大火让西关十三行化为灰烬。

鸦片战争

广州十三行的兴衰历史，和大清王朝的盛衰周期高度重合，这其中有很多值得思考的地方。

大清王朝的财政密码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个王朝，而且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朱元璋说过，“胡虏无百年国运”，但是清王朝不仅延续国祚长达268年，而且清朝集合了中国2000多年中央王朝治理的所有经验教训，几乎解决了历史给前朝提出的所有命题，包括外戚、宦官、吏治、税收、东林党、割据、边患、立储、文化管制等等，疆域之辽阔、人口之众多，进化到了专业统治的登峰造极地步，进化的程度越深，依赖的资源就越大，就像恐龙，环境发生改变的时候（西方进入大航海时代、进而进入工业时代），就因为太过庞大无法及时转型进化，最终走向灭亡。

清朝最大的历史罪过，乃是为了维护统治，禁锢了思想，压制了科技的引入，把中国拦在了工业革命大门之外，在西方国家突飞猛进的工业时代，把中国牢牢地钉死在故步自封的原地，导致了中国近代史愈来愈积贫积弱。

但是在清朝统治的前期，特别是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中央帝国的统治是十分有效的。就国家治理能力而言，清朝确实是要比明朝强大很多，这其中的密码，在于清朝政府强有力的中央财政体系。

支撑清朝中央财政体系的核心力量，来自于三大商人集团。广州的“黄金口岸”，手持官府赐予的垄断外贸权，广州十三行这个商人群体迅速崛起，与两淮盐商、晋陕商人一起，被后人称为清代中国的三大商人集团。三大商人集团可以类比为，外资合作的买办企业（广州十三行），国家支持的民营企业（晋商），国有企业（盐商 + 江南织造等），当然还有传统的农业税赋（清朝的农业税赋整体不算重，因此人口的繁衍很厉害）。

复杂的经济体系，还有多元化的税基，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强力财政支持，这个阶段的清王朝有充足的财力进行军事行动，恢复漕运，治理河患，建设文化工程（比如阉割历史修订四库全书），建立推广意识形态（儒家 + 关帝，顺便加文字狱），还修建了被称为“万园之园”的圆明园。这中间还不算收买各级官僚和养活八旗子弟的大笔银子，以及在各项军事行动中养寇自重的一些官员（比如年羹尧西北用兵耗费的朝廷银子）。

简单概括的话，中国这样的超级中央帝国，中央财力充裕，国家能力强悍的时候，整个国家都会比较安宁繁盛。即使此起彼伏不断出现的问题，也能够通过强有力的资源，动用武力或者其他方式来解决。

不管怎么说，清朝早年留下的家底是如此深厚，以至于从鸦片战争一直到新中国成立，百年期间不断战败赔款，仍然保留了如此庞大的国土，如此众多的人口。

但是要维护这样复杂的帝国体系，需要一个非常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更需要执政的皇帝是一个超级强人，另外还有一点，这样的中央政府，需要与时俱进，提升治理能力，能够应付随时出现的新情况。

清政府打赢了所有的帝国内部疆域的战争，建立了一个超强的中央帝国，达到了农耕文明时代的极致。但是谁也没有想到，把这个帝国根基侵袭掉的，是来自买办和外部的勾结，还有一种叫做鸦片的东西。

清政府对鸦片的危害，一开始的认知，并不是那么清楚，基本上把它当做一种药品。帝国太大了，对于基层在发生的一些事，统治者很难敏锐地察觉到。而作为输出毒品的东印度公司，不但大量制造毒品，还用心研究毒品如何适应中国人的口味，一面大量制造毒品榨取中国人民血汗，一面用榨取的资金向清朝官员大规模行贿，腐蚀清朝官吏放松对它们的监管，这所有的操作，基本上都是跟中国买办勾结的。

清政府一旦认识到鸦片的危害，禁烟的决心还是非常大的，这关系到帝国的财政体系，但是买办们已经积累了雄厚的财政资源，已经可以建立自己的秩序。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中国人在道义上抵制的直接后果是英国人腐蚀中国当局，海关职员和一般的官员。浸透了天朝的整个官僚体系和破坏了宗法制度支柱的营私舞弊行为，同鸦片烟箱一起从停泊在黄埔的英国趸船上偷偷运进了天朝。”

鸦片战争，清政府第一次对外战争失败，并且签订了不平等条约，除了赔款，还被迫开放更多的通商口岸，由此迎来了国运拐点。通过大航海时代和工业革命武装起来的新兴资本主义帝国，对古老的东方封建帝国，发起了一波又一波持续不断的攻击。与军队直接入侵相比，大部分日常侵袭式的操作，都是通过买办来进行。

鸦片战争，对买办的反思

买办们，并不是天然的邪恶力量。实际上，如果中央政府治理有效，能够有效监管及时发现问题，而且能够有效地管理吏治，那么买办对整个国家的经贸益处远大于弊端。如果清王朝像明朝那样，闭关海禁，失去外贸顺差的收入，清帝国绝对不可能有如此庞大的财力，支撑有效统治体系。

但是资本逐利的本性，在任何时代，随时有可能突破社会的底线，善恶只在利益算计的一瞬间，依靠商人的道德和爱国情操，根本不靠谱。清朝买办们为了赚代理费，走上了走私鸦片的邪路，说明国家治理体系出现了问题，跟不上形势的发展，已经无法有力地管控资本，更不能有效防微杜渐。

圆明园复原图

更重要的是，清王朝获得的大笔贸易顺差，并没有持续投入军事建设和产业升级（本来就不想搞，维持统治是第一位的）。皇帝带头之下，全国上下都搞起了房地产，乾隆皇帝搞圆明园，各级官僚和富商就搞王府豪宅（伍秉鉴的广州宅邸就堪比大观园，北京的恭亲王府也是规模宏大），退休官员搞苏州园林，富商们搞各种大宅门各种大院（比如乔家大院），全国上下搞扬州、金陵、杭州、北京、广州城的繁华城市建设，时至今日，我们到山西平遥一带去看看，那个时代清朝富商们的深宅大院，仍然可以留下深刻印象。

当然，清朝旺盛的房地产建设也扩大了巨大的内需，还创造了庞大建筑和手工艺就业，有很多家族就靠建筑为生（比如垄断清朝皇家建筑的样式雷家族）。但是发达的房地产行业，最终还是经不起工业革命之后产业升级的西方坚船利炮。一朝战败，所有的舞榭歌台，最终都会雨打风吹去。

山西乔家大院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进入了近代史，买办们也迎来了黄金时代，进入越多买办国家就越羸弱的恶性循环。各类军事的、金融的、贸易的、宗教的买办们层出不穷，而清王朝中央财政收入下降，国家治理能力也随之大幅下滑，已经没有能力应付层出不穷的各种问题。

中国式买办的前世今生 (3) — 群魔乱舞的买办时代

上一章写到，买办们（其实包括所有的私营资本），其生存原则，就是“道义放两旁，利字摆中间。”

其实除了资本，中国的千年官僚体系，也差不多是一样的原则。到了清朝统治的后半阶段，维护延续清朝最出力的，不是八旗子弟和满清贵族，而是汉族的地主豪强士族阶层，因为他们本能地意识到，维护清朝的统治，对他们所处的阶层最有利。

因为清政府与官僚豪强阶层形成了“利益共同体”，这也是为什么晚清出现了那么多鞠躬尽瘁的“裱糊匠”，比如晚清四大名臣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四人。力主禁烟的林则徐，实际上一生也是在践行“福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曾国藩，清政府给了最高谥号“文正公”，但是另一头的绰号是“曾剃头”（根据人口学家估算，太平天国运动导致超过7000万人的死亡，绝大多数都是汉族人）；抬棺进入西北收复新疆的左宗棠，平定“tong zhi hui乱”有功，也是有力“ 促进民族团结 维护国家统一 ”的大功臣；即使是“洋务运动”，也是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本质上也是为了维护统治。

从鸦片战争到1949年，生存在中华大地上主体民族的汉族，在帝国主义、封建王朝、地主豪强、买办阶层、zj势力的战争和勾结中，遭遇了一轮轮“割韭菜”式的惨烈大屠杀。论绝对死亡的人口，近代史没有任何族群，付出了这么大的死亡数量代价。 —— 汉族的崛起，实际上是以上亿人口的牺牲做代价换来的。

中华大地遍地烽烟的这一段历史，却是买办们发“国难财”的黄金时代。而这些买办阶层，基本上都是汉族读书人。正如我前面所写的那样，即使要做买办，也都必须是高智商的“精英”阶层。

买办们的黄金时代

人们都说犹太人会做生意，其实这个世界上做生意做的最大的，最善于利用一切机会，并不是犹太人，而是中国人，更细一点地说，是中国的汉族人。

这里随便写点东西证明一下：

—— 广州十三行当时的首富伍秉鉴，按照欧美给出的数据计算，其积累的财富相当于当时英美首富的4-5倍。只是做买卖贸易而已，还没有玩工业化。

—— 近代史最先进入工业时代的英国，和中国的贸易是逆差，最后不得不通过鸦片这种卑劣手段，扭转贸易平衡局面。

—— 在东南亚地区，华裔并不占据政治主导地位，人口的数量也不足，但是主要的经济命脉都控制在华裔的手上。

—— 加入wto十几年，西方人本来给中国的定位分工就是低端装配产业。但是中国不仅实现了原始积累，而且一步步实现了产业升级。

—— 大家都认为中国的芯片技术相比美国仍然落后很多，但是在比特币挖矿这个领域，中国人做出的专用芯片，把NVIDIA的GPU都打下去了。只要有利可图，中国人从来不缺乏产业精神。

只要看得到利益和回报，不管是中国还是西方的商人，为了利益，都可以把绞索卖给自己的敌人。没有谁比谁更道德，也没有比谁更没有底线。只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如果没有技术的代差，在同等技术水平下，只要贸易条件公平，中国生意人能把全世界的对手虐成渣。看看卖遍全球的手机就知道。

你要说帝国主义国家，没有想法把中国人当作印第安人2.0版本来收拾，那实在是太天真了。并非不想，实在是做不到，中国土地太大，地形很复杂，人口众多，搞全面侵略屠杀也会遭遇强力反抗。帝国主义国家内部也是矛盾重重，谁也不想让对方独吞了中国的这块肥肉。一点点蚕食最后划分势力范围瓜分中国，通过扶植代理人，把中国变成一盘散沙，成了他们的默契（二战打破了这种默契）。

而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屡战屡败，又不敢搞也搞不起全国动员的情况下，为了保住政权，本着“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卖国政策，一次次出卖中国利益。从这个角度而言，晚清的政府，其实就是那个时代洋人在中国最大的买办。搜刮中国人的血汗，一点点填入帝国主义贪得无厌的胃口，给这个王朝苟延残喘。

后来继承清政府的民国时代，同样也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买办，只不过那个时代更为混乱，每一个军阀背后，都站着一个帝国主义的势力。论及买办程度，北洋政府其实要比南京政权低很多，但是其时南方经济远比北京强悍，南方买办资本获得的国际财力支持更多，北洋政府始终无力再统一中国。而在北洋政府被打垮以后没有多久，日本人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

国家已然如此，整个神州大地，自然就迎来了买办们的“黄金时代”。从鸦片战争到1949年，在中国混得好的风云人物，基本都是买办力量，伴随着这个国家却越来越沉沦，以下是几个的历史的例子：

—— 暗算胡雪岩的幕后黑手“洞庭山帮”，就是英国资本支持的江浙买办财团，而左宗棠用兵平定西域，就是胡雪岩筹备资金支持的。本土资本深受打击之后，民族产业振兴愈发乏力，国家力量也愈发薄弱。

—— 被江浙资本财团控制的国民党，从出生开始，就天然带着软弱性。而民国时期著名的“宋氏三姐妹”，对当时的中国有很大的影响力，都是在美国念书长大，其父亲是在美国投靠舅父，也是基督教徒（这渗透力度……）。所以国民党受美国的影响最深，政府里充斥着大批美国留学回来的博士。国民党一头代表了国内的地主资产阶级利益，另一头充当英美买办，本来是引领中国走上印度道路的。不过后来主席领导的TG崛起，可谓天不绝我中华，此是后话。

买办，从鸦片-茶叶到金融、实业、zj、文化无所不包

英国怡和洋行在中国的发展浮沉，其实差不多算是大半部中国的买办历史。

怡和洋行（伍秉鉴的商行也叫怡和，比英国的要早，两者渊源很深），是很早与中国从事贸易的英国洋行（贸易公司），早年是与广州十三行交易。主要从事鸦片及茶叶的买卖，林则徐在1839年实行禁烟时，怡和的创办人在伦敦游说英国政府与满清开战，并且力主从清朝手中取得香港作为贸易据点，因此有“先有怡和 后有香港”的说法。

1872年，怡和洋行放弃在中国进行鸦片买卖，并不是他们觉悟了，而是那个时候，中国已经遍地种植yin su，实现了“进口替代”，各地军阀和地方官，通过鸦片敛财。而国门大开的中国，对于洋人来说，有更多的生意在等着他们，除了贸易外，怡和还在中国大陆及香港投资兴建铁路（比如中国第一条铁路吴淞铁路）、船坞、各式工厂、矿务、经营船务、银行等各行业。

1949年后，怡和在中国大陆的大部分资产及生意被收归国有。1954年，怡和公司总部迁回香港。怡和的大班负责人离开中国大陆的时候，留下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我们跟旧中国做了一百年生意，也想跟新中国做一百年生意”。而改革开放之后，也是这家公司，在北京成立了一家合资公司 —— 北京航空食品，就是在飞机上卖盒饭。从卖鸦片到卖盒饭，这像极了一个历史的隐喻，当中央政府强大的时候，资本一定会循规蹈矩老老实实做事。

顺便再说一下怡和的今天，在上个世纪90年代怡和唱空香港带头撤离，导致其失去了香港回归以后的很多机会。不过在今天的香港，怡和的影响仍然无处不在，小到7-11、惠康、万宁、美心、KFC、必胜客，大至宜家、金门建筑、文华东方酒店、置地广场、太子大厦等等，其实都是怡和的产业。

怡和洋行在中国的发展历程，恰好是一部中国近代的买办历史。当历史进入19世纪时，工业革命让英国跃升为西方世界头号强国，大英帝国的几个商人、几名传教士，再加几条帆船，就可以纵横四海。商者无域，只要有利润，什么都敢干，什么底线都没有。

而在中国买办们的努力协助下，洋商们在中国的业务也不断扩大升级。从开始的茶叶鸦片贸易，然后是实业金融，最后是国家经济基础，与此同时通过传播zj对普通民众进行麻醉和洗脑。

在一个乱世之中，小恩小惠加一些zj麻醉，对于绝望的底层民众，的确有巨大的吸引力。任何一种宗教的大面积传播，往往意味着中央政权在基层的影响力下降，外来的思想与中央政权正面争夺阵地。

雍正皇帝曾经禁止西方宗教在中国传播，留下了一段意味深长的指示：“尔等欲我中国人民尽为教友，此为尔教之要求，朕亦知之。一旦如此，则我等为如何之人，岂不成为尔等皇帝之百姓乎？教友惟认识尔等，一旦边境有事，百姓惟尔等之命是从，虽现在不必顾虑及此，然苟千万战艘来我海岸，则祸患大矣。”不知道还有几个人，能够读得透这一段跨越时空的话？

清王朝当政者当然很清楚zj的威力，清朝初年，康熙皇帝还利用藏传佛教 + 定向计划生育，搞定尚有一点勇武精神的蒙古族。康熙皇帝一手操刀，为蒙古族普及推行藏传佛教提供了许多优惠政策。不到五、六十年光景，蒙古族人口即减少一半，加上宗教的作用，整体上扼杀了蒙古族的武勇精神。

除了宗教传播，在那个时代伴随的文化渗透，更是无孔不入，用赚来的钱养媒体、养文人代为发声控制舆论。

历史是一面镜子。虽然现在中国严厉禁毒，文化、zj、yisi xing态的买办力量，特别是渗透在体系内的两面人，却还是非常深入，短期看似乎危害还不算大，长期的危害呢？不要忘记，今天是5.12汶川地震10周年，即使在抗震救灾中，各种NGO和zj组织，都在往里面渗水。

马克思说过，zj是底层民众的鸦片。如果再加上低生育率，康熙年间对付蒙古族的那一套东西，会不会在今天的中国重演？会不会是隐蔽的买办们的工作重点方向？

鉴古思今，隐蔽的买办力量

错过了一个工业时代，就是落后百年。在清朝末年，因为清军无力再镇压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所以就不得不重用汉族的大臣，而在连年的战争中，汉族人的军事、思想、科技都纷纷开始转变，一批又一批的人才脱颖而出，尚武精神在重新回归，也开始接触近代现代工业。而且在战乱中，汉族人迅速开枝散叶，进入了东北、西北很多地方，还有很多人远赴南洋。

帝国主义国家，当然也担心中国人自己创办产业，特别是重工业。于是通过代理人战争或者自己上阵，一轮一轮摧毁中国进步的步伐。每当中国出现一点向好趋势的时候，战争总会接踵而至，不给予中国发展的任何机会。

而在百年血与火的战乱中，汉族人的顽强、智慧、不怕牺牲、勇于斗争的一面，就充分地展现了出来。买办再多再精英，数量也是很有限的一小撮人，他们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不可能带来这个国家的独立。

从1842年到1949年，没有任何一片大陆如中华大地一般，有过如此持久的动荡战乱，没有哪一个族群像汉族人一样，付出了如此巨大的牺牲。阅读近代史，我常常想起《倚天屠龙记》里面……只听灭绝师太道：“俗语说得好：‘千棺从门出，其家好兴旺。子存父先死，孙在祖乃丧。’人孰无死？只须留下子孙血脉，其家便是死了千人百人，仍能兴旺……”

前一阵我曾经写过叙利亚的评论文章，《用生命的本能，对抗世间的力量》。其实，叙利亚今天发生的一切，在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持续了一百多年。中国人之所以没有像印第安人那样被屠戮殆尽，没有像中东那样被肢解得分崩离析，靠的就是异常顽强的生存繁衍能力，有了足够的人，最终在其中出现了伟人，建立了组织，成长出了军队，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的人才，一场场仗打过来，一个个产业突破。

我一直在想，如果中国遭遇下一轮的危机，问题会出在哪里？强大的帝国，堡垒都是从内部攻破的。既然中国的崛起，是思想的解放、伟大的领导人和强大的组织，这一切的基础乃是众多的人口，那么通过内部的代理人和double face人，进行宗教、文化渗透，改变中国人的思想，然后再通过生育意识的改变，像康熙皇帝对付蒙古族那样，用不了2代人，也许就像当初蒙古族那样被阉割掉很多力量。而现在的中国的人口专家，都是通过国外资金（包括联合国资金）赞助培养起来的，其中有没有买办，我就不好说了。

我们成天在批判经济上的买办，而实际上，在中国现在的强势政府背景之下，经济上的外资和买办，都不算什么大的隐患，还可以促进就业，引入先进技术的产品（毕竟落后技术在中国会被干死的）。相比之下，隐蔽战线的买办，也许才是更致命的。

中国买办们的前世今生(4) — 被帝国主义和买办们毁灭的自强路

变革太晚，无力回天的清朝政府

1900年春，义和团运动（其实就是反对国外宗教和势力渗透的民间反抗运动）。成为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借口，以镇压义和团之名，直接打入北京城。

八国联军总人数前后约为5万人，北京城沦陷之后，八国联军所到之处，杀人放火、奸淫抢掠！从紫禁城、颐和园中偷窃和抢掠的珍宝不计其数，很多还摆在发达国家的历史博物馆里。而清朝皇家房地产的巅峰之作，“圆明园”继英法联军之后再遭劫掠终成废墟。

八国联军总司令瓦德西后来承认，“所有中国此次所受毁损及抢劫之损失，其详数将永不能查出，但为数必极重大无疑。”1901年9月7日，以《辛丑条约》的签订为最终结果，中国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大清帝国差不多气数已尽。

实际上满清末年，统治阶层并没有坐以待毙。之前的甲午战争，打醒了整个清朝的统治阶层，上上下下达成了共识。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结束后，《马关条约》签订后的第94天，光绪帝发出一道谕旨，宣称“当此创巨痛深之日，正我群臣卧薪尝胆之时”，并提出救亡图存的六项“力行实政”，修铁路被列为首项。

不要轻视清政府的决心和动员能力，即使是在王朝暮年，仍然修成了好几条中国的铁路干线，包括长达1214公里的京汉铁路（北京-汉口），全长1009公里的津浦铁路（天津-南京浦口）。还有1904年10月开工陇海线开封到洛阳线路建设。而且在此期间创办了汉阳铁厂等重工企业，还筹办了交通银行以摆脱帝国主义的金融控制。 —— 想想清朝末年，内焦外困的情况下，尚且有如此巨大的动员能力。可见只要中央政府尚在，能够统一决心，哪怕条件再艰苦，执行力也是非常强悍的。这也是帝国主义列强为什么最不希望看到中国的团结和统一。

铁路对一个现代大国有多重要？想想太平洋铁路对美国统一的意义就知道了。郑州和石家庄，都是在铁路运营以后形成，被称为火车头拉来的城市。

如果清政府上下阶层早在30-40年前有这种觉悟，甚至早10年醒悟过来，中国近代史肯定会完全改观，甚至当时爱新觉罗家族有一个得力的领袖，历史也可能会完全不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1860年前后，是中美日三个国家重要分水岭。中国发生了南北方的太平天国内战，整个国家内部大出血，中央政府统治力遭遇重挫；美国也发生了南北战争，北方打败南方的买办力量，迈入工业大国的征程；日本差不多同期开始了明治维新，后期不断从中国吸血壮大自己，也走上了工业化道路。

但是，到了1900年以后才开始彻底变革，真的晚了！帝国主义的势力已经渗透到军事、政治、文化、zongjiao、经济、金融等等全方位的领域，整个国家的经济中心也移到了长江中下游的武汉-南京-上海一线。帝国主义通过买办力量，已经有充足的能力左右这个国家的走向。清政府不再有领袖强人，不再有中兴重臣，军事力量也削弱，经济上国库空虚，要人没人，要钱没钱，要力量没力量，就等辛亥革命的那一声枪响，整个帝国就退出历史舞台。

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一直到1911年清政府退出历史舞台，中间至少有50多年的窗口期，其实变革机会一直都在，清政府的腐朽无能，不敢发动汉族百姓和官员，对变革犹犹豫豫，加上帝国主义的买办们，一直都在进行渗透和破坏，隔几十年就来一次越来越惨烈的战争，中国始终没有迈上工业化的道路。

辛亥革命以后，比清政府更无能、更腐败、更无耻的的国民党买办政府登上历史舞台，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被帝国主义和买办财团控制的政权。从中央集权和治理能力来看，民国政府相对于晚清政府和北洋政府，是一个历史的大倒退。

民国政府，帝国主义控制的买办政府

辛亥革命之后，统治中国268年的清政府以和平的方式退位。“清失其鹿，天下共追之”，各方势力纷纷登场，展开了一场争夺统治权的大战。内耗不断的中国愈发积贫积弱，终于在1931年迎来了更黑暗的14年抗战。

一般的说法是，辛亥革命之后，袁世凯篡夺了革命成果。实际上袁世凯是当年的直隶总督，而且是清朝新军的领军人物，袁世凯在天津小站以德国军制为蓝本，制订了一套近代陆军的组织编制、军官任用和培养制度、训练和教育制度、招募制度、粮饷制度等为内容的建军方案，摒弃了八旗、绿营和湘淮军的旧制，注重武器装备的近代化和标准化，强调实施新法训练的严格性，成为中国近代陆军的草创先河。

既有行政经验，又有政治资源积累，还有一支新式军队在手上，本来是一个乱世最需要的强人。但是这样的潜在强人，不符合帝国主义和买办们的利益。所以他得不到金融资源的支持，接手的末代皇朝，留下的业是一个空空的国库。后来还被日本所迫签订了“二十一条”（其实北洋政府也进行了巧妙的拖延和斗争，后期也搞了消极抵制）。

南京方面，国民党搞了议会（议员其实就是财团和地主代表），大大削弱了袁世凯的权力。然后掀起护国运动，号称二次革命。其实就是在帝国主义和买办财团之下，削弱中央政权。当然，袁世凯头上的独裁者帽子，是一定要扣得紧紧的。

辛亥革命两位之后的两位政治强人，袁世凯和孙中山（孙中山在华侨界声望很高）。在中国当时最需要强人的时候，都是在北京重病不治而亡。实际上，清朝末年奋力自强的光绪帝也死于中毒（可以搜索相关信息）。留下愈发混乱和破碎的中国政局。—— 这其中的诡异，其实历史上极少有人提及。因为生于乱世的领袖人物，往往拥有极强的体魄和精力，壮年而病亡。只能理解为，有人不希望当时的北京城出现政治强人，进而真正引领中国图强。（其实后来苏联在关键时刻，也有一些领导人病故）。

在帝国主义操控的江浙买办财团支持下，通过北伐战争和中原大战，国民党南京政府形式上统一了中国。帝国主义和买办阶层，终于得到了一个他们理想中的中国买办政府—— 各地实际上割据的疆域，装备一切靠买的军队，受控于帝国列强的经济体系，产业分工就是农业国加一些轻工业，立法权由议会控制便于操控。

这注定是一个跛脚鸭的羸弱政府，根本无法镇得住这样一个疆域辽阔的超级大国。从统治能力和实际治理来看，南京政府相对于清政府和北洋政府，实际上是一个中国历史的倒退。表面上看起来有一段繁荣的“黄金十年”，实际上重工业远不如洋务运动时期（炼钢能力大幅后退），基础设施建设能力还不如晚清政府，经济的自主权更是完全旁落，民生凋零倒是各种文科“大师”频出，政府和军队极其腐败，而且各地势力割据，根本无法形成国家合力 —— 而且就在这期间，西北地区的zongjiao + 军阀的两马势力崛起。

1941年12月9日，1931年的9.18事变十年之后，国民党政府才发出《中华民国政府对日宣战布告》，因为其时美国遭遇珍珠港轰炸，于是对日宣战。在国际法意义上，国民党一直到此时才正式对日宣战。其软弱性和买办性，由此可见一斑。

如果要拿一个国家来类比，现在的印度有几分影子。所以，“果粉”实在太low，满清的末年都比民国政府强得多。

​中国买办们的前世今生 (5) — 毛主席 近代买办体系的终结者

近代中国，被帝国主义和买办们渗透如此之深，以至于到了清朝末年和民国时代，终于形成了体系化的买办势力，所谓体系化，就是帝国主义作为幕后黑手，已经可以完整地操控这个国家的走向。

—— 在政治上扶植代理人上台，政府高官充斥留美留英的毕业生，潜在的政治强人一个个及时地暗算掉。

—— 经济上中国只发展一些消费型的轻工业，重工业几乎全部停滞，并且在决策层形成“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观念。

—— 宗教方面全面渗透洗脑，推送精神鸦片。让饱受苦难的中国人精神上成为绵羊，丧失反抗意识。

—— 文化教育上倡导无病呻吟的殖民地买办文化。工业科技等方面教育占比极低，人文一类的“大师”遍地走。

—— 扶植代理人战争，清除异己。北伐战争，412反革命政变，中原大战，几次围剿等等，都有代理战争的影子。作为帝国主义买办政府，国民党政府内战凶残而无所不用其极，外战懦弱而无能之至。

……总而言之，那个时代，其实中国已经到了亡国灭种的边缘。我查了一下数据，中国铁路里程在清末和北洋政府统治期间，增加到了一万两千公里。而国民党“统一”中国大陆以后，不仅没有修成多少铁路，原有的铁路线也因为战争被破坏，比如津浦铁路、京汉铁路等。实际上在国民党统治的时代，中国各个地区军阀林立，整个国家更加割裂。

近代中国“湖南力量”崛起

以地域来算，湖南人在近代史的人才辈出，有这样的说法：“一群湖南人，半部近代史。”

从晚清到新中国成立，从湖南走出的名人数不胜数：大清王朝晚期的中兴名臣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戊戌变法的志士谭嗣同；同盟会的好汉黄兴、宋教仁、陈天华；中共早期领导人蔡和森、李达；而千年以来最杰出的走过革命领袖，当然是毛主席无疑。

毫无疑问，即使像毛主席这样的伟大人物，也是在时代的背景下，在一个革命的氛围中，在经历中慢慢成长起来

前几天高调纪念马克思，我其实心下有点嘀咕 —— 无论如何，近些年纪念主席，都没有这么隆重过。这理论自信，起码……以下省略！@#￥%……&一万字。

近代史上“湖南力量”的崛起并不是偶然的。鸦片战争之后，广州失去独家贸易地位，导致南方经济萧条，大量贸易相关的就业流失。而太平天国起来以后，清政府的军事镇压力量严重不足。这其中有八旗子弟一代不如一代的原因，同时国家外贸收入急剧下降，国家财政不济，无力大规模用兵。只能“以汉制汉”，让汉族地主士族阶层搞出私人武装，镇压han族人。

一旦参与过战争，并且获得了一定的红利，人类深处本能的血性，就会迸发出来。经过太平天国战争的洗礼，湘淮军收获了一些战争红利（包括钱财、女人等），很多人算是接受了初步的革命启蒙—— 最早的革命启蒙其实很简单，什么叫革命？就是拼过命的人必然有饭吃。（来自湖北的黎元洪大总统教导冯玉祥士兵的话，顺便说一下，此人1928年死于脑溢血，是袁世凯、孙中山之后病死的又一位北洋政治人物）。

湖南地处内陆，不沿海不沿边，外贸条件的条件连湖北都不如（湖北的汉口在二次鸦片战争签订的《天津条约》以后开辟为口岸），也不是洋人看重的地方。因此，在这个地方帝国主义买办势力非常弱，更没有收买精英阶层的可能。除了造反或者忍耐，没有别的出路。

有血性，没有被买办利益侵染太深，愿意拼命敢去造反，只要找到正确的思想，走上正确的革命道路，必然能够燃出熊熊烈火。这就是为什么湖南人在近代革命史扮演了如此重要的角色。而改革开放以后，地处内陆的湖南反倒沉寂了许多，变成了普普通通的劳务输出大省。当然，在官场里边，湖南人还是比较多的，这是一个传统。

顺便说一下，我已经很久没有回去过湖南，听说在长沙jidu教在搞很大的教堂。看来这一片革命热土，有人也在搞深度的渗透。

主席作为革命家的团结和斗争哲学

主席有两句著名的话：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这充分体现了辩证法的思想。

为什么要团结人？因为在旧中国那样的时代，民族的生死存亡是第一大事，必须要团结尽可能多的力量，特别是工农力量，才能够组织强大的革命队伍。但是人一过百形形色色，联合的人多了，阵容扩大了，必然各种人等的成份越来越复杂，混进队伍的各怀目的人会越来越多，颜色越来越不一致。

如果和稀泥求团结，处处妥协，不进行必要的斗争清理，进而统一认识，慢慢地整个队伍就可能分化，在内部分裂。或者因为妥协太多变了颜色，这些渗透在内部的“盟友”，会反过来施加影响，把革命队伍变了颜色。表面上看阵营扩大了，但是光有数量，质量却发生了变异，到头来光长了肉，失去了骨头，失去了灵魂。

因此，毛主席认为团结和斗争是一体的，两只手一只也不能少。不团结队伍不能扩大，不斗争就会在合作中失去主导地位。主席这一生，用了很多精力开展两条战线上的斗争，既反对盲目斗争扩大化的“左”倾错误，同时也反对“谁都可以联合”的无原则投降主义、妥协主义。

正是掌握了斗争和团结的辩证法，在每个阶段，GCD都能够抓住主要矛盾，事事主动，团结教育了最广泛的盟友，同时不断改造自己的队伍，变成独立自主的革命熔炉。

主席，买办思维的终结者

理解了主席的斗争和团结的辩证法。其实就很容易理解主席和外国合作的态度，合作没有问题，我们的朋友遍天下 —— 所谓天下无人不通共。但是在合作过程中，必须坚持原则，坚持坚持自主，坚决不做谁的木偶和买办，实际上就是平等的合作关系。这实际上是近代史为了蝇头小利卖国求荣买办思维的终结。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南京政府如鸟兽散，而司徒雷登大使却留了下来，希望与新中国延续以往的殖民政策。如果美国政府支持红色中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且废黜以往不平等条约，开展有诚意地合作。司徒雷登当然也可能成为新中国的“好朋友”。但是美国政府如果指望新中国继续做帝国主义的买办，像以前那样任意剥削中国，留点狗粮喂养一小撮精英，那也是不可能的。 —— 主席发表了《别了，司徒雷登》这篇文章。

美国人当然不服，不服来干呗。1950年代半岛上的友好切磋，为以后中美合作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时至今日，美国人可以拿枪逼着日本人、韩国人、德国人……签订种种协议，操控他们各国的领导人任前任后的命运，但是于中国，他们只能一轮轮地谈判。

即使是红色苏联，中国也没有沦为其代理人。半岛战争可以拿着毛子支持的装备打，战后可以接受苏联援助的156工程，初步建立自己的重工业体系，但是对苏联要在中国搞长波电台的要求，想把中国捆绑到苏联战车上，主席就坚决顶了回去 —— 新中国不做美国的代理人，也不做苏联红色帝国的买办。

正是因为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主席给新中国留下了丰厚的遗产：

—— 通过自力更生建立农田水利系统，新中国靠7%的土地，养活了接近世界20%的人口。人均寿命差不多从建国时期提高了一倍多。

—— 通过建立自己完整的工业产业链，中国即使在改革开放以后，也没有彻底沦为国际分工的“跛脚鸭”。很多产业即使不是世界一流，但是别人有的，我们基本都有。

（这部分内容很多，但是先不写了……）

……

最重要的是思想上的遗产，国际合作并无不可，让对方在合作中获得利益也是应该，但是最重要的是，不能让自己丧失自主精神，不能让自己变了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