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家王朝签订《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加入GATT加速灭亡_风闻

作者： 马钟成

二战后，美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最大的霸主，其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着眼点便是要将中国彻底变为美国的附庸国。然而，事与愿违，经过仅仅三年的解放战争，美国在华代理人蒋介石集团溃逃台湾。在此之后的长达十年时间里，美国舆论界讨论的核心话题便是“谁丢失了中国”。在野的共和党埋怨当时执政的民主党对蒋介石支援不够，而民主党则指责蒋介石集团的极端腐败和无能。其实丢掉中国的正是美国自己。

1948年10月国民党战局不利，美国国会刚刚通过了对蒋介石政府的10亿美元援助，蒋介石又派宋美龄到美国请求继续支援。宋美龄前脚刚走，杜鲁门便在内部痛骂国民党政府额高官：

【“他们是贼，他们每一个该死的家伙都是。……他们从我们送的上十亿美金里，偷取了将近七亿五千万美金。他们偷了这笔钱，而且将这笔钱投资在巴西的圣保罗，以及就在这里--纽约的房地产。”】

蒋介石集团中贪污美国援助的一个重要人物是孔祥熙。1945年7月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陈赓雅公开揭露孔祥熙集团贪污美金公债。当时已经有确凿证据的贪污数额，已经高达1150.992余万美元，折合国币约26.47亿，而这仅仅是第一批第二批贪污数额。在国内外巨大压力下，蒋介石不得不将其解职，但是并未进行法律制裁，其所贪污款项也不了了之。因为孔祥熙背后是宋霭龄、宋美龄等人。据估计，在整个美金公债案中，宋蔼龄等人在没有支付一文法币的情况下，所获暴利就已达到115亿法币之巨。孔祥熙辞职后，将资产变卖全部转移到美国，他与宋霭龄住进了离纽约不远的里弗代尔一幢豪华别墅，还在纽约郊区花160多万美金买下了一幢高级住宅，同时，孔祥熙还在纽约最繁华的闹市中心百老汇大街一家星级旅馆，长期租了一个房间，每天租金150美元。在杜鲁门的直接命令下，美国联邦调查局开始调查孔家、宋家在美国的财产，并对孔祥熙实施秘密监视。从此孔祥熙等民国巨贪、蒋家王朝的重臣，成为美国要挟、控制蒋介石政权的重要武器。

其实美国对蒋介石政府高官私吞美国援助的行为一直采取的就是默认态度，唯如此才能使蒋介石集团真正地奉行亲美政策。杜鲁门的埋怨也仅仅是推卸责任而已，他当然知道，蒋介石集团私吞援助并将其投资美国房产，无论是政治角度还是经济角度，都对美国有利。

美国人从来不做亏本生意，而蒋介石自然也不会亏待美国人。国民党政权的土崩瓦解，跟美国急于从经济上掠夺中国、变中国为其经济殖民地不无关系。

1946年中美签订了以《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为代表一系列看似平等的自由贸易条约，实际上却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不平等条约。

和2001年的中国的《入世议定书》一样，1946年《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中规定美国在中国的法人和团体享有与中国的法人和团体同样的待遇；美国的国民、法人和团体在中国可以取得动产和不动产权；美国货物的输入按最惠国待遇征收关税，内地税、运输和销售享受与中国人生产物品同样的待遇；美国在中国采勘及开发矿产资源上享有最惠国待遇；美国船舶、军舰可以在中国沿海内地的任何口岸、地方航行等等。而清政府1844年与美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望厦条约》中只给了美国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个港口的居住贸易权。虽然《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规定中国享有对等的权利，这相比《中美望厦条约》是一个表面的进步，但其实当时的中国和之前的清朝时期一样，都无力向美国本土去大规模输送工业品、开办公司甚至开采矿产。而美国各州皆有独立的公司法，中国在美公司无法真正享受国民待遇，但美国在华公司则可享有国民待遇。在美国经济实力远远大于中国的背景下，全方位开放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之危害远比局部开放的《望厦条约》要大得多。国民政府外交部、财政部、经济部、交通部等部门在双方谈判时都曾指出该条约的不平等性并提出异议，但被美国完全收买的蒋介石最高集团一心卖国，对各种异议视而不见。正是在形式上平等、实际上卖国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基础上，美国同意中国加入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即后来的WTO。

除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蒋介石政府还与美国签订了其他二十多项形式上平等但实际上不平等的条约，其中《中美国际关税与贸易一般协定》为110项美国最重要货物减免了进口税，许多美国商品肆意在中国倾销。1946年，美向华输出的商品价值总额为3.2亿美元，占中国商品进口总值的57.2%，这年，中国进口贸易总额为5.6亿美元，出口总值近1.5亿美元，外贸入超高达近4.12亿美元，其中64%是对美入超。这使国民党政府的外汇储备几乎要消耗殆尽。除正常贸易外，美国工业货物还通过走私等渠道大量涌入中国，在抗战胜利后的三年中，约计美货走私进口总值达2.5亿美元。二战后，美国的工业处于全面过剩状态，通过所谓《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等不平等条约，中国成了美国的商品倾销市场。

在全面开放的大背景下，美货像潮水般涌入中国市场，中国的民族工业尤其是民间资本开始垮台。中国各地遍布美国商品，上海永安、新新、先施等大百货公司，美货占其全部货物总数的80%，天津各大公司的美货也占其全部货物总数的50%以上，美货除军火外，从机器工具、车辆、汽油、金属、水泥、棉花等生产资料，到布匹、呢绒、服装、鞋帽、卷烟、火柴、罐头、面料、小麦、牙膏、药品、牙刷、香水、口红、手纸等生活日用必需品，应有尽有。美国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使中国民族经济受到严重摧残。如上海罐头厂原有180余家，到1947年1月只剩下50多家，1946年初上海有制药厂200多家，在美药打击下到年底倒闭歇业了120多家。据不完全统计，自1946年下半年至1947年，上海、天津、重庆、汉口、广州等20多个城市，工商业倒闭达2.7万多家；上海原有大工厂4000余家，1947年1月的开工率仅为20%左右；天津原有大小工厂5000多家，1947年经常保持开工的仅及1%。

就这样，抗战后的旧中国与美国形成了奇异的“中美国”经济利益共同体：美国资本和商品如潮水般涌入中国，控制了中国经济命脉，美国把从经济上剥削中国得来的钱援助蒋介石集团打内战，蒋介石集团又私吞了不少美国援助去美国投资房产，如果不是三年解放战争蒋介石被赶出大陆，这个中美国经济利益共同体将发展得更加庞大。在内战初期看来，美国大规模援助蒋介石，显然是一笔十分划算的买卖。

抗战结束后，国民党统治下的地区其经济甚至比日本及汪伪政权还要萧条，其根本原因在于蒋介石对国家利益的出卖丝毫不亚于汪精卫，只不过出卖的方式和对象不同，而其大背景则是美国和日本统治世界方式的巨大差异，后者是延续英国之前开创的旧殖民主义，而前者则是新殖民主义。

新自由主义大师弗里德曼认为，通货膨胀永远是个货币现象，过多地增加通货量是通货膨胀的唯一原因。但国民政府增加货币供应，实在是在《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下的一种迫不得已。

一方面，蒋介石准备大打内战，而在后方，来自美国的商品挤垮了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业和经济基础，国民政府税收乏力，而开支暴涨。另一方面，美国货的涌入导致国民政府外汇储备也迅速消耗殆尽，而财政赤字却迅猛增长。二战后，未遭受战火破坏反而被战争刺激壮大的美国工业生产能力严重过剩，假如那些商品不输入中国及其他国家，只能在国内销毁处理，因此向中国输出商品和资本，对二战后的美国来说显得格外重要。《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等不平等条约导致中国对美经济输血过多，国民党政府为了将战争进行下去，最终只能依靠大规模超发货币来进一步掠夺人民财富。

1946年国民政府财政部长俞鸿钧已经指出：

【“从1月到5月……税收只2亿5千万元，约为支出的六千分之一，巨额的财政赤字，由发行补足”。】

1945年底，国民政府法币发行量已突破1万亿元大关，达10,319亿元，与8月相比，几乎翻了一番；1946年底更增至37,261亿元，比上年底增加了2.6倍；1947年12月高达331,885亿元，在1946年的基础上又增加近8倍；1948年8月21日，竟高达6,636,946亿元之巨，短短的8个月里增加了19倍。

1947年以后，国民党治下的物价才真正进入高得离谱的程度，而在这之前的一年多的时间里，中国本土民族工业已经被来自美国的商品挤垮了。

蒋介石集团进行的是一场赌博。他们当然知道大规模超发货币会导致物价上涨而民生凋敝，但是蒋介石集团错误地认为，通过超发货币这种方式短时间内掠夺的财富，足够支撑国民政府在短时间内消灭中国共产党。当正面战场失利后，蒋介石超发货币掠夺人民的政策则成为加速自己瓦解的催化剂。蒋介石打错了算盘，最终只得将掠夺人民而来的巨额财富——总价值约700万两黄金，其中有400万两左右的黄金及与300万两左右黄金等价的银圆和外汇——分6批运抵台湾。正是这笔财富成为蒋介石政权在台湾得以稳定存在及随后台湾经济起飞的重要基础。有了这笔巨额财富，撤到台湾的蒋介石两百万党政军人不愁吃穿，而国民党统治集团又跟台湾本土地主阶级没有太多关系(这与大陆情况完全不同)。在这种背景下，蒋介石认认真真学习共产党在台湾搞了一定程度的土地改革，稳固了台湾经济与政治局势。

《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签订后，国统区迅速沦为美国经济殖民地。在1946年，同样打错算盘的还有美国。美国和蒋介石一样低估了中国共产党的实力。虽然美国军事援助蒋介石集团不遗余力，但却在经济上对国民党经济体进行剥削和掠夺，这反而加速了国民党的覆亡。同样是战时，内战中国统区的经济崩溃程度比原来日本统治时期还要大，这意味着美国通过《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条约这种新殖民主义掠夺方式对中国掠夺的残酷性不亚于当年日本的旧殖民主义，这是国民党内战败亡的重要原因。

鲜为人知的是，正是鉴于“丢失了中国”及后来的朝鲜战争的惨痛教训，美国认真扶持和援助了欧洲、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复兴。二战后，美国没有像当年对待国民党中国那样，通过自由贸易的名义，将欧洲、日本及亚洲中国周边地区变为其纯粹的经济殖民地而是援助其工业经济发展，正是汲取了“丢失中国”的历史教训，更是处于围堵和遏制新中国的现实考虑。

美国通过1946年《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经济殖民中国的背后，是对中国的根本性警惕。二战结束后，美国面对蒋介石政权有一种矛盾的心态，它既希望利用蒋介石政权对抗中国共产党及苏联，但同时又担心国民党政权统一中国后，人口庞大、资源丰富、地域广阔的中国走向富强从而摆脱自己的控制。早在1942年，美国垄断资本寡头的重要谋士、著名战略家、耶鲁大学国际研究所主持人斯皮克曼便出版了《世界政治中的美国战略：美国与权力平衡》一书，其中提醒美国，战争的结束不是权力斗争的结束，以中国的大小、地理位置、天然资源与人力来预测，中国将成为大陆强权，尽管美国当时的敌人是日本而不是中国，但这种关系在战后可能发生颠倒：

【“一个现代的，焕发活力的，军事化的四亿人口的中国，不仅仅是日本的威胁，更是对西方权力在西太平洋地位的威胁。……流行的观点或许会继续将日本看做最大威胁，但很久以后平衡将导向中国一方，我们将不得不在远东采取曾经在欧洲的政策”，（即像当年援助英国对抗欧洲大陆那样援助日本对抗中国。）】

1944年斯皮克曼《和平地理学》一书出版，其中对即将统一的中国依然充满了警惕：

【“美国为了保卫它自己的安全，不得不坚决地阻止在这些地区里面建立起具有压倒优势的强国。……假如中国达到了真正的统一，而日本的军事力量又被完全消灭，则远东的支配势力将无疑地是中国。……如果西方强国还想在这个地区保存一点势力，就必须为它们的实力建立岛屿基地。从中国确实有限的实力资源看来，这样的基地大概就足以对抗中国将来要想完全统治远东的企图。”】

也就是说，在日本战败而短时间内难以崛起的背景下，美国就已经开始重新提防中国的崛起，这个中国，不仅仅是共产党中国。即便是对于蒋介石政权，美国也怀有深深的疑虑，分裂、肢解中国，变中国为其经济殖民地，阻止强大统一中国的出现，是美国对华战略最高原则。

与《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马歇尔计划，以及美国对二战后日本的大规模援助。回顾1947年5月，在华东战场孟良崮战役中，国民党军整编第74师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完全消灭。这是国民党的王牌部队，曾接受美国军事顾问团的特种训练，而且清一色美式武器装备，该师纪律严明、训练有素，在全国评比每每名列前茅。在南京一次高级将领集会上，蒋介石特别指定74师为国民党军队的“典型部队”，命令各部队的一切教育训练都要以74师为标准。最有意思的是，美国特使、五星上将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将军曾亲自检阅过这个整编74师，对这支国民党王牌部队赞不绝口。伴随着华东战场孟良崮战役的决定性胜利，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由战略防御态势转向战略进攻，蒋介石集团在军事战场上已经明显开始失势，而在国统区则是全面的通货膨胀、民生凋敝和民怨沸腾。中国已经出现变成红色中国的强烈信号，于此同时，在西欧的德、法、意等国，在东亚的日本及东南亚地区，各国共产党的势力也在史无前例的扩张。假如美国继续像经济殖民中国那样对待日本和德国，除美国外的其他地区将都被共产主义主义势力所控制。

美国是个十分善于总结经验教训的国家。1947年1月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担任美国国务卿。1947年5月，马歇尔曾经赞不绝口的国民党74师被共产党全歼，美国高层已经明白，中国战场已经发生了逆转，美国可能将很快失去中国。1947年6月5日马歇尔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讲，宣告美国已为帮助欧洲复兴作好了准备。1947年7月马歇尔计划正式出台，在随后的4年时间里，西欧各国接受了美国包括金融、技术、设备等各种形式的援助合计130亿美元，参加马歇尔计划的绝大多数西欧国家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到了战前水平。在随后的朝鲜战争中，日本经济也得以恢复和起飞。当时对马歇尔计划的推出起到重要作用的乔治·凯南后来回忆：

【“我在1947年就大胆提出的，‘遏制’的对象就是斯大林共产主义政治扩张的危险(这一点我和其他人都相信)，特别是德、日这两个战败的工业大国的共产党在莫斯科的鼓励和控制下有可能在本国取得支配地位。” 】

这很显然是汲取了由于国民党内战失利、美国即将丢失中国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