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则成是怎样炼成的？_风闻

1949年3月底，国民党的南京军话总站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

在会议上，国军中校郭建刚一脸严肃地说：“同志们，我们中出了一个国民党特务！”

军话站是负责给国军下达作战指令的地方，被称为蒋介石的传声筒。但是南京的军话总站里，凡是在上班的人，几乎都是共产党的卧底。

这种滑稽的事在国军里多得是。

蒋介石最信赖的部下张克侠，在抗日战场上专挑别人不想去的硬仗来打。

为了表彰他的英勇，1945年，蒋介石亲自给他授佩剑，还逢人就夸他：“张将军不仅勇猛，更难得的是对党国一片赤诚！”

但是蒋校长不知道的是，张克侠这时已经秘密加入共产党16年了……

淮海战役时，张克侠收到组织指示，准备带着自己的部队投奔解放军。

为了保密，张克侠一直提防着身边的副司令何基沣，生怕他揭发自己坏了大事。

没想到，何基沣全程异常配合，不光没有揭发他，还全程主动替张克侠准备好了武器、粮草。

等起义那天张克侠才知道，原来何基沣跟他一样，早就是共产党了。

解放战争的孟良崮战役上，号称“五大主力”的国军74师一到战场上，师长张灵甫就发现不对劲了：“我这是重装部队，作战计划里让我去山地上待着，这是什么情况？”

张灵甫怀疑自己内部出了间谍，这作战计划肯定是内鬼定的！

张灵甫刚把想法上报蒋介石。国防部参谋次长刘斐就马上甩锅：“这计划不是我定的，我觉得作战厅厅长郭汝瑰才是内鬼，我早就看他不顺眼了！”

郭汝瑰听说后，气得拔枪要找刘斐算账：“说我是共谍？我看你才是共谍！”

结果他们两人都是。

整个解放战争期间，蒋委员长就像名侦探柯南里黑衣组织的琴酒一样，被渗透成了筛子。

而且，一开始，共产党的情报工作并没有这么强，之所以共产党能把国民党渗透得千疮百孔，都是蒋委员长自己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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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4月，上海给人剃头发的理发匠生意出奇的好，而且，所有客人的要求都高度一致：把自己的中分发型马上剃掉，越快越好！

与此同时，卖钢笔的商人生意却很差。明明在衣兜里插钢笔是当时最有派头的打扮，但是就在一夜之间，大家都不敢买钢笔了。

会出现这种怪事，是因为在当时衣兜插钢笔，理中分发型会被杀。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想把共产党一网打尽。于是，他开出了**“普通共党20大洋、干部另算”**的悬赏，鼓动全城的军警、黑帮上街抓共产党。

在蒋介石的授意下，李大钊在北京被张作霖绞死。为了折磨李大钊，张作霖特地用上了从德国买的绞刑架，把李大钊吊了3次，活活折磨了28分钟。

两周前刚带兵打垮北洋军政府，帮蒋介石打进上海的共产党员汪寿华，被杜月笙用麻袋活埋在郊外。

全城在名册上的共产党员都被杀光了，那些没赚够赏钱的流氓和士兵，在街上看见抓中分头、衣兜里插钢笔的人，就说对方是共产党。甭管是不是真的，抓来杀了再说。

面对这么多冒领赏金的，蒋介石照发不误：“宁可杀错，也别放过。”

当时上海的局势极为紧张，周恩来身边只剩下了陈赓和聂荣臻两个人，三个人加起来只有1把手枪。

为了保命，三个人到处东躲西藏。经常晚上刚躺下，就遇到特务查房要开溜，睡个觉换两、三次旅店是常态。

这就是著名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这场浩劫之后，上海的租界里有1700个外国巡捕，租界外有蒋介石的2万军队，还有杜月笙手下1万多的黑帮弟子。

而幸存的共产党员只剩下几十人。

1927年11月，周恩来在一个2层小楼里，把仅存的残兵召集起来，组建了第一个情报机关——中央特科。

为了在重重包围之中生存下来，陈赓主动当起了老师，他在苏联学过情报工作，侦探、审讯、爆破、射击、秘密通讯，陈赓都很在行。

他要把剩下的人培养成能在敌后潜伏的特工，这些区区几十人的小队，要担负起极为重要的任务。

一是掌握国民党的情报，及时通过无线电通报给中央；二是想尽办法营救被抓起来的同志；三是杀泄密的叛徒，俗称**“打狗”**。

刚成立的中央特科，绝大多数成员都是白面书生，完全不懂监听破译，甚至连枪都没摸过。

但是，他们却在几万敌人的包围下，一点一点从头学习当特工的本事，怎么伪装自己，怎么用无线电通讯，怎么格斗刺杀。

为了避免学射击时枪响招来敌人，特科专门趁风高浪急时出海，在颠簸的货船上练习开枪。因为经费有限，每人练习时只有5发子弹。平时只能拿着枪练瞄准、拔枪，觉得动作熟练了，再拿一发子弹试一试。

经过2年刻苦训练，中央特科练出了一支极厉害的队伍，队伍里的每个人从伪装技术到枪法，都是一流水平。

图：转移到后方的特科成员合影留念

1929年8月24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新闸路上的经远里12号开会，结果，曾担任中央军委秘书的白鑫，把这个情报卖给了国民党，换了5万美元。

当天参加会议的成员全部被国民党逮捕，周恩来原本也要到场，万幸临时有事没有出现，不然周总理也会被捕。

真相查明之后，特科一边组织劫法场，一边调查谁是内鬼。

可惜的是，因为特科只有一天准备时间，手上的枪支不够，临时从洋行买来的枪上有一层厚厚的防锈黄油，必须擦掉才能用。

结果等从街上买来煤油擦好枪，比预订的出发时间已经晚了一两个小时，特科没有在预定地点劫到囚车，囚车早已经过去了，到戒备森严的警备司令部抢人，以特科的人手完全不够。

劫法场失败，几位同志牺牲后，周恩来亲自下令：“一定要把叛徒白鑫干掉！”

白鑫知道共产党要杀他，成天就躲在国民党特务头子在租界的公馆里，在60个保镖的保护下，能不出门就不出门。

但是特科的人还是找到了办法。

特科队员打扮成小商小贩，到公馆外面去卖馄饨、水果，还请保镖们抽烟套近乎换取情报。

出卖战友的事情，让白鑫惶惶不可终日，他向国民党请求逃去意大利，想要躲一阵子再回来。

这个消息被共产党掌握到了。

1929年11月11日下午，陈赓亲自带队，在公馆旁边蹲了好几个小时，一直等到晚上十点。

终于，接白鑫的车到了，白鑫趁着夜色掩护，在7个人的保护下出来坐车去码头。

然而，就在他从门口到车里几步路的空当，特科队员飞速从黑暗中窜出，其中两人2枪打死挡在白鑫面前的两个保镖，第三个人对着白鑫连开三枪，然后迅速撤退。

剩下的保镖听到枪响出来时，三位队员已经逃得无影无踪，他们只看到了白鑫的尸体——第三位队员的3发子弹弹无虚发，全部命中头部。

第二天一早，上海租界的报纸头条就是《东方第一大暗杀》。

特科队员的手段也把租界的外国人吓坏了，为了抓特科成员，他们专门从美国请来顶尖的情报军官，建立了全世界第一支“特警队”。

建国后，陈赓的儿子陈知建看完讲地下党的电影跟父亲说：“电影太假了，地下党哪能这么厉害，还敢在上海当街杀叛徒？”

结果陈赓对儿子说：“你懂什么？我们当时就是这样，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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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汪精卫看着自己手下的特务头子感叹说：“全中国的情报战，就是共产党和前共产党的较量”。

汪精卫说这话，是因为他手下三个搞情报工作的丁默邨、李士群、周佛海，全都加入过共产党。

蒋介石那边也一样，国民党特务机构的台柱子张国焘、余洒度、陆沉，都是共产党的叛徒。

这其实不是巧合，因为周总理建立的情报体系非常先进，哪怕只学会了几招，也足以在别的阵营混饭吃了。

经历了北伐、四一二大屠杀和长征后，共产党的情报工作不只是要对付国民党了，还有日本人。

于是，在抗战时，共产党制定了情报工作三原则：党的建设、斗争坚决、统一战线。

用大白话讲就是：够狠、义气、兄弟多。

所谓党的建设，就是部队走到哪，调查工作做到哪，情报部门再汇总分类这些信息，需要时一找就出来了。

一到村里，八路军就会给老百姓伸冤。当时山东有个土匪叫刘桂棠，仗着日本人撑腰，杀得全村只剩42人，还抢了村里的妇女当小妾。

听到老百姓告状后，八路军当晚就派2个团上了山，第二天就把刘桂棠的人头挂出来示众。

这么一来，游击区的乡村百姓们，组成了八路军的情报网。小到土匪来骚扰，大到日军扫荡，老百姓都愿意给八路军通风报信。

正因为情报工作做得好，八路军在敌后，常常能打出一些让日军看来匪夷所思的操作。

东方出版社整理的**《伪廷幽影录》**，记载了一位被捕的汉奸遇到的怪事。

抗战末期，日本人听说山西有个“亲善模范县”，从来没有抗日分子闹事。

那时候，日本人快不行了，不能像以前那样成天扫荡，被八路军的袭击搞得极为头疼，得知竟然还有县没有抗日分子，就赶紧派了位军官去观摩学习，想搞清楚这个县的治安战是怎么整的。

这个日本军官到了后一看：当地果然很不同，伪军操练得有模有样。

不过他也发现了些怪事，别处伪军看到日本人，都是鞍前马后地孝敬，可这里的伪军却面露凶光，好像想过来揍人，而且营房里还有没撕干净的抗日标语。

满腹疑惑的日本军官，连夜逼问当地的“维持会长”到底啥情况。

结果一问才知道，之所以这个县没有抗日分子，是因为整个县都是抗日分子。

操练给他看的不是伪军，就是八路军，他们伪装成伪军，吃日本人发的军饷和武器，然后再拿去打日本人。

每次日本人来检查，当地百姓就给八路军报信，帮着他们应付日军。

为了避免引起日本人的注意，这个县的八路军伏击日军时，就把伏击点选在了村外。这才给了日本人**“当地没有抗日分子”**的错觉。

得知真相的日本军官感觉自己整个人的三观都被颠覆了，他愤怒地问维持会长：“你就不怕皇军吗？”

维持会长告诉他说：“自从铁路被八路军炸了，皇军难得来一趟，可是八路军几乎是天天在这县里，大家都是乡里乡亲的，我家几口人、多少家底他们都知道，你说我是怕皇军，还是怕八路？”

在乡村和老百姓打成一片，在城市里，共产党的情报工作也毫不逊色。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五面间谍”袁殊。**

由于袁殊烧掉了档案，没人知道他具体的工作细节。

但是大家都知道的是，他同时给国民党、日本人、共产党、汪精卫政权、青帮五家当间谍，但是他从来没有穿帮过。

每个月，国民党要给他200美元的活动费，日本人在豪华酒店给他包了大房间，青帮大流氓杜月笙见了他，还得恭敬地叫“叔父”。

可袁殊拿着这些人的钱，却只帮共产党做事：他救走了被捕的抗日志士，把鲁迅夫人许广平、潘汉年、范长江、邹韬奋等人转移到了解放区。破获了德军要进攻苏联的消息。

至于日本人的事，他一个都没完成，每次都搞些似是而非的消息，却每次都能忽悠过去。

他派人炸了日军的军火库、暗杀了多位日军指挥官后，日本人不仅没怀疑他，还花重金请他帮忙调查凶手。

袁殊后来开玩笑说：“让我自己抓自己，这个钱给得还是太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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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在指挥张家口战役时，毛主席正忙着“帮”傅作义写“作业”，而且内容还是骂自己和解放军的。

毛主席一边构思，一边跟秘书说：“得使劲骂，把我们骂得再狠一点。”

毛主席要帮傅作义写作业，是因为傅作义的秘书**阎又文，**是共产党在傅作义身边的卧底。

阎又文凭着文笔犀利，备受傅作义赏识。1946年，傅作义要打解放军了，他就让阎又文帮自己写封战书。

结果，阎又文转身就把这事汇报给了毛主席，毛主席就亲自整了一封骂自己的信，傅作义看了以后还很得意，好好夸奖了阎又文一番。

这种诡异的事情在国民党内部有很多。

1937年，白祟禧给蒋介石递了一份稿子，讲游击战的，有一万多字，叫做《全民军事总动员纲领与展开全国游击战争之方案》。

蒋介石一看稿子极为高兴，还亲自批示了一下：“游击战重于正规战，政治战重于军事战。”

得知这稿子是白崇禧的秘书谢和赓写的后，蒋委员长就让白崇禧给谢和赓升官。

而且，蒋委员长还让刘斐看一下，整理整理，再让南京军话站下发给国军各部队学习。

但是写这篇稿子的谢和赓就是个共党，不光是共党，谢和赓的稿子还是周总理亲自改过的。

负责整理稿子的刘斐也是共党。

开头我们就提了，帮蒋介石发军令的南京军话站也被共党渗透。

蒋委员长的这条命令，是由共党谢和赓写的文案，再由共党周恩来润色，共党刘斐负责查看，最后由被共党渗透的军话站发向全国。

1949年，国军一支轰炸机中队准备投奔解放军，为了替前线将士减轻压力，他们决定先把国军的运输队炸了，再驾机去延安。

结果他们要动手的时候才发现，炸弹的引信居然全被拆了。

他们吓得以为自己暴露了，结果调查以后才知道，原来中队的维修工也是潜伏多年的共产党，他们以为这是要去轰炸解放军，才提前拆了引信。

因为队友太多误了事，让人简直是哭笑不得。

败退台湾后，蒋介石总感叹，自己当初在上海杀得人头滚滚，都快把共产党一网打尽了。为啥几年功夫，共产党还能死灰复燃，搞得自己身边全是“共谍”？

然而，蒋介石至死也没想明白，这些“共谍”，全都是自己一手造成的。

1946年，北大女学生沈崇在最热闹的长安街上，被美军士兵强暴。沈崇不是普通人，她出身名门，哥哥是国民党驻法大使，在那时也是上流社会的人了。

结果，国民党为了“避免破坏中美关系”，不顾北大学生的抗议，污蔑沈崇是共产党派来煽动学生的间谍。

解放后，出身豪门的沈崇没去台湾，选择留在新中国工作。

杜聿明一直怀疑国民党参谋长郭汝瑰是共产党，

淮海战役的时候，杜聿明只要看见郭汝瑰在场，就不说自己的计划，而是直接在小会议室里对蒋介石说：“我怀疑郭汝瑰是共产党。”

蒋介石问杜聿明：“你有什么证据吗？”

杜聿明想来想去想不到实锤，只能说：“郭小鬼一不好色，二不贪财，自己家的沙发都是打补丁的，清廉到这个地步，不是共产党是什么？”

蒋介石：？？？？

官至国民党中将的吴石，在抗日战场身陷重围，消极抗日的国民党政府见死不救，任由吴石部队溃败，吴石将军仰天怒喊：“国民党不亡没天理”。

1947年，吴石将军加入共产党，自愿潜伏在台湾，为全国解放提供情报。

潜伏期间，吴石将军的副手聂曦、陈宝仓都曾是国民党高官，却都放弃了高官厚禄，顶着杀头的风险为共产党送情报。

1950年，因为叛徒出卖，吴石和1100名同志暴露，牺牲在海峡对岸。奔赴刑场前，国民党专门找人来拍照，想拿他们手足无措的样子去报纸上宣传。

然而，在记者的镜头前，烈士们个个面带微笑，从容不迫地站在枪口前。

今天，在无名英雄纪念广场上，还伫立着烈士们的雕像。

这些在国民党势大的时候，依然选择帮助共产党的人，有很多是见惯了国民政府的倒行逆施，对当时的老百姓满怀同情。

他们有很多人都是当时社会的上层人，不少还是达官显贵的子女，但是他们都自愿投身到隐秘战线的战斗中，只是为了让天下的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解放战争刚开打时，毛主席在陕北山沟里对全党干部说，解放战争预计可以在5年内结束。

然而，在蒋委员长的“操作”下，解放战争3年就结束了。

只要他做的哪怕好一点，国民政府也不会那么快垮台。

“朱门日日买朱娥。军事如何？民事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