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宗训要如何做才能既除掉赵匡胤，又不使后周发生政变？_风闻

基本无解，他爹（郭荣，以下简称柴荣）给他挖的坑太大了，填不上。

大家知道，周太祖郭威去世后留下一个反骨的侍卫亲军。结果柴荣登基后第一年的高平之战，侍卫亲军系统的马军和步军统帅同时临阵脱逃。多亏张永德和赵匡胤率领的殿前卫士拼死奋战，才反败为胜。高平之战后柴荣痛定思痛，一面处死了马军和步军的统帅，开始削弱原侍卫亲军系统；一面重新组建殿前军，将资源全力向殿前军倾斜。殿前军在短短数年内扩军至五万余人，兵力与侍卫亲军司分庭抗礼，而精锐程度又在其之上，所谓“士卒精强、近代无比”，从此就成为了柴荣时代征伐的野战主力。

按理说殿前军应该对柴荣感恩戴德才是，可是我们知道，使赵匡胤黄袍加身的陈桥兵变，说穿了就是柴荣一手打造的殿前军系统从头到尾的集体倒戈。是什么使得殿前军对周世宗恩将仇报？——这一切的背后，到底是人性的扭曲？还是道德的沦丧？让我们一起走进本期的……

上面说过，高平之战中侍卫亲军系统的叛变、与殿前军系统的奋战形成了鲜明对比。从此以后，柴荣一面打压原侍卫亲军系统，一面大力提拔殿前军系统中的少壮派武将，如赵匡胤、王审琦、石守信等。在扩军成为野战军主力之前，殿前军系统最初是后周皇帝直属的近卫部队，人数大约只有几百人，相比派系错综、来源复杂的侍卫亲军系统，最初的核心军官群体就只有那么几个的小圈子。而扩军之后，原先的小圈子迅速占据了后周军队的各主要核心位置，成长为一个高度抱团的军中山头，这就为后来的政变埋下了隐忧。

而柴荣此时甚至还没有精力顾及冰面下的这些中高级军官的抱团串联，他被表面上“张永德-李重进”两人的争斗牵扯了太多注意力。张永德与李重进分别是殿前军和侍卫亲军的主官，同时又是郭威的女婿和外甥，可谓既是军队重臣、又是外戚——考虑到柴荣本来也只是郭威的养子，这两人对他皇位的潜在威胁显然更大。而张李二人在柴荣执政期的中后阶段也不负众望的互相攻讦——张永德说“重进有奸谋”，李重进就“点检作天子”。调解两人的争斗、外加顺便两头打压，就成为了让柴荣既头疼又暗喜的工作。在柴荣的计划中，张永德与李重进最终都是要被替代的，其替代者就是后起的赵匡胤和韩通。

柴荣临死前，罢张永德军职、架空李重进，以赵匡胤为殿前都点检、韩通为侍卫亲军马步军副都指挥使。这貌似完成了两大军系统的新老交替，达成了新的平衡，可实际上却大错特错。因为柴荣在位期间侍卫亲军长期受到打压，无论其兵员素质、还是军官受重用程度都不能与殿前军相提并论。一方面，前朝留下的老侍卫亲军军官们逐渐被排挤打压，另一方面殿前军系统出身的军官又被大量填充进来……在柴荣死后，侍卫亲军的高级军官中，真正完全是本系统体系里出来的，只有一个韩通。

​也许柴荣预料到了殿前军一家独大的风险，在死前的一段时间试图重新恢复两大军的实力平衡，他提拔韩通任侍卫亲军马步军副都指挥使，且排名在殿前军的老大赵匡胤之上，一时间“军政多决于韩通”。

高平之战后侍卫亲军被打压的下场，作为与其对立的殿前军系军官们再熟悉不过了，你要说“过河拆桥”也罢“兔死狗烹”也罢，这样赤裸裸地搞政治平衡，任用一个殿前军系统的“外人”压制他们，无疑会刺激到紧密抱团的殿前军系统的神经。这时候对周世宗的感恩戴德之情，就被更强烈的被背叛的恼怒所取代。殿前军成为了一个一触即发的火药桶。

柴荣死前军队的控制状况，要比他刚继位时还要糟糕的多。至少高平之战时，好歹反骨仔的侍卫亲军里还有空降过来的外戚李重进弹压，没让樊爱能、何徽把所有部队带走。既然要动殿前军这个风头正劲的军中强力派系，必然要环环相扣、互相制约才是。可柴荣是怎么操作的？

简单总结了一下柴荣死前的三衙变动，蓝色为亲赵匡胤势力，黑色为较中立方，红色为赵匡胤的政敌（其中李重进一直在扬州，只是遥领）。可以看出，经过柴荣一波猛如虎的操作，中立的张永德和反赵的袁彦被罢军职、出镇，然而与此同时，亲赵匡胤的军官共计三人（王审琦、高怀德、张令铎）被增补担任两大军的要职。

这样一来，原本表面上至少还是殿前军系统对抗侍卫亲军系统的局面，变成了殿前军+侍卫亲军吊打韩通一个。除韩通以外，其他所有在京主要统帅不但都有在殿前军服役的履历，而且与赵匡胤本人私交甚厚。然而，根据周世宗的遗命，这些人竟然还要服从一个外系的韩通的领导……王夫之虽然说韩通未必是忠臣，但他的背景决定了：在主要禁军将领中韩通几乎是最没有资本谋反的一个，但反过来可能也是最没有资本压制其他人造反的。

柴荣死后的局面是主少国疑，张永德、李重进、赵匡胤，乃至于排名更靠后的石守信等人个个都有可能问鼎周室。柴荣死前的一系列操作更是顾头不顾腚，看似压下了外戚夺权的可能，却引爆了五代更大的火药桶——骄兵变乱。回到问题，无论柴宗训怎么做，到此时也为时已晚，无法扭转大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