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佰》上海电影节被撤映，孙元良该被捧为英雄吗？_风闻

电影《八佰》原定于6月15日晚上进行“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片的放映，没想到就在开幕前一晚，突然放出消息，因为“技术原因”，临时取消放映。

据悉，《八佰》由管虎执导，张译、姜武、王千源、黄志忠、侯勇、刘晓庆、阮经天、姚晨、杜淳、李晨、郑恺、黄晓明等主演，讲述1937年淞沪会战后期，国民政府中央军第88师第524团一部留守四行仓库，孤军奋战四昼夜的抗日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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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电影能否如期（7月5日）上映，《八佰》确实有点一波三折。电影如此，真实的历史事件同样充满波折，按照蒋介石最初的想法，最后留守四行仓库的并不止几百人，而是八千人。然而，这道命令遇到了第88师师长孙元良的“抵制”，孙元良为什么敢于抵制委员长的命令，我们不妨从头说起。

四行仓库

飘扬在闸北的抗日旌旗

1937年8月9日，上海发生虹桥机场事件。11日晚上，蒋介石电令京沪路沿线部队向上海市区进发。第88师师长孙元良当机立断，令先头第262旅急速推进闸北，占领北火车站至江湾路一线。9月中旬，孙元良升任第72军军长仍兼师长。10月26日，日军突破大场，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顾祝同下令转移苏州河南岸，打电话给孙元良：“委员长想要第88师留在闸北，死守上海。你的意见怎么样？”

既然是征求意见，孙元良略加思索后答道：“我不同意。如果我们死一人，敌人也死一人，甚至我们死十人，敌人死一人，我就愿意留在闸北，死守上海。最可虑的是，我们孤立在这里，联络隔绝了，在组织解体，粮弹不继，混乱而无指挥的状态下，被敌军任意屠杀，那才不值，更不光荣啊！”

淞沪会战中的孙元良与副师长冯圣法（右）、参谋长陈素农（左）

觉得电话中不能详述，孙元良又派参谋主任张柏亭直接面陈。顾祝同明确表示：“国际联盟要在日内瓦开会，讨论如何制止日军侵略行为，所以委员长要留第88师在闸北分散游击作战，尽量争取时间，唤起友邦同情。”张柏亭强调“闸北地形不具备游击战的条件，而且第88师已先后补充六次，老兵只有十分之二三，故也难以分守据点”。

顾祝同反问：“那么，你们准备怎样来实践委员长的意旨呢？”张柏亭分析说：“既然是出于政略考虑，似乎不必硬性规定兵力，也不必拘泥什么方式，不如授权部队自行处理。”顾祝同又问：“孙师长电话中，也曾提到这些，但没有说明究竟留置多少兵力？和守备何种据点？”张柏亭胸有成竹地答道：“部下认为选拔一支精锐部队，至多一团左右兵力，来固守一二个据点，也就够了。”

上海市民慰劳第88师抗日官兵

孙元良最终在来回踱步中决定，把一个团权宜变更为一个加强营，当即把“死守上海最后阵地”四行仓库的命令交给第524团中校团附谢晋元。加强营实际400余人，对外号称800人，这就是抗战历史上有名的四行仓库“八百壮士”。

10月29日，孙元良收到了谢晋元的信：“窃职以牺牲的决心，谨遵钧座意旨，奋斗到底。在未完全达成任务前，决不轻率怠忽。成功成仁，计之熟矣。工事经三日夜加强，业经达到预定程度。任敌来攻，定不得逞。二十七日敌军再次来攻，结果，据了望哨兵报告，毙敌在八十人以上。昨（二十八）晨六时许，职亲手狙击，毙敌一名。河南岸同胞望见，咸拍掌欢呼。现职决心待任务完成，作壮烈牺牲！一切祈释钧念。”

著名抗日英烈谢晋元，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广东蕉岭人

孙元良致函谢晋元：“诸同志能服从命令，死守据点，誓与闸北共存亡，此种正义不拔临危受命之精神，余以全军将士同致无上之敬意。此役杀敌致果，实开震天动地之历史伟绩，我黄帝兆亿子孙，全世界百万后世人，必以血诚读此史页”。

后来，蒋介石下令“八百壮士”退入租界，但租界当局迫于日本压力，不准归队。谢晋元等官兵398人从此长久羁留租界军营。1941年4月，谢晋元被叛徒刺杀身亡，国民政府通令嘉奖，追赠为陆军少将。

说法不一的南京突围

上海沦陷之前，孙元良带着残余官兵4000余人到达南京，随即补充了两个团，奉命防守雨花台、中华门等城南地区。战至12月12日，第88师旅长朱赤、高致嵩，团长韩宪元、华品章、李杰等悉数殉职。同在南京参加守城的第78军军长宋希濂后来回忆说：“自雨花台陷落后，第88师全部守备中华门，受敌军重炮的轰击，敌步、工兵逼近城垣。第88师师长孙元良率所余2000余人向下关方面退却，企图过江。唐生智得悉，命我负责堵阻。我当力劝孙元良万不可这样擅自行动。孙为情势所迫，乃又率所部回中华门附近。”

上海四行仓库纪念馆外墙布满弹痕

当天傍晚，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下令突围，但城内秩序混乱，大部分部队没有按照计划实行有序撤退，而是采取各自行动。据补充第1旅中校团附高健说法：“吴求剑和我到宪兵司令部找师长孙元良，没有找到。当时我和吴旅长商量，决心一不做日寇的俘虏，二不做难民，寻找机会出城，生则同生，死则同死。当晚8时许，我的传令兵找到海军码头的大木跳板三块，抬至隐蔽之处，用铆钉将之钉连在一起，推入江中。我们用钢盔、驳壳把柄慢慢向北划行，次日晨到达浦口。”

国民政府中央军佩戴的德国钢盔

孙元良到哪去了呢？他自己是这样解释的：“我既然在江边找不着船，只好转隙向东面的山地撤退。我们从栖霞山龙潭车站间跨过铁路，南向进入山区。土著同胞殷勤地供给食物，热心地带路，并代我们找船，给了我们不少方便，也添了我们无限伤心！这样，我便带了我的司令部的六百多官长兄弟，和一辈子的创痛与耻辱，从龙潭附近渡江，经泰兴、淮阴、徐州、郑州，于1938年3月下旬到了武汉。”

时任第88师军械处主任葛天指出，“孙元良先是在紧急时候藏身某国使馆，后又躲到云南路336号避难，以后才化装成马车夫助手，通过下关先到苏北，然后转到汉口的”。另据“陆军第88师京沪抗战纪要”，该师零星撤退渡江官兵总计不过四五百人，由此可见，孙元良率六百多人突围的可能性不大。

南京逃出后，孙元良写信给陈诚求助

2015年6月，孙元良的儿子，台湾著名演员秦汉接受凤凰卫视《我们一起走过》栏目组邀约，重走父亲当年的抗战之路。11日，秦汉来到雨花台，他说：“南京，六朝古都，它留给我的印象沉重而阴郁。1937年12月，父亲带领部队守卫南京，战败而退。对于这场战斗，父亲用‘一辈子的创痛与耻辱’来形容。身为后人，我无法想象他曾经历过的艰苦与悲愤。”

父与子，对比年轻时的孙元良与台湾著名演员秦汉

对于孙元良在南京保卫战中的功过是非，史学界、民间褒贬不一。长期研究南京保卫战和南京大屠杀的孙宅巍先生认为：“3名旅长阵亡2名，6名团长阵亡3名，营长阵亡11名，8000余人为国壮烈捐躯！南郊阵地上的第88师，与他们留守上海的同胞一样，坚守到了最后一刻，阵地失陷，‘非不为尔，实不能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