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在现代还是未来？_风闻

2015年GSD讲座 “Housing-What Next?” 

左起：Niklas Maak, Hilde Heynen, Irenée Scalbert, Eric Bunge

导语

**“住房仍然是现代主义建筑的核心”？**抑或新自由主义大灰狼的诡辩术？

四川大学建筑与环境学院副教授  高政轩

20世纪上半叶的建筑技术突破与两次世界大战所造就的现代主义建筑，以及下半叶的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与全球化所造就的后现代主义建筑，似乎都陷入了“新自由主义大灰狼的诡辩术”。

“三只小猪盖房子”的故事，告诉大家（盖房子，尤其是住房）要勤奋认真扎实脚踏实地。用稻草木头，等于偷懒投机取巧耍小聪明。然后，大灰狼是个彻头彻尾的坏蛋。然而，在另一个平行时空的大灰狼，是个戴着眼镜彬彬有礼的无辜受害者。他说他被冤枉了，他要洗去自己的罪名。大灰狼的证词是这么说的：

“我要给奶奶做蛋糕，但不凑巧，糖没有了，于是我去跟邻居小猪去借。可这两个脑筋不正常的小猪用稻草木头盖的房子都太不结实了，我正跟他们说话的时候，打了个大喷嚏，房子就倒了，他们被压死在房子下面，‘出于合情合理的考虑’，我只好把他们吃了……。”

这年头，建筑师盖房子，尤其是住房，似乎越来越难，人们要住上好住房，似乎更是越来越难。“出于合情合理的考虑”（德国“后家庭公社”思考），柏林的奥古斯汀和亚伦提出多层停车楼改造为难民避难所；“出于合情合理的考虑”（住宅之后，核心家庭之外的居住选择），伊东丰雄提出“东京游牧少女的蒙古包”；“出于合情合理的考虑”（反抗国家资助或私人开发商依赖的规训），德国 Baugruppen 提出“自下而上的共同合资建筑”；“出于合情合理的考虑”（市场压力的影响），纽约 nArchitects的Eric Bunge 提出“装配式预制建造”。然而，这些所谓的“合情合理”，是真的“合情合理”吗？还是这样的“合情合理”，其实是倒因为果地呈现破碎断裂的拼图与模糊全貌，并以此偷渡了国家机器的自证措辞与“后设叙事”，如Bourdieu所言，用共识的方式，集体地宣扬一种宿命论式的“新自由主义”论述，以其背后隐藏的复杂政治经济权力网络，赋予其错误的表征以自证、强大的权威性，将“趋势”自然化为一种“命运神话学”？

不同于上个世纪主流与非主流、精英与庶民的壁垒分明，在这个世纪，庶民价值成为精英阶级的操弄符码，城市研究成为一门酷炫的显学，非正式性、临时性的建筑成为获取展览参展入场券的秘密武器。在这样的论述语境中，建筑师越来越等同于时尚代言人，半推半就地必须创造炫目充满臆想的词汇语言，来满足媒体的炒作与造神运动；而“霸屋运动”、“占领运动”、“最低生存标准的居住空间”、“后家庭公社”、“无政府主义建筑”等高度政治性与社会敏感性的生活方式宣言，则是越来越像是大灰狼的证词，让人听起来有种无可名状的憋屈。

三只小猪与大灰狼的故事，就是关于现代住房落入新自由主义诡辩术的故事。在这个讲座中，谁是盖稻草房子的小猪？谁是盖木头房子的小猪？谁是盖砖瓦房子的小猪？谁又是戴着眼镜彬彬有礼的无辜大灰狼？

正文

开场介绍

时任哈佛大学设计研究生院院长Mohsen Mostafavi

晚上好，欢迎来到讲座现场。在讲座开始之前我会简单说几句，今晚将会非常充实，所以我会尽量简短地进行开场，但有一些前提需要向在场各位介绍一下。

首先，今晚我们会在外面的画廊举行一个招待会，来庆祝筹备已久的展览“Living Anatomy”的开幕，它是住房研究项目（housing）的一部分，非常荣幸我能有机会和他们的策展团队合作。在这里我想感谢他们——Megan Panzano, Daniel Rauchwerger, Matt Gin, 和 Patrick Herron，他们以不同方式参与其中，成为策展团队的一员。还有要特别感谢Dan Borelli，这次展览的负责人，是他和David Zimmerman-Stuart的合作，使得这次展览成为可能。我们把策展团队请到了现场，讲座结束后他们也会参与到谈话和讨论中。

对于那些有机会参观过展览的人来说，你们会发现展览的重点是尝试和展示一些与当代住房相关的优秀且有可行性的想法，当然还有一部分案例研究。但重点是如今正在进行中的，拥有重大贡献的，到底是什么类型的事物？你会发现那些想法都是在特定的课题下（a certain set of titles）发生的，这些课题尝试建立一个焦点，聚焦于有关如何处理住房问题的话题或方式。我们学院研究住房课题已久，很多新同学可能不知道，GSD 和肯尼迪学院合作建设了一个研究中心，肯尼迪学院本身就以住房研究为主，这项合作促成了全美住房研究领域最前沿的机构，有很多不同教师教授的课程和非常多工作室。最近，在Dunlop客座评论家的指导下，我们有了更多样的工作室选择，分别由来自伦敦的Sergison Bates，意大利的Gina Zuki和来自斯洛文尼亚的Spela Videcnik等教师授课。这个项目还在开展当中，还会有更多的工作室可供选择。

在现代主义的范畴中，住房被作为一个话题长期讨论着，显然住房是构成建筑领域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们见证了对现代主义住房持批判态度的时期，如今，我们也正目睹着开放而多样化的住房方式的涌现。正如我们今晚与小组成员和演讲者讨论过的，在这个过程中，有部分与住房相关的建筑项目被否定了。因此，尽管住房在现代主义建筑中是至关重要的一部分，在当代建筑实践中却似乎并非如此了。

这是为什么呢？我们仍然在探索原因，并希望能作出最佳的实践。但在今晚的讨论中，我们的目的是探究将来的发展。提及住房，接下来它会如何发展呢？它应该何去何从？为什么住房如此重要？我们应该关注什么样的话题和问题，以恢复一种以不同的角度，立场来架构设计、规划、景观、与住房的讨论？这也始终是有关城市化的大讨论的一部分。

今晚，我们将在这里聆听演讲者们四段简短的介绍。

第一位演讲者是Niklas Maak。Niklas Maak在上个学期，曾经是我们在柏林的教员之一。他是研究住房——尤其是大规模住房的专家，同时他也是德国报纸，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的建筑编辑。我们也希望Niklas能在春季为我们在鹿特丹举办的一个研讨会授课，这个研讨会是Rem Koolhaas工作室的一部分，将于春季学期在鹿特丹开设。Niklas写了非常多的著作，并通过研究勒.柯布西耶和保罗.瓦莱里的作品获得了博士学位。

第二位演讲者是Hilde Heynen，她是本学期正在授课的教员，是鲁汶大学建筑理论的教授，研究现代主义和建筑性别。她完成了一部非常优美的著作，由MIT Press在1999年出版的建筑与现代主义（Architecture and Modernity）。在书中她探究了建筑、现代性和住宅之间的关系，认为在回顾现代运动时，沃尔特•本杰明(Walter Benjamin)和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等人的批判理论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洞见。最近，她正在写有关性别问题的著作，同时也在哈佛担任访问学者。

第三位演讲者是Irénée Scalbert。他是伦敦的建筑师和评论家，同时也在爱尔兰和意大利授课。我非常有幸和Irénée有过多次合作，其中一个项目包括一个展览，并最终出版了Irénée撰写的关于法国建筑师Jean Renaudie作品的著作。他是一位非常有趣的，研究住房的建筑师。Irénée也曾在GSD授课，对于他能再次回来上课我感到非常高兴。

最后演讲的是Eric Bunge，对GSD来说他是老熟人了。他和他的搭档Mimi Hoang都曾就读于GSD，并在纽约建立了设计公司nArchitects。他目前在哥伦比亚大学授课，参与了很多不同项目，是GSD的常客。Eric是来谈论他们有关微型住宅单元的实践的，最近建造越来越小的居住单元的尝试成为了关注重点，仿佛是以不一样的形式，对最低生存标准（minimum existence）话题的一次回归。因此，Eric作为实践这个类型住房的建筑师会给我们做一个分享。

每位演讲者计划会有10分钟左右的时间，我们会尽量控制好时间。在大约50分钟的演讲结束后，我们会邀请他们在参加开幕式之前和大家进行讨论。

（注：讨论部分内容较散，本文略过，有兴趣读者可自行查阅视频）

演讲环节

1

Niklas Maa

Niklas Maa，作家兼艺术编辑。他于1972年出生于汉堡。自2002年以来，他作为作家，报纸编辑和建筑师同时展开工作。目前在哈佛大学教授建筑理论。

◾ 难民引发的德国“后家庭公社”思考**（Post-Familial Communes in Germany）**

行走的难民

我将以一张和建筑以及住房相关的图片作为今晚讲座的开头。这是几天前在匈牙利的高速公路上拍摄的。这些难民来自巴尔干半岛、叙利亚和非洲，正在通往奥地利边境的高速公路上行走，然后继续前往德国。目前，仅是德国每年就必须接纳超过80万寻求庇护的难民，并且这个人数还在增长。我们要如何应对这项艰巨的任务？目前为止，我们采取的手段只有帐篷群落和集装箱群落这两种形式。

帐篷群落

集装箱群落

当这些群落已经不能满足需求的时候，人们甚至会被安置在衰败的东德村庄的空房子里，导致他们必须面对仍居住在那里的敌对人群*。大量的难民使德国局势紧张，也造成了许多问题，同时显然很多难民还要在德国待更长时间。**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我们在享乐主义语境下提出的建议，例如多层停车楼的改造，现在被作为紧急避难所重新提出。**来自柏林的奥古斯汀和亚伦（Augustine and Aarons）在两年前建议将此作为针对不太富裕的年轻家庭和单身汉的城市居住模式，现在这种模式被作为低品质公寓重新提出，多层停车楼将被改造为避难所，用以安置难民。我认为重要的是，当我们谈及住房时，我们不能将其实际面临的两种危机混为一谈，一种仅仅出于满足基本生存需求，另一种则以社会、政策和公共价值为导向，即思考社会想要什么样的住房，优先考虑的是什么因素，如何界定公共和隐私空间，以及这种新的空间将会以何种形式存在。我认为这些各异的问题有很多共同点，例如目前都缺乏基本的新廉价住房建设形式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条件。但同时我认为鼓励这种社会条件的变化也很重要。

*自2014年难民危机爆发以来，属原东德的五个新联邦州几乎成为了全德最“不太平”的地方。尽管接受的难民数量并不多，但是几乎所有的大型反难民游行和骚乱都发生在这里。相对于原西德各州人民对于难民政策的温和态度，东德各州显得更极端，并且更加不相信政府。

多层停车楼改造

当我们谈论住房和单元时，大多数论述语境仅针对当下的环境，以至于难以适应社会变化——至少在欧洲国家是这样的。首先是单元的概念，德国和法国的国家资助项目，主要是为年轻家庭或单身人士提供尽可能多的单元。当然单元并不是一个自然概念，甚至在住房危机出现之前，除了在学术领域，没有太多讨论是关于与单元、隐私或公共空间相关的概念是如何被社会惯例的转变、人口结构的变化和核心家庭的解体所影响的。我认为这对今天的讨论也很重要。**现在在大多数欧洲城市,“家庭”不再是人口组成的大多数。**在柏林和慕尼黑的内城区——不是在郊区，而是在内城区——“家庭”现在几乎是一个边缘群体，在所有住户中只占15%到20%，但这并没有反映在住房政策中。

我们不知道该以何种形式来安置不愿意搬入养老院的退休老人，也没有任何类型的公寓是为单身母亲和她的孩子们设计，或是为同性伴侣设计，尽管人们有时希望有这样的住宅出现。所以现在单元能生成什么样的配套，是一个很重要，也相当紧迫的问题。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分析，仅在非洲、亚洲和印度，未来25年将需要10亿套公寓，提供给从农村迁徙到城市的移民者。这些单元将会是什么样子的呢？很明显，无论从生态还是经济上来看，我们都不可能按目前的方式来建造它们。

◾  住宅之后，核心家庭之外的居住选择**（After the House, beyond the Nuclear Family）**

目前已经有设计师为研究住宅的各种可能性提出了一些模式。例如伊东丰雄的“东京游牧少女的蒙古包”（Pao as a Dwelling of Tokyos Nomad Women）。最近还有一个是刘卢宾工作室设计的微型公寓（micro-house），研究的是和新型迷你住宅的隐私及基本保障相关的迫切问题。一种预制的紧凑型住宅在德国被提出——the O2 Village,它将微型住宅单元叠合起来，并在其间创造交往空间。

东京游牧少女的蒙古包/伊东丰雄

微型公寓/刘卢宾

the O2 Village

这是德国前总统克里斯蒂安·武尔夫（Christian Wulff），有传言称他以职权取得低息贷款，为他理想中的核心家庭形式购置房产，为此他不得不下台。这几乎扼杀了他的事业，并被认为是一个象征，表明即使是总统也难以负担“大家庭”形式的住宅。

德国前总统Christian Wulff

那么，在柏林居住还有什么其他选择呢?这张图描绘了洞穴里的核心家庭模式，这似乎是自石器时代以来人类普遍的居住方式。我们来关注一些不一样的模式，例如位于德国Baugruppen的共同合资建筑（the joint building ventures）。这很有意思，是自下而上来改变都市的策略，同时指明了一种更自主的方向，来降低人们对国家资助项目或私人开发商的依赖。这确实是一次自下而上的运动，人们合资请建筑师在城市里找一片地，然后按照自己想要的方式建造住宅。这些新的集体住房并不排斥以家庭为单位的住户，但它们把重点放在其他生活空间的设计上，来培养一种新的社交生活理念。他们在地下室建有一个可以用来召开社区会议的公共休息室。如你所见，每层楼都有一个环绕的集体阳台，允许居住者通过每一处空间。很显然，设计关注的是公共空间。

史前洞穴里的核心家庭模式

R50 Baugruppen共同合资建筑/ifau，Jesko Fezer和Heide＆von Beckerath

参加过柏林工作室的同学可能会记得这栋由Brandlhuber+ Emde, Burlon设计的建筑。这是一栋建在建筑物“废墟”上的建筑，在其中融合了工作和生活空间，是一个将居住空间和工作、展示空间结合的公共生活形式的例子。

 Brunnenstrasse 9 /Brandlhuber + Emde，Burlon 

这是另一个例子，由Fatkoehl和Carpaneto建筑公司联合建造的项目，德国斯皮菲尔德银行合作社住宅（Germany Spreefeld Bank Coop Residential Building），它是由三栋建筑物形成一个整体的住宅楼。住户会有一个餐厅大小的客厅，它同时也可以作为办公室，在这里可以举行政治集会或是小型社交活动，也可以用于派对或单纯作为餐厅大小的客厅来使用。在地下室有这种所谓的任意功能间（option rooms）。例如这个是木工房，其他的则会被当成临时的微型办公室或幼儿园使用。

Germany Spreefeld Bank Coop Residential Building/Fatkoehl Architekten, BARarchitekten, and Carpaneto Architekten

木工房

它对空间的定义很开放，但不同于一些70年代的项目，这个项目特别的地方在于它运作得非常好，因为很多人都在这里工作，而不仅仅是过夜。一个拥有540平方英尺公寓的人可以使用包括屋顶露台在内的1600平方英尺的公共空间。

可以说经济适用房作为可选住房形式的关键在于预制构件。如图所示，很多构件都是预制的，包括这些木结构，还有很多其他功能的构件。在这种情况下，国家资助的节能建筑项目也帮助了整个项目的融资。公共空间明显是该项目关注的重点。可以看到这有公共厨房，公共客厅，公共平台等等共享空间。但与此同时，每户都有一个卫生间和一个小厨房，避免住户一直被迫进入社交空间。

总平面图

结构示意图

单元示意图

建筑师真的很有影响力，我会在这里展示一些当代日本项目的图片。这是ON design设计的横滨公寓（yokohama apartment）。一楼是过渡的混合空间，以窗帘作为隔断，打开窗帘将成为带有中央厨房的开放广场，挂上窗帘则变成厨房私密客厅。这带有很典型的中川风格（Classic Nakagawa*），空间上既可以将客厅转变为公共空间的一部分，也可以隔开使客厅不受公共空间的影响。我认为这是激活空间氛围策略的一个重要案例。厨房变成了一个像咖啡馆一样，能创造偶遇的空间，以全新的方式把“家庭”拓展为囊括社区的大家族，同时居住的部分也变得更加亲密和舒适。

*设计师艾瑞卡·中川Erika Nakagawa

横滨公寓/ON design

这是另一个在柏林的新形式公共住房案例，由June14, Sam Chermayeff and Johanna Meyer-Grohbrügge设计的Building Group Kurfürstenstraße。它为 23 个住宅单元提供了空间，使它们区别于传统意义的单元，成为新的“单元住宅”。单元在多个楼层产生交叉，住户可以选择完全隔绝、独立自己的单元，也可以将厨房和客厅等空间合并在一起，作为拓展空间，得以和熟人或朋友同住。

Building Group Kurfürstenstraße/June14, Sam Chermayeff and Johanna Meyer-Grohbrügge

在日本建筑中也有类似的项目，例如山本理显的社区模型（Riken Yamamoto, community area model）。同样的开放结构可以将办公室、日托中心、像社区厨房一样的餐厅拼合在一起。当孩子或老人在这里活动，或者几个人想要组成一个讨论小组时，这些公寓可以像模块一样连接在一起。还有一个显然不需要我赘述的项目，也是所有这种类型项目都会参考的案例——森山邸（Moriyama House）*。

*森山邸是西泽立卫在2005年设计的集合住宅，周围都是东京老城区建筑群，森山邸也被设计成分离的独栋样式，在建筑用地上自由摆放，庭院环绕四周。

社区模型/Riken Yamamoto and Field Shop

森山邸/西泽立卫

◾ 社区，隐私和共享空间（Community, Privacy, and Shared Space）

有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是，这些新形式的公共住宅和公共客厅引发的有关如何定义隐私的思考。这需要从哲学的角度去进行探讨。社会学和哲学学者对这个话题的探讨比较多，例如，哲学家雷蒙·盖斯（Raymond Geuss）*对隐私的现代自由主义特征概念进行了批判。隐私的现代自由主义特征表明，在住房的概念中，个体将不言自明地首要作为理论和评估的出发点,社区则跟随其后，在促进和捍卫个体的安全和幸福方面发挥作用。但同时这种观点还参考了一种理想社会的模式，简单说来，这种理想社会不仅赋予其成员归隐的权利，还赋予他们一种热情好客和慷慨大方的特质。这从根本上来说是颠覆和挑战了这些哲学家有关住房的概念。

*雷蒙·盖斯（Raymond Geuss），剑桥大学哲学系名誉教授，是19世纪和20世纪欧洲哲学的政治哲学家和学者。

所以现有的问题是，住宅如何与公共领域相联系?它应该是热情好客的吗?它是会促进社区发展，还是会包容(include)或排斥(exclude)社区?我认为最具冲击力的，能表现出住房对社区的包容和排斥双重含义的是赫尔佐格德梅隆设计的纽约德邦街40号（40 Bond street New York），该建筑以涂鸦风格的屏障来防止一层外墙遭受街头涂鸦。在某种程度上，这道屏障以一种愤世嫉俗的方式（a cynical way）实现了它对亚文化爆发的宣传，同时也是对建筑一种最好的保护，使它免受这种文化糟粕的影响。我认为这将会成为愤世嫉俗的都市主义建筑史的一部分（part of the architecture history of cynical urbanism）。

40 Bond street New York/赫尔佐格德梅隆

而当我们寻找更具包容性的住宅建造案例时，我们总能在各种展览中有所收获。这是迈克尔.马尔赞（Michael Maltzan）设计的星星公寓（star apartments）。设计并没有创造一种彼此疏远的生活形式，而是以一种共同主义的生活形式渗透到住宅中去。

star apartments/Michael Maltzan

这个名为殖民地（the colony）的项目是一个实验性模型，在飓风卡特里娜（Superstorm Katrina）过后，如何在不稳定的情况下创建一个多孔的、可渗透的区域。这种互相渗透的，富有魅力的区域，就像是城市成为了建筑的一部分。例如这些在首层退缩而形成的宛如一个个细胞的中心空间。

the colony

我想我的十分钟已经结束了，恐怕不能再继续讲下去。之后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很乐意描述更细节的部分。谢谢。

2

Hilde Heynen

鲁汶大学建筑理论教授，研究现代主义和建筑性别。Heynen出版过多本著作，同时是哈佛设计杂志编委会的成员。她还是欧洲建筑教育协会（EAAE）和建筑历史学会（SAH）的董事会成员。

◾ 现代主义历史背景（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Modernism）

大家晚上好，我是来给整场讲座提供一些历史背景信息的。我会按时间顺序来讲，回溯到二十世纪初，或至少是二十世纪。在这里我列出了我即将要讲的三点。虽然在这里我并没有提到性别，但我认为它也是与我们谈及住房相关的一个问题，只是我认为以下三点更为紧迫。

第一，住房确实是现代主义建筑的核心。第二，住房的历史确实是一个关于成功的故事。尽管无论是当代还是在70、80或90年代，它都经常陷入失败的困境，但我认为从历史上来说它是成功的。第三，我认为影响到一场活动或展览成败的关键是——正如我们现在正在举办的讲座和展览，我们需要重申一点，即住房是建筑的核心问题。

◾ 住房是现代主义建筑的核心（Housing at the core of modernist architecture)

我们从第一点开始。人们并不是从一开始就认同住房是现代主义建筑的核心的。但我认为，当你用开放的眼光来看待现代建筑的历史，回看前人做过的努力,例如在法兰克福的例子时，你就会发现你必须要认同这一点：住房对现代主义建筑师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恩斯特在 1925-1930出版的杂志Das Neue Frankfurt

15000套新住房单元

我认为法兰克福达成了一个了不起的成就。这座城市在五年的时间里，建成了一万五千套住房。这意味着在法兰克福，每十一个居民中就有一个可以搬进新居。这真的令人惊叹，我不知道还有哪个城市能在社会公共住房方面，甚至在没有涉及到社会层面的住房方面，能有这样的表现。

所以这确实是一个重要的事件和一项伟大的成就，也是一项住房领域完成的主要工作。但人们对住房的看法远不仅于此。一个关于建立新的现代都市文化的想法被提出，这种文化不仅包含一般性住房，还包括体育，包括其他类型的视觉艺术，同时和教育以及保障性住房息息相关。在这许多不同的话题当中，住房会作为出发点，以及组织生活的一种途径发挥作用。我认为这同样是我们当下希望谈论住房的方式。

当然，你可以争辩说，现在提出的一些居住模式并不是这样的。对此我们批判了一种假设，即认定市郊区域以及郊区的房地产会成为解决住房需求的灵丹妙药。但不管怎样，来自Römerstadt的恩斯特.梅（Ernst May）*和他的团队在法兰克福做的设计依然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个例子不仅针对住房，同时对和住房结合的其他设施，例如学校、商店等居住整体中的一部分来说，都具有参考价值。

*Ernst May（1886.7.27- 1970.9.11）,德国建筑师和城市规划师。

法兰克福, Römerstadt/恩斯特.梅, 1929

但同样是在法兰克福，城市里渐渐显现出一种审美机能缺失，或者说美学标准的丧失。韦斯特豪森（Westhausen)的住房更高效，更符合现有的最低标准，并且价格更为低廉，因此大众更容易负担得起，蓝领工人也会选择居住在这片区域。这种住房精简运动归根结底就是要将财政支出尽可能降到最低。

韦斯特豪森, 1930

但居住的最低标准真的是研究的核心吗?我认为，我们目前了解到的关于微型公寓的描述，确实再次涉及到了这个问题。如何在最小的空间里组织生活?如何确保人们能拥有全部必要的生活设施？回溯到二十年代，社会住房配套有厨房和浴室，这在当时是很令人惊叹的，在生活水平方面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但这些都是通过压缩居住空间来达成的。恩斯特在一篇文章中提到，当我们有一定预算的时候，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选择了为特定人群建尽可能多的单元，而不是选择安置少一点人口，但提供给他们稍微大点的房子。这是一个非常理性的选择，建设最小的居住空间，但用巧妙的设计来填充它。就像Grethe Schütte-Lihotzky设计的法兰克福厨房（Frankfurt Kitchen），它在一个很小的空间里为住户提供了所需的所有东西，是一种很功能化但同时也很优秀的设计。

韦斯特豪森，法兰克福厨房/ Grethe Schütte-Lihotzky,1930

**当今的微型公寓也会让大家回忆起这种最低生存标准的住宅，在这些住宅里可以看到如何通过家具的变化来改变居住空间功能的研究，**同一个房间在白天可以是客厅，到了晚上就可以变成卧室。这些都是《法兰克福住房》（Die Wohnung Frankfurt）中实验的一部分。法兰克福同时还是1929年第二届CIAM*会议的主办方，当年会议关注并提出了“最小生存空间”（the existence minimum），即满足最低生存标准的居住空间。

*CIAM指的是国际现代派建筑师的国际组织，缩写为CIAM。1928年在瑞士成立。1928年在瑞士成立，发起人包括勒·柯布西耶、W·格罗皮乌斯、A·阿尔托和历史评论家S·基甸(Sigfried Giedion)等在瑞士拉萨拉兹(La Sarraz)建立了由8个国家24人组成的国际现代建筑协会

Die Wohnung Frankfurt

当你回顾CIAM在存在的30年间谈论过的主题时，你会发现CIAM确实可以说是现代建筑运动中最重要的组织，以及它真的非常关注居住。第一个相关的内容是在法兰克福第二届CIAM会议上提出的最小居住空间，而下一届在布鲁塞尔举办的会议上则提出了合理地块开发。这是有关用地划分的话题，居住是需要被划分的四种功能之一。这再次是与居住相关，以及居住怎样和其他功能协调联系的主题。第六、七、八届可能和居住的关系小一点，但是到了第九届，生活环境（habitat）又被作为议题提出。所以在1953年，住房再次成为非常紧迫的话题。因此我认为，住房确实是现代主义建筑的核心。

CIAM历年主题

◾ 一个成功的故事（尽管也有失败）(A story of success ‘despite the failures’)

我相信在很多方面住房都是一个关于成功的故事。的确很多项目都备受批评，在法国、英国或其他地方，住房领域都存在各种问题。这样的现象确实是存在的。

但人们不应该忘记欧洲的福利国家，以及北美的福利国家，到目前为止，他们在移除贫民窟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在1970年代之前，贫民窟是城市结构，也是城市景观的组成部分。而现代化住房项目的出现，带来了着贫民窟的驱赶与扫除。这是当今这些新的大型城市取得的成就，在我们刚刚听完尼古拉斯（Niklas Maak）的讲座，了解到未来十年，发展中国家需要多少住房后，我们能体会到这项成就并不是这么容易达成的。他们在我们达成这项成就之后的十年里一直需要这样的住房，但能提供给他们的只有所需数量的四分之一。

现代主义住房和棚户区

所以从这种意义上讲，现代主义住房项目确实是做了实事的，也有一些案例作证。后现代主义建筑的论述倾向于指责这些设计，鼓吹说看看这些设计有多糟糕，这就是为什么它会失败，为什么它必须要被拆除。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的，我们现在可以认识到，**我们在规划上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在住房需求缩减的情况下建设了过多住宅单元。**当地产商建设了很多的住宅单元，但事实上并没有这么大的需求，没有这么多人来为这些住宅买单，当然地产商就难以为继，由于缺乏管理，居住单元会浮现出许多问题，住户可能会因为电梯坏了等等的原因选择离开。因此，住房项目的整个衰退过程实际上更多地与经济、管理和文化问题有关，而不是由于设计本身。所以我真的很不赞同说现代主义建筑失败的言论。

Pruitt Igoe, Saint Louis

Florian Urban出版的这本有关全球住房历史的书，囊括了对芝加哥、巴黎、柏林、巴西利亚、莫斯科、上海和孟买的现代主义住宅、公寓和塔楼的比较，并认为在这些不同的地方，历史是截然不同的，这取决于当地环境、社会问题、经济负担能力以及是否有替代方案等因素。仅仅埋怨现代主义住房没有起到作用是不够的，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对这个现象有其他深入认识。

Tower and Slab:全球住房历史

◾ 重申住房是建筑的核心问题（Re-claiming housing as a core concern)

最后的一点是关于重申住房是建筑的核心问题，我认为这同样是这次活动和展览的目的。我觉得建筑学科错误地忽视了住房问题，而让它变成了其他学科的问题。

现代主义建筑开始在美国兴起。这里我罗列了两本书，大家应该很熟悉，至少大家应该知道这本《国际风格》（the international style）*。大家应该也对凯瑟琳·鲍尔（Catherine Bauer）*写的其他关于现代主义建筑的书有所了解，当然，这本《国际风格》已经成为北美现代主义建筑的框架和反响方面最具主导性的书籍了。

* 由策展人历史学家亨利·拉塞尔·希区考克(Russell Hitchcoek)以及建筑和丁业设计部的年轻部长菲利普·约翰逊(Philip Johnson)根据展览“国际风格：1922年以来的建筑”(International Style：Architecture Since 1922)共同出版。书中介绍了16个国家的100幢建筑，如果没有这本书，展览的影响不会很大。

* Catherine Krouse Bauer Wurster，美国着名的城市规划者、公共住房倡导者和教育者。

The International Style,1932

Modern Housing,1934

然而，当我阅读这两本书的时候，我会觉得凯瑟琳·鲍尔比菲利普·约翰逊更了解他们所谈论的内容。然而她的著作比约翰逊的要晚出版两年，她也从未在建筑领域有过重要发声。在六十年代的时候，她被邀请到哥伦比亚参加一个研讨会，会上他们讨论了有关现代主义建筑的那几十年，也正是她的著作出版的年代。但在该活动参考书目的罗列中，她的著作被归为了城市规划的部分，而不是建筑部分。因此，一方面她被认为是专家，另一方面，她被划为社会学家和规划者,她的成果并不被视作在建筑师讨论的核心范围之内。这样的事情一直都在发生，我们甚至可以举出更多类似的例子，住房有点被排斥在建筑师的论述之外，这也是这个问题终于被提出的原因。

如果你是一名建筑师，你在研究住房方面投入了很多，并希望在国际期刊上发表文章，然而你会发现国际期刊上与住房有关的都是住房政策、住房建设环境、住房市场之类的话题。因此，房地产社会学和规划学已经主导了有关住房的各种话题，在这种类型的出版物中，建筑师只能扮演一个相当次要的角色。

所以我非常高兴能参加这次活动，和见证这次展览。我认为GSD这样的学校能够支持这种话题的探讨是很重要的，因为这能把住宅重新带回到讨论的中心。我认为建筑是为普罗大众组织日常生活的学科，而不是仅仅为幸福的一小部分人服务。以上就是我今天想要强调的，谢谢大家。

Locaton & Vassal, Mulhouse social housing in “Living Anatomy. An exhibition on housing”

3

Irénée Scalbert

伦敦建筑师，评论家和历史学家。他曾在伦敦AA建筑联盟任教，并在哈佛GSD担任访问设计评论家。他撰写了大量关于战后欧洲建筑，以及关于洛可可和山水画的论文。目前在爱尔兰利默里克大学建筑学院任教。

◾ 后现代主义住房形式（Housing after Modernism）

很显然，住房是一直存在的，也一直有建筑师在设计住房。但我认为只有在二十世纪，才有著名建筑师设计住房，以及有建筑师因为设计住房而闻名，这些都是现代主义建筑师。同时住房设计的历史与现代主义的历史有着广泛的重叠，在《雅典宪章》中，现代主义者对住房首要地位的认可是显而易见的。至于住宅的功能，首要的是居住，其次是娱乐工作和交通，我认为这个顺序是相当重要的。接下来我的演讲延续了希尔德（Hilde Heynen）的部分。

非常不幸地，当下我们对现代主义的概念有所混淆。历史学家强调了它与工业、机械化以及大规模生产的联系，但在我看来，**现代主义的本质不是对工业标准的追求，而是对生活标准的追求。**这一点很明显地体现在了柯布西耶的马赛公寓上，同时这座建筑也是现代主义的巅峰之作以及住宅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设计。现在这座集成式的公寓成为了评估很多其他住宅项目的标准，我觉得这是有很充分的理由的。一栋公寓，有联式房屋的布局，房间双向排布，有宽敞的平台和阳台，同时还保有隐私和其他很多东西。

马赛公寓/勒.柯布西耶

但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即使是最著名的建筑师,在考量住宅设计时也缺乏深度。尽管阿尔多·罗西（Aldo Rossi）*对类型学有很浓厚的兴趣，但他设计的加拉拉特西公寓看起来却是贫乏而倒退的。James Stirling*在朗科恩（Runcorn）的设计会让人觉得好些，但令人痛心的是，这些建筑在建成15年后就被拆除了。我认为在当下，理想主义和追求纯粹居住设计的时代都已经过去了，大家的兴趣点转变为住宅周边空间和城市空间形态。

*阿尔多·罗西（Aldo Rossi），当代建筑界的一位国际知名的建筑师，出生于意大利米兰。

*James Frazer Stirling（1926年4月22日 - 1992年6月25日），英国建筑师。

加拉拉特西公寓/阿尔多·罗西

Runcorn，James Stirling

我认为从那时起，建筑师对住宅领域的贡献变得微不足道，唯一的例外是建筑师的设计回应了日益增长的个人主义，和住房供给多样化的相应需求。最极端的案例是Renaudie夫妇的住宅建筑（Jean Renaudie and Renée Gailhoustet’s Housing Building），你可以从项目的平面图看到，没有一个居住空间是雷同的。尽管后期维护需要很大成本，但重要的是它符合由勒.柯布西耶提出的纲领，即有多方位的复式空间和提供花园或露台。

Renaudie and Renée Gailhoustet’s Housing Building

还有另一个人也扮演了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赫尔曼.赫兹伯格(Herman Hertzberger）*。尽管他只是建了一个小住宅，但我认为他的贡献是显著的。他提出了一种新的形式，你们可能有所了解，一种被他类比为乐器的建筑生成形式，可以供居民使用。

*赫尔曼.赫兹伯格(Herman Hertzberger），荷兰建筑师、建筑教育家。其建筑实践关注空间组织及人的关系，对人的行为及尺度有密切关注。雷锋第91篇讲座为俞洲记录其在普林的讲座Domestication, Transformation, Accommodation（Space, place & accommodation)驯化*，转化，居所（空间，场所，居所）《他坚持设计为人，却被年轻一代忽略：赫曼·赫兹伯格讲他的结构主义》

Centraal Beheer/ 赫尔曼.赫兹伯格

最后是有关提倡公众参与的部分，我认为这是比较非主流的选择。这可能是值得被记住的一个项目，Lucien Kroll*的医学院宿舍（Medical Faculty Housing）。

*Lucien Kroll是一位比利时建筑师，以其涉及建筑物未来居民参与的项目而闻名。他最着名的作品是1970年至1976年在比利时鲁汶大学的医学院宿舍。

Medical Faculty Housing/ Lucien Kroll 

我认为我刚才所提到的三个案例，分别代表了不同经费拨款方式和住户参与形式的主题。20年后的十九世纪90年代，这样的主题在荷兰被重新提出。当然环境已经改变了，开发商不再是供应者的角色，社会的倾向也已经变了，人们追求更个性化的设计，这在70年代的时候还是青年文化*的遗留（a legacy from youth culture），到了90年代已经成为市场的自发表现。

*青年文化可以概括为年轻人为了有别于主流文化而创造的一种亚文化，以"叛逆"为主要色彩，产生于20世纪中期。

例如现在阿姆斯特丹的 Borneo-Sporenburg，在由west 8开发建设的“生成类型”（a generate type）中，家庭可以根据他们的需求购买或租住一栋建筑师设计的独一无二的房子；MVRDV设计的Silodam，是从理论出发，为了满足无限的住房需求而提供了无限多种的公寓类型。

Borneo-Sporenburg, Amsterdam

Silodam/ MVRDV

如今在私有化的地产行业中，供给总是必要地先于需求，同时住宅的设计从根本上来说是武断的。你可能会问，那该如何评估呢？从事后看来，这种武断的感觉是挥之不去的，特别是在和现代主义最优秀的作品比较时****，如今的住宅设计是缺乏实质和投入的，它们之间的差别很大，但我认为这种观点的传播目前还很薄弱。Silodam所谓的“单元类型”和马赛公寓中实际单元的对比我认为就足够说明问题。

现在荷兰的经济衰退，2008年的经济危机使这种思想脱轨。问题变成了如何重新在住宅设计和居民——或者按十九世纪70年代的说法——使用者之间建立联系。我认为目前在欧洲，我们看到的至少是住房的重社会化和重政治化（re-socialization and re-politization）——我所谈论的是建筑世界当下正在发生的事情。

为了谈论这个问题，今天我会提出住房的三种趋势。

恢复现代主义住房存量（ Rehabilitation of the Modern Housing Stock）

在政治上显得更为激进（More Radical in Its Politics）

对专家咨询和公众参与的要求减少(Less Demands on Consultation and Participation)

◾ 恢复现代主义住房存量（ Rehabilitation of the Modern Housing Stock）

第一种趋势是对现代主义住房存量的恢复，这实际上是现代主义的延伸和深化。我所了解的对此最好的案例是Adam Khan Architects的伦敦事务所在哥本哈根Ellebo in Ballerup做的住区升级项目，包括现有立面替换，修改平面布局。这是改造前后效果图。此外，还有一层屋顶带天台的住宅，并有一个所谓的花园空间（garden room），作为项目的公共中心。由于该项目的设计具有社会性和特殊敏感性，且部分细部设计的灵感来源于Peter Märkli*设计的建筑，我认为在这类委托设计中是难得一见的优秀项目。

*Peter Märkli，瑞士建筑师。1953年出生于苏黎世，1972年至1977年在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ETH）学习建筑，2002年至2015年任教于ETH，期间一直在苏黎世生活和工作，作品也大多在瑞士境内。雷锋第27篇讲座为张涵、程博记录Märkli访谈《ETH最受欢迎的设计课教授退休了——Peter Märkli的建筑实践、研究和教学》

立面替换

修改平面布局

改造前后效果图

屋顶天台

◾ 在政治上显得更为激进（More Radical in Its Politics）

第二种趋势，实际上是在展览中体现出来的，住房在政治上显得更为激进，这从欧洲正在尝试复兴的合作运动中可以体现。该项目位于利物浦的贫困地区，复兴了在位于Toxteth地区的一些露台房屋（terraced houses）。

Granby Four Streets in Toxteth, Liverpool

在展览中，该项目的建筑师提到，在这个名为“assemble”的项目中，这群来自伦敦的建筑师不仅仅参与了设计，还积极地融入到了未来住户当中，以及参与到项目的实际建造当中。从照片中我们可以推测，穿黄衣的是建筑师。

Assemble art collective

我认为这个项目是对70年代霸屋运动（squatter movement）*的一种回应。但在坚持激进原则和过程的纯粹性方面，我认为建筑师们的方式回应了占领运动（occupy movement）*。通常在这种项目中，对设计的关注和建筑工艺都是非常高的，我认为这是很少见，也非常有前景的。这两个项目目前仍在进行中。

*霸屋运动（squatter movement），此处指1971年在丹麦发生的霸屋事件，将近900人在一个废弃军事区域占领房屋形成Christina独立社区。

*占领运动（occupy movement），指2011年9月17日在纽约Zuccotti公园发生的占领华尔街运动，由加拿大反共产党人士发起，旨在反对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现象。

关注设计和建筑工艺

◾ 对专家咨询和公众参与的要求减少(Less Demands on Consultation and Participation)

第三个趋势是对专家咨询和公众参与的要求减少。我认为从长远看来，这种现象会造成更大的影响。它的目标是建设一种通用类型，或者至少是一种有广泛吸引力的类型。在阿姆斯特丹，Atelier Kempe Thill*设计了一排完全相同的住宅，为了在设计和施工中达到更高的标准，住宅的个性被有意限制。

*Atelier Kempe Thill，来自东德，毕业于德累斯顿工业大学的Oliver Thill和AndréKempe合办的建筑公司，总部设在荷兰鹿特丹。

Town Houses in Amsterdam / Atelier Kempe Thill

这种方法是被铭刻在长期的理性主义传统中的，它同等地借鉴了古典传统和现代主义，从而产生了建筑师们所说的“宜家世代”（classicism for the Ikea generation）。

我认为我所展示的这三种趋势，都有现代主义的印记。并且我始终认为，对于建设房屋的建筑师来说，当下的问题在于对差异化空间的关注要少于对共享空间的关注。例如哥本哈根的“花园空间”、利物浦的“协同工作”以及阿姆斯特丹西部的“宜家世代”。至少，在强调“共通”（common）而非“差异”（different）这方面，现代主义后的住宅，对我而言，将会再次“现代”。

当然，毫无疑问，住房不一定要是现代的。但是从住房设计来说，我认为，现代主义是我们的根源。在我们这个专业（建筑专业）中，现代主义是我们的遗产，它上承自古希腊罗马。而现代主义的影响，我相信，将会影响好几代人。

谢谢大家。

4

Eric Bunge

nARCHITECTS的联合创始人，也是哥伦比亚大学建筑，规划和保护研究生院的兼职助理教授。Eric拥有哈佛大学建筑学硕士学位和麦吉尔大学建筑学学士学位，曾在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帕森斯设计学院，RISD，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多伦多大学任教。

◾ 微型单元的设计与建造

20年前的今天我就坐在这个教室里，等待着第二学年的开学，今天真的很高兴能再次回到这里。为什么我们现在要讨论住房呢？在这个话题开始之前我们有一个讨论。有一种讨论的声音指出，在不同体系（framework）中的许多变化使得当今成为一个令人激动的时刻，建筑师面临着许多挑战，去把自己重新投入到我们所需要的行动主体（agency）中。

例如社会体系（social framework），我们从尼古拉斯（Niklas Maak）的讲座中也听到了有关人口结构的巨大变化；还有制度体系（programmatic framework），我们现在的工作和生活方式都有了许多变化，导致我们长期以来所信任的类型学逐渐分崩离析；经济体系（economic framework），如今我们正在考虑不同模式的产权，例如在Baugruppen的共同合资模式，尼古拉斯之前提到过的；最后是建造体系(physical framework)，我们可以考虑新的装配方式，或者我们的构造技术会再次改变。当我们思考住房时，这些有关建造的部分同样有趣。

很明显，由于市场压力的影响，住房可能是建筑师能做的努力最受限制的领域。一方面当然是来自法规的约束，另一方面住房又有很多的限制。所以有的人会认为住房设计将会奉献出比其他类型设计更清楚地反映规则和拥有其他影响的作品。同时这些清晰的条条框框也是令人兴奋的，因为你有可能打破规则，或是用巧妙的方式去遵守条框的约束。在其他国家这样的约束可能比美国——尤其是纽约——要少一些。

因此我认为在开始设计之前，我们应该把住房产业以及住房相关的工作放到更大层面的问题中去探讨。例如我们一直感兴趣的，建筑如何和气候、人口的变化相适应等等。其次，是要思考如何在不同的公众之间创造不同规模的互动，重新思考“公众”的主体，而不只是一般概念下的公众。最后，住房设计是一种以最少的手段影响宏观尺度的方式，在这样的情况下，最小的微型住宅单元都可能拥有空间意义。

在我们设计位于香港的，拥有250个单元的塔楼时，我们只完成了四个住宅项目，香港的项目仍然是我们实践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另外在香港的项目其实比在纽约的面积更小，但他们并不把它称为微型单元（micro units），他们就是管它叫公寓（apartment）。南方日报在去年春天刊登了我们的项目，称微型住宅单元的项目是落户在纽约的港式公寓（a Hong Kong style apartments arrive in New York）。所以这种对我们在纽约的设计的嘲讽（irony），最后并没有落在我们身上。

完成的住宅项目

◾ adAPT NYC竞赛（adAPT NYC Competition）

在2012年我们被其他开发商邀请去参加Bloomberg市长（Michael Bloomberg）*举办的adAPT NYC竞赛，在纽约设计一种全新的微型单元类型。参赛的必须是开发商和建筑师合作的团队，我们可以在之后再谈代理的问题，我们不能独自完成这项工作，甚至我们不能独自参赛。实话实说，我和我的搭档一开始都觉得有点惊慌，虽然现在我们都了解了微型住宅相关的大背景，但当时我们对于要设计250-350平方英尺（约23-33平方米）的公寓还是有点惶恐的。

*Michael Rubens Bloomberg，美国商人，政治家，作家和慈善家。2001年开始担任纽约市第108 任市长，连任三届。

回到二十世纪初，当我们聚焦于城市贫困人口时，数据举国震惊，并激发起了重新审视法律的使命感，以为城市的300多万人口提供适宜的污水和通风处理。随后紧跟的是住房改革，以及之后十年间制定的一套新的法定标准，来保障光和空气的健康与安全。时至今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难民危机发生前，住房的平均面积从十九世纪40年代的1000平方英尺（约93平方米），翻倍到约2700平方英尺（约250平方米）。

adAPT NYC Competi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