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科学无国界遭遇国家冲突_风闻

先生们，科学现在是，而且永远是国际的。这一点你们是无法改变的！”

2017年3月1日，作为对于特朗普政府在2月颁发的国际旅行禁令的回应，加州理工学院的师生表达对于学校国际成员的支持。图源：Concerned Caltech Faculty

编者按：

        在“科学无国界”的理念被世人所普遍接受的今天，美国却因恐惧中国窃取其知识产权和尖端技术，针对性地打击中国人才和科技计划，限制中国学生的签证，以MD安德森癌症研究中心为代表的研究机构甚至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赶走多位为美国服务多年、为中美学术交流做出贡献的华人科学家。

       科学无国界的理念是否还应坚持？科学与国家，科学家与国家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样的？

       德国国家癌症研究中心的刘海坤呼吁，学界应以史为鉴别，珍惜今天得来不易的国际科学社区。

来源 | 知识分子

撰文 | 刘海坤（德国国家癌症研究中心研究员）

在全球化盛行的几十年里，尤其是互联网的发展，“科学无国界” 成了无需质疑的科学标签之一，数不清的互联网共享知识资源，开放的科技平台，大多数科学期刊都要求必须承诺的科学方法材料共享，大规模的国际合作科学计划如欧洲核子中心的建立，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实施，许多科学家与政府都在极力共同促进的科学论文的开放获取，一切都显得自然而然。

然而，近两年来，科学第一强国，过去百年来科学无国界最大的受益者和推动者之一——美国，其政府的一系列做法开始让人怀疑，科学是否真的可以如大家想象般自由？科学是否可以超然于政治之外？科学政治化显示的巨大破坏力让人忧心忡忡。

现在看来，今后十几年可能是二战后世界格局再次重组的重要时期，科学的开放与合作也将面临挑战。在全球风云变幻之际，历史往往能给不确定的时局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本文尝试简单回望近百年人类发展中的科学简史，回顾科学交流与国家发展的相互关系，呼吁学界以史为鉴，珍惜维护得来不易的国际科学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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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法战争下的巴斯德

 “我被两个深刻的现象启发，第一，科学无国界，第二看起来与第一自相矛盾，但却是第一点的直接体现，即科学是一个国家人格化的最高体现。科学无国界是因为知识属于全人类，是照亮世界的火炬。科学是一个国家人格化的最高体现是因为国家是第一个要把这些思想和智慧的工作普及到最远方的。”在伟大的法国科学家路易·巴斯德（Louis Pasteur, 1822-1895）的传记（Louis Pasteur, Free Lance of Science (1950) by René JulesDubos）中，他如此表达对于“科学无国界”的推崇，以及对于科学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

“如果科学无国界，那科学家有，他的工作一定是通过其国家来影响世界的。” 这句话，充分展现了巴斯德关于科学、科学家与国家之间关系的思考和观点。

巴斯德成长及成名于法国大革命之后的法国。科学革命及工业革命的影响在欧洲迎来收获期，科学进入更为复杂的系统实验科学阶段，此时的法国已经不是启蒙运动时期的世界中心，而其长期的敌人德意志帝国在俾斯麦领导下强势崛起，深刻地影响着欧洲局势。

1870年普法战争的失利让法国遭受巨大打击。巴斯德此时学术上已是世界明星，曾被德国波恩大学授予他荣誉博士学位。普法战争打响，巴斯德愤怒退回荣誉。而意大利比萨大学重金邀请巴斯德，他却因不舍祖国而拒绝。

1885年，巴斯德用新发明的狂犬病疫苗挽救了一位9岁儿童的生命，其制作疫苗的理论和方法堪称对科学对人类生命健康影响最大的贡献之一，是人类文明进程的重大成就。他留下的科学遗产已经成为法国精神的一部分，为世界尊敬。他也被法国人民评为最伟大的法国人之一，排名仅次于二战法国领袖戴高乐。巴斯德研究所现在更是遍布世界各地，成了法国科学国际化最好的名片。巴斯德的经历生动地印证了他自己对科学与国家关系的精准论述，他的科学成果全人类受益，他同时又是法国杰出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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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受法国影响的洪堡

巴斯德念念不忘的伟大法兰西是启蒙运动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法国：军事天才拿破仑（Napoléon Bonaparte，1769-1821）强势崛起，打败反法联盟并解散了早已名存实亡的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确立了法兰西在欧洲的强势中心地位。虽说法德是长期敌对关系，19世纪早期的德国知识分子大多深受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影响，大都喜欢法国文化，讲法语。

最好的代表是博物学家亚历山大·冯·洪堡（Aexander von Humboldt，1769-1859），他的作品大部分由法语写作完成。深受受法国思想熏陶的洪堡是自由主义者，酷爱探索自然，足迹遍布全球，并曾经由俄国入境中国。

美国历任总统中智慧最高者托马斯·杰斐逊（1743-1826）曾与洪堡在华盛顿见面，称洪堡为当时最具科学精神的人。洪堡对于美洲地理的科学考察非常系统全面，并不吝啬自己收集的资料，虽然他坚持科学研究高于国家利益。

杰斐逊十分赞成地附和洪堡的观点，认为这些资料同属 “知识共和国”，并引用曾经资助敌国法国科学家探险的英国探险家 Joseph Banks 的说法：“两个国家即使是政治上的敌人，科学上应该是和平的”。

杰斐逊和当时的美国政要如饥似渴地吸收着洪堡提供的资料（现在标准来看肯定是涉及国家安全的资料），并以此制定了与墨西哥国土之争的战略，而使得美国国土面积大增。

洪堡还是科学传播大师，他写的游记风靡世界，并直接启发了当时还被父亲恨铁不成钢的达尔文的环海旅行。达尔文视洪堡为偶像，旅行晕船时最大的享受就是躺在船上读洪堡游记。

洪堡考察回欧洲后曾长期居住在巴黎，因其盛名过隆，还引起拿破仑的嫉妒，拿破仑想把他赶走但未能得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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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巴黎的德国学生

当时法国科学优于德国，巴黎是欧洲知识和艺术中心。德国很多学生喜欢留学巴黎。洪堡在巴黎时的挚友吕萨克（Joseph Louis Gay-Lussac，1778-1850）是著名法国化学家，李比希（Justus von Liebig， 1803-1873）得洪堡推荐进入吕萨克的实验室学习一流化学培训，后留学回德时被洪堡举荐到吉森大学任教授。

李比希在吉森创造性地革新了化学教学方式，改为以实验室教学为主导，获得巨大的成功，李比希化学学校也成为世界各地学生向往的化学圣地。李比希被誉为 “德国化学工业之父”，他基本奠定了德国后来化学工业全世界领先的地位。至1954年，李比希学校谱系的科学家及其子弟曾得到34个诺贝尔奖，包括第一届诺贝尔化学奖荷兰人范脱夫（Jacobus Henricus van ’t Hoff， 1852-1911）。有趣的是，吕萨克的儿子儒勒后来成为李比希的助手。由此可见，法德间科学的交往并没有因政治上的敌对而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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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对世界科学的影响

当时，能和李比希匹敌的化学实验室还有海德堡大学的本生实验室。

发明了光谱仪的罗伯特·本生 (Robert Bunsen, 1811-1899) 是光化学先驱和教育家。日后以元素周期表而名震天下的门捷列夫（1834-1907）曾经来到本生实验室做博后训练。因为之前门捷列夫的文章以俄语发表，无人阅读。门捷列夫了解德语学术圈的重要性，请人把自己的文章翻译成德语，但译者把关键的 “周期” 译成 “依次”，造成很大误解。而本生的另一个德国学生迈尔 (Julius Lothar Meyer，1830－1895) 曾独立提出元素周期表，并指出元素“周期”排列的重要特征。后来他们二人一起获得化学著名奖项戴维奖。

即便迈尔死于诺奖开始颁发之前，后来也有德国科学家提名门捷列夫诺贝尔奖，可惜当年化学竞争太激烈（前十年获得者六位是德国学术子弟）。

李比希和本生时代的德国是德国科学快速崛起时代，并成为世界科学的中心，日本，英国，美国学者都到德国留学。据统计，日本到德国留学的人员占其总留学人员3/4多，明治维新的直接后果是日本科学搭上科学前沿。直接接触到最先进学术的日本科学家把德国研究体制原样克隆到日本，为其科学发展及强大打下坚实基础。

美国也是如此，第一个诺贝尔科学奖得主、测量光速的迈克尔逊（Albert Michelson, 1852-1931）就曾留德并得到绝世天才赫姆霍兹（Hermannvon Helmtoltz, 1821-1894）的指点。曾第一次测量神经动作传导速度的赫姆霍兹是精准测量的天才，后来被称为德国科学届的俾斯麦。

美国科学家曾经几次邀请赫姆霍兹访美，指点美国科学。赫姆霍兹1893年访美，在全美造成的轰动只有之后居里夫人和爱因斯坦可以媲美。美国也已经有好几所以洪堡大学为模型的研究型大学，比如日后成为学术名校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芝加哥大学；而后来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成立中国协和医学院，是以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为模型。

三次留学德国的北大校长蔡元培（1868-1940）也以曾经留学的莱比锡大学为模型打造北京大学，北大由蔡元培开始成为中国新思想源头，这可能是德中学术交流对中国学术界最大的影响，蔡元培所提倡的人格教育基本也是威廉.洪堡所提出的大学教育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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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乌云下，不同科学家的选择

20世纪初，柏林成为世界科学首都，德国模型为世界称颂羡慕。此时，铁血宰相俾斯麦已经去世，德国政治上变得侵略性很强。一战时的德国政府为了使战争显得更正义，集结了93位知识精英发表了 “告文明世界书”，马克斯·普朗克、阿道夫·拜尔、保罗·埃里希、佛理茨·哈伯、威廉·伦琴，每一个署名者都是科学巨人，但该声明罔顾事实，为德国军队的行为寻找借口。

已经在柏林的爱因斯坦没有在这封信上署名。犹太人的成长经历让他对日渐兴起的民族主义心生厌烦。他也曾讨论科学中的国际关系：在国家和社会阶层之间纷争不断的这个不安时代，一个人类最珍贵的事物似乎受到威胁，这就是科学的国际性。个别国家的学术机构已被民族主义的激情裹挟……..他们完全忘记了自己的使命是培育和保护超然于所有人类政治斗争之上的事业（出自《我的世界观》）。

而他的犹太好友哈伯（Fritz Haber，1868-1924，1918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却努力想融入德国这种趋势。哈伯是本生的学生，曾发明合成氨肥。他有一个臭名昭著的称号“化学武器之父”，因为在一战期间为德军开发氯气武器，从此打开化学武器的潘多拉之盒。打开化学武器这个潘多拉魔盒。科学可以为人类造福，也可以为人类打开地狱之门。“科学和平时属于世界，战争时属于自己的祖国。” 这是哈伯为自己的辩护。哈伯的妻子因反对哈伯研究化学武器饮弹自尽，他的一个儿子因父亲是化学武器之父羞愧自杀，另一个儿子成为研究一战化学战的历史学家。

哈伯发明的化学武器后来成为纳粹分子屠杀犹太人的工具。二战时期，德国科学家被分成效忠政府或被驱逐出境的，德国科学发展从此走入下坡路。大洋彼岸的美国则大量接收流亡科学家，迎来科学的春天。

有意思的是，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全球兴起去德国文化影响运动，有德国血统的英国皇室决定不要德国姓哥达（Gotha），改姓温莎。美国社会在一战以前以洪堡为偶像，无数的街道，船只和建筑物都以洪堡命名。洪堡去世时，美国报纸评论称以生在洪堡时代为荣。一战以后，美国掀起系统排除德国文化影响运动，大规模焚烧德语书籍，洪堡名声一落千丈，迈尔则不再被认为和门捷列夫共同发现元素周期表。二战以后这一过程加剧。

英国科学史家皮特·沃森在《德国天才》一书中认为，20世纪本该是德国的世纪，而两次世界大战使得德国科学和文化对世界的贡献被后世评价不公正地压低了。国家名声下降，必然会同时导致该国知识分子国际认可度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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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真的认可 “科学无国界” 吗？

二战的最大赢家美国因大规模接收吸引流亡科学家而促使其科学跨越式发展，雄厚的经济实力和私立大学的兴起更是令其科学如虎添翼。

冷战时期，美国政府发现宣传科学无国界和自由化是打击苏联阵营的有效方式，因为彼时的苏联阵营科学政治化严重，甚至出现了 “李森科遗传学” 这种反科学的研究。于是，美国大力宣传科学无国界，吸引对方科学家投奔自由主义阵营。

但在美国内部，却是另一番景象，“麦卡锡主义” 就是最好的例子。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美国议员约瑟夫·麦卡锡在1950年一次演讲中声称自己手里有一份通共的美国要人名单，并导致对很多人的调查和迫害。“麦卡锡主义”后成为以莫须有罪名来指控他人的代名词。

比麦卡锡极端的是任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长达48年的埃德加·胡佛。二战结束后，爱因斯坦反对使用核武器，胡佛一心想把爱因斯坦赶出美国，资料显示联邦调查局对爱因斯坦的监察材料有1400页之多。而美国曼哈顿计划掌舵人、物理学家奥本海默（Robert Oppenheimer，1904-1967）因被怀疑亲共产主义思想也被监听调查。诺贝尔化学奖和平奖双料得主莱纳斯·鲍林 (Linus Pauling, 1901－1994) 因反核立场也被调查，美国政府甚至拒绝他赴英国参加1952年的生物化学研讨会，后人认为这使得当时极力想解决DNA结构的鲍林错失目睹富兰克林的DNA X射线衍射照片，以致于被沃森和克里克抢先在1953年发表。著名华人物理学家杨振宁在1971年第一次访问新中国前也曾被联邦调查局约谈。钱学森回中国的历程非常曲折，众所周知。

即使在中美建交以后，大量的中国学生开始留学美国，并为中美科学都做出了重大贡献，我们却还是时不时能够看到华人学者被莫须有调查、起诉、证明无罪后职业生涯被毁的例子（比如，李文和、郗小星和陈霞芬）。

从纳粹德国对犹太科学家的迫害，到美国科学家因被怀疑政治立场被长期监听调查，再到美国华裔科学家因血统被轻易冠上莫须有的罪名。很明显，科学很难不被政治利用，科学家也很难在面对国家矛盾激化时超然于个体的种族背景。

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科学及流行文化成就令人瞩目，自然成为各国有志于科学事业的学者的第一留学选项。各国培养的精英都为美国所用，而美国也长期无需担心任何国家可以超越美国。互联网的流行，全球化理念的深入人心，甚至出现了很多国际性的科学合作计划，科学无国界几乎成为无人怀疑的理念。

直到最近中国的崛起。一些美国政客认为中国的崛起与美国保持唯我独尊是互相矛盾的，游说美国政府打压中国人才及科技计划。“麦卡锡主义”的幽灵重现美利坚不无意外，因为这是美国政要的常用工具。“科学无国界” 面对 “麦卡锡主义” 显得毫无防范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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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是属于全人类的

作者写作此文，意在回顾科学过去百年的发展过程中科学与国家的关系，科学家与国家的关系。知识当然无国界，或者可以说知识传播是无视国界的，知识王国的边界是属于全人类的。

德国科学家留学法国到德国科学超过法国，是在德法长期敌对的情况下发生的。后来全世界科学家留学德国，19世纪德国的科学发现甚至可以被翻译发表在中国的科普期刊，美国科学在20世纪直接继承欧洲并超越欧洲。

人类天生的好奇心是科学中心转移和壮大的动力，这个动力永远不会消失，也不是人力所能阻止，这可能是人类天性里最优秀的成分，为知识王国开疆拓土也是全体知识分子的追求。

同时要看到科学家荣誉和其祖国的地位也息息相关，甚至是交相辉映。支持科学的国家也必定会得到科学家大量涌现的回报。而国家之间发生冲突时，处于科技前沿并被视为民族精英代表的科学家群体必然会无可幸免地遭受冲击。

但无论如何，知识王国的地位和疆土不被这些影响。巴斯德发明的疫苗技术至今使无数人受益，他提出的“微生物发酵理论”被德国科学家继续研究，孕育微生物学和生物化学的学科诞生，并一直延续绵延发展至英国诞生分子生物学，美国诞生基因工程。抗生素的发明使人类寿命大大延长，青蒿素代表的中国智慧为世人赞叹，癌症免疫治疗的突破有日本美国和华裔科学家和企业界的通力合作，互联网的诞生始于国际合作样板的欧洲核子中心科学家促进交流的想法，引力波的发现全世界为之欢呼的同时更叹服爱因斯坦百年前的智慧，近期第一张黑洞照片的问世更是国际合作的结果。

科学受益于开放合作，受阻于人类贪欲驱动的狭隘的自我限制。但历史告诉我们，不管时局如何变换，人类求知之心不变，科学将一如既往前行，科学是人类在浩瀚无垠的宇宙中可以发出的最亮的一道存在之光，为了让这道光变得更亮更持久，需要全人类的智慧。

面对一战时狂热的民族主义，德国化学家埃米尔·费歇尔（Emil Fischer，1852－1919，1902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一战中失去两个儿子）在普鲁士科学院的一次会议发言掷地有声，我引用他的话作为本文结尾：“先生们，科学现在是，而且永远是国际的。这一点你们是无法改变的！” 

1 原始英文描述：

“I am imbued with two deep impressions; the first, that science knows no country; the second, which seems to contradict the first, although it is in reality a direct consequence of it, that science is the highest personification of the nation. Science knows no country because knowledge belongs to humanity, and is the torch which illuminates the world. Science is the highest personification of the nation because that nation will remainthe first which carries the furthest the works of thought and intelligence. “The conviction of having attained truth is one of the greatest joys permitted to man, and the thought of having contributed to the honor of one’s country renders this joy even deeper. If science knows no country, the scientist has one, and itis to his country that he must dedicate the influence that his works may exert in the wor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