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当年在西方，如何火起来的？_风闻

 （孔子剧照）

旅居德国的程丹梅有一次说，中国的圣人们在西方很火，西方人喜欢引用孔子、庄子、老子语录的程度，恐怕比我们喜欢引用黑格尔、康德要厉害得多，只是他们搬过去之后，却经常变味。

比如德国人说的“三人行，必有吾师焉”，程丹梅要听好半天才能弄明白，她觉得那已经是外国孔子的意思了。有一次，她还曾为一家法国餐馆外墙上的孔子语录懵圈：“人有两条命，发现只有一条时，第二条就开始了。”

这一条，估计孔子本人看到，不再说一次“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是肯定不行的。

不过这倒让我心里颇为舒坦。中外并无不同，足以心理平衡，再加民族自豪感有了，我才不管你们真懂假懂，有多能编。你们越能编，越说明我们的圣人了不得，谁说的我不虚荣？

程丹梅不是还曾说，有一哥们在接到领导任务，翻译德国版孔子语录做演讲稿时，因为实在云里雾里，只好自己编了一段古文上去吗？这样玩挺好的，反正德国人自己也分不清。

不扯淡了，言归正传。

程丹梅如此大惊小怪，料想一定不知道，这种事其实在清代就已经有了，西方那一次的中国热、孔子热才叫带劲。十八世纪六七十年代，德国美因兹的地方长官在美因河畔建城，不就曾这样说吗？广大市民们，我对你们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必须谨遵孔子的教诲做人：“为人公正，信仰自由。”

而至于法国的伏尔泰，那就更不用说了，他那三处住宅里都专门设有一个“孔子之室”，就为了他可以时时祭拜，年年将收获的第一穗谷物供奉在孔子像前。

他很早就对孔子执以弟子之礼了，论虔诚，有些地方恐怕就是中国的士大夫们都比不上。

（伏尔泰）

这当然并非个例，一个两个人的崇拜绝形不成孔子热，那么当时的孔子热、中国热到底是怎么起来的呢？我认为这事应该从马可·波罗说起。

西方最早知道中国，却正因为这个威尼斯商人的儿子，马可·波罗的游记，虽然一直被人质疑，虽然连我们那伟大的坐标长城，和一统天下的儒家思想都没涉及，但它到底是第一部比较全面、感性地介绍中国的作品，彻底打开了西方的眼界，唤起了人们强烈的好奇心。

东方居然有这样一个神奇、神秘、美丽、富足的古老帝国，这在中世纪的西方，原是不可想象的事，所以西方一度认为这是玄幻小说，天方夜谭，但是他们的探险家、旅行家、航海家、商人，却到底还是纷纷寻来了，于是天圆地方说、西方神学藩篱，就终于被逐渐打破，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就终于逐渐开启，于是跟我们一样，一直自居中心的欧洲，也就终于迎来了一个新时代。

这以后，陆陆续续来中国的西方人自然越来越多，中国自然越来越真实，只不过这些探险家、商人、游客，却大都是不爱玩文字，发微信、发微博、写公号的，传播力度相当欠缺，因此，马可·波罗的游记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却依然还一枝独秀，代表着咱们中国。

这事却是到17世纪50年代，外国传教士们相继进入中国，逐渐形成气候后，才彻底改观的。

最早来到中国，并取得巨大成功的传教士，自然是意大利的利玛窦，了解这段历史的人都知道，此人是一位汉学家，他最初是靠“奇巧淫技”拿下大清皇帝的，然后他就凭着他丰富的科学知识、灵活的手腕，开始攻城略地。

他是最懂得借助孔子、儒学，调和天主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矛盾的一个人，无论孔子的仁义道德，还是孔子一再提及的上帝，都曾是他“换心术”的法宝。认识到儒学与孔子在中国的地位，就赢了一半，这无疑给后来者提供了一条最可靠的道路。

利玛窦当年在中国的成功，引起了西方广泛关注，这之后，最眼热的却是法国皇帝。法国当时正处于王权、政治、经济、军事、国内、国外面临严峻挑战的时期，法国王室很想通过学习中国，与中国通商，来打破这个困局。

于是，他们很快就向中国派出了一个“教士团”，赋予了宗教、国家两项使命。他们这种组团出马的情况，在西方还是第一次。

据说，法国的传教士们，当时考察的内容，甚至包括了我们的家禽、家畜是否跟他们一样，我们有没有葡萄酒、面包、磨坊等等，可见当时的西方，对我们的了解仍旧甚少。这就难怪他们好多年都不知道世界上存在黄色人种，即便一个法国女人伪装中国女人，他们也会分不清了。

有意思的是，当时教权、俗权的分离，本是万万不可动摇的原则，法国皇帝本来是没有权力向中国派遣传教士的，但是这事，他最后到底还是做成了。

皇帝没权派遣传教士，却有权派遣学者，于是他就钻了一个空子，尽找了些拥有数学家证书的学者类传教士。

当然，鉴于当时的教廷也很想打开中国大门，他们之间达成了某种协议也说不定。

（公众号：九鸦人物）

反正不管怎么说吧，这一切都足以说明他们心情的迫切，也足以证明法国当时派出的这些双料传教士都是些相当了不得的人物，于是，这些传教士的出马，最终就带来了非同一般的结果：

首先是对中国各方面的研究，会特别深入，其次是传教的手段会特别高明，而这些，自然而然地，就大大加强了东西方科学文化艺术的交流、传播，及政治、经济运作，使西方对中国和孔子，日益关注，日益了解起来。

毫无疑问，法国的传教士，正是因此成为当时在中国最有作为，最有影响力的一群传教士的，这之后，如果不是他们的大本营与他们产生严重分歧，认为不可以全跟着利玛窦学，不可以全顺着中国来，引发了一场“礼仪”大战，惹得康熙皇帝火起的话，估计他们做的事还会更多。

康熙皇帝当时一怒之下，曾来了一场大驱逐，他的话还算给力：你们觉得识几个汉字就了解中国，就可以干涉中国内政了吗？滚！但是大清之后的闭关锁国，可真不咋样。

康熙皇帝的话一点没错，传教士们其实仍旧不了解中国，他们的隔靴搔痒，其实早就显现。

传教士尽管后面遭到驱逐，但也取得了重大成果，这其中之一，便是翻译、解读、制造了大量中国经典、中国历史、中国游记、中国故事，传向西方。这里面丑化中国的当然不在少数，但理想化、神圣化中国的倒占多数，于是中国，就越发被西方敬仰起来，一场中国热、孔子热就势不可挡。

大多数西方人当然只能从这些著作中了解中国，困境之下，启蒙思想之下，法国的精英们自然也很想靠此打击腐朽，寻找出路，于是，增删下的增删，解读下的解读，制造下的制造，也越来越多，中国越发美好。

传教士们本来是奉教皇之命来征服东方灵魂的，结果他们的国人倒先被我们征服，这一点恐怕他们起先并没防备。

我们不妨选几个有代表性的言论看一下，就知道那是怎样一种情况：

中国富庶、辽阔，百姓温尔文雅，知书达理，中国皇帝如父亲，“治国如治家”。

欧洲的另一个“孔子”魁奈说，中国皇帝有“亲耕”，而咱们没有，这很不好，路易十五，你赶紧的，这样法国的农业就有救了。

中国没有瘟疫，人人富足快乐，中国人都是孔子的弟子，都很道德。

中国的科举太好了，官位不靠血缘世袭，不靠金钱购买，中国是一个仅靠“个人高尚的品德就能获得官位的国家”。

伏尔泰说：“他们帝国的政治制度确实是世界上最好的。只有它是完全建筑在人权之上的，只有在此制度下，一个省的长官如果不受人民欢迎，就会被撤职，受到惩罚……”

……

不用多说了，中国，以及中国政治文化伦理道德，中国圣人，显然是被西方误读的，中国是一个西方想象和需要的中国。但是，这当然不是说西方对中国就毫无真知灼见，中国就不好，一再丑化、贬低中国的黑格尔等人，就不是欧洲中心观作祟，就真的那么客观。

实际上，中国在当时确实很强盛，中国文化道德中，的确有无数精髓，中国科学艺术中，的确有无数世界之宝。一个地域广阔，人口众多的国家，治理起来远非那么容易，我们的各种制度、思想，本就是封建君主制下非常优良的制度、思想，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居然还有一种类似于宗教的儒学一统天下，人人敬奉，这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因此西方的艳羡、崇拜、研究、改造、使用，也属正常。

十八世纪的法国，再怎么说，也是欧洲的思想文化艺术中心，时尚效仿中心，当时中国的丝织品、瓷器、漆器、丝绸、服饰、艺术品等等大量流入法国，法国宫廷、王公贵族都在争相购买、消费、收藏，这无疑也对中国热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

中国的一切既然都那么美好，都那么不可思议，而中国是儒家的中国，儒家是孔子的儒家，道德的儒家，孔子是中国的无冕之王，是真正至高无上并无处不在的孔子，中国的一切似乎都是从儒家，从孔子而来，此所以，中国和孔子以及儒家思想、儒家道德，就都会令西方着迷。

当时的中国热与孔子热本就密不可分。

西方人描绘当时中国热、孔子热的情形，最具典型性的事例我认为有两个。

第一个：当时只要冠上中国二字，小说、游记、剧本之类，就一定畅销西方，哪怕你只是挂羊头卖狗肉，风马牛完全不相及。

那时候，欧洲甚至还有假托孔子的小说呢，内容据说根本没法看，但它就是卖的刚刚的。

第二个：毕诺曾经在博士论文中说，那时的人们，一边“品尝着用明代瓷器盛装的茶”，一边“揣度着孔夫子的模样”，这已经成为一种广泛追逐的时尚。

只是毕诺随后也说，他们虽然在这样做，却“毫不感到需要按照中国人的思想来校正自己的道德观、政治观……”他们虽然穿上了中国的衣服，却并没有“中国味”。

他认为学习外国的愿望，来自精神的焦虑与不安，大多数人并不具备这种深层的东西。

时尚并不代表真正的思想，伟大的孔子，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其实也并非那么容易掌握，就是我们自己，也往往歧义丛生，所以原谅他们吧。这里真正重要的却是，这种热潮虽然未免有些荒诞感，但我们却能从中发现一种美好的东西，那就是，孔子最为西方着迷的，是他建立起的人伦道德和思想体系，我们人类的道德精神追求以及情感，是一样的，其制造，倒越发能证明这种倾向。

哪里有智慧，有高卓，有高尚，有美好，哪里就会吸引到人，这永远不会错，只是别叶公好龙，断章取义，附庸风雅，把好端端的知识传播、学术研究、个人提高，也搞坏了。

当时的西方，毕竟还有特殊的环境因素，和主观意图，在制约、影响。

文 | 九鸦

图 |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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